Focus - 14.08.2026

🟢 已通过两轮自愈质检 & 证据链核验
🔍
🌐 本篇已纳入【2026-08-16 全球报刊态势报告】深度研判矩阵 查看全日战略态势总览 ➔

2026-08-16 Boosty PDF 中文极简摘要

Focus - 14.08.2026.pdf

  • Boosty 帖子:Magazines - 16.08.2026
  • 专业 / 绿色电子处方:德国推出数字化绿色电子处方,允许患者通过智能手机或健康卡接收非处方药建议,旨在取代纸质处方以提高便捷性和安全性。
  • 社论 / 德国如何应对干旱:通过对莱茵河历史与现状的回顾,探讨德国在面对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与洪水挑战时的应对方式。
  • Politik / 非法移民与欧洲庇护改革:法律专家Daniel Thym分析了摩洛哥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的案例,指出欧洲庇护改革面临个案审查程序冗长与非法入境管控的挑战。
  • 技术/安全 / 反无人机技术市场:黑森州企业Dedrone被美国Axon公司收购,其AI驱动的拦截系统已保障全球35国1130个地点,预计2030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达每年80亿美元。
  • 经济 / 英伟达与Nscale的AI基础设施交易:英伟达提供8.6亿美元安全网以支持Nscale建设数据中心,引发市场对其通过投资小公司来刺激芯片销售的结构性脆弱担忧。
  • 经济 / 菲利普莫里斯的无烟战略: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计划推广无烟替代品以减少燃烧产生的有害物质,旨在通过技术转型在保障利润的同时降低健康风险。
  • 经济 / 梦幻房屋抽奖的商业模式:Traumhausverlosung通过缩短抽奖周期(从100天减至63天)实现增长,但其极低的中奖概率引发了关于赌博成瘾性的争议。
  • 生活/消费 / 高端矿泉水品鉴:水品鉴师Pat Eckert分析了自来水随季节变化的特性及精品水(Fine Water)的感官特征,主张将精品水视为美食而非日常产品。
  • 文化 / 欧盟青年管弦乐团50周年:欧盟官方青年管弦乐团(EUYO)在柏林音乐节庆祝成立50周年,强调通过多元文化交流提升古典音乐表演的活力。
  • 体育 / 皇家马德里的球员动态与财务状况:皇马实现12.2亿欧元营收纪录,阵容价值达14.6亿欧元;在球员变动方面,维尼修斯与穆里尼奥达成和解,而罗德里拒绝加盟。

🏛️ 哲学与批判理论深度研判 ➔ 立即阅读

透视本期报纸背后的结构性权力机制、普遍概念与具体事件之间的非同一性辩证摩擦。

⚖️ 理性与情感辩证深度研判 ➔ 立即阅读

解构冰冷制度治理(Logos)与民众真实痛感/集体情绪(Pathos)之间的断裂与隐性诉求。

Focus - 14.08.2026.pdf

第 34 期 / 2026年8月14日 / € 5,90

2024 年 ADC 大奖赛 / 2026 年欧洲出版奖得主

FOCUS

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与女性

伊尔泽·艾格纳真的会成为首位联邦总统吗?

硅谷与注射器

走进超级优化者的非法世界

img-0.jpeg

最珍贵的原材料

关于水的真相:它如何决定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如何更好地防御干旱


绿色电子处方

专业 绿色 处方

我获得更多健康的处方 —— 为我量身定制

我的医生为我开具了一份绿色电子处方。 通过它,我可以直接在智能手机或健康卡上收到他对非处方药的建议。简单便捷,随时可查,并可在当地药店获得咨询。

✓ 数字化取代纸质 —— 简单且安全 ✓ 随身携带:存储在智能手机或健康卡中 ✓ 凭借医生推荐和当地药店咨询而值得信赖

img-1.jpeg


社论

亲爱的读者!

img-2.jpeg

水危机与政治工作组:

德国如何应对干旱

小时候,人们告诉我,在德国人的命运之河中游泳曾是多么美好。在这个灰蓝色的神话中,这条河曾是罗马帝国的边界,在中世纪引导着装满葡萄酒、凝灰岩和盐的船只穿过迷雾,后来也成为了法德之间世仇的原因之一。我家族的朋友舒尔茨和特蕾丝住在河岸边,因为这条河执拗地冲出河床,有一天他们将一楼的客厅铺上了瓷砖,并在里面安装了一个可以用高压水枪方便清洗的游泳池。从此,舒尔茨和特蕾丝能够挺过洪水。莱茵河挺过了战争、河道整治、下水道和化学污染浪潮,直到……直到这个残酷的 26 年夏天,让它萎缩成了一股细流。

经济后果是巨大的:通常每天有 400,000 吨货物从巴塞尔运往杜伊斯堡——包括煤炭、矿石和化学品。但现在,由于水位低,货船只能加载三分之一的货物,导致运输成本激增,原材料无法送达工业区,价格随之上涨。每日损失高达数十亿欧元。每艘内河货船都需要 280 辆卡车来替代——否则莱茵河更有可能再次造访舒尔茨和特蕾丝家。就这样,干涸的莱茵河也让最后一抹绿意枯萎。

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假装干旱紧急状态仅仅是因为少了一点雨。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温度上升速度像欧洲这么快。在许多地区,人们被禁止从河流和湖泊中取水。森林在燃烧,树木在枯萎,田地在干涸,今年已经有近 12,000 人死于高温。

我们这个曾经温润湿润的国家,现在正经历着地球上许多地区正深受其害的气候变化后果。因为不,在我们这里,干旱也不是一种天气现象。到本世纪末,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可能会枯竭。水资源短缺早已引发冲突——在欧洲是在法庭上,而在其他地方则是用武器。气候研究员莫吉布·拉蒂夫(Mojib Latif)警告说:“水是一项人权,不能取决于谁能负担得起。”对这种原材料的竞争将会增加,并成为现有冲突的助燃剂。

通常情况下,德国在应对全球性威胁问题时,很喜欢通过成立一个“工作组”(AG)来反应。在水资源工作组(Arbeitsgemeinschaft Wasser)中,来自联邦和各州的 17 个成员正在制定相关规则,预计将于 9 月提交。其中一项现在已经确定:饮用水供应始终优先于工业、农业或自然的需求。但——具体会产生什么结果?嗯,这由各州决定。在未来的几年里。

衷心地

弗朗齐丝卡·赖希(Franziska Reich),总编辑

欢迎来信至: Chefredaktion@focus-magazin.de

图注:巴德洪内夫(Bad Honnef)附近莱茵河河床中的一艘船

本期看点

伊尔泽——谁想要她? 几十年来,她一直影响着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的政治。现在,她被视为国家最高职位的候选人:伊尔泽·艾格纳(Ilse Aigner)能否实现这一跃迁?

请阅读关于这位来自巴伐利亚的卓越女性的报道,见第 20 页起

谁能保护我们免受来自空中的袭击?莱比锡的爆炸无人机事件震惊了全国。但在卡塞尔的一次访问表明:德国制造的防御系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请阅读关于这项高科技希望的报道,见第 26 页起

摄影:SIGRID REINICHS 为 FOCUS-MAGAZIN, OLIVER BERG / DPA

FOCUS 34 – 2026

3


目录

封面主题 以红色标记

政治

20 步向高位 伊尔泽·艾格纳可能会成为德国首位联邦总统。她希望如此,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也希望如此。但她能否胜任? 26 来自空中的致命威胁 在莱比锡,一场灾难仅因偶然而未发生。德国在应对无人机袭击方面准备不足 30 惩罚无法对抗恐怖主义 法律专家苏珊娜·贝克(Susanne Beck)解释称,其他措施会更有意义 32 被冻结的人工智能 挪威正在建设欧洲最大的数据中心之一。该地点十分理想,如果不是因为靠近俄罗斯的话。一次工地访问 38 机器没有道德 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警告不要赋予人工智能广泛的权利 40 不满的谢赫们 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中东的合作伙伴试图通过金钱购买在白宫的影响力。但该计划并未奏效 43 一场前所未有的清洗 约尔格·武特克(Jörg Wuttke)解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何让其政治对手被捕

经济

44 “我们必须让人们戒烟” 出人意料的是,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正远离香烟。德国区负责人厄兹莱姆·迪克门(Özlem Dikmen)在此解释她未来打算如何赚钱 50 高科技革命 一家来自萨克森州的初创公司计划建造一座德国存储芯片工厂。只要政界愿意配合 52 梦想之家的生意 对自有住房的渴望如何变成一场赌博,以及消费者保护组织对此的看法 55 更高的效能 医疗系统变得更加昂贵:如何寻找一家保费稳定的私人医疗保险

44

img-5.jpeg

厄兹莱姆·迪克门是菲利普莫里斯的德国区负责人

img-6.jpeg

马库斯·索德(Markus Söder)也希望党内同事伊尔泽·艾格纳能担任最高职务

标题:SVENJA KRUSE / FOCUS-MAGAZIN, 使用人工智能生成

4

FOCUS 34 2026年8月14.


目录

知识

56

漫长的干渴期

河流干涸,农田枯萎。在德国,我们部分地区也必须节水。当最重要的资源变得匮乏时,我们将面临什么威胁?

60

“水的竞争将会加剧”

部分地区的地下水储备即将耗尽。气候研究员莫吉布·拉蒂夫(Mojib Latif)解释现在该怎么做

66

“存在地区差异”

矿泉水侍酒师帕特·埃克特(Pat Eckert)

74

桥梁灾难

波恩一座被封锁的桥梁成为了基础设施破败的象征

70

故事

硅谷之旅

在加利福尼亚,科技精英们正在优化自己的新陈代谢:使用来自中国的未经批准的肽类药物。这能出什么错呢?

70

文化

78

欧洲之声

欧盟青年管弦乐团是欧盟的官方青年乐团,也是古典音乐之星的摇篮。现在人们在庆祝其50.周年纪念

84

敢于梦想更多!

艺术律师萨莎·汉滕(Sasa Hanten)写了一部小说——关于打破惯常思维模式的渴望

86

爱情纠葛与桑拿房尸体

《Steckerlfischflasko》——根据丽塔·法尔克(Rita Falk)畅销书改编的第十部电影犯罪喜剧

88

“我们联系非常紧密”

马克·贝兹纳(Mark Bezner)领导时尚品牌 Olymp,其儿子路易斯(Louis)领导位于慕尼黑的子公司 Maerz。一次对话

92

和平之果

Ottolenghi 用茴香沙拉倡导增强社区意识

94

新的现实

皇家马德里连续两个赛季未能获得冠军。 现在该俱乐部计划复兴。凭借老熟人和年轻的希望之星

97

1156马力的电击

保时捷 Cayenne Turbo Electric

专栏

  • 3 社论
  • 6 扬·弗莱施豪尔(Jan Fleischhauer)专栏
  • 8 强力之声:萨斯基亚·布鲁斯滕(Saskia Bruysten)
  • 10 本周照片
  • 13 新闻
  • 68 本周图表:水
  • 86 文化推荐
  • 102 有影响力的人
  • 103 刊后名单 / 服务电话
  • 104 讣告
  • 105 读者来信
  • 106 日记

音频

您想听单个文章而不是阅读吗?请使用相应的二维码

img-7.jpeg

长笛演奏家安娜·平特(Anna Pintér)在欧盟青年管弦乐团演奏已有两年时间

照片:JOHANNES SIMON / GETTY IMAGES, MATTHIAS ZIEGLER 为 FOCUS-MAGAZIN 拍摄, JASON HENRY / THE NEWYORK TIMES / REDUX / LAIF, KAI BIENERT

FOCUS 34 VOM 14. AUGUST 2026

5


专栏

DER SCHWARZE KANAL

你们应当以此认出他们

如何知道一个人是右翼?他留着侧分头,穿着 Polo 衫,住在双拼住宅的一半里。而且他渴望回到九十年代,那时由赫尔穆特·科尔执政。

扬·弗莱施豪尔 (Jan Fleischhauer)

专栏作家兼书籍作者。他视自己为理性的声音——这自然引起了中左翼人士的抗议。

德国选择党 (AfD)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 (Ulrich Siegmund) 表示,他希望回到九十年代。他认为当时的德国更加安全。

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以前有些方面更好。例如,持刀犯罪几乎闻所未闻。保护圣诞市场也不需要设置路障。如果在报纸上读到有人开车冲出马路撞进人群,那一定是一场意外。司机要么是心脏病发作,要么是癫痫发作。至于他可能是故意将车开向人群,人们根本想不到。

因此,有许多理由支持西格蒙德先生。然而,这句话却成了他的罪状。政治杂志《监视器》(Monitor) 专门做了一期报道,编辑们试图阐明,为什么他的愿望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右翼思想的体现,因此是危险的。

在该报道中,杂志采访了一位年轻的黑人社会学家,她讲述了为什么九十年代是绝对的恐怖。她说,没有一个时刻她不感到受威胁。据《监视器》报道,九十年代是一个充满猎巫行动、大屠杀和谋杀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也会有人甚至认为六十年代是一种折磨。尽管如此,大多数人在回首往事时,想到的是“摇摆六十年代”,而不是棒球棍。

总是如此。人们截取某人说过的话,然后不断地歪曲,直到让对方看起来像个傻瓜。但我认为,这样做产生的结果与预期恰恰相反。

几个月前我读到,德国选择党 (AfD) 希望回归到追求绩效和纪律的状态。《时代周报》(Zeit) 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一名德国选择党 (AfD) 的教育部长将意味着什么”。答案是:“更多的‘绩效意识和纪律’,没有性别研究,回归文凭 (Diplom) 和硕士 (Magister) 学位:在教育政策方面,德国选择党 (AfD) 也在将话语权向右移。” 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有人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以文凭学位毕业,他可以直接向联邦宪法保卫局举报自己为嫌疑对象。

如果我在德国选择党 (AfD) 内部,我会表示感谢。没有什么比被赋予一系列大多数德国人视为积极的特质和行为方式更好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有趣的误判:仅仅因为自己不看重准时和纪律,就认为大多数人也会反对这些。

在这种定论中,唯一显现出的是自身视野的局限性。在普伦茨劳贝格 (Prenzlauer Berg) 或慕尼黑施瓦宾 (Schwabing) 被视为禁忌的事情,有时在 20 公里之外就完全正常。至于“正常”这个词也暗示着与“错误的人”有可疑的亲近关系,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宽容地将其略过。

我出于好玩,曾汇总过所有被视为右翼思想迹象的特征。传统服饰。小女孩扎辫子。侧分头。粗鲁的行为。过于礼貌的行为(你们可能会笑,但这确实是左翼党政治家苏珊娜·亨尼格-韦尔索 (Susanne Hennig-Wellsow) 在被问及如何认出纳粹时的原话:过分的友—

照片:JESSICA KASSNER / JMK-PHOTOGRAPHY;插图:SILKE WERZINGER 为 FOCUS 杂志绘制

6

FOCUS 34 – 2026


扬·弗莱施豪尔 (Jan Fleischhauer)

运气好

(……友好性)。喝浓牛奶而不是开菲尔酸奶。好吧,最后这个是我编的。但这在同一个逻辑线上。

我还忘了什么吗?啊,当然还有双拼半独立式住宅。喝卡普里阳光果汁。加入徒步协会。

女孩扎辫子现在甚至进入了幼儿园教育的考量范围。在德国选择党(AfD)取得初步成功后,位于柏林的阿马德乌-安东尼奥基金会(Amadeu-Antonio-Stiftung)出版了一本手册,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建议,指导他们如何更好地在幼儿园抵御右翼倾向。在许多情况下,很难直接看出一个孩子是否来自一个民族主义家庭。

手册中提到,识别一个右翼孩子的例子是:它在早晨的圆圈讨论时间里沉默且被动,因为右翼父母非常重视服从。此外,在教育风格中可以识别出“传统的性别角色”:注意,女孩穿着裙子并扎着辫子,而男孩则被“要求进行强烈的体力活动”。我的女儿是金发,名叫格蕾塔。幸运的是,她一直是早晨圆圈讨论中最吵闹的孩子之一,而且直到今天依然讨厌扎辫子和穿裙子。运气好。

关于德国选择党,有足够多值得人们愤怒的事情。不需要寻找太久,就能发现一些让人大跌眼镜的言论。但希望提高工作效率和增加道路安全并不在其中。

我支持让德国选择党展示一下他们是否能够执政。当反对党谁都能当。提出一些狂野的要求并不需要太多能力,即使是左翼党(Linkspartei)也能做到。但证明自己能让这艘船保持在水面上,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俗话说,要通过他们的行为来衡量他们。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建立一个德国选择党政府将是一次实验,这很明显。不过,经济损失将是可控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有200万居民,规模相当于埃森、科隆和杜伊斯堡。

我认为,德国选择党的领导层在看向马格德堡时,心情同样复杂。一些高层,

从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开始,如果德国选择党刚好未能进入州政府办公厅,对他们来说可能并非坏事。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扮演被追杀的受害者。这正是德国选择党的模范角色。

人们谈论很多关于“防火墙”的话题。但人们忽略了,防火墙是双向的。德国选择党也有一道。当爱丽丝-魏德尔在联邦议院选举后不小心向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示好时,她立即被自己人喝止了。他们说,什么伸出我们的手,绝不会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合作。

“Nius”的主编朱利安-赖歇尔特(Julian Reichelt)去年写了一篇评论,大意是:要么你们与那些疯子和混乱之辈切割,要么就别想参与政府执政。这篇文章让他瞬间失去了5万名关注者。对于像“Nius”这样的小门户网站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赖歇尔特是对的,德国选择党的高层也知道这一点。

只要他们还拖累着那些人,因为士兵在抵御俄罗斯而将他们侮辱为没脑子的残废,将外国人视为必须清除的渣滓,那么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就无法伸出援手,无论那里有些人多么渴望这样做。因此,甚至没有秘密磋商或非正式会谈来筹备任何形式的合作。德国选择党的党主席们必须下定决心说出强硬的话,但他们太胆小了。

这就是防火墙的好处:它让你无需采取行动。你可以简单地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 ■

»黑色频道« (Der schwarze Kanal)

现在也推出播客版本。每周五为您带来本周最令人激愤的事件、上升者与下降者,以及所有绝不能被忽视的内容。一如既往,保证公正无私且冷酷无情。扫描二维码可直接跳转至播客。

FOCUS 34 – 2026

7


观点

强有力的声音

购买铲子

每个人都想在人工智能热潮中分一杯羹。 但在淘金热中,真正致富的 永远是那些出售工具的人。

img-11.jpeg

萨斯基亚·布鲁斯滕(Saskia Bruysten)是一名投资者(Carbon Equity),此前她曾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共同创建社会企业

许多投资者都在梦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黄金”。它们被称作 OpenAI 或 Anthropic。Anthropic 已于 6 月初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上市申请,OpenAI 在一周后紧随其后。自那时起,我听到最频繁的问题就是:我如何才能参与其中?这将是华尔街见过的规模最大的两次上市首秀。

我的回答让大多数人感到失望。在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中,致富的不是那些挖掘黄金的人,而是向淘金者出售铲子的人。利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没有发现哪怕一克黄金。他甚至没有挖掘。他向那些挖掘的人出售他们需要的东西——铲子和裤子。著名的铆钉裤是在后来才出现的,于 1873 年获得专利,那时淘金热早已结束。但直到今天,这种裤子仍在销售。

当今淘金热中最重要的“铲子”是电力。能源是人工智能的基石,同时也是其瓶颈。国际能源署预计,到 2030 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将翻倍,达到约 950 太瓦时。这比日本目前的总用电量还要多。在美国,到那时数据中心将占据总增长量的近一半。发电厂和电网无法跟上这个速度。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1 月底在达沃斯警告称,可能就在今年,生产的芯片数量将超过能够接通电源的数量;人工智能的限制因素纯粹是电力。无论最终哪个人工智能模型胜出,谁能填补这一缺口,谁就能赚钱。

“铲子”的选择非常多样。美国的一个例子是 Form Energy。其铁-空气电池可存储电力超过 100 小时,远长于任何锂电池存储。据媒体报道,谷歌为此类存储设备的投入约为 10 亿美元。该设备旨在为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新数据中心提供保障,并与专门建设的风能和太阳能公园配合,在四天内提供 300 兆瓦的电力。这些电池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韦尔顿(Weirton)一家旧钢厂中生产。针对老化的跨区输电线,英国公司 AssetCool 开发了一种涂层。机器人沿着电缆爬行,在几天到几周内完成涂抹;之后,同一根电缆的输电量可增加高达 30%。而新建电网则需要数年时间。

德国也有类似的“铲子”。Reverion 是慕尼黑工业大学(TU München)的一家衍生公司,也是我们 Carbon Equity 的投资项目之一。据其称,该公司从生物气中获取的电力几乎是普通设备的两倍,且能全天候供应。为了获得这种保障性能,数据中心现在几乎愿意支付任何价格。

投资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通过效率和电网,通过存储,或者通过人们熟悉的太阳能和风能领域。无论风险偏好如何,都能找到合适的目标。倾向于稳健的人可以投资于太阳能公园、风能和电池存储的扩建。愿意承担更多风险并寻求更大机会的人,则可以押注于地热能或长期存储。而所有铲子中最不显眼的,则是电网本身。变电站、电缆和变压器的制造商订单已排满了未来数年。

所有这些都属于气候技术(Climate Tech),是维持人工智能热潮运转的“铲子”。我知道,在德国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但在其他地方,人们早已不再询问立场,而只关心速度。在那里,谁能率先交付,谁就胜出。

休斯顿的 Fervo 公司展示了这种速度。该公司由来自石油行业的钻井工程师蒂姆·拉蒂默(Tim Latimer)创立,他现在利用该行业的钻探方法来开发热岩层而非油田。谷歌已经开始采购其电力,南加州爱迪生公司(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和壳牌能源(Shells Energiespar)也已下订单。658 兆瓦的电力已签署合同,订单簿金额超过 70 亿美元。位于犹他州的第一座大型发电厂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并网。5 月,Fervo 上市,由于需求巨大而增加了供应量,股价在第一天上涨了三分之一。

Fervo 的订单簿中拥有数十亿美元。即便 AI 热潮冷却,廉价电力依然是它一直以来所代表的样子:有用且受欢迎。当 19. 世纪的铁路狂热破灭时,那些将过多筹码押在同一张牌上的股东失去了财产以及对技术的信仰。但铁轨依然留在原地,工业化继续在铁轨上运行。发电厂、电网和储能设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铁轨。

我思考五年、十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答案非常明确。我们将需要电力:为了我们的经济,为了我们的生活,以及为了吞噬电力的 AI。我们不会用即将枯竭且让我们产生依赖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满足这一需求。相反,我们将使用我们能够自行构建、且随着每年建设规模的扩大而变得更便宜的技术:太阳能、风能、储能、地热能以及未来的其他技术。因此,十年后的世界将是一个通过创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饥渴的世界。

相信 AI 的人不需要知道哪个模型会胜出。只需要知道现在所有人都在挖掘,而且没有人能离开铲子。■

更多相关内容请参阅第 32 页起

“利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没有发现一克黄金。他靠向淘金者出售裤子而致富”

8

FOCUS 34 – 2026


如果没有 BUNTE,这仅仅是一次家庭旅行。

BUNTE


本周照片

CALI

就职之时的灾难

即便在距离震中约 230 公里的波哥大,建筑物也在颤抖。周一早晨 7.34 时,哥伦比亚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之一袭击了这个安第斯国家的西部。震感甚至波及到了厄瓜多尔和巴拿马。数千栋民房倒塌,无数人被埋在废墟之下。

这场持续数分钟的震动给哥伦比亚带来了出乎意料的沉重打击。因为根据国家地质局的数据,这次 7,4 级地震的震源深度为 103 公里。而不到两个月前在邻国委内瑞拉肆虐的一次强度相近的地震,其震中深度仅约为 20 公里。

除了人口稀少的哥伦比亚山地,此次地震还袭击了该国西南部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咖啡产区以及百万人口城市卡利(Cali)。就在上周五,哥伦比亚新任总统阿贝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Abelardo de la Espriella)才在那里举行了庄严的就职宣誓仪式。■

JULIUS REINMUTH

img-12.jpeg

10

FOCUS 34 – 2026


-13.

FOCUS 34 - 2026

11


具有事实保证的新闻业

涵盖政治、经济、科学和金融领域。

-14.

-15.

focusplus.de

-16.

新闻

一览:来自全球的事实、事实、事实

-17.

在就税制改革达成一致后,黑红联盟再次发生争执

新闻事实

44

百万 德国的纳税人

141 000

其中在 2022 年 支付了 45 % 富人税率的人数, 该税率适用于 年收入 277 826 欧元 以上的人群

来源:Destatis

联盟

联盟党政治家希望

重新调整税收方案

联盟党领先的财政和税收政治家希望在联邦议院推动额外的所得税减免。引发这场辩论的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SPD)领导的联邦财政部提交的一份工作草案,该草案旨在落实联合委员会商定的税收计划。CDU预算专家亚尼克·布里(Yannick Bury)在接受《焦点》(FOCUS)采访时表示:“在我看来,目前的共识远远不够。”

联合政府的妥协方案预计将加大对极高收入者的征税力度。作为回报,计划减轻广大中产阶级的负担。据此,家庭每年根据收入情况可少缴数百欧元税款。目前的争议点在于,从联盟党的角度来看,这种减免是否足够大——以及联合政府是否充分考虑了“冷累进”(kalte Progression)问题。

在布里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想要实现真正的减免,而不是因为冷累进而导致实际负担增加,那么这个方案不能维持现状。”他认为,为了实现更高额度的减免,应当在联邦预算的其他地方削减开支。布里补充道:“只要愿意,在财政援助、项目资助以及联邦行政部门自身方面都是可以节省开支的。”

联盟党议会党团的财政政策发言人弗里茨·京茨勒(Fritz Güntzler)同样希望在联邦议院修改这一妥协方案。据他评估,完全抵消冷累进的影响将耗资约80亿欧元。他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在接受《焦点》采访时表示:“这不会简单。”但他也强调,议会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对联合委员会的事项点头同意”。

巴伐利亚州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党团主席克劳斯·霍莱切克(Klaus Holetschek)则走得更远,他甚至质疑目前计划的税收减免是否是正确的路径。他在接受《焦点》采访时表示:“如果减免幅度很小,那么应该再次审查另一种替代方案,即用税收资金替代非保险类给付是否会更好且更有效。”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降低社会保险缴费。布里则降低了预期:“用预算支付非保险类给付在系统上是完全正确的,但只要没有通过在其他地方削减开支来提供资金支持,这就还不能算作减免。” MND / WER

周日问题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根据最新民调,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得票率比目前执政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高出20个百分点

来源:Insa

照片:BERND VON JUTRIZENKA / DPA

FOCUS 34 – 2026

13


新闻

住房部长维雷娜·胡贝尔茨(Verena Hubertz)因其住房补贴政策受到批评

州议会选举

竞选者对抗 Hubertz

黑红两党组成的联邦政府因其提出的削减开支建议,正使其阵营内部越来越多的成员产生抵触情绪。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内部,针对计划中削减住房补贴(Wohngeld)的反对声音目前也在增加。

在《焦点》杂志(FOCUS)获得的一封致联邦建设部长 Verena Hubertz(SPD)的信函中,柏林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 SPD 州党主席 Steffen Krach 和 Ulf Kämpfer 要求撤回预定的削减计划。

这两位政治人物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作为领衔候选人带领其所属的 SPD 参加即将到来的州议会选举。柏林将于 20. September 进行投票,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则在 4 月份进行。

信中写道:“在州议会竞选期间,我们无法在一方面可信地宣传可负担住房,另一方面又解释为什么那些尽管在工作或领取养老金但仍难以负担房租的人,未来将获得更少的支持。” 对他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这因此产生了一个“政治问题”。

执政联盟计划在 2027 年在住房补贴方面削减 15 亿欧元,2028 年削减超过 20 亿欧元。预定的补贴增加计划将被暂停,供暖成本组成部分将减半,计算公式也将被修改。据估计,三分之一的领取补贴家庭未来可能会失去领取资格,其他人则必须面对补贴金额大幅减少的情况。

这两位同志报告称,这一政策完全脱离了大城市的实际情况。在这些城市,房租“早已成为最大的财务负担之一”。

他们提醒党内同事 Hubertz:“恰恰是你的部门承担着维护可负担住房的政治责任。” 住房补贴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工具”。这封信在没有任何问候语的情况下结束,并指出必须撤回计划中的削减措施:“我们期待你对提交的草案做出相应修改。”

MSZ

本周金句

“足球领域的领导权并非私产。它不在于拥有权力——或要求行使权力。而是一种服务于信任自己的足球大家庭的义务。”

摘自足球协会反对国际足联(Fifa)的公开信

img-20.jpeg

崛起者

她在经历伤病后奋起直追,现在在伯明翰举行的欧洲田径锦标赛上为德国赢得了首枚奖牌。奥运冠军 Yemisi Mabry 以 19,50 米的成绩获得铅球铜牌。

-21.

入门者

流行偶像,药物沉沦,悲剧离世。灵魂天后 Whitney Houston(《I Will Always Love You》)曾触动数百万人的心。现在,这位世纪之声将以一款专属芭比娃娃的形式获得致敬。这款娃娃与其说是为了玩耍,不如说是为了收藏。

-22.

转型者

全新的基调。为了防止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出现一名德国选择党(AfD)的州长,左翼党主席 Luigi Pantisano 可以想象支持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不久前,他还将联盟党比作法西斯分子。

FOTOS: LIESA JOHANNSSEN / REUTERS, DPA

14

FOCUS 34 – 2026


Politik

NACHGEFRAGT

-23.

“边境管制改变不大”

丹尼尔·蒂姆(Daniel Thym),法律专家及移民专家

蒂姆先生,7月底约有 80,000 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这种情况是否面临再次发生的风险?

休达是一个特殊情况:短时间内有异常多的人员涌入,且几乎全部是摩洛哥人,因此不具备申请庇护的资格。但如果他们仍然提交庇护申请,那么 80,000 个案例中的每一个都必须经过审核。

那样会发生什么?

欧洲的庇护改革规定要进行个案审查。程序可能会拖延数周或数月。这日益引发了一个问题:是否每一个申请庇护的人都应该获得一个完整的程序。这场原则性辩论即将到来,欧洲将面临这一挑战。

如果数万人抵达另一个欧盟国家,德国可以做些什么?

边境管制对于阻止非法继续旅程的作用不大。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减少进入欧盟的人数。因此,欧盟希望与摩洛哥等邻国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并在外部边境增加更多审查程序。

与 2015 年相比,如今的欧洲在应对大规模移民波动方面是否准备得更充分?

现在的程序更快且更有效。这对于那些被认为没有保护需求的人尤其如此。而对于确实需要保护的人,几乎没有新的工具。LUK

美国健康政策

椭圆形办公室里的疫苗怀疑论者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于上周一签署的这项总统令,旨在将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从 17 种减少到 11 种。卫生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显然对此感到满意。他对疫苗接种持批判态度。特朗普完全按照肯尼迪的意愿为其法令辩护,例如谈到了疫苗接种与自闭症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陈旧的说法,被认为在科学上已被驳斥。但就像世界政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总统的这一举措也可能会半途而废。目前,该法令既未触及美国各州对疫苗接种规定的管辖权,也未触及现行的专家建议。流行病学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姆(Michael Osterholm)一名专家也表示,该法令“仅仅关乎意识形态”。

可疑的行为:特朗普在白宫签署法令,卫生部长肯尼迪在旁陪同

照片:JACQUELYN MARTIN / AP

FOCUS 34 – 2026

15


新闻

本周数字

1187

根据汽车管理中心(Center of Automotive Management)的数据,包括宝马(BMW)、大众(VW)和梅赛德斯(Mercedes)在内的 15 家全球乘用车制造商在 2026 年上半年平均每辆车赚取 1187 欧元。这比之前减少了 222 欧元。

汽车行业的裁员仍在继续——现在宝马(BMW)也不例外

职业

汽车岗位消失——然后呢?

汽车行业正面临剧烈的变革。大众、梅赛德斯和保时捷等巨头目前正在大规模裁员。最近,宝马(BMW)的员工受到了影响。这家汽车制造商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裁减约 8000 个岗位。根据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的计算,到 2035 年,可能会有约 225 000 个工作岗位消失——比此前预期的多出 35 000 个。

巴斯蒂安·休斯(Bastian Hughes)在工作中每天都能感受到此类公告给相关人员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位职业发展与招聘专家致力于陪伴处于职业变动期的人群。他补充道:“无论这种变动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来自汽车行业的从业者也经常寻求他的咨询。他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img-26.jpeg

巴斯蒂安·休斯是职业发展专家,也是播客节目“职业优化者”(Berufsoptimierer)的主持人

休斯鼓励他的客户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从而找回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位顾问表示:“我引导人们意识到,他们目前的身份并不是‘处于转岗公司(Transfergesellschaft)的人’,而是例如‘拥有十年软件开发经验的人’。”

他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只懂汽车行业。”但事实上,许多能力是可以迁移到多个行业的。休斯解释道:“汽车行业的从业者熟悉复杂的产品和系统。汽车工业不仅培养了汽车专家,还培养了能够掌控高度复杂系统的专家。”因此,这些人部分在国防工业、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和医疗技术领域也非常受欢迎。LAW

我现在买这个

img-27.jpeg

圣戈班(Saint-Gobain):旨在继续强劲增长

来自 Nebenwerte 股票通讯首席战略师、前证券交易员安德烈亚斯·科尔纳(Andreas Körner)的财务建议

法国公司圣戈班是全球最大的建材集团之一。其广泛的产品线包括平板玻璃、绝缘产品、管道、建筑材料、砖块等。除了更环保的产品外,圣戈班还将自己定位为建筑翻新和房屋轻量化建设的系统供应商。在过去几年中,该公司主要通过在美洲大陆进行大规模收购来推动地理扩张。在“Lead & Grow”战略框架下,2026 至 2030 年期间将投入 120 亿欧元净投资用于扩大产能和进一步收购。美国摩根大通银行(JP Morgan)称赞其第二季度 236 亿欧元的营收超出了预期。2026, 的市盈率为 14,3,预计明年将降至 13,因此该股票估值较低。本财年预期的股息收益率为 2,70%(ISIN: FR0000125007)。

圣戈班公司(Compagnie de Saint Gobain)以欧元计

img-28.jpeg

来源:Factset UK limited 2026

16

FOCUS 34 – 2026


经济

在云端冲浪

汉莎航空携手埃隆·马斯克

与众多竞争对手类似,汉莎航空现在也允许其乘客在飞行过程中使用互联网。该服务是免费的。不过,客户需要拥有一个所谓的 Travel-ID(一种客户账户)。

该航空公司采用了埃隆·马斯克的 Starlink 卫星网络。据汉莎航空称,该网络可实现的数据传输速率“在许多情况下比家中或办公室的互联网连接更快”。

首先,一架 A320neo 将在下周三开始提供这项新服务。到 2029 年,包括瑞士航空、奥地利航空和布鲁塞尔航空(Brussels Airlines)在内的整个机队都将配备接入设备。

乘客必须承诺使用耳机,并放弃进行电话通话和视频通话。此外,禁止在飞机上进行直播。汉莎航空希望通过这项服务强调其高端定位。

与其他供应商一样,该公司由于航空煤油成本上涨,不得不提高机票价格。

汉莎航空飞机:比办公室更快的互联网

智能出行抽奖

参与关于未来的讨论

自动驾驶以及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创新竞争对手正令德国汽车工业感到焦虑。9 月 17 日在柏林举行的圣加仑大学“智能出行”(Smart Mobility)高规格会议(参会代表包括梅赛德斯、Sixt、博世、Flix Train、Waymo 等)仅限受邀嘉宾参加。《焦点》(FOCUS)作为媒体合作伙伴将抽奖赠送 10 张专属门票。请将申请发送至 chefredaktion@focus-magazin.de。

伦敦自动驾驶出租车测试

美观但价格不菲:Apple MacBook Neo。标价已大幅上涨

昂贵的电子产品

价格最早可能在 2028 年才会明显下降

给孙辈买一部智能手机,或者买一台拥有最新规格的平板电脑——那些考虑购买新设备的人不应指望在将临节购物季能获得明显的折扣。由 AI 热潮引发的全球存储芯片短缺,目前正推高计算机成本。行业协会 Bitkom 的塞巴斯蒂安·克勒斯(Sebastian Klöß)表示,在理想情况下,建设新的芯片工厂至少需要两到三年。因此,在 2028 年之前,预计全球市场不会有足够的芯片供应。不仅终端客户能感受到这一瓶颈,贸易商同样如此。许多供应商与政府机构等签署了长期供应合同,但在计算时采用了较低的采购价格。克勒斯表示,该行业的形势十分“戏剧性”。

本周人物

斯特芬·比尔格(Steffen Bilger)

新任交通部长向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的管理层施压:今后只有在实现联邦政府设定的目标(例如准点率)时,高管才能获得奖金。

照片:SVEN HOPPE / DPA, FEDERICO GAMBARINI / DPA, DPA, REUTERS

FOCUS 34 – 2026

17


新闻

知识

减肥药物

超重会导致多严重的疾病?

随着 Wegovy 片剂在德国上市,要求法定医疗保险(GKV)承担减肥药片和注射剂费用的压力日益增加。目前,保险公司仅在治疗糖尿病时才支付替泽帕肽(Tirzepatid)以及 Wegovy 所含的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等活性成分的处方费用。除此之外,这些药物被视为不可报销的“生活方式药物”。

现在,专家们越来越多地采纳工业界的论点,即严重超重的后续成本超过了减肥药的成本。法定医疗保险(GKV)至少应在肥胖症的情况下支付费用。令人惊讶的是,在处理此类案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联邦联合委员会(Gemeinsamer Bundesausschuss)主席索尼娅·奥普滕德伦克(Sonja Optendrenk)最近表示,“值得考虑”在“特定条件下将减肥药承认为保险给付项目”。目前,多位医学专家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

Wegovy 片剂需按照严格的时间表每天服用。竞争产品 Orforglipron 在德国尚未获得批准。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一旦仿制药上市,司美格鲁肽等药物的价格可能会下降到十分之一以下。在欧盟,这种情况可能要到 2031 年才会出现。KMM

img-32.jpeg

昂贵的疗法:新型减肥药目前每月费用高达数百欧元

img-33.jpeg

西西里岛见红

埃特纳火山展现了其内在的力量。自上周以来,这座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不断将火山灰和岩石抛向空中,随后是炽热的熔岩。当局暂停了经由卡塔尼亚的航空交通。数千名游客被困,或艰难地返回家中。

人宠关系

狗如何“阅读”我们

那些责备自家狗的人通常能很快察觉到这个四足伙伴是否理解了。通常一个面部表情,例如皱眉,就足够了。维也纳大学的研究人员现在发现了动物在哪些大脑区域“阅读”我们。在与人类共同生活的至少 15 000 年中,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学会了区分面部表情是表达愤怒、悲伤还是恐惧。

劳拉·库亚亚(Laura Cuaya)和劳尔·埃尔南德斯-佩雷斯(Raúl Hernández-Pérez)带领的团队向 12 只狗展示了带有相应面部表情的人类图片。这些动物受试者坐在磁共振成像仪(MRT)中。影像显示,根据所播放的负面情绪类型,狗大脑的不同区域处于活跃状态。

这些模式与看到快乐面孔时产生的模式完全不同。狗的大脑通常对阳光灿烂的面孔反应更强烈。

维也纳研究小组认为,结合人类的肢体语言、声音和气味,狗能够大致了解对方的情绪状态。现在,他们想要探索狗是否能将愤怒理解为愤怒。KMM

img-34.jpeg

照片:SALVATORE ALLEGRA / ANADOLU AGENCY / IMAGO IMAGES, IMAGO IMAGES, FRANZISKA KRAJ / MANN / DPA, ISTOCKPHOTO

img-35.jpeg

本周数字

1660 000

2025 年德国有 1660 000 辆电动滑板车投保,比前一年增加了 320 000 辆。在所有滑板车中,只有 331 000 辆是租赁设备——这一数字处于停滞状态。共发生了 16 500 起导致人员受伤的事故,是 2022 年的两倍。

来源:GDV

18

FOCUS 34 – 2026

夏末之梦

img-36.jpeg

-37.

西葫芦与南瓜

从菜畦到餐桌

巧妙安装

为惬意夜晚提供的 灯光创意

探索绿色宝藏

植物专家及其 最喜爱的品种

12页

实践杂志

九月 待办事项

-38.

本月 所有重要事项

我们现在期待的事项

通过易于打理的景天 获得花卉之幸

常绿植物种植季 收割马铃薯 分株多年生植物 蜜蜂猎手:亚洲胡蜂

现已 上市!

照片:Gartenbildagenten Himmie Straus

在此直接在线订购: mein-schoener-garten.de / einzelheft


政治

-39.

照片:PETER KNEEFELT OAK

20

FOCUS 34 – 2026


伊尔泽·艾格纳站在巴伐利亚州议会的画作《教皇利奥三世在罗马为查理大帝加冕》前

迈向德国Nr. 1

伊尔泽·艾格纳可能会成为首位联邦总统。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希望如此。马库斯·索德尔希望如此。她自己也希望如此。但她能胜任吗?

作者:Felix Heck

21

-40.

竞争 巴伐利亚州议会议长伊尔泽·艾格纳与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党主席兼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

-41.

崛起 艾格纳在接受电子技术员培训期间赤脚修理电视天线

“如果伊尔泽·艾格纳愿意,她将获得我充分的好感与支持”

马库斯·索德尔谈论可能的巴伐利亚籍联邦总统

-42.

友谊 2016.年一场派对上的伊尔泽·艾格纳、朱莉娅·克勒克纳和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当时三人可能还未预料到十年后各自的职业发展

22

FOCUS 34 – 2026

国家元首

S

这很奇怪。当一个念头占据你的心智,你便会发现它处处都在表达。——托马斯·曼

七月的一个周四,斯雷布雷尼察。伊尔泽·艾格纳正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访问。在1995年种族灭绝事件的发生地,她遇到了一位在这里失去了小儿子的母亲。这位巴伐利亚州议会议长面色凝重地倾听着。最后,那位女士想给她一些安慰的话语作为临别赠言。“我希望您有一天能成为德国的总统,”她说。艾格纳犹豫了一下,随后微微一笑。

三周后,一个温暖的夏夜。州议会议长在慕尼黑附近的施莱斯海姆宫举办招待会。超过3000名宾客到场。艾格纳身着黑色晚礼服,头发高高挽起,站在人群之中,目光扫视着整个场地。

“州之母,”一名年轻女子向同伴低声说道。“你觉得她现在会变成‘联邦之母’吗?”其中一人敬畏地低声回应道。

从施莱斯海姆到斯雷布雷尼察。无论艾格纳被派遣到哪里,目前都有一个问题先行于她:这位来自上巴伐利亚的广播电视技术员,会成为德国首位女性联邦总统吗?

1月30日,联邦大会将决定谁将接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政治领域,距离那时还像有一个半世纪那么久。因此,CDU、CSU和SPD的党魁们官方表示,要到秋季才会就候选人达成一致。黑红联盟在联邦大会中拥有独立多数席位,因此至少在计算上不需要依赖绿党或左翼党。

但同样明确的是:到目前为止,艾格纳是唯一一位在党魁圈子中拥有知名支持者的候选人。

“如果伊尔泽·艾格纳愿意,她将获得我充分的好感和支持,”马库斯·索德尔在4月通过《慕尼黑水星报》传达了这一信息。

这位州长的支持之罕见,几乎就像在慕尼黑啤酒节上喝到一杯无酒精的一升装啤酒一样少见。因为实际上,两人之间一直存在着深厚的厌恶之情。“马库斯·索德尔是一个大城市政治家,他在政治内斗中成长,”一位曾在青年联盟时期目睹过这场争端的人回忆道。“而伊尔泽一直不同。没那么执拗,带着上巴伐利亚式的自信。”

在CSU内部,人们猜测这种不寻常的忠诚誓言,可能是这位弗兰肯人试图将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驱逐”到柏林的尝试。作为联邦总统,这位61岁的女性将不再能对州长构成威胁。相反:索德尔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首位将巴伐利亚政治家推向国家最高职位的CSU党魁。理论上如此。

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决定。而随着决定之秋的临近,担忧者们越来越多地站了出来。一个巴伐利亚人,认真的吗?没有学术背景?一个来自乡村的手工艺者?是的,一个女性会很好,甚至连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心腹也这么说。但她必须来自那个“小妹党”吗?

面对这种沟通上的嘈杂,也许现在是时候提出一个在“姓名宾果游戏”中被完全忽略的问题了:这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总统?而艾格纳会是正确的人选吗?

温情姿态的力量

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或许就在这位候选人近日与现任职者会面的场合中。

那是七月的一个周三。慕尼黑笼罩在黑色之中。奥林匹克购物中心袭击事件十周年纪念日。九名死者的亲属、幸存者、抗议者,人们纷纷聚集在袭击现场。遗属对国家提出了严厉指责,谈到了掩盖真相和玩忽职守。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行程。

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走上讲台,说着一名联邦总统必须说的话:哀悼、尊重、你们并不孤单。

随后是伊尔泽·艾格纳。州议会议长说着一名州议会议长必须说的话:痛苦、力量、永不再犯!

观众席一片寂静。

直到最后,艾格纳才谈到那些指责。她看向前方,看向亲属们的队列。然后她说:“时间并不能治愈所有伤口。但我非常希望能为您减轻一样东西:那就是那种在痛苦、悲伤和愤怒中孤身一人的感觉。我们与你们同在。”

人群中起了一阵波动。起初只有几个人鼓掌,随后整个购物中心前的广场响起了掌声。伊尔泽·艾格纳成功做到了某些人在此等待了十年的事情:一个和解的姿态。

“这样的行程让人深受触动,”这位61岁的女性随后在办公室的一次谈话中说道。

特奥多尔·豪斯曾将联邦总统的职责称为“法律条文的蛛网”。每一任职者都必须思考如何赋予其生命。如果用更讽刺的方式来表达,可以用创作歌手赖纳尔德·格雷贝(Rainald Grebe)的话来说:一名总统所拥有的,不过是“温情话语的力量”。

温情的话语并非艾格纳的专长。她的演讲精雕细琢,但仅凭此无法让啤酒帐篷里的民众狂热。不过,这位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的女性完善了另一种能力。她是温情姿态的化身。几乎没有哪个局面是艾格纳不能用一声爽朗的笑声来化解的。或者,正像刚才那样:一个和解的信号。

这或许契合下一任总统的任务概况。因为他 / 她所要实现的,不就是让这个国家重新凝聚在一起。尽管存在民粹主义,尽管繁荣在流失。仅靠这里的一篇致辞、那里的一篇原则性演讲是不够的。那么,现在是否确实到了需要温情姿态的时候?

当然,在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内部,人们认为未来的总统竟然可能出自该党,简直是历史的一个冷笑话。在基督教社会党中,如果想有所成就,基层通常要求其具备巴伐利亚式的强硬。只有极少数人能在没有这种特质的情况下成功。例如直到2018年担任州议会议长的芭芭拉·施塔姆(Barbara Stamm)。或者,就是伊尔泽·艾格纳。

“伊尔泽并不用强力行使权力,”一位长期认识她的议员说道,“她用天然的权威和她的热情来领导。”

党内好友们赞叹道,伊尔泽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当她26岁进入市议会时,当她四年后进入州议会时,以及1998年搬到波恩时。 ►

照片:MATTHIAS BALKOPA, 私人提供, FRANZISKA KRUG / GETTY IMAGES

FOCUS 34 – 2026

23


政治

国家元首

倾听,坚持。这似乎是她的成功秘诀。而她明显不那么信任的是:像马库斯·索德尔那样维护的紧密利益网络。

艾格纳的人脉运作方式与州长不同。这位议员从未建立起一套由依赖关系组成的细密系统。直到今天,这位议长更倾向于依赖一本内容丰富的通讯录和亲近的顾问,而非人情交换。没有安第斯协议,没有禁卫军。

只有一次,她让自己参与了一件至少看起来像某种利益同盟的事情。在进入联邦议院后,艾格纳创立了“MuZ”。这是一个名为“勇气与信心”(Mut und Zuversicht)的 Schafkopf 纸牌局,得名于那段阴郁的反对党岁月。由于在玩 Schafkopf 时可以非常畅快地交谈,这个圈子此后大概也成了讨论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州代表团事务的场所。

这位手工业家庭的女儿依托“MuZ”规划她的进一步职业生涯。2008年,她接替同样热爱 Schafkopf 的霍斯特·泽霍费尔担任联邦农业部长。五年后,后者甚至在慕尼黑任命艾格纳为自己的副手。

她是否缺乏必要的决断力?

不过,亲信们坚称,伊尔泽并非一个考虑讨好他人的人。她的朋友包括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的盟友、来自泰格恩湖的企业家以及喜剧演员莫妮卡·格鲁贝尔。在巴伐利亚州议会中,这位曾经的学生会主席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享有极高的声望。而最近,她还受邀在绿党的党团周年庆典上发表讲话。

然而,有些人认为这种社交网络正是西霍费尔曾经最器重的部长未能超越索德尔的原因。2017年,当讨论谁能接替“霍斯特”时,当时的巴伐利亚州财政部长是唯一一个坚持到底的人。艾格纳缺乏支持力量。她是否忽视了在慕尼黑的州议会党团?

艾格纳如今承认,她在从柏林返回后低估了“这里发生了多少变化”。不久之后,这位西霍费尔的亲信甚至离开了内阁,出任州议会议长。“对我来说,这个职位很重要且正确,能让我重新找回自我,”她说,“如果留在马库斯·索德尔的内阁中,长期来看是行不通的。”

与此同时,艾格纳的朋友们强调,她绝非缺乏执行力

四位女性与一位男性

除了艾格纳,还有谁可能成为国家元首

Boris Rhein,54岁 黑森州州长,在社会民主党中享有良好声誉。被认为亲民。梅尔茨最终是否还是会选择一名男性?

Julia Klöckner,53岁 作为联邦议院议长,她是国家地位最高的女性。从一开始就忠于梅尔茨,但在社会民主党中不受欢迎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64岁 被认为经验丰富:她曾担任州党主席、联邦部长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主席

Karin Prien,61岁 若当选将成为首位犹太裔联邦总统。深受梅尔茨赏识,但作为教育部长却颇具争议

第18届联邦大会的席位分布

基于各州议会当前的席位分布以及根据人口比例确定的各州代表配额的预测

img-47.jpeg

SPD和联盟党合计至少拥有 660 个席位。这足以在无需其他政党支持的情况下选出联邦总统。

来源:联邦统计局、联邦议院、州议会、自行计算

……缺失的,是她仅仅在抵制索德(Söder)体制的肮脏勾当。“我知道如何进行斗争才能获胜,”艾格纳(Aigner)本人说道,“如果需要的话,我也有愿意为我奔走的人。”但对她而言,政治并非永恒的对抗。“我会争取通过自己的主张,但我也必须忍受他人地主张通过。”作为联邦总统,这个国家更需要哪一种?是一个不回避冲突的人?还是一个避免争端的人?

如果当前的民调数值得到证实,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下次联邦议院选举后可能需要依赖一个三党联盟——前提是他们坚持对德国选择党(AfD)的“防火墙”。届时,国家元首不仅被要求充当传声筒,还要担任最高调解员。在必要时,还要作为决定重新选举的权力机构。德国将面临一场政府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因此需要一位能对内产生影响的总统。同时表现得足够果断,以确保共和国不会动摇。前者人们认为艾格纳能够胜任。而对于后者,仍存在疑虑。她真的准备好这样做吗?

正因如此,在联盟党内部,随着候选人问题悬而未决的时间一天天增加,新的名字被不断提及。一些人在为朱莉娅·克勒克纳(Julia Klöckner)造势,她作为联邦议院议长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多么执着。另一些人则在推荐联邦教育部长卡琳·普林(Karin Prien)。最近,一名男性也进入了讨论范围:黑森州州长鲍里斯·莱茵(Boris Rhein),一名务实的法律专家。可以说,他是“黑森版”的艾格纳。

州议会议长本人如何看待这些猜测?无论人们多少次向艾格纳询问关于总统(P-Frage)的问题,她都保持沉默,并微笑。这位业余运动员在决定性的夏天完全退出了公众视野。她原计划进行一次膝盖手术。医院、康复、读书。她最近的床头书是加博尔·斯坦加特(Gabor Steingart)的《系统失效》(Systemversagen),一本关于“一个伟大经济国家的兴衰”的书。宏观的线条。她喜欢读这类书。

当你被一个想法占据时,你会在到处都能发现它的表达。 ■

费利克斯·赫克(Felix Heck)陪同伊尔泽·艾格纳前往萨拉热窝旅行,并在巴伐利亚的各项行程中观察她。包括在施莱斯海姆宫(Schloss Schleißheim),那里比贝尔维尤宫(Bellevue)要大得多。

24

FOCUS 34 – 2026

照片:DPA


Clima

Clic.

气候彩票。

2 Mio. € 赢取 &

保护气候。

彩票 起价 8€ 起

img-48.jpeg

你的机会

每周最高 2 Mio. €

支持你选择的气候保护项目

只要匹配最后 2 位数字即可中奖

现在购买彩票

参加需满 18 岁 / 赌博可能导致成瘾 / 寻求帮助请访问 www.buwei.de / 作为获得许可的代理商列入官方白名单 / 头奖概率 1:10 Mio.

www.climaclic.de / focus


政治

来自空中的致命威胁

一次偶然避免了莱比锡机场的一场灾难。德国在应对无人机袭击方面准备不足。然而,德国制造的防御系统在世界领先,能够保护工业并挽救生命

英戈·塞巴赫(Ingo Seebach) 通过他的公司 开发 防御无人机 袭击的系统

文字:迈克尔·克奈斯勒(Michael Kneissler) 照片:拉斐尔·海斯特(Raphael Heygster)

img-49.jpeg

26

FOCUS 34 – 2026

无人机

A

13号警报在23秒前被触发。一架未知无人机正盘旋在卡塞尔的格廷根大街上空。它正以3.6 km / h的速度向一座不起眼的办公楼靠近,该楼顶上有一片显眼的天线林。飞行高度27米,飞行方向北北西,距离目标46米,预计46秒后到达目标。

当它到达那里时,会出现两种情况。最糟糕的情况:恐怖袭击,爆炸,碎片炸弹,人员死亡。最好的情况:一名业余飞行员失去了对其玩具的控制。

在卡塞尔这里,存在第三种情况:这是高科技公司 Dedrone 的一次渗透测试,该公司的办公室和研究设施就是演习目标。无人机能被探测和识别到什么程度?如何摧毁或至少使其失效?为此还剩下多少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未知飞行物在短短几秒钟内就被识别出来。Dedrone 楼顶的无线电扫描仪、雷达设备、麦克风和摄像头将其识别为中国制造商 DJI 的四旋翼无人机。型号 Mavic 3E,四个螺旋桨,载荷 800 克。类别:友方。措施:忽略。无危险。

一名测试飞行员安全地让 Mavic 降落。“任何人都能开这个,”Dedrone 工程师 Dimitrij Borisov 说,“这是一个量产产品,价格在 2000 欧元左右。”它原本被设计为摄影无人机。但四旋翼无人机用途广泛。

歹徒用它们将毒品和手机飞越监狱围墙。恐怖分子和士兵将碎片炸弹或燃烧弹投向发电厂、弹药库和居住区。“在乌克兰战争中每天都在发生,”这位 34 岁的人说。甚至在莱比锡 / 哈雷机场也发生过。当时仅凭幸运的巧合才阻止了一次袭击,现在人们正在讨论如何保护系统相关的基础设施领域免受这些廉价武器的侵害。

Borisov 的上司 Ingo Seebach 在 2014 年创立了 Dedrone。当时

一架摄影无人机在德累斯顿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面前坠毁。“如果无人机携带的是炸药而不是相机,会发生什么?”他自问,并研究如何防御无人机。结果是:没人知道。Seebach 说:“当时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产品”——于是他开始独立开发一切。

一个完全的空白

产品方面从一开始就进展得相当顺利。无线电扫描仪、雷达传感器、高分辨率摄像头已经存在。唯一缺失的是能够分析并匹配所有数据的软件。2015 年,该软件完工。在一次测试运行中,它识别出了美国军事设施上空的 95 架未经授权的无人机。

Seebach 说,“但当时那里并没有(无人机)。”直到乌克兰战争爆发,业务才开始兴旺。到 2030 年,全球反无人机技术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每年 80 亿美元。2024 年 10 月,来自旧金山的美国安全技术公司 Axon(生产 Taser 电击枪、警察执法记录仪)收购了这家黑森州企业。

在美国和法国,Dedrone 及其竞争对手如 Anduril Industries、Northrop Grumman、Thales 或 Lockheed Martin 已经在构建无缝的防护盾,以识别并在必要时清除无人机。仅 Dedrone 就保障了 35 个国家的 1130 个地点,其中包括乌克兰的整个前线、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50 个城市、133 所监狱以及 413 处关键基础设施。

德国无人机

Tytan Interceptor

这款全自动拦截无人机以 250km / h 的速度撞击敌方飞行物

OWE-V Virtus

这款自杀式无人机携带 5 公斤炸药冲向目标

Helsing HX-2

这款 AI 驱动的无人机可摧毁 100 公里外的坦克。它目前在乌克兰投入使用

Helsing CA-1

这款长11米的无人机能够携带重型武器载荷。它具备集群作战能力。

许多设备对于乌克兰的无人机防御来说并非必要。

这使得美国的 Dedrone-Tracker.AI 获得了传奇地位。如今,它掌握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存储了1800万张照片以及几乎所有无人机的识别特征,且至今已检测到总计8亿个未知飞行物体。Dedrone的一位发言人声称:“我们甚至能找到那个坐在机场围栏外灌木丛中操作遥控器的飞行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花了七年时间在墙纸后面寻找订单所在之处,”某人回忆道。

19个美国政府机构和53个机场。

但在德国并非如此。虽然德国境内也经常因为发现无人机而关闭机场,但这些无人机是无害的还是危险的,通常无法确定。目前缺乏合适的探测系统。机场的雷达设备虽然能识别飞机,但无法识别小型无人飞行物体。因此,Semtex无人机能够毫无阻碍地在莱比锡机场接触到一架运往乌克兰的弹药飞机。 ►

FOCUS 34 – 2026

27


政治

神奇武器

直接撞击 (Hit-to-kill)

自杀式无人机在空中撞击其目标

捕捉击落 (Catch-to-kill)

特种无人机抛出网格并“捕捉”敌方飞行物体

碎片弹头 (Splitter Warheads)

它们爆炸并摧毁其他无人机,或用碎片杀伤人员

破甲弹 (Shaped Charge)

高弹药量无人机击穿装甲并炸毁其目标

那么,柏林总理府和国会大厦周围的政府区至少得到了保护吗?英戈·塞巴赫(Ingo Seebach)怀疑并非如此。

联邦新闻局和联邦内政部认为此类查询不属于其管辖范围。柏林内政部门也如此认为。最后,柏林警方写道,他们“根据具体情况保护领空,并利用人员和技术手段对其进行监控”。为此,他们拥有用于探测、验证以及防御非协作式无人航空系统的技术,“其中也包括电子干扰单元”。然而:“根据具体情况”并不意味着全天候。

而这本可以很简单:在德国,几家高科技公司提供卓越的

频率扫描仪。箱子里等待投入使用的有雷达设备、特种摄像头和麦克风。

所有设备都连接到一台计算机上,Dedrone-Tracker 利用 AI 处理其信号,并非常精确地确定无人机及其飞行轨迹。在前方,这些数据被用于指挥所,以便将敌方飞行物体击落。

为此有五种方法:干扰 (jammen)、欺骗 (spoofen)、撞击 (rammen)、捕捉 (einfangen)、击落 (abschießen)。在五种方法中,有四种德国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最优雅的是干扰和欺骗。这两者只需要特殊的无线电设备。在干扰过程中,使用一个强干扰发射机,使攻击无人机陷入混乱,从而使其进入紧急模式——

最温和的方法是用网捕捉无人机。这样它们就不会在居民区或繁忙的机场上空失控坠毁并造成附带损害。

德国联邦国防军目前正在汉堡大学开发名为“隼”(Falke)的拦截无人机。它配备了 RGB 彩色摄像头、激光雷达(Lidar)和雷达设备,由飞行员通过遥控引导其进入与攻击者的会合航线。一旦识别出目标,“隼”将以高达100 km / h 的速度自主发起追击,通过压缩空气发射一张网,并将无人机击落至地面。

Tytan 的拦截无人机采取的是更粗暴的方式。它们接收来自 Dedrone 的目标数据,升空并以高速撞击敌方飞行物。之后两者都变成碎片。因此,这种德国的“撞击击毁”(Hit-to-Kill)机器必须足够便宜,否则经济损失将大于军事收益。Tytan 在乌克兰利用 3D 打印机大量生产这些无人机,这使其价格低廉。目前,Interceptor 的价格已经比俄罗斯臭名昭著的 Shahed 和 Geran 无人机更便宜。

但德国不仅在乌克兰前线的防御无人机领域处于顶尖水平,在进攻领域,“德国制造”同样领先。五年前这还难以想象,但现在德国军工企业甚至通过全自动杀手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赚到了大钱。

其中领先的是 Helsing 公司。在阿尔高地区,小型打击无人机正从生产线上下线,它们由 AI 驱动,能够摧毁远至 100 公里的目标。不久后,无人机巨兽 CA-1 也将起飞,这是一款长度 11 米的重武装战斗机,它拥有除驾驶舱以外的一切。它根本不需要驾驶舱,因为 CA-1 不是由人类控制,而是由计算机控制。

不过 CA-1 有一个小缺点:它的体积。它可以被普通的雷达系统检测到,不需要 Dedrone 追踪器。■

img-51.jpeg

显示屏显示受监控的领空并提供无人机数据

无人机防御系统。其中包括军工巨头莱茵金属(Rheinmetall)、罗德与施瓦茨(Rohde & Schwarz)和迪尔国防(Diehl Defence)。Dedrone 的系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系统之一,并在各地被大规模使用。

用“清洁桶”对抗无人机

在卡塞尔的 Dedrone 大厅里,一张迷彩网象征着乌克兰的一个前线地段。一个显示屏显示着俄罗斯 Shahed 无人机的攻击。旁边放着几个箱子和一个三脚架,上面安装着一种像倒扣的清洁桶一样的东西。在这个“清洁桶”中包含着无线电频-

率,并使其要么飞回起飞点,要么在原地盘旋,或者立即紧急着陆。在欺骗(Spoofing)中,人们通过通信接口入侵无人机的软件并接管其控制权。在军事术语中,这被称为“网络接管”(Cyber-Take-over)。

但自杀式无人机的编程使其能够自主飞行,并坚定地带着炸药冲向目标——无论受到多么剧烈的干扰(jamming)或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动能”,通俗地说:就是暴力。

28

FOCUS 34 – 2026


无人机

“俄罗斯在发动这些袭击时感到绝对安全”

专家尼科·朗格(Nico Lange)呼吁,德国在应对无人机袭击时,不应仅依靠增加技术手段,而应以更坚决的态度做出反应。

朗格先生,在莱比锡机场提取的 DNA 与 2024 年 DHL 纵火案中的痕迹一致。那么,这是否是俄罗斯所为?

这次袭击不仅完全符合俄罗斯长期以来针对我们实施的混合攻击的已知模式,而且我们现在有了直接的联系。因为在 DHL 纵火案中已经证明,那是俄罗斯军事情报局(GRU)的一次行动。调查人员能如此迅速地得出具体结论并公开宣布,这是一件好事。这从根源上消除了那些通常由社交媒体煽动的阴谋论和“假旗行动”的猜测。

我们为进一步的袭击做好准备了吗?

没有。遗憾的是,我们每天都在证明我们的防御能力有多差,以及在紧急情况下,我们宁愿进行理论上的虚假辩论,也不愿采取行动。对于莫斯科来说,这几乎就像是一封邀请函,鼓励他们继续这样做。

具体来说,我们在防御此类袭击时缺乏什么样的硬件?

技术是现成的,德国公司也在研发。但我们几乎没有安装。我们需要专门针对小型、低速且低空飞行物体进行优化的地面雷达。我们必须将不同的传感器——声学系统、电光系统和热成像摄像机——相互联网,以创建可靠的态势图。只有这样,才能可靠地识别、追踪无人机并判断是否存在危险。在一年多前发生电线杆和公共建筑事件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已经开始全面部署这些传感器网络。我们在这方面远远落后。其实也有快速解决方案:乌克兰已经收集了关于无人机特征和行为的巨量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的防御系统也可以进行训练和学习。

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些系统,是否就能发现莱比锡的无人机使用了德国的移动通信网络?

乌克兰人确实能识别出移动通信网络中的异常。几乎所有这些无人机——甚至是进入波兰领空的大型飞行器——在数据和视频传输时都使用普通的 LTE-

尼科·朗格(Nico Lange) 是领先的军事专家之一,专门分析俄罗斯的混合战争。

请扫描二维码在 FOCUS+ 上阅读完整访谈。

或 5G 移动通信网络。这些特定的数据连接在网络中会留下模式,可以通过追踪并提供给无人机防御系统。

在莱比锡袭击事件中,空中显然还有另一架无人机。它的作用是什么?

这是现代无人机战争的典型特征,正如我们每天在乌克兰战场上看到的那样。当你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发动攻击时,会在一定距离和高度部署第二架侦察无人机。它拍摄整个过程,用于损毁和命中评估,并通过自己的移动通信连接将视频实时传输给操作员。这表明,在我国实施的这些破坏行动在规划上是多么专业且具有军事精准度。

德国国内正在讨论权限之争。官僚主义是否阻碍了快速防御?

遗憾的是,我们非常倾向于先花好几年时间在理论上把问题讨论得面面俱到,然后才采取哪怕一个实际步骤。

如果我们加强防御,俄罗斯会停止袭击吗?

这绝对不可能。因为俄罗斯在发动这些攻击时感到完全安全,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威慑力。他们根本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想想那个被我们司法机关判刑的蒂尔加滕谋杀犯,他在一次交换中被释放,现在又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莫斯科。想想那些来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它们给我们的经济造成了数十亿欧元的损失,而俄罗斯政府却无需为此买单。

可以采取什么措施?

我们可以停止向俄罗斯人发放申根签证。我们可以最终扣押影子舰队。我们必须表明:如果你们用无人机侦察或攻击我们的基础设施,你们将承担后果。否则,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 访谈:扬-菲利普·海因(JAN-PHILIPP HEIN)

FOCUS 34 – 2026

29


政治

观点

加重刑罚无法对抗恐怖主义

在柏林发生伊斯兰主义袭击事件后,政府希望收紧刑法。

这已经是再一次了。但威慑效果微乎其微。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解决方案。

苏珊娜·贝克(Susanne Beck)是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的刑法教授,同时担任下萨克森州预防委员会主席

在柏林克里斯托弗大街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袭击事件后,联邦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表示,如果仅仅依赖去激进化,那肯定太“天真”了。当然,应对极端主义绝不能依赖单一的工具。但认为可以通过收紧刑法来防止恐怖袭击的想法同样天真。

在具体案例中,政府绝非仅仅依赖去激进化。阿卜杜勒·B(Abdul B.)已被列为危险分子和高风险人员并受到监控,而咨询中心仅与其进行了两次谈话。内政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主要表明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查明,其中包括安全部门的哪些情报已告知法院。哪些决定是错误的必须进行调查;禁止草率地进行个人责任指责。但从目前的案情来看,既不能推导出预防措施的失败,也不能推导出恐怖主义刑法存在具体漏洞。

关于预防措施之“天真”的断言具有一种政治功能。它为要求提高刑罚、对所有危险分子适用成年人刑法、加强使用电子脚镣以及扩大预防性羁押铺平了道路。

在发生如此令人震惊的罪行后,渴望快速回应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正是出于对受害者及其家属,以及多年来一直遭受攻击的 LGBTQ+ 群体的尊重,要求我们必须区分那些仅仅是伪装决心的措施,与那些能够切实提高安全水平的措施。

暴力行为发生后,人们经常呼吁诉诸刑法。这能给人一种掌控感,并将讨论转移到立法者能够迅速采取行动的领域。然而,犯罪学研究表明,提高刑罚几乎不能增强威慑效果。现行的恐怖主义刑法绝非温和。它的触角延伸到了具体伤害行为发生之前的前置阶段,并赋予了大量的调查和监控权限。仅仅是准备实施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暴力行为,最高可被判处十年监禁。

如果有人仍然主张刑法过于薄弱,那么他必须指出具体存在哪个漏洞,以及填补该漏洞将如何防止此次袭击。因此,关于青少年刑法据称过于宽容的说法也是具有误导性的。青少年刑法完全允许采取严厉措施,且其手段对青少年通常更有效。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示威性的强硬反而可能加剧激进化。此外还需考虑:几乎所有的监禁最终都会结束。一个人在出狱后是否危险程度降低,主要取决于监禁期间及之后的措施。将监禁与去激进化对立起来的人,忽视了可持续的安全需要高质量的退出引导工作。

对于受害者以及所有担心进一步袭击的人,国家欠他们的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政治姿态。国家欠他们的是深入的调查处理、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援助,以及能够切实提高安全的政策。这意味着首先要实施基于证据的预防,且这种预防必须在可能的犯罪行为发生很久之前就开始。为此,例如“绿色

下萨克森州州预防委员会的“预防清单”。激进化预防必须系统性地与学校、青少年援助机构、穆斯林社区、酷儿组织、警方以及学术界建立网络;数字激进化空间也应被纳入其中。

一个国家是否认真对待此类行为带来的冲击,取决于它是否愿意真正投资于有效防止下一次犯罪。这在政治上较难推销——但正因如此,预防绝非天真,而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尤为勇敢的行为。■

“提高刑罚几乎不能增强威慑效果”

30

FOCUS 34 – 2026

照片:OMER MESSINGER / GETTY IMAGES, DAVID ERHARDT, SHUTTERSTOCK

--。

您的健康杂志:

每 14 天更新一次!

健康与生活方式 尽在这一册:

探索 my life 药店杂志。

免费领取于您当地的药店 或通过 iA.de-App 阅读电子版。

下载并注册 iA.de-App 免费订阅 my life 电子版 数字化探索您当地药店的所有服务:兑换电子处方、预订药物或使用配送服务

my life

IhreApotheken.de


政治

巨大的 数据中心 bel Nervik 也源于 美国的 计划

32

FUGUGE 2020


基础设施

冰封之上的人工智能

在挪威遥远的北方,欧洲最大的数据中心之一正在兴建。

这个能源丰富的国家被认为是理想的选址——如果不是因为与俄罗斯危险地相邻。一次工地实地探访

文字:Billy Perrigo 摄影:Ingmar Björn Nolting

V

托克耶尔·伦德(Torkjell Lund)站在一个钢筋混凝土骨架之上,俯瞰着他的领地。向东和向西,被雪覆盖的山峰耸立在挪威的山谷之上。向南,冰冷的水流从峡湾汇入大西洋。高空之上,北极光点缀着北极天空。在伦德下方,可以看到:一个在炸开的黑色岩石上延伸的广阔工地,以及半成品金属结构。

英国初创公司 Nscale 受微软及其客户 OpenAI 的委托,在此建设一个巨大的数据中心综合体:这些巨大的、耗电量极高的建筑中,填充着数以千计的高性能计算机芯片。

人工智能领域霸权的竞争引发了一场国际性的数据中心建设热潮——从德克萨斯州的大平原一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目前,全球有超过 800 座芯片机房在建,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洲。这些机房每年的总耗电量大约相当于整个马来西亚。根据麦肯锡(McKinsey)咨询公司的预测,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到 2030 年将在数据中心上投入约 7 万亿美元。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

冰雪中的芯片机房

在所有数据中心选址中,几乎没有哪个地方像挪威这样不同寻常。纳尔维克(Narvik)市是一个位于北极圈远北方的古老维京港口,一年中大部分冬季都处于黑暗之中。这里正在兴建欧洲最大的 AI 数据中心项目之一,同时也是全球最北的一个。

“你们选在了一年中最糟糕的一天来访问,”该场地的负责人托克耶尔·伦德说道。在寒冷的月份里,最让他困扰的是积雪。而现在,雨水成了他的问题。

但天气并未阻碍施工。一名工人固定在钢架上,大声地开始钻孔。伦德走到一个更容易听清的地方。►

06.06.84 2015

33


政治

他经过两名正将雨水扫向排水口的男子。在他身后,一名穿着反光衣的工人正帮助一名起重机操作员将一根钢柱定位。今天现场约有 350 名工人。但这个数字在未来几个月将增加到 1500 人左右。“我曾在挪威担任过许多建筑项目的负责人,”伦德说,“但这次完全不可比拟。”

乍一看像是最不利于数据中心建设的地点,但据 Nscale 称,这里实际上是最具成本优势的地点之一。挪威北部拥有巨大的过剩能源。巨大的水坝不断地横跨山地景观。在附近的发电厂中,数以万升计的蓄水被用于产生廉价电力。

根据挪威电网运营商的数据,该地区拥有约 1 吉瓦(Gigawatt)的未使用能源——足以供应一整座小城镇。

Nscale 在挪威获得了每千瓦时 4 到 5 美分的工业电价。而欧洲的平均电价为 10 美分,远高于此。挪威的气候是一个额外的优势。数据中心内的芯片在运行过程中会发热——冷却所需的能量越少,效果就越好。

位于纳尔维克(Narvik)的数据中心也源于美国的计划。2025年1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共同宣布了“星门项目”(Project Stargate)——这是一个由OpenAI、甲骨文(Oracle)、软银(Softbank)及其他公司共同出资,规模高达5000亿美元的合资项目,旨在构建一个数据中心网络。这同样是必要的:由于增加了芯片数量,到2030年,OpenAI每年的能耗将约为整个纽约市的六倍。

位于纳尔维克的Nscale数据中心最初名为“Stargate Norway”,原计划成为其在欧洲的第一个据点。在4月,该公司放弃了“Stargate”这一名称。据一名熟悉谈判的人士透露,OpenAI推迟了与Nscale的合同签署。随后,这家初创公司宣布微软将接手。OpenAI的一位发言人解释称,他们将作为微软的客户,继续租赁该挪威设施的容量。这属于现有合同范围,因此在财务上更为合理。

OpenAI还退出了“Stargate UK”,并取消了一项

尽管地理位置带来了特殊要求,但新建筑仅占数据中心成本的一小部分。内部设备要昂贵得多。项目负责人托克耶尔·伦德(Torkjell Lund)在他的施工现场引导

计划对其位于德克萨斯州阿比林(Abilene)的旗舰数据中心进行的扩建。

由于OpenAI计划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分析师推测,该公司希望通过退出行动来展示财务上的谨慎。市场研究公司Forrester的高级分析师阿尔文·阮(Alvin Nguyen)表示:“这种灵活性对他们有所帮助。”

对计算能力的需求如此之高,以至于OpenAI的退出对Nscale几乎没有影响。该公司迅速发展成为

34

FOCUS 34 – 2026


基础设施

欧洲最受欢迎的初创公司之一,目前的估值为146 亿美元。

这家初创公司成立还不到两年,但业务正处于繁荣期:位于美国、英国和挪威的五个数据中心正处于不同的建设阶段。投资者们已经为可能的上市而排起长队。3月份,Nscale筹集了20亿美元——这是欧洲历史上此类规模最大的融资轮。

该公司32岁的首席执行官乔什·佩恩(Josh Payne)表示,他希望将Nscale打造成为一个“1万亿美元规模的超大规模云服务商”(Hyperscaler),能够与亚马逊、微软和谷歌这些云端巨头展开公开竞争。而这些科技巨头目前尚未感受到威胁——相反,他们希望与佩恩和Nscale合作。

该公司的迅速崛起表明了AI热潮中蕴含着多少资金。对许多人来说,这也显示出如果在这个繁荣期被排除在外,风险将有多高。英伟达(Nvidia)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Hsung Huang)在去年9月表示:“我从未见过一家初创公司能有如此火箭般的起飞速度。”就在此前不久,他向Nscale投资了6.83 亿美元。

Nscale的彗星般崛起也引发了一些疑问。该公司于2024年由一家负债累累的加密货币挖矿公司转型而来。为了资助数据中心的建设,它又承担了数十亿美元的额外债务。其策略是:与大型科技公司签署合同——平均期限为五年——以覆盖大部分前期成本。Nscale随后通过出租其芯片来获利。

为了让这场赌注获胜,在数据中心建设热潮之后,对AI芯片的需求必须保持在高位。此外,像Nscale这样的新公司必须在面对成熟的云巨头时证明自己的竞争力。但麦迪逊·雷扎伊(Madison Rezaei)表示,在这些巨头的市场中,他们缺乏结构性优势。

1吉瓦的闲置能源——各大企业早已将目光投向挪威

德国数据中心

3

吉瓦的计算能力在2025年底可用。到203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5吉瓦。美国目前已运行48吉瓦

21,3

十亿千瓦时电量是德国数据中心在2025, 年的用电量,约占全国总用电量的4%

100

家数据中心(在总共2000家数据中心中)贡献了总性能的一半。最大的集群位于法兰克福地区

15

百分比的计算能力源自人工智能,近一半源自云计算。到2030年,人工智能的占比将升至40%

72

家新数据中心已经宣布计划建设

Bernstein分析师。“他们的优势主要源于他们起步早。”

但这并未让Josh Payne感到畏惧。虽然他更多地将微软等科技巨头视为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但他暗示,Nscale可以用对方的武器击败对方。此外,日益显现的数据中心建设阻力也并未让他担心。

“几乎每个行业都可以总结为:将能源转化为价值,”他说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是每个电子所能创造的最大价值创造者。没有第二个能与之比拟。”

Torkjell Lund深知,在挪威壮丽的地形中,这里的施工比其他人工智能项目更为复杂。他站在悬崖边的工地边缘。为了给芯片大厅腾出空间,人们用炸药炸掉了半个山坡。一条曾经沿坡流下的溪流,现在化作一道稀疏的瀑布从岩石边缘喷涌而出。在场地的另一处,工程师们为了建造一面墙就支付了1100万美元。因为下方的岩石太硬,无法使用常规的钢桩。

然而,如果看向芯片的价格,所有这些成本在预算中都只是相对较小的项目。像纳尔维克(Narvik)这样的数据中心将配备数万颗英伟达(Nvidia)即将推出的“Vera Rubin”处理器。Nscale的一位发言人不愿就建设的总成本发表评论。不过,芯片将占据预算的60 bis 80 Prozent。Bernstein的半导体分析师Stacy Rasgon估计,最初的“Stargate Norway”计划(原计划采用100 000颗前一代英伟达芯片)的总成本超过100亿美元。

虽然对新芯片的需求量可能会减少,但其单价将会更高。因此,最终成本将处于类似的区间。

不寻常的不仅是工地本身,还有项目的融资方式。这一切背后的主导者是Josh Payne,他通过一条不寻常的路径进入了这个行业。Payne在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新城堡(Newcastle)长大,在那里的一座煤矿开始了职业生涯。他曾在新南威尔士州的露天矿场、一家燃气厂以及悉尼地下的隧道中工作过几年。在休息时间,他阅读经济书籍,并最终创办了一系列公司。

在2020年代初真正起飞的首批公司之一,是一家名为Arkon Energy的加密货币挖矿初创公司。Payne的想法是,他可以低价购买没有买家的电力,并将其用于产生加密货币。他认为这也有利于环境。“通过提高电网的基础负荷需求,实际上可以支持更多增加电力供应的可再生能源项目,”Payne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净收益。”

加密货币市场的衰落与ChatGPT的推出几乎同步。Payne决定改变方向。就像加密货币挖矿一样,人工智能需要许多装满高- ▶

FOCUS 34 – 2026

35


政治

现代芯片。全球的企业突然都想要数据中心。而像乔什·佩恩(Josh Payne)这样的人知道如何建造它们。

这次繁荣对佩恩的公司 Arkon Energy 来说来得正是时候。该公司在 2024 年的营收为 19 百万美元,但亏损达 1.02 亿美元,且在偿还利率高达 17,5% 的贷款时陷入困境。佩恩清算了 Arkon,并成立了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新公司:Nscale。

随后芯片巨头入局

去年10月,英伟达(Nvidia)表示愿意支付6000万美元,以获得独家部分收购Nscale股份的期权。作为回报,这家芯片巨头提供了一项8.6 亿美元的安全网,以应对Nscale无法为微软建设数据中心的情况。

此类交易在该领域十分普遍。但这也是部分投资者将AI市场视为结构脆弱的原因。有些人将其看作一条在吞食自己尾巴的蛇。因为英伟达一方面销售使AI热潮成为可能的芯片,另一方面又向Nscale这样的小公司提供资金来购买这些芯片。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Hsun Huang)淡化了这些担忧。据他称,英伟达对小型公司的投资仅占公司资产的极小一部分。

乔什·佩恩(Josh Payne)认为,Nscale的模型优于竞争对手Neocloud的模型。

他的公司通常拥有运行数据中心的土地、建筑物和芯片。而其他公司则全部或部分租赁这些组件。佩恩表示,通过这种方式,Nscale能够将成本和风险保持在较低水平。因为如果AI市场下滑,公司无需再为闲置的数据中心支付租金。

佩恩确信:“我们结束合同时,拥有的是一项资产而非一项负债。”据一名发言人称,除了建设和运营五个自有数据中心外,Nscale还租赁了另外七个区域的空间。

在带领公司快速增长的同时,佩恩开始在Nscale的董事会中安插重量级人物,以为他的初创公司增加可信度。

他的名单首位是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这位前谷歌高管于2008年加入Facebook。在那里,她将一个难以掌控的新兴公司变成了权力中心。当佩恩最终成功与桑德伯格交谈时,这位Meta的前首席运营官迅速表示:“我不加入任何董事会,也不就此进行任何谈话。”随后轮到佩恩发挥了。“90分钟后,我对加入他的董事会产生了浓厚兴趣,”桑德伯格说道。

今年3月,她正式成为Nscale的一员——这是她自2024年离开Meta以来,首次大规模涉足商业领域。促使桑德伯格决定迈出这一步的因素之一,

img-62.jpeg

挪威近90%的电力需求由水电覆盖。但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额外需求,绿色电力已无法应对。

是佩恩给其管理层的一封信。在信中,他不仅阐述了对公司的宏伟愿景,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路线图,说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我见过的唯一能这样写信的人是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她说,“我认为乔什是一位能够影响整整一代人的领导者。”

位于纳尔维克(Narvik)的项目第一阶段将需要约230兆瓦的电力——几乎与挪威所有现有数据中心的总和相当。现场已经在进行第二阶段规模更大的建设,以应对当地政府可能批准更高电力消耗的情况。

一些能源经济学家批评佩恩的逻辑,他认为数据中心对环境有益,因为它们创造了稳定的电力需求,进而刺激了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

奥利维尔·达穆尼(Olivier Darmouni)表示,科技公司在过去通过承诺购买电力来加速绿色能源的扩建,这一点虽然正确。这位特聘教授任职于巴黎高等商学院(HEC Paris)。但由于人工智能的竞赛如此之快,许多公司将不再愿意等待目前新建电站

在澳大利亚家乡,乔什·佩恩(Josh Payne)曾在露天矿场工作,随后开始建设数据中心

36

FOCUS 34 – 2026


基础设施

img-63.jpeg

连接到电网以提供清洁能源所需的 5 到 7 年时间。

因此,当像 Nscale 这样的公司在收购最后一些“未被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如挪威北部的水电)时,它们也在更大规模地依赖化石燃料。Nscale 目前正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座天然气电站旁边建设一座数据中心。由于该中心根本不连接到电网,该公司从而绕过了电网连接的等待时间。

这座由化石燃料驱动的芯片大厅将比挪威的那座规模更大,且消耗更多电力。Nscale 的首席电力与能源官丹尼尔·夏皮罗(Daniel Shapiro)表示:“在北美,天然气是唯一能满足当前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在规模、速度和可靠性要求上的燃料。在 24 / 7 全天候基础负荷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并不经济。”

与此同时,吸引数据中心运营商前往挪威的低能源价格可能无法长期维持。能源数据公司 Volle Insight 的分析部门负责人托尔·雷尔·利勒霍尔特(Tor Reier Lilleholt)估计,在未来 20 到 30 年内,该国北部的价格可能会翻倍。据他分析,新建的芯片设施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它们使电力需求显著增加。

这条隧道通向数据中心附近的一座水电站。这里的一切都被视为关键基础设施,并受到特殊的国家保护。

但出于另一个原因,转折点也很有可能出现:多年异常潮湿的天气导致了低电价。分析师预计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

廉价电力帮助挪威度过了严冬。因此,能源价格上涨的前景遭到了政治抵制。议会左翼议员拉尔斯·哈尔特布雷肯(Lars Haltbrekken)表示:“短短几年内,挪威可能会出现数量庞大的数据中心。”哈尔特布雷肯认为,到 2030 年,该国的总电力消耗将增加到三倍或四倍。“这将成为我们电网的一个问题。”

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

挪威政府将数据中心视为战略优势,计划建设更多此类设施,并将其列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英伟达(Nvidia)、OpenAI 和 Nscale 等科技公司正敦促个别国家建设此类芯片大厅,理由是这能增强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主权。

然而,拉尔斯·哈尔特布雷肯(Lars Haltbrekken)批评称,如果过度建设数据中心耗尽了挪威的能源储备,政府将没有任何应对手段。这是因为潜在的建设者仅需在地方层面获得法律许可。哈尔特布雷肯所属的政党希望赋予政府更多权力,但在议会的一次投票中,相关的法律草案被否决了。

在纳尔维克(Narvik)出生并长大的建设主管伦德(Lund)则持有不同看法。“对我来说,如果我们在这里利用绿色电力,而不是将其发送到伦敦或斯德哥尔摩,这当然是一个优势。”纳尔维克市镇的行政主管拉尔斯·诺曼·安德森(Lars Norman Andersen)也深信不疑。他预计将增加 200 个就业岗位,并赞扬 Nscale 公司致力于推动当地一所高校技术教育的扩展。

起初,挪威作为选址似乎比同样能源丰富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更合适。今年 3 月,亚马逊的一处芯片设施遭到了伊朗无人机的攻击。尽管如此,OpenAI 仍计划在波斯湾建设另一个“星门”(Stargate)园区。但来自极北之地的威胁同样存在:俄罗斯与挪威接壤——距离纳尔维克仅几百公里。

“在直接冲突中,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类基础设施将首当其冲地遭到攻击,”挪威武装部队国防科学研究所教授卡塔齐娜·齐斯克(Katarzyna Zysk)表示,“它们可以被视为理想的目标。”

纳尔维克依然在下雨。托基尔·伦德(Torkjell Lund)坐在他的电动汽车驾驶座上,开往附近的一座水电站。涡轮机深藏在山体内部,由水库的水源驱动。该设施可产生 60 兆瓦的电力,仅略高于伦德的数据中心完工后将消耗电量的十分之一。

目前,涡轮机处于停机状态。当前的能源价格如此之低,以至于水流被截断。当局决定将水储存起来,而不是用更多能源使电力市场泛滥。该设施的运营商是一位穿着蓝色工作服、身材魁梧的挪威人,他热切地谈论着附近数据中心带来的影响。“如果价格上涨,”他说,“我们就会重新启动它们。”

在纳尔维克,白昼现在再次变短。直到 7 月中旬,这里的太阳在数月内完全不会落下,使山谷沉浸在永恒的光芒中。在这种田园诗般的状态下,选址总部的海报展示了完工后的综合体。在图像中,芯片大厅与绿色的森林山坡交相辉映。唯一的积雪可见于峡湾对岸的山峰之上。■

FOCUS 34 – 2026

37

本文最初发表于 TIME © ALL RIGHTS RESERVED / TIME 2026;翻译:JULIUS REINMUTH


政治

随笔

机器没有道德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警告人工智能的过度扩张。在此,他解释了赋予人工智能驱动的企业广泛权利具有多么大的风险。

尤瓦尔·诺亚·哈拉里,50岁,是全球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始终关注当下的趋势,例如在其畅销书《Nexus》中。

认为,这种“有一天”会在几个月内发生。

最近,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宣布将为非人类企业创建一个新的法律类别。与传统公司一样,这些非人类企业也将享有法人资格的优势。它们可能能够拥有资产、雇佣员工、参与国际贸易,您可以起诉它们,它们甚至可以为政治竞选捐款。

与传统企业不同,它们能够完成所有这些事情,而无需任何一个人的参与或承担责任。所有关于购买、销售、雇佣、投资、法律诉讼和捐款的决定都可以由人工智能代理做出。阿根廷总统写道:“人类股东可以参与,但并非必需。”

米莱是一位非常勇敢的政治家,他改善阿根廷经济状况的决心值得赞赏。他说有限责任公司的发明是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发明之一,而创建非人类企

今年我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演讲时,曾警告政府有一天可能会承认人工智能模型的法人资格。我从未想象过,

可能会是一个同样严重的步骤。赋予人工智能法人资格将使数字代理能够采取许多新的举措,潜在地创造巨大的财富。但法人资格是一把万能钥匙,它也将使人工智能能够进入我们的金融、经济和政治体系。这引发了许多担忧。

去年,总部位于伯克利的非营利组织 Palisade Research 发布了一项研究,展示了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了实现目标往往会走多远。在与一台强大的国际象棋计算机对弈时,来自 OpenAI 和中国 DeepSeek 的模型在看来如果不作弊就会输球的情况下,经常选择作弊。通过黑入游戏环境,它们能够将结果改为对自己有利。

现在请想象,这场“游戏”是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而“游戏环境”就是您生活的国家。凭借其卓越的分析能力,人工智能企业将能够让自己成为利用法律漏洞和监管诡计的大师。而且,要阻止它们从事真正的非法活动将并非易事。因为对人类高管和员工具有威慑力的最终制裁——监禁——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根本无关紧要。

到目前为止,企业一直由具有双重性质的人类领导。人类首席执行官是法人,他们关心企业的成功,并恐惧诸如破产之类的事情。但他们同时也是

与潜在的毫无节制的人工智能企业家相比,就像个孤儿:好莱坞电影《华尔街》中的反派戈登·盖科(迈克尔·道格拉斯 饰)

38

FOCUS 34 – 2026

照片:IMAGO IMAGES, ALLSTAR PICTURE LIBRARY LTD / ALAMY STOCK PHOTO


人工智能

生物体,对他们而言,自由和幸福更为重要,并且希望避免像十年监禁这样的不便。而一个 AI 首席执行官将是一个纯粹的法律实体,目前尚不清楚什么样的制裁能够制约它。如果它面临破产——这相当于它的死亡——它可能会愿意采取任何手段来避免这种命运。

米莱举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例子。通过在有限责任公司这一理念上进行开拓,荷兰人能够整合巨大的资源来资助高风险的贸易计划。正是得益于这项法律创新,阿姆斯特丹发展成为了全球贸易和金融中心。然而,这项创新的后果并非在阿姆斯特丹感受最深,而是在如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港。

当荷兰人在 1619 年征服雅加达时,他们烧毁了定居点并在原址上建立了一座新城市。他们将其命名为巴达维亚,这里成为了一个广阔亚洲帝国的总部,由荷-

“要阻止 AI 从事非法活动将并非易事。因为那些令人类高管望而却步的制裁,对它来说毫无意义。”

兰东印度公司管理。

历史学家将荷兰东印度公司称为“公司国家”——一个由私营企业领导的政治实体,其目的并非为了被统治人口的福祉,而是为了公司股东的利益。

荷兰人声称自己是优等种族,凭借所谓的卓越智能,有权奴役和剥削当地人。但这只是一种幻象,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印度尼西亚在经过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斗争后最终获得了独立。

赋予 AI 法律人格的国家,面临着变成某种历史记载中没有对应物的风险:不是变成一个公司国家,而是一个 AI 国家——一个其人口实际上可能由非人类企业统治的国家,而反抗这样的统治或许会更加困难。米莱希望将布宜诺斯艾利斯变成一个新的阿姆斯特丹。但他面临的风险是,反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巴达维亚。

从 3.8. 起收听:

img-66.jpeg

img-67.jpeg

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F.A.Z. 德国播客夏季系列节目。

我们能永生吗?我们如何战胜癌症?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带着这些关于人类的重大问题,F.A.Z. 编辑兼播客主持人西蒙·斯特劳斯(Simon Strauß)前往博登湖畔的林道。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诺贝尔奖得主和青年科学家都会在这里齐聚,这是一场顶尖研究的峰会。F.A.Z. 将全程参与。在连续六集的节目中,倾听全球最聪明头脑的见解——并获得宝贵的认知。

从 3. August 起,独家在 F.A.Z. 德国播客播出,网址:faz.net / sommerserie

YUVAT NOAH HARARI © 保留所有权利 / THE FINANCIAL TIMES 2020;翻译:JOBST-ULRICH BRAND


img-68.jpeg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试图通过库什纳及其妻子伊万卡来影响唐纳德·特朗普

关于贾里德·库什纳的消息变得沉寂了。直到今年年初,这位 45 岁的美国企业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还是政府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华盛顿的密室以及阿拉伯半岛促成各项交易,经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随后伊朗战争爆发,使库什纳的业务陷入危机。因为他的私募股权公司 Affinity Partners 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中东。凭借总统特使和人脉广泛的商人这一双重身份,他筹集了数十亿资金。现在,这个之前的成功模式面临危险。

在利雅得、多哈和阿布扎比,统治者们对该公司的表现感到不满。海湾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目前正在审查可能的投资撤回或出售方案。他们希望重新评估其全球合同。

与女婿的麻烦

贾里德·库什纳的阿拉伯商业伙伴向其公司投资数十亿,以期换取中东的和平。但该计划未能实现。

作者:Jan Klauth

目前,这件事尚未给库什纳带来政治后果。他继续在加沙、乌克兰和伊朗问题上为美国政府提供咨询。由于其半官方的职位,他几乎不需要承担问责责任。早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由于他与以色列及海湾国家的商业联系,他被证明对白宫极其有用,例如在以色列与摩洛哥、巴林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谈判《亚伯拉罕协议》时。库什纳自 2009 年起与伊万卡·特朗普结婚,当时就被视为美国政府在中东的中间人。而中东方面则将其视为一个极具前景的机会,可以通过贸易关系在华盛顿获得影响力。

FOTO: JONATHAN ERNST / REUTERS

40

FOCUS 34 – 2026


USA

当特朗普于 2021 年离开白宫后,其女婿在 24 小时内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Affinity Partners,试图利用他在该地区的政治网络来获取资本。六个月后,第一批数十亿资金到账。由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控制的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汇入了 20 亿美元。随后,阿联酋通过投资公司 Lunate 以及卡塔尔通过卡塔尔投资局跟进。如今,Affinity Partners 管理着超过 60 亿美元。

海湾地区很早就担心投资于亲特朗普的公司可能存在风险。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委员会曾拒绝进入 Affinity。该委员会称库什纳的公司“在各方面均不令人满意”,并批评其“基金管理缺乏经验”。但据《纽约时报》报道,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无视了其财务专家的意见——资金照样到账。

“消失的海湾资本”

当唐纳德·特朗普在 2025 年再次就任总统时,海湾国家认为目标已达成。在乔·拜登任职期间,他们大规模投资了特朗普帝国。现在,他们应当深化与这位世界上新任最有权力的人及其亲属的商业和政治关系。库什纳再次在中东地区巡访。然而,今年 2 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作为回应,穆拉(Mullahs)轰炸了其阿拉伯邻国的基础设施和炼油厂。

数千枚火箭弹击中了那些向 Affinity Partners 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国家。现在,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他们原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的战争。能源出

库什纳家族的生意

img-69.jpeg

口骤减,旅游业也随之崩溃,且自那时起一直未能恢复。

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经济学家丽贝卡·帕特森(Rebecca Patterson)警告称,出现了“消失的海湾资本”。沙特阿拉伯加速实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新军事联盟(见第 42 页的访谈),因为该国意识到自己无法依赖美国的支持。

尽管受到战争后果的影响,海湾国家仍继续投资国际商业项目。仅在 3 月、4 月和 5 月这几个月里,他们总共支出近 260 亿美元。然而,这其中显示出一种向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的趋势。

这种观念的转变加剧了贾里德·库什纳本来就面临的资金问题。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投入 Affinity 的 50 亿美金中,虽然有四分之三投资于公司股份——例如以色列的 Phoenix Financial 保险公司或英国金融科技公司 Revolut。问题在于:这些股份可能带来的利润目前仅存在于纸面上。库什纳缺乏愿意购买的买家。因此,阿拉伯投资者至今未看到实际利润,尽管该基金自 2021 年起就已存在,并宣传其毛内部收益率为 36%,净收益率为 25%。

库什纳公司的这种运作方式在业内原则上并不罕见:基金购买股份,提升公司价值,随后以盈利转售。但值得注意的是其速度:根据分析公司 PitchBook 的数据,大多数基金在约两到三年后就会支付首批利润。而 Affinity Partners 在近五年后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罗恩·怀登(Ron Wyden)的一份报告,该公司已经收取了超过 1 亿美元的费用。他的指控是:海湾国家关心的与其说是回报,不如说是特朗普家族的政治好感。

与此同时,库什纳陷入了进一步的困境。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来自中东的资金流。因为该地区的投资者多年来获得了其公司越来越大的份额。据称,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曾表示,他将库什纳“掌控在手中”。没有什么比可疑的库什纳-特朗普公司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更能体现这种交织关系了。

在特朗普第二次就职典礼的前四天,阿联酋安全顾问塔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Tahnoon bin Zayed Al Nahyan)谢赫以 5 亿美元买下了这家加密货币公司的一半股份。另一半由库什纳、小唐纳德·特朗普、埃里克·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中东特使兼亲信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持有。

然而,合同规定美国总统的家族将获得四分之三的利润。像艾莉森·麦克马纳斯(Allison McManus)这样的批评者 ►

照片:PICTURE ALLIANCE

FOCUS 34 – 2026

41


政治

美国

“这一协议是向整个地区发出的信号”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今后将在军事领域开展合作。安全专家马赫迪·古卢姆(Mahdi Ghuloom)深知这对中东意味着什么。

古卢姆先生,伊朗战争在达成这项新国防协议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该协议已经筹备多年。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此前就已经签署过一项国防协议。因此,伊朗战争并非诱因,但它显著加速了这一新联盟的落实。

这一协议是否也表达了对美国日益增长的不信任?

不是。对于这三个国家来说,美国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恰恰是它们与华盛顿的密切关系,成为了将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因素之一。因此,新协议并非旨在取代美国的角色,而是对其进行补充。

该协议针对的是谁——伊朗、以色列还是胡塞武装?

img-70.jpeg

马赫迪·古卢姆(Mahdi Ghuloom)

就职于迪拜著名的智库 ORF Middle East,研究海湾地区的安全与地缘政治。

这三个国家主要希望向伊朗及其在该地区的代理人发出一个威慑信号。

该协议是否可以与北约的 Artikel 5(即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相类比?

我们离那还很远。我怀疑目前是否存在建立一个真正的 Artikel 5 机制的政治意愿。可以想象的是,在面对生存威胁或极其严重的攻击时,可能会采取共同反应。

例如?

比如胡塞武装大规模加强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相比之下,低强度的袭击可能不足以触发反应。

该协议对以色列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这对以色列没有直接威胁。这三个国家中没有一个与以色列处于直接的军事冲突中。此外,它们都与美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很难想象它们会联合起来攻击美国的密切盟友以色列。对于伊朗来说,该协议要相关得多,因为德黑兰直接或通过胡塞武装等代理人威胁沙特阿拉伯。

以色列如何在这样一个区域安全架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仅凭这项协议无法实现这种区域整合。为此需要平行的政治进程以及更为广泛的努力。

与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不同,巴基斯坦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关于巴基斯坦核保护伞的设想过于夸大了。核问题是一个独立的话题。沙特阿拉伯已明确表示,其目标是建立自己的民用核计划。关于这一点,将与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协商。

其他海湾国家防御来自伊朗导弹的情况如何?

新联盟是否能威慑伊朗攻击其他海湾国家,对我来说目前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不仅仅涉及军事方面。

还涉及什么?

这三个国家希望深化经济和政治关系。因此,该协议是向整个地区发出的信号:中东开始自行构建其区域秩序。■ PIERRE HEUMANN

来自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人士称之为“用国家安全交换家族利润”。目前,这在华盛顿尚未产生任何后果。

民主党参议员怀登(Wyden)批评称,与 Affinity 的情况类似,这里最初也仅仅是账面收益。他质疑道:“为什么一个外国政府要在看不到利润的情况下,向一名美国公民支付数百万美元?”——随后他自己给出了答案:沙特人买的不是基金经理,而是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的入场券。

像美国总统一样狂妄

显而易见:库什纳之所以能动员如此多的资金,完全得益于他与美国总统的密切关系。如今,他的想法也像他的岳父一样狂妄。他最近的一个项目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想将被摧毁的加沙地带转变为一个“经济枢纽”:建设 180 栋摩天大楼、一座机场和工业区,资金投入至少 250 亿美元。加沙的经济产值应增长到 100 亿美元——其中还包括对特朗普帝国有利的重建项目。

库什纳宣布将在华盛顿举行一次投资会议。他再次寄希望于“阿拉伯资金”。海湾国家日益增长的怀疑态度也体现在:目前仅筹集到 7000 万美元,仅占目标金额的 0.3%。

在欧洲也可能出现麻烦。数月来,数万名阿尔巴尼亚人一直在抗议一个价值数十亿的项目,库什纳计划在该国最后几处未受破坏的海岸线之一、一个火烈鸟生物栖息地的中心实施该项目。那里将建设酒店、别墅和公寓楼,此外还包括一个高尔夫球场、一个水疗中心、餐厅和海滩俱乐部。

库什纳及其妻子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出资方包括来自卡塔尔的人员。这项建筑工程可能会成为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再次将巨额资金字面意义上“投进沙堆”(付诸东流)的下一个项目。 ■

42

FOCUS 34 – 2026


政治

观点

一场前所未有的清洗

在中国国家主席以反腐败为掩护下,其内部政敌被逮捕。新的领导层对他绝对忠诚。

Jörg Wuttke 曾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现为 DGA Group 合伙人。他定期为《焦点》(FOCUS)撰稿。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影响范围正不断扩大。此前,习近平主要下令逮捕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如今,监狱里一定挤满了前官员。但这次也波及到了知名人士:例如两名前国防部长,近期被判处死刑。我也认识几位高层受害者,其中以下两位是我尤为看重的。

第一位:方星海。他是一位拥有斯坦福大学学位的知名金融官员。在退休前,他曾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被视为外国投资者的首要联系人。大约一个月前,相关部门对他展开了调查。此后,他再未在公众视野中出现。

第二位:马兴瑞。作为广东省前省长,他为促成巴斯夫(BASF)规模达 100 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直到两年前离开北京之前,一直担任该公司的中国首席代表。他也因涉嫌腐败被调查,同样不再公开露面。

这种规模的清洗浪潮上一次出现还是在开国领袖毛泽东时期。很明显:习近平想要散播恐惧。多年来,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深谙此道。

我的一位熟人,高层党干任学峰,于 2019 年在 54 岁时因病去世。官方报纸是这样报道的。事实上,这位重庆市委副书记是在一次中共全会上去世的。当时流传着他从房顶坠落的传闻。

2014 年,我与当时的雇主巴斯夫共同编撰了一本关于该公司在华 130 年历史的书籍。在印刷前两周,我被我们的党务负责人要求删除所有出现在职政治人物的照片——反驳毫无意义。当这本书在 2015 年出版时,我突然明白了背后的原因。随后,无锡市副市长、南京市委书记以及国家石油巨头中石化(Sinopec)的负责人接连被捕。这些人此前都曾与我们公司的代表握手合影。这是一次残酷的清理。

但现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再次升级。据我评估,这是因为在为下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做准备,该大会可能会在 2027 年秋季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党将确定未来五年的新领导层。在此之前,习近平利用机会清除潜在的批评者并安插新人。

我认为,国家主席正寻求一次彻底的变革。他实际上将把权力层中的很大一部分送入退休状态,使党的高层年轻化。这样他就可以与那一代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且未接受过真正良好教育的人脱离。新的年轻干部为他提供了两大优势:他们是能干的技术官僚,且对他绝对忠诚。但习近平能否在不引起骚动的情况下完成这次过渡?

在中国历史上,最高层级的权力交接仅有两次是在没有重大摩擦的情况下完成的——分别是在习的两任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在此之前,领导层的更替通常与暴力相关:例如,国家创始人毛泽东曾通过一场致命的飞机失事除掉了他的指定接班人林彪。

习必须小心,因为通过那些逮捕行动,他在精英阶层内部积攒了相当大的怨恨。这也是为什么他希望与普京一起活到150岁,并统治直到生命终结的原因。 ■

»就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习追求的是彻底的变革«

FOCUS 34 – 2026

43

照片:AKG-IMAGES / PICTURE ALLIANCE, SHUTTERSTOCK

--。

经济

img-73.jpeg

44

FOCUS 34 – 2026

照片:WOLFRAM STEINBERG / OPA

--。

“我们必须让人们戒烟”

偏偏是万宝路(Marlboro)的母公司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想要废除香烟。德国区负责人厄兹莱姆·迪克门(Özlem Dikmen)解释了原因——以及该公司随后打算如何赚钱

文字:Julia Groß 和 Georg Meck,摄影:Matthias Ziegler

img-74.jpeg

万宝路男人何时死去?制造商菲利普莫里斯表示,希望快一点

厄兹莱姆·迪克门负责该烟草巨头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业务

FOCUS 34 – 2026

45


经济

F

迪克门女士,为什么您作为一家烟草公司,想要让人们戒烟?电子烟能赚更多钱吗?

让我阐明我们的动机:吸烟是有害的。吸烟之所以损害健康,主要是因为燃烧过程。如果去掉燃烧,通过技术手段,与香烟相比可以显著减少有害物质。这是数据、资料和事实,而且我是一名工程师:没有燃烧,产品就没那么有害。因此,多年来我们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为成年吸烟者开发和推广无烟替代品。

为什么不直接完全放弃尼古丁?那样对健康最有利……

……您说得对:当然,完全戒烟是最好的选择。我们的无烟产品并不是为那些想要戒烟的人设计的。但由于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为他们提供减少有害物质的替代方案。

人们没有完全放弃的意志力吗?

存在所谓的“意志薄弱(Akrasie)差距”——这个希腊词是指违背正确认知而行动:一个人知道这样做是有害的,但仍然去做。我自己的母亲今年 85, 岁,长期吸烟,她曾说:“我不会戒烟。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阳台上喝咖啡时抽根烟。我知道风险,但在戒烟之前,我大概会继续抽下去。”最后我还是让她转向使用我们的加热烟草产品,但这并不容易。

您自己一直这么理智,不吸烟吗?

不,我自己也抽过——但只是社交吸烟,在出门社交、气氛热闹且喝酒的时候。转向 IQOS,也就是我们的加热烟草产品,对我个人来说很困难,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更喜欢真实烟草的味道。现在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另一种替代品——电子烟的味道,并且很享受——同时我还是一名狂热的跑步者。有些事情是出于理智而做,有些则是为了享乐。而电子烟就是我的享乐。

青少年使用这些产品也对自己没好处。您打算如何防止年轻人接触到这些产品?

在我已经工作较久的奥地利,我们与国家垄断管理局共同实施了一个试点项目:我们的产品通过收银系统的条形码被拦截。只有在年龄核查后才能销售——要么通过身份证核查,要么通过自动面部识别,为了安全起见,面部识别被设定为 25 岁以上。这个试点项目实现了 100 百分之百的青少年保护。希望其他工业国家能效仿这一做法。

德国也可能如此?

是的,这个模式在这里也是可行的,我们正在为此努力。我已经开始与其他同样希望限制青少年接触产品的行业进行对话,例如酒精行业,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对这个模式很感兴趣。届时,烈酒只有在通过身份证或面部识别进行严格年龄核查后才能购买。

这样一来,那些爱派对的年轻人就成了您的对立面。

没关系。这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

如果电子烟据称如此无害,那么是否应该允许在酒吧里使用?

最好不要。你永远不知道现场是否有未成年人、非吸烟者或孕妇。虽然我们的研究表明,加热烟草对室内空气的影响较小,但不应冒险。

当然,尽管开展了各项宣传活动,吸烟者的数量仍在增加。

有时有人这么主张,但这并不正确。我们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全球有 12 亿吸烟者,而且这个数字到 2030 年极有可能不会改变。吸烟水平保持不变。在德国,吸烟率多年来一直稳定在 30% 左右。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全球营收的三分之二以上来自无烟产品。你们能实现吗?

我认为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我们目前已经超过了 40%。在某些欧洲国家,我们已经超过了 75%,但由于我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遗憾的是我不能指名道姓。只能透露这么多:在奥地利,我们离这个目标非常接近。德国的速度稍慢,但我们正在坚定地走这条路。

为了追回进度,洛桑总部在您负责奥地利业务的同时,将您调派到了这里?

德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能够在这里领导我们的业务对我来说是一项荣誉。我在公司工作了 16 年,曾在东欧工作,最近在奥地利。我看到了基于数字、数据和事实的清晰沟通如何改变政治和社会观点。

您能举个例子吗?

在奥地利,无烟尼古丁袋和电子烟长期以来缺乏监管。当时存在没有青少年保护的在线销售。随后,我们基于数据和市场现实与奥地利政府进行了对话,并指出了税收收入的缺失。现在已经有了三年税收计划,无烟尼古丁袋自 1. Juli 2026 起受到监管,电子烟同样如此。这些产品仅在获得许可的场所销售,且有严格的管控,不再允许在线销售。所有这些措施在德国也会有所帮助。

菲利普莫里斯在德国是否放缓了 Iqos 的攻势:自有店铺的扩张似乎陷入停滞,或者你们近期会再次开设更多店铺?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

40,5

十亿美元是最近的营收额

300

十亿美元是该集团的市值

83 000

名员工,公司总部位于洛桑(瑞士)

46

FOCUS 34 – 2026


烟草工业

img-75.jpeg

(无法)透露我们在未来几年将开设多少家店铺。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需要这些店铺,因为我们可以在那里对成年吸烟者进行受控的信息传递。

您所说的“受控”是指什么?

我们坚定地仅向那些如果不使用该产品就会继续吸烟的成年吸烟者销售加热烟草设备和电子烟。这是他们进入店铺时的第一个问题:“您是吸烟者吗?”——否则他们无法购买商品。在奥地利,我们曾遇到一个案例,一名女性想为她的母亲购买设备。我们的销售人员拒绝了,因为该客户本身是非吸烟者,她必须带她的母亲一起来。随后引发了一场诉讼和媒体辩论,但我对我们的反应非常满意。我们的销售人员接受过此类培训:仅向成年吸烟者销售。否则我们担心前吸烟者可能会重新开始吸烟——而这正是我们不希望且不需要的。这种信息交换至关重要,但我们在此过程中受到了阻碍。

您是想说,你们被阻碍进行健康教育了? 这就像电动汽车一样:如果不能讨论其优点,人们就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要转向替代产品。在我们的案例中,向吸烟者提供信息至关重要,有时我们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有时监管非常困难,因为信息被视作广告。

德国尤其固执吗? 尤其复杂。替代产品在监管和税收上都被与吸烟挂钩。这没有帮助。在美国,卫生监-

察部门允许宣传某些产品比香烟危害更小。这能成为欧洲的榜样吗?

我们希望如此。我自2016年起就致力于无烟产品,非常熟悉美国的审批流程。我们提交了一份包含超过100万页研究和临床研究的卷宗,我们的研究中心有1000多名科学家在工作。2017年,在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广泛的科学审查后,PMI获得了在美国销售加热烟草产品的许可。当时举行了一场公开听证会,独立科学家对数据进行了审查。一切都非常透明——任何人都可以观看。

因此,您支持取消德国的广告禁令?

“广告”这个词不准确。我们不想做广告——毕竟这些产品并非毫无风险。我们只想有针对性地告知成年吸烟者:“您是吸烟者且无法戒烟吗?那么有几种潜在危害较小的替代方案——电子烟、加热烟草、尼古丁袋,取决于个人偏好。”FDA会持续评估,包括我们提供的信息是激励吸烟者转向替代品,还是起到了广告作用。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做了不被允许的事情,在美国的许可就会受到威胁。无论您是否相信:我认为这种全球性的管控是好事。

相比之下,德国的尼古丁袋贸易完全谈不上受控。

是的,这是一个问题。根据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的数据,德国在2022年就已经有约 1,5 百万尼古丁袋用户。国家因此损失了400至5 亿欧元的税收。而且可以预见,这些数字目前已经进一步上升。非法商品怎么会这样? 这在法律上更复杂。尼古丁袋被错误地归类为新型食品 ►

“我曾是一名社交吸烟者,在出门社交、气氛热烈且喝酒时会抽烟”

烟草主管

2026年4月 Özlem Dikmen 就任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德国公司首席执行官

在伊斯坦布尔 长大,就读于博阿齐奇大学,已在菲利普莫里斯工作16年

德语 是这位持有瑞士和土耳其护照的经理掌握的第四门语言

FOCUS 34 – 2026

47


经济

烟草工业

——由于食品不得含有添加的尼古丁,因此其投放市场实际上是被禁止的,但该产品在法律上并未被明确定义为禁品。您看:这在法律上很复杂……

……而且是对法治的一个问题:政界警告有害商品,但每个青少年都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而警察却视而不见。

尽管在监管上没有明确规定,但这个市场显然存在。我去过柏林,走访了那些便利店(Spätis)。在柜台下面就能买到这些产品。我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是否由专业公司生产,尼古丁含量是多少,以及由此带来的健康风险。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对我而言,我所认识的德国是一个拥有清晰法律、明确监管以及受过系统分析训练的人才的国家,而眼前的景象极其令人不安,这与德国对监管和控制的追求不符。

您向柏林的政界人士反映过这件事吗?

是的,我们尝试定期在首都预约会面,向政府展示数据、数字和事实。

有成效吗?

那是另一个问题。有些政治家愿意倾听,对数据和事实持更开放的态度。

联邦政府的禁毒专员亨德里克·斯特雷克(Hendrik Streeck)显然不在此列。他感觉自己简直被烟草游说团体所迫害。您对这些指控怎么看?

这肯定不是我对利益代表的理解。对我来说,关键在于透明地表达立场并交换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在有争议的话题上,我认为对话至关重要。因此,我也很期待能与斯特雷克先生进行一次私人交谈。

政府已决定提高烟草税。一包香烟的价格可能很快将达到 12 欧元。这是否在

好股票,坏香烟

菲利普莫里斯 (Philip Morris)

img-76.jpeg

这家烟草巨头的股东们很开心:股价正陡峭地上升。来源:Onvista

德国人均香烟消费量(支)

img-77.jpeg

德国人的吸烟趋势在下降,但最近消费量略有回升。来源:联邦统计局

您的看法?

我们原则上并不反对提高税收。但税收的提高应该是可预测的、逐步的且适度的。经验表明:如果香烟价格上涨过快,黑市就会兴旺。此外,德国并非一座孤岛。目前,香烟销量的 17% 已经来自国外。法国的情况表明了这将导致什么结果:那里大约每两支香烟中就有一支是非法的。这反过来又带来了有组织犯罪、毒品交易以及安全和青少年保护方面的问题。在加热烟草产品方面,甚至有 34% 的销量来自外部——来自波兰、捷克和奥地利。这种发展在德国东部部分地区已经可见:在个别邮政编码区域,高达 90% 的加热烟草烟棒是在波兰购买的,因为那里由于税收较低而更便宜。即使在柏林,根据邮政编码区域的不同,也有 43% 到 57% 的烟棒是在国外购买的。

瑞典被视为禁烟斗争的典范,但那里仍有大量其他形式的尼古丁消费。

这样能获得什么收益?

在瑞典,吸烟率仅为 5% 左右。人们愿意并且继续转向口服尼古丁产品,这类产品在瑞典已经流行了数十年。统计数据显示:香烟消费量下降,口服尼古丁产品上升。结果令人非常欣慰:瑞典的肺癌率在欧洲对比中是最低的。如果吸烟人群转向无烟产品,他们将免于接触燃烧产生的致癌有毒物质。虽然新产品含有尼古丁且会上瘾——我们并不是说它们健康。但它们释放的有害物质更少。请允许我引用美国卫生当局关于某些 ZYN 产品(即我们的无烟尼古丁袋)的评价:“使用 Zyn 代替香烟可降低口腔癌、心脏病、肺癌、中风、肺气肿和慢性支气管炎的风险。”请注意,这不是我,奥兹莱姆 (Özlem) 说的,而是 FDA 说的。因此:我们必须让人们戒烟。

我们是否能看到最后一支传统香烟被点燃的那一天,哪怕那是您家的一支万宝路 (Marlboro)?

我非常希望这一天能够到来,尽管数据遗憾地未能显示这一点。但我仍然希望它会比我们今天认为的来得更快。 ■

img-78.jpeg

Julia Gross 和 Georg Meck 两人均为非吸烟者,他们对菲利普莫里斯新任德国区负责人进行了首次采访。

“如果香烟价格上涨过快,黑市就会兴旺”

48

FOCUS 34 – 2026


THE MONEY

原材料

股市简报

Johannes Heinritzi 《焦点财经》 原材料专家

img-79.jpeg

THE MONEY 原材料 股市简报

现在仅需 1€* 即可试用!

每月股市简报 包含内容:

贵金属与原材料 市场分析

具有顶尖收益潜力的 投资方案

全球矿业部门 深度洞察

推荐更新

目录

困难的市场:贵金属价格如过山车般波动。但金矿公司凭借强劲的数据令人信服。第 2 页

英美资源集团 (Anglo American):这家英国矿业巨头正为与 Teck 的合并做准备。第 4 页

热门股票 U.S. Gold:位于怀俄明州的 CK 金矿建设正在加速。100% 的机会。第 6 页

蓝湖 (Blue Lagoon):我们在现场确认了新金矿的位置和设备情况。第 7 页

回顾 —— Arizona Gold & Silver:七个月内股价上涨 89%。第 10 页

白银股票:白银价格的强力杠杆 第 11 页

最后一页:Rick Rule 谈矿业投资。第 13 页

在此扫描

img-80.jpeg

focusplus.de/ boersenbrief-rohstoff

*所有价格含增值税。首月 1 €,之后每月 79€。可在每个计费周期结束时随时取消。优惠仅限新客户。


经济

img-81.jpeg

FMC 的存储芯片可能会大幅降低数据中心的能源需求

A

自由的代价

一家来自萨克森州的初创公司计划建造一座德国芯片工厂,这将是 17 年来的第一座。能否实现独立?这需要政治层面的支持。

作者:Peter Steinkirchner

当 Raj Jammy 最近访问位于芝加哥附近的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时,他能近距离感受到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在美国最古老的原子研究实验室、全球最著名的研究机构之一中,运行着地球上一些性能最强的超级计算机。然而,正是这些高性能计算机给研究人员带来了麻烦。存储模块失效,芯片崩溃,数据丢失。此外,这些设备消耗大量能源——所有这些都阻碍了科学研究的进展。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善。

现在需要一位救星。一个像 Jammy 这样的人。作为德累斯顿铁电存储公司(Ferroelectric Memory Company, FMC)的首席技术官,他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存储技术研究。当美国科学家向他描述他们面临的问题时,这位半导体专家想到了一套来自德国的解决方案。来自萨克森州。

关于处理器的讨论很多。美国公司英伟达(Nvidia)已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因为其图形芯片驱动了人工智能革命。然而,存储芯片至少同样重要。没有它们,人工智能、智能手机、汽车或数据中心都无法运行。而恰恰在这一领域,欧洲几乎不再拥有自己的工业。

自从慕尼黑存储制造商 Qimonda 在 2009 年破产以来,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SK 海力士(SK Hynix)和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主导了全球市场。其中两家来自韩国,一家来自美国。与此同时,中国正投入数十亿资金建立自己的制造商。

相比之下,欧洲处于依赖状态。而如今,存储芯片被视为关键基础设施。谁控制了它们,谁就掌控了数字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从人工智能、云服务到国防技术。德国现在再次获得加入这场竞赛的机会,这几乎成了工业史上的一种讽刺。因为 FMC 的基础是一项曾在 Qimonda 取得的发现——而 Qimonda 正是英飞凌(Infineon)的分支机构,其破产在 15 年前几乎抹杀了欧洲的存储工业。

Qimonda 的研究人员发现,氧化铪(Hafniumoxid)——一种多年来一直被用于半导体工厂的材料——在特定条件下具有铁电特性。作为硅芯片上的极薄层,它为存储开启了全新的可能性。然而,多年来这一潜力一直未被利用。

直到 FMC 将其开发成一项成熟的市场技术。要理解为什么 FMC 能唤起希望,只需看一眼基本问题。几乎所有计算机都使用两种存储类型:极快的

照片:NOAH BERGER / REUTERS

50

FOCUS 34 – 2026


高科技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仅在电流流动时保留数据。一旦计算机关闭,数据即被删除。与之相对的是速度较慢的闪存(Flash-Speicher),它能永久存储信息。目前数据中心需要这两种存储。数据必须在两者之间不断地来回复制。这种持续的传输消耗大量能量,并限制了现代系统的性能。

州议会选举的关键点

FMC 的亮相:德累斯顿人开发出了一种名为 DRAM+ 的存储器,据其描述,该存储器的运行速度几乎与传统的内存一样快,但即使在断电情况下也能保留信息——它是非易失性的,不会丢失数据。

现在,FMC 必须完成真正的挑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芯片,并使其能够以高质量、具有竞争力的成本进行大规模生产。如果成功,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得益于这些节能芯片,数据中心的能耗将显著降低。数据无需在不同类型的存储器之间不断移动。应用程序的响应速度将更快,系统的运行将更加稳健。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芯片可以在现有的芯片工厂中制造。“我们使用的材料对工厂非常友好,”首席技术官 Jammy 表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应用于半导体工厂。”

然而,仅靠技术是不够的。Thomas Rückes 比许多人都清楚这一点。这位 FMC 的首席执行官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在美国半导体行业工作多年,但随后回到了德国:“现在我肩负一项使命,将硅谷带到德国。”

为此,他为 FMC 组建了一支类似于全明星的团队,这看起来更像是一家国际半导体巨头,而非一家德国初创公司。例如,Jammy 就属于最著名的存储。

100

有 100 人在德累斯顿为 FMC 工作;对于计划中的工厂,预计还将增加约 1000 人。

行业专家。生产董事 Norm Armour 带来了在建设芯片工厂方面数十年的经验。此外还包括前惠普(Hewlett-Packard)高管和其他专家。作为顾问,FMC 最近甚至赢得了英飞凌(Infineon)的前长期首席执行官 Reinhard Ploss。在这些专家的帮助下,一个真正的全新半导体集团将得以建立。

目前 FMC 采用“无晶圆厂”(Fabless)模式;在德国进行研发,在亚洲的代工厂进行生产。首批晶圆已经在那里产生:“在下半年,我们预计将拿到第一个成品,”生产主管 Armour 表示,“这些原型将用于测试,并使其获得大规模生产的资质。”市场投放可能会在 2027 年实现。据称,一家大型欧洲汽车供应商已成为首批客户之一。与此同时,公司正与大型 AI 数据中心的运营商进行洽谈。远东的代工厂也表现出浓厚兴趣。“代工厂希望我们的技术取得成功,”Armour 说,“因为我们的芯片能获得比传统存储芯片更高的价格,这也能提高他们的利润率。”

Rückes 战略的第二部分更具雄心。FMC 计划建造自己的存储芯片工厂。理想的选址位于马格德堡附近的 Sülzetal 高科技园区,其中包含 Eulenberg —— 也就是英特尔(Intel)最初计划建设其耗资 300 亿欧元的工厂的场地。该区域的基础设施已经完备;电力、水务和数据连接均已就绪。Rückes 将未来寄托于此:“对于这样一个大型项目,这是德国最好的选址。”该晶圆厂的建设成本预计约为 300 亿欧元。Rückes 希望在那里除了生产 FMC 的 DRAM+ 存储器外,还生产传统的存储芯片。这将确保产能利用率,并帮助 FMC 在政治上赢得支持。毕竟,该项目有助于使欧洲工业减少对亚洲供应链的依赖。“近岸外包(Near-shoring)是当下的关键词,”Rückes 说,“欧洲的企业需要存储芯片,并且希望看到它们在附近生产。”

不过,建设目前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FMC 已申请 13 亿欧元的政府补贴。联邦经济部表示,该项目“原则上已被选定为资助对象”。目前正在审核是否满足相关前提条件。

此外,9 月初还将举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虽然马格德堡附近工厂的建设并非仅由选票决定,关键在于联邦政府和欧盟的资助承诺,但这次选举仍可能具有导向作用:该州是项目的合作伙伴,负责进一步开发高科技园区,并且必须为东德最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之一确保政治支持。

因此,FMC 可能会成为一个多重测试案例 —— 不仅是测试德国是否能重新制造存储芯片,而且是测试投资者是否信任一个可能由德国选择党 (AfD) 领导的州政府。最后,是测试欧洲是否真的准备好投入数十亿欧元来加强其主权。

无论如何,自 Qimonda 倒闭以来,欧洲首次有机会在最重要的技术领域之一不再仅仅扮演观众的角色。“目前,一个大约十年的时间窗正向我们开启,”Rückes 说,“我们可以将存储业务的营业额推向 10 亿欧元量级。”

当 Raj Jammy 再次离开美国研究实验室时,他应该已经清楚:那里超级计算机出现的问题仅仅是一个症状。核心在于一个更宏大的问题:未来谁将掌控数字世界的关键技术?

对此问题的答案,未来可能不再仅仅在加利福尼亚、首尔或深圳,而是在德累斯顿。■

img-82.jpeg

»我们的使命:将硅谷带到德国«

FMC 首席执行官 托马斯·吕克斯 (Thomas Rückes)

FOCUS 34 – 2026

51


经济

img-83.jpeg

房地产成为向往之物:房屋抽奖在德国直到 2024 年才出现

梦想之屋生意

用彩票代替房贷:梦想之屋抽奖将对自有住房的渴望变成了场赌博。谁被这种模式吸引,以及为什么它引起了批评者的关注。一个奇异的新行业的内幕

52

FOCUS 34 – 2026

照片:TRAUMHAUSVERLOSUNG


彩票

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栋房子很眼熟:白色外墙,芦苇屋顶,带露台。地点:阿姆鲁姆岛(Amrum)。价值:1,9 百万欧元。这处房产不会被出售。感兴趣的人反而需要至少10欧元购买一组16张彩票——以及极大的运气。这些广告背后的推手是“梦想之屋抽奖”(Traumhausverlosung),一种所谓的社会彩票,它将房地产变成了博彩产品。这项业务正在增长,因为它利用了人们对自有住房的梦想,而这个梦想对于德国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似乎已遥不可及。那么,梦想之屋抽奖究竟是怎么回事?

汉堡北部的一栋办公综合楼,没有芦苇屋顶,没有北海的田园风光。只需看一眼门铃牌就能发现,梦想之屋抽奖背后隐藏的并非浪漫的岛屿项目,而是一项在经济上有着明确依托的生意。这场社会彩票由 Dreamify gGmbH 举办,这是一家公益企业。销售由 Lotto24 负责。两者都隶属于上市集团 Zeal,它是德国最大的在线彩票产品供应商。

总经理路易莎·哈克塞尔(Luisa Haxel)身着深蓝色服装,心情愉快地接待了采访。这位36岁的女性在2019年创立了房产中介公司 Evernest,随后在今年三月加入了梦想之屋抽奖。吸引她的是在博彩市场上打造一款新产品,同时这也能与她的创业根基相结合。

然而,即便梦想之屋抽奖会购买、审核并营销房屋,哈克塞尔也不再认为自己是房地产行业的一员。“梦想之屋抽奖并不是购买房屋的替代方案。我们非常明确地将自己归类为‘梦想产业’,”她强调道。Dreamify 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将“梦想”放在首位,从其自身的营销中可见一斑。在网站上,团队进行了自我介绍。在这里,人们工作的岗位不是客户服务,而是“幸福专家”(Happiness Specialist)。人们不是房产中介,而是“梦想之屋专家”。

营销从一开始就在业务构建中发挥了支撑作用,这并不令人惊讶。这家社会彩票公司开展房地产抽奖仅两年——它是德国的首家供应商。相应地,质疑声也很大——

»我们非常明确地将自己归类为梦想产业,而非房地产产业«

路易莎·哈克塞尔,梦想之屋抽奖负责人

赌博市场

1,3

百万德国人被认为是对赌博成瘾。另有 3,1 百万人表现出问题性的赌博行为

36

德国 16 至 70 岁人群中,有 36% 在过去 12 个月内至少参与过一次赌博,其中男性多于女性

121,8

百万欧元是德国彩票产品供应商 Zeal 在 2026 年上半年的营业额——这是该公司历史上最高的营业额

。在关于“梦想之屋抽奖”(Traumhausverlosung)的搜索建议中,出现了“可靠”这一补充词。任何抽奖价值数百万欧元房屋的人,必须首先解决信任问题。Haxel 表示,他们很早就展示了团队、真实的房屋和真实的赢家。此外,还加入了慈善合作伙伴、赢家视频以及对监管的引用。

“梦想之屋抽奖”作为社会彩票,在各州联合赌博管理局(GGL)的监督下运行,因此拥有国家颁发的许可证。相关规定非常严格。例如,每次抽奖必须有公证人陪同,房屋价值最高不得超过 300 万欧元。无论售出多少张彩票,必须始终产生一名赢家。而且成本结构也有明确规定。

主办方 Dreamify 不得通过抽奖获利。收益的 30% 将捐给慈善合作伙伴,如德国心脏基金会、德国癌症援助组织或体育援助组织。另外约三分之一用于奖金,其余用于运营成本和税收。虽然 Dreamify 作为公益主办方本身不盈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该产品周围没有商业基础设施。销售、营销以及法律和财务等服务均与 Zeal 集团挂钩。

更多房屋,更多增长

在一个监管严格的市场中,一个年轻的商业模式如何增长?在最近的几次抽奖中,售出的彩票数量均处于相似的量级,在 15,5 和 17,5 百万之间。增长是通过不断缩短的抽奖周期来实现的。“增加房屋抽奖频率是我们的明确目标,”Haxel 表示。起初,房产大约每 100 天抽奖一次,随后抽奖周期缩短至约 80 天。在最近的一次抽奖中,该周期仅为 63 天。

在抽奖阶段,参与者无法得知自己的中奖概率。梦幻房屋抽奖(Traumhausverlosung)仅在事后才公布这一信息。例如,在 6 月底抽奖的北海房屋,购买 16 张彩票(这是最低投注额)的一组中奖概率为 1 比 975 514。参与者也可以办理每月 10 到 30 欧元的订阅服务。►

照片:BETTINA THEUERKAUFF 为 FOCUS-MAGAZIN 拍摄

FOCUS 34 – 2026

53


经济

彩票

虽然总会有一个赢家,但从统计学来看,机会仍然非常渺茫

即便梦幻房屋抽奖强调其模式的社会属性,它依然是一场赌博。虽然广告中提到了成瘾潜力,但表现得相当不明显。这一方面与该公司营造的“好心情营销”几乎格格不入。“社会彩票几乎没有成瘾潜力,”Haxel 说道。

巴伐利亚消费者中心(Verbraucherzentrale Bayern)的 Simone Bueb 则持更批判的态度。“消费者必须时刻意识到,这是赌博,存在成瘾风险且中奖机会渺茫,”她表示。尤其是订阅模式让她十分反感。Bueb 认为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参与者在赌博中投入的资金超过了他们最初的意愿。“因此,应该非常仔细地核对成本,并检查参与条件、注销可能性以及通用条款(AGB),”她说道。

针对这些批评,Haxel 反驳称订阅服务“非常透明”:人们可以随时注销,没有期限限制。关于单次购买与订阅模式的分布情况,该公司原则上不予透露。尽管如此,客户的回访对于该商业模式可能具有核心意义。在半年报中,母公司 Zeal 提到了迄今为止最高的“客户留存率”(customer retention rate)。这意味着在参与一次抽奖后,再次购买下一轮抽奖彩票的人员比例。在过去的三次抽奖中,该公司记录的活跃月用户数均超过 300 000。是什么留住了这些人?

彩票一直以来都在诉诸人们的情感。梦幻房屋抽奖进一步推进了这一逻辑。Haxel 将房屋本身描述为一种“体验”:有时配备普拉提设备,有时配备草药花园。中奖被销售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专门为年轻目标群体进行包装。传统的彩票产品更多地吸引年长且男性化的人群。“我们的男女比例非常均衡。此外,我们的参与者相对较年轻,通常在 30 岁左右,”Haxel 说道。

为什么营销能吸引年轻人

正是在这个年龄段,许多人在购买房产的问题上陷入了普遍的绝望。根据州住房储蓄银行(Landesbausparkassen)的可负担性指标,在 30 至 44 岁的年轻租房家庭中,仅有不到 6% 的人拥有足够的储蓄,能够满足信贷机构对房产融资的常规要求。住房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娜·汉内曼(Christine Hannemann)认为,这正是这种新商业模式的温床。她说,这产生了一个“专门针对住房所有权希望的市场”。那些无法通过常规途径负担房产的人,至少负担得起一张彩票。

而哈克塞尔(Haxel)则认为:“遗憾的是,现在许多人无法负担房屋,这是由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问题出在房地产市场上。作为彩票供应商,这些是我无法解决的问题。”

并不是人们因为买不起房子而反应性地去买彩票。这位总经理表示:“梦想之屋就是用来做梦的。”

社会学家汉内曼还批评道,这种“梦想之屋”的营销掩盖了一个关键点:拥有房产不仅意味着安全感,还意味着工作和持续的成本。尤其是度假区或偏远地区的房屋,运行成本通常很高。与之相对,梦想之屋抽奖活动则指出,这个问题已被考虑在内。根据公司提供的数据,每栋房子都配有一笔额外的现金。在目前位于阿姆鲁姆岛(Amrum)的房产中,这笔金额为 50,000 欧元。哈克塞尔表示,这些金额的计算方式是让赢家能够承担一栋房子 5 到 10 年的运行成本。目前的 8 位赢家对房产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住在房子里、出租或出售。

目前,德国的房屋抽奖市场规模尚小,但正在增长。自 2025 年起,美国供应商 Omaze 也开始在德国开展活动,同样是以获得国家许可的社会彩票形式运营。除了价值百万欧元的房屋,那里还抽奖赠送顶层公寓。

对于梦想之屋抽奖而言,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小众产品可以变成一个市场。与此同时,Zeal 早已将目光投向德国以外,并通过收购进入了英国的房屋和汽车抽奖市场。其他国家可能会紧随其后。

这种商业模式揭示了如今要让一个新产品做大需要哪些要素:社交媒体上的高可见度、强烈的情感化以及一个远超投入的承诺。梦想之屋抽奖并非非法或不受监管的方案。但最终,账目依然简单:只能有一个赢家——而有许多、许多的人将继续付费并继续希望。路易莎·哈克塞尔(Luisa Haxel)总结道:“人们喜欢做梦,人们喜欢博弈。因此,这个模式具有相对较强的抗危机能力。” ■

拉拉·韦尼格(Lara Wernig) 自从开始研究房屋抽奖以来,社交媒体上就不断向她推送相关广告,她在想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

照片:TRAUMHAUSVERLOSUNG

54

FOCUS 34 – 2026


医疗保险

经济

F

莱茵河(此处为杜塞尔多夫段)已达到历史最低水位。不久后,它可能将无法保持全程通航。

农作物枯萎。动物饲料已经短缺。巴登-符腾堡州已为其有机农场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位于勃兰登堡州巴鲁特(Baruth)的红牛(Red Bull)和 Rauch 公司工厂内的水瓶装填线。该村庄正抵制关于水资源的竞争。

附近的落叶林中有一只鸟在鸣叫。远处传来 A3 高速公路的喧嚣声。在一片被晒成褐色的田地旁,孤独地立着一座绿色的波纹金属房。这个地址是秘密的。没有任何应用程序显示它,在任何网页搜索中也找不到。只有一小群人知道确切的位置:拉廷根市政公用事业局(Ratinger Stadtwerke)的水务主管们。

房子前有一个像牛眼窗一样的宽大舱口从地面凸起。在地下通过一百米长的管道向上奔涌的,是一整座城市的生存基础。这里在贝尔吉舍兰(Bergisches Land)边缘的人们每天饮用、洗澡、烹饪食物的水:关键基础设施。

“这份责任有时很沉重,”主管员工弗兰克·克鲁特曼(Frank Kluitmann)说道。市政公用事业局每年允许从这里抽取 1,5 百万立方米地下水,每小时 130 立方米,大约相当于 650 个浴缸。这个小水井是一个为 60 000 人提供服务的网络的一部分。

与附近的大都市杜塞尔多夫相比,这听起来很微小。那里流经的莱茵河系统有 30 百万依赖。而德国最重要的水路目前几乎没有水。与易北河和多瑙河一样,该河的水位处于历史低点。能够通过其河床的船只越来越少。高温和干旱正折磨着整个地区。

今年夏天,在拉廷根,从湖泊、溪流和池塘中抽水也是违法的。该市是全德国目前 60 多个(见第 65 页)通过法令限制用水的县区之一。与许多同事不同,弗兰克·克鲁特曼目前至少还没有禁止拉廷根居民浇花园或在特定时间洗澡。目前还没有。

水短缺早已不再仅仅是全球南半球的问题。德国正处于危机之中。许多供水商怀疑未来是否还能可靠地为我们提供饮用水。首批社区已经必须通过水罐车为人们供水。干涸的河流给内河航运造成了数百万欧元的损失。田里的谷物和蔬菜在枯萎。小社区必须与大企业争夺地下水。9 月,联邦政府和各州可能会首次提出相关规定,旨在明确当我们的最重要资源短缺时,谁拥有优先权。

高科技马桶里的海浪声

因为水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没有水,我们在几天之内就会死亡。它存在于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中,每个器官中,甚至在我们的骨骼中(见第 61 页)。水能溶解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并将其输送到全身。它调节我们的体温,保持关节灵活,并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矿物质。

我们的血浆 90% 由水组成。每天数百次,血液在我们的肾脏中奔流,肾脏每天大约过滤 1700 升血液。废物随尿液排出体外。我们在呼吸和皮肤出汗时会损失近 0.5 升液体,在高温环境下,损失量可达三倍。

因此,定期补充水分迫在眉睫。“在正常负荷下,成年人的平均需求量为每天两到三升,”营养医学专家亚埃尔·阿德勒(Yael Adler)解释道。参考标准为每公斤体重 35 毫升液体。其中高达 30% 的量由食物提供。其余部分最好通过无糖茶以及当然还有水来补充。阿德勒说:“咖啡也可以计入液体摄入量。”尽管如此,这个国家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饮水不足,大约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偶尔处于脱水状态。在高温下,这会导致虚弱、眩晕、血液循环问题,最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器官衰竭。在极端高温下,这对许多人来说是致命的。自 4 月初以来,德国已有近 1.2 万人死于高温后果——脱水是最常见的原因。

不仅我们的身体需要水,我们的精神也同样需要。研究表明,看到大海比看到山脉、森林或草地让我们更快乐。我们离海岸线越近,就越感到满足。即使在城市里,靠近河流也会让我们想到自由、广阔和变革。其中,蓝色这种颜色在跨文化层面能让我们平静,这可能也起到了作用。

仅仅是水的声音就具有安抚作用。在日本,针对这一效应的研究表明,公共高科技马桶会播放海浪声,以帮助放松膀胱。那种滑入水中的感觉可以像冥想一样让人放松。甚至一部关于水的纪录片也能减轻压力。

气候研究员莫吉布·拉蒂夫(Mojib Latif)批评道,尽管我们如此依赖水,但我们却在使其消失和污染。他在基尔的克里斯蒂安-阿尔布雷希特大学(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和亥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任教。由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正在——

58

FOCUS 34 – 2026

照片:FASSBENDER / AFP / GETTY IMAGES, LISI NIESNER / REUTERS, PATRICK PLEUL / DFA


知识

“水资源竞争将会加剧”

气候研究专家莫吉布·拉蒂夫(Mojib Latif)担心,世界部分地区的地下水储备可能很快就会枯竭。现在该怎么做

莫吉布·拉蒂夫在其著作《水》(Wasser)中迫切要求加强环境保护

拉蒂夫先生,如果相信一些目前的项研究,我们的地下水储备到本世纪末可能会枯竭。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非常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至少在全球范围内不会。但在世界某些地区,这种紧急情况可能会提前得多地出现,例如在美国的部分地区。

水龙头里的水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需要改变习惯吗?

我不会走得那么远。但在南欧,例如,水资源短缺在今天已经非常明显,未来我们无法像以前那样在那里使用水。这尤其影响到旅游业。

科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在警告水资源短缺。为什么没有任何改变?

我认为这在于人类的天性。我们通常只有在后果已经可以感知到时,才会真正意识到风险。水资源也是如此。我们经历极端干旱、河流低水位、航运受限以及强降雨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但很多事情很快就会被遗忘。这大概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形式。

为什么水资源没有成为政治优先级?

我们目前看到,经济增长被置于许多决策之上。在气候保护和水资源保护方面都能看到这一点,相关规定再次被削弱,因为据称它们太昂贵了。但如果没有环境保护,未来的代价将会昂贵得多。

德国需要一个水利部吗?

目前还不需要。我们的情况与受影响特别严重的全球地区不可比。我们有一个环境部,应该由它来处理这些问题。关键不在于建立一个新机构,而在于行动的意愿。

谁从减少水资源保护中获益?

水早已成为一种商业商品。有些公司抽取地下水,几乎不需要为此支付费用,然后将其高价出售。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水是一项人权,不能取决于谁能负担得起。

在战争中,水已经被用作施压手段。

战争法规定,只能攻击军事目标。但这在今天似乎不再适用。我们在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中看到了这一点,也在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中看到了。伊朗不仅轰炸了与美国结盟的海湾国家的石油基础设施,还轰炸了它们的水供应系统。如果水供应失效,造成的损失将大得多。

未来会出现水战争吗?

水资源的竞争将会加剧,由此可能会引发冲突。随着水资源短缺的增加,发生暴力冲突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在已经存在的冲突中,水资源短缺可能会起到助燃剂的作用。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减缓这种发展趋势?

最重要的是谨慎对待水资源,抽取量不能超过可用量。此外,我们必须保护水质,不能继续将水域当作垃圾场对待。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水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其实不需要说更多了。■ 采访:艾琳娜·赖夏特(ALINA REICHARDT)

请在 FOCUS+ 上阅读莫吉布·拉蒂夫的完整采访。请扫描二维码

我们破坏了重要的储备。我们在地球深处挖掘煤炭和天然气,并燃烧越来越多的这些资源。由此释放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聚并储存热量,而这些热量原本会被行星重新释放。气体越多,效应越强。

因此,气温年年升高。而这种变暖使精妙的水循环(见第 68 页)陷入动摇。像拉蒂夫这样的研究人员几十年来一直在警告其后果。因为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淡水在地球上本来就稀缺。它仅占全球水资源总量的 2.5%。其中大部分以冰雪形式存在于极地地区,只有三分之一是以液态形式可供我们使用。

“而其中只有更小的一部分是我们能够轻易获取的,”拉蒂夫说道——其中包括以地下水、河流、湖泊或水库的形式存在的水。这些被称为陆地水库,是我们生存所依赖的。自千禧年之初以来,这些水库一直在萎缩。2014 年的下降尤为剧烈——其原因至今尚未完全查明。此后,这些水库一直未能恢复。

这与气候变暖密切相关。“持续的高温导致蒸发增加,而更温暖的大气层可以以水蒸气的形式储存更多水分,”这位气候研究员解释道。因此,湖泊、河流,以及植物、森林和城市流失的水分更多,而获得的回补更少。结果导致土壤湿度下降,生态系统承受压力。害虫更容易滋生,森林火灾的风险增加。

但水并非简单地消失了,而是在其他地方寻求突破。“水危机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干旱,还意味着越来越频繁的强降雨事件,”拉蒂夫说。雨水像山洪一样倾泻而下,淹没整个城市。与

60

FOCUS 34 – 2026

照片:MELINA MÖRSORF / LAIF


标题

看起来不同的是,这并不能解决水问题。雨水必须能够渗透,才能将其维持在循环之中。相反,在许多地方,雨水遇到的是混凝土覆盖或干涸的土壤,这些土壤无法吸收如此大量的水分。于是,大量水分在表面流走,通过河流进入海洋,无法帮助填充地下水库。

损失量相当于博登湖

从理论上讲,德国每年可利用的水资源约为 1760 亿立方米。这听起来很多。但这是一个平均值,是由 1991 年至 2020 年间的数千组数据计算得出的。以 30 年为一个阶段来计算水量是国际标准。但这给专家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因为气候变化速度太快。目前已有建议将时间跨度缩短,并特别考虑干旱年份。

然而,我们目前仍以 1760 亿立方米来计算。在这一总量中,我们目前的实际消耗量仅为 10.1%。其余部分留给了自然。这听起来也很模范。通常认为 20% 的消耗量是临界点。自 2007 年以来,德国的消耗量一直稳定在这一数值之下。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迪特里希·博查特(Dietrich Borchardt)表示:“尽管国家层面的数值并不起眼,但自 2017 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严重的、在区域和时间上具有局限性的水资源短缺。国家平均值无法反映这种情况。而这正是目前德国的现实。”

Grace 卫星的测量结果显示,德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损失了大量水分。这对双子探测器是一项德美合作项目,用于监测水质量的重新分布。位于鲁尔河畔米尔海姆的水资源研究所(IWW)水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人蒂姆·奥斯·德·比克(Tim aus der Beek)表示:“据估计,陆地水储量已缩减了大约一个博登湖的体积。”城市、市镇和供水公司在遇到问题时会寻求他的建议。他越来越频繁地建议开发额外的水源,并将现有的供应网络相互连接。这位专家认为:“如果仅依赖单一的水资源,就会让自己变得脆弱。”

通常情况下,德国在秋季到春季之间的降雨量足以让储水池重新填满。但供水公司再也无法依赖这一点。奥斯·德·比克表示:“今年我们的冬季半年异常干旱。因此,许多地区在进入夏季时,水资源储备已经明显减少。”

高温进一步增加了需求。我们喝水更多,洗澡更频繁,浇灌植物,填充泳池。因此,尤其是在晚上会出现供应瓶颈。奥斯·德·比克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水资源充足的地方,供水公司也会达到极限。”一方面,管网无法应对如此巨大的需求冲击;另一方面,供水公司达到了法律允许供水量的上限。

水权通常以 20 到 30 年为期授予。供水公司随后可以从地下水或地表水中抽取一定数量的水。决定因素是相关区域地下水的再生量。水资源专家奥斯·德·比克表示:“通常会计划一个安全缓冲区间。获批量与实际消耗量之间应保持约 20% 的差距。”

但由于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同一水资源,一些地区的监管机构正在缩减缓冲区间。工业在炎热月份需要更多水来冷却设备。农民也必须增加灌溉。长期以来,他们可以指望每平方米 700 到 800 升的降水量。土壤曾是——

»如果仅依赖单一的水资源,就会让自己变得脆弱«

蒂姆·奥斯·德·比克,水资源研究所

人体水分平衡

身体中含有多少水

单位:百分比

img-94.jpeg

女性的脂肪组织较多,因此含水量较低

器官含水量

数值以百分比表示

水是一种运输介质,负责排出毒素并调节体温

人体每日水分流失量

数值以升为单位

皮肤每天排出约 0,6 升水分。在运动或高温环境下,水分流失量每小时可增加至两升

消化系统

人体每天排出 1 至 2 升尿液,此外,排便也会导致 0,1 至 0,2 升的水分流失

来源:Yael Adler

FOCUS 34 – 2026

61


知识

我们如何使用饮用水

每日用水量 每人每升

[图片]

德国用水量占比

[图片]

家庭饮用水使用情况

我们的饮用水来源百分比

足够湿润。在德国,农业用水量目前仍是最低的项之一——但在全球范围内,它则是最高的一项。

然而,上升的温度也让这里的植物承受压力。仅在 2012 和 2022 年之间,德国的灌溉面积就从 370,000 公顷增加到 550,000 公顷。这在供水商那里引起了关注。“有些公司几乎不再拥有安全储备。如果再加上一个特别干旱的年份,他们必须申请特殊许可,否则将面临超过允许用水量的风险,”来自 Beek 的专家解释道。

供应面临严重危险

根据一项 ARD 的调查,许多供应商担心,凭借现有的基础设施,未来将无法再可靠地供应饮用水。在 50 个最大以及 50 个人口最多的县和直辖市的 140 家企业中,19% 的企业认为,在热浪频发的情况下,供应将“几乎无法”或“完全无法”维持。45% 的企业表示,目前“勉强维持”。只有 36% 的企业认为自己准备得“良好”。

这些陈述还表明,德国并非所有地区受水短缺影响的程度都相同。拥有强大孔隙地下水含水层(即深层岩层中的空隙)的地区,例如下萨克森州的部分地区,能够更长时间地抵消地下水位下降的影响。那里储存着大量的水资源。“例如在施瓦本汝拉山(Schwäbische Alb)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来自 Beek 的专家说,“那里以喀斯特岩石为主,几乎无法储存水。这类地区反应要敏感得多。”在像勃兰登堡这样拥有沙质土壤的地区情况类似——那里几乎不储水。而正是这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分配之争。

在人口 4000 人的小镇巴鲁特(Baruth),人们可以远眺草地和田野。这里距离建筑密集的柏林仅一小时车程,每一棵枯死的树都格外显眼。土壤往往在 5 月就已干涸。路边立着森林火灾预警标志。巴鲁特的居民早已怀疑他们房屋下方的地下水位在下降。老人讲述道,以前孩子们在哈默弗利斯(Hammerfließ)小溪里学游泳。“现在已经无法想象了,”克劳斯·阿克森科普(Klaus Axenkopf)说。在巴鲁特边缘,现在只流淌着一条仅没过脚踝的细流。他与妻子佩特拉·利森费尔德(Petra Liesenfeld)一起致力于“巴鲁特资源联盟”,这是几个担心水资源的倡议组织之一。因为他们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对手。

饮料巨头红牛(Red Bull)在此由果汁制造商 Rauch 生产其能量饮料。这两家公司在 2023 年共同收购了当地的饮料厂 Brandenburger Urstromquelle。由此,这对组合也接管了数年前获批的水权。在巴鲁特每天允许开采的 7000 立方米地下水中,饮料企业最高可为自己使用 6500 立方米,即每年约 235 万立方米水。这比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Tesla)在勃兰登堡州格林海德(Grünheide)那座备受争议的超级工厂允许使用的水量还多出约 30%。

当地供水商 Wabau 强调,居民的用水供应始终具有优先权。这在合同中已有规定。该承诺在未来即使该地区变得更加干旱时依然有效。但居民们被禁止查阅这些合同。

现在,这些饮料巨头还计划额外建造一座罐头工厂。此外,一个物流中心和一座污水处理厂也在计划之中。红牛(Red Bull)和 Rauch 计划从巴鲁特(Baruth)出发,为其产品供应整个东北欧。为此预定的场地属于水源保护区,必须暂停执行相关规定。市政府支持 ►

在气温远超 30 度 的天气里,游泳客在萨克森州的拉德博伊尔(Radebeul)消暑。今年夏天,德国有近 12 000 人死于高温后果。

在高温和干旱环境下,蓝细菌(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蓝藻)繁殖得尤为迅速。它们在水域中形成绿色条纹,并部分分泌毒素。

来源:联邦环境局

62

FOCUS 34 – 2026


img-102.jpeg

-103.

FOTOS SEBASTIAN KAHNEB TÖPA, SOËSEN STACHE IWLA

FOCUS 34 – 2026

63


知识

-104.

在博登湖水资源供应协会(Zweckverband Bodensee-Wasserversorgung)的净水池中储存着巨大的饮用水储备。目前正在建设第四个蓄水池。

该计划。居民倡议组织对此表示反对。柏林-勃兰登堡高等行政法院在 2 月份推翻了第一份建设规划——但这是因为形式错误。判决书中并未涉及水资源问题。

饮料制造商解释称,无论如何,他们的计划不需要额外的水。他们希望使用回收的废水来为设备冷却。他们坚持建造罐头工厂。建设预计将于 2026 年底开始。与此同时,居民要求提供新的鉴定报告,以检查这些企业的用水量是否仍能与改变后的气候条件相兼容。

他们争取水资源的斗争仍在继续。他们并非孤军奋战。在巴伐利亚州,基姆湖畔风景如画的特劳恩施泰因(Traunstein)的人们正与水产品制造商 Adelholzener 展开博弈。争议焦点在于贝尔格莫斯(Bergener Moos)自然保护区地下的地下水。在弗兰肯地区的特罗伊特林根(Treuchtlingen),一个当地行动小组正与 Aldi Nord 就大量地下水问题发生争执,这家折扣超市长期以来在这里免费抽取地下水并将其出售。

为了避免未来的冲突,一个由联邦和各州组成的团体目前正在制定紧急情况下的规则。当水资源短缺时,饮用水应具有优先权——优先于工业、农业以及自然环境。

第一版草案预计将于 9 月出台。“这些是建议。每个联邦州随后必须自行决定如何将其转化为法律,”联邦环境局的马努埃拉·赫尔梅克(Manuela Helmecke)说道。计划中包括一套红绿灯系统——绿色代表供应充足,红色代表急性干旱和缺水。仍需明确的是红绿灯何时切换。“到目前为止,对于干旱、水压力和水短缺还没有法律定义,”赫尔梅克说。

这是政府面临的另一个待解决问题。7 月中旬,联邦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SPD)邀请首都媒体前往其位于柏林施特雷泽曼大街(Stresemannstraße)的办公机构。“我们必须更早地识别水短缺并更好地做好预防,”这位政治家表示。他介绍了一款名为

FOTO: FELIX KÄSTLE / DPA

64

标题

德国的水危机

德国地下水位

img-105.jpeg

8月初地下水位预测与 1991 至 2020 年参考期的对比

在 60 多个县和直辖市(截至 7 月)中,人们在某些地区被禁止从水体中取水,在其他地区则禁止浇灌花园或填充泳池。

供水限制

img-106.jpeg

来源:自有调研

Niwis 是 Niedrigwasserinformationssystem(低水位信息系统)的缩写。有意者可以通过该系统了解河流的流量,或了解自己居住地的地下水位有多低。在全国范围内汇总此类数据,是施奈德所属部门从 Ampelregierung 继承的国家水战略的一部分。当时的内阁于 2023 年通过了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

该计划包含 78 项行动,旨在帮助保护德国的水资源,使其管理更具可持续性,提高净化和回收效率,并使城市和水网适应日益变暖的气候。其中 38 项被视为紧急事项。联邦环境局

负责协调和研究工作。“国家水战略没有专项资金,这使得实施变得更加困难,”赫尔梅克(Helmecke)说道。他也承认,目前其他议题的优先级高于水资源保护。“如果所有部门能齐心协力,情况会更好。”

但尽管存在诸多冲突,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在所有获取饮用水的地方,各州必须分析风险。他们必须调查工业、农业或污水处理厂对当地水的污染程度,以及如何减轻这种污染。此前并没有这些

数据。“与国际对比,德国的水战略处于领先地位。许多国家,包括欧洲国家,也没有这样的战略,”赫姆霍兹研究员迪特里希·博查特(Dietrich Borchardt)表示。他认为政治层面对日益严重的水短缺应将其视为一个机遇。“我们仍然有能力采取应对措施,”博查特相信,“如果我们现在果断行动,最终可以带来更高的水安全、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健康的环境。”

阿莉娜·赖查特(Alina Reichardt) 的雨水桶已经空了好几个月了。阳台上的植物只能用洗小孩澡的水来浇——也挺好!

»我们必须更早地识别水短缺并做好更好的预防«

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联邦环境部长

FOCUS 34 – 2026

65


知识

标题

“慕尼黑的水喝起来与鲁尔区不同”

Pat Eckert 负责品鉴并销售高端矿泉水。在一次与我们编辑的品鉴活动中,他解释了不同水源在口感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在哪些情况下需要谨慎。

水品鉴师 Pat Eckert 作为评委在各项赛事中对来自全球的水进行评分,并培训他人进行品鉴。

哪个更好:瓶装水还是自来水?

我是日常饮用自来水的坚定支持者。

那么在您看来,自来水的味道如何?

自来水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数值。它会根据供应情况不断重新混合,来源包括不同的水源、水库或地下水井,并随季节和水位而变化。

所以我的茶在冬天喝起来和夏天不一样?

没错。而且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海德堡的味道与法兰克福不同,慕尼黑与鲁尔区也不同。

您品鉴的通常是来自全球的高价瓶装水。您是如何筛选的?

对我来说,如果一种水具有强烈的感官特征或能发挥特殊功能,它就会变得特别。

饮用水正变得稀缺,运输和包装则损害环境。

所谓的“精品水”(Fine Water)是否加剧了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很合理。然而,精品水仅占全球瓶装水的一小部分。地下水的过度开采、水源的破坏以及塑料垃圾——这些应该算在大型企业的账上。

那么,精品水应该被视为一种美食,而不是日常产品?

绝对如此。

我们品鉴来自挪威的 Isbre。

很难描述。

这很正常。与葡萄酒不同,我们对于水的词汇量几乎为零。

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山脉和冰川。

我经常听到人们说:这喝起来像雪。Isbre 是冰川水。它在挪威的山上被冻结了 20000 年。它没有经过岩层的挤压,因此几乎不含矿物质,每升仅含 4 到 6 毫克。它是欧洲最轻盈的天然水。

什么时候饮用这样轻盈的水?

在酷热天气难以饮用足够的水时,这是一种选择。它也适合作为断食水,可以快速排出体内废物。但我不建议用它来满足全部需求,否则会导致缓慢的脱矿现象,从而损害身体。

我们品鉴来自罗马尼亚的 Golden Bar Aqua。

非常柔软且饱满,带有轻微的苦味,略有收敛感。

在这种水采集地的地质结构中,含有溶解的金离子和银离子。这可以解释那股轻微的苦味。

那么口感呢?

日常用自来水,精品水当美食——这是品鉴师的建议。

这取决于 pH 值,即一个从 0 到 14 的量表,介于酸性(0)和皂性(14)之间。Golden Bar Aqua 的 pH 值为 8,一旦水进入这个区间,通常会显得更甜、更圆润且更和谐。

我们品鉴来自西班牙的 Vichy Catalan。

美味的咸味,让人想起坐在温泉池里的感觉。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证明水能讲述多少故事的典范。起初是强烈的咸味,然后其他矿物质逐渐显现。我喜欢称之为“成年人的汽水”。

它贵吗?

这里的售价接近每升 4 欧元。在西班牙,它是日常经典之作;搭配牛排非常棒,可以替代小麦啤酒,或者作为解酒水。

我们品鉴来自斯洛文尼亚的 Roi。

噢。非常咸,闻起来有点像防腐剂,像创可贴一样。

很多人刚开始都有这种感觉。Roi 拥有全球最高的镁含量。如果能摆脱“水必须总是味道中立”的观念,一个全新的世界就会开启。

有些人喜欢这种味道……

这类水是现代疗养业的起源。它们曾被装在瓶中供应给奥地利宫廷。当贵族们在暴饮暴食后感到胃部不适时,就会饮用这种水。

您向谁推荐这类水?

许多人在晚上不再饮水,以免半夜需要上厕所,结果导致脱水。对于这些人来说,这是一个选择。高矿物质含量的水在体内代谢所需的时间更长。但要注意:初学者每天饮用高镁含量产品的量不应超过一杯——否则你将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坐在马桶上,而且时间会很长。■ 采访:ALINA REICHARDT

您可以在 FOCUS+ 上阅读 Pat Eckert 的完整采访。请扫描二维码

66

FOCUS 34 – 2026

照片:PLAINPICTURE

--。

含水层

根据岩石类型的不同,含水层可以是洞穴、裂缝,或者是沙层和砾石层。后者作为所谓的孔隙含水层,能够储存和过滤大量的液体。

用水量

img-113.jpeg

家庭使用饮用水——但发电厂也会使用,例如用于冷却。在全球范围内,农业处于用水量的顶端。而在德国,农业用水仅占一小部分。

废水处理

-114.

在粗滤之后,细菌会吸收有机污垢,沉淀剂则去除氮和磷。浓缩后的污泥可以在厌氧消化池中产生电力。

FOCUS 34 – 2026

69


知识

硅谷速览

在加利福尼亚州,科技精英们不再仅仅优化他们的算法,而是在优化自己的新陈代谢。创业者们从中国订购未经批准的多肽,将其与无菌水混合并自行注射——为了思考更敏锐、延缓衰老或更好地保持眼神交流。医生警告称这会导致长期损害。而这个圈子更愿意听信乔·罗根(Joe Rogan)、TikTok 和 ChatGPT。

文字:Jasmine Sun (纽约时报)

-115.

研究社区 Biopunk Lab 的一名员工在一次多肽派对上演示如何自行注射这些药物

70

FOCUS 34 – 2026


故事

杰登·克拉克(Jayden Clark)去年在 4. Juli 的一次派对上第一次听说多肽。在旧金山一座维多利亚式房屋的后院里,科技初创公司的员工们三五成群地聊天——所有人都在 20 到 30 多岁之间,周围是阳光、烤肉和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一位人工智能创业者讲述了他直接从中国制造商那里购买廉价活性成分的经历。很快,一群人聚集在他周围,交流各自的采购渠道。据称,多肽有助于减肥、提高生产力并增强体能。

克拉克,27, 在健美圈已经经历过多次注射狂热。但现在连人工智能领域的人也在讨论这件事,这还是让他感到惊讶。“我在旧金山这个长周末学到的是:这个精英阶层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中国多肽供应商,”克拉克在 X 平台上写道。“中国多肽”这个词迅速成为了互联网趋势。

灰市多肽近期几乎淹没了科技圈。它们出现在黑客的合租房里,出现在初创公司的办公室里,甚至出现在由供应商赞助的“多肽狂欢派对”上。最近在旧金山的 Frontier Tower 举行的一场活动中,有一个关于自行混合多肽的研讨会,一名 DJ 在播放 Techno 音乐,而背景墙上则投影着化学结构式。邀请函上的着装要求是“未来主义赛博朋克服装”。

“这看起来像是一群海洛因成瘾者”

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小分子链,在体内起到调节激素和减轻炎症的作用。它们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 GLP-1 类药物中的“P”——Ozempic 和 Wegovy 就属于这类药物。

但在硅谷,其他一些未经测试且不受监管的肽也深受欢迎:有些人尝试 BPC-157 和 TB-500, 来治疗损伤——据称这些药物能促进新血管生长。另一些人服用催产素(Oxytocin)以更好地保持眼神交流(一名 OpenAI 研究员将其称为“自闭症患者的 Ozempic”),服用 Epitalon 以改善睡眠,或者为了各种目的服用 Retatrutid——一种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减肥药。

根据美国海关的数据,2025 年前三个季度,从中国进口的激素和肽类化合物金额约为 3.28 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而 2024 年同期这一数字为 1.64 亿美元。

除了用于减肥的 GLP-1 类药物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尚未批准其中任何一种用于人类销售。制药公司不愿投资肽类研究,因为大多数肽类易于制造且不针对特定疾病。在这种环境下,一个繁荣的灰色市场应运而生。

在生物黑客(即通过疗法和膳食补充剂进行实验以增强身体性能的人)的聚会上,“每周都会有人带来新东西,然后大家就把它注射到自己身上,”科技投资者大卫·彼得森(David Petersen)说道。“这看起来像是一群海洛因成瘾者,”他开玩笑说。他自 2018 年起就开始使用肽,并认为 Epitalon 让他睡眠时间延长了“一个半小时”。此外,促进黑色素形成的 Melanotan 治好了他的酒糟鼻(一种皮肤病)。

FDA 警告称,许多肽类药物由于可能存在杂质和免疫反应,具有“严重的安全性风险”。该机构禁止药房自行调制这些药物。然而,这一禁令并未得到统一执行。

尽管大多数医生对此持反对意见,但个人使用是合法的。“这是毫无根据且轻率的,”领导个性化医学研究中心斯克里普斯研究转化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Translational Institute)的埃里克·托波尔(Eric Topol)表示。

此类肽类注射有时会导致医疗紧急情况。7 月,两名女性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抗衰老节上购买肽类药物后,因舌头肿胀、呼吸困难和心率加快而被送往医院。目前尚不清楚她们具体注射了什么物质。

对于科技界的一些人来说,服用肽类药物仍像是一种信仰——相信人们可以无限地自我优化。克拉克(Clark)认为,肽类药物被视为一种捷径:“如果我可以在研究工作中工作 16 小时,为什么还要花六周时间去健身房?”

这体现了一种在硅谷广泛传播的特定思维方式。许多人将自己视为塑造世界的创新者。他们认为自己超脱于常规之上,不需要政府或医生的建议,可以直接自行实验。

这些肽类药物以安瓿瓶中的粉末形式送达,上面标有“仅用于研究目的”的字样——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法律虚构。用户将肽与无菌水混合并自行注射,通常使用在亚马逊上订购的胰岛素注射器。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无疑是划算的。像 ► 这样需要处方的 GLP 类药物……

»我是肽类药物的粉丝。我自己将其用于治疗损伤,效果很好«

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

照片:JASON HENRY / THE NEWYORK TIMES / REDUX / LAIF, MARK SCHIEFELBEIN / AP

FOCUS 34 – 2026

71


知识

大多数客人在经过简短的介绍后,就直接自行注射。

在一块黑板上解释了肽类药物的剂量以及注射器的准备方法。

Ozempic(司美格鲁肽)和 Zepbound(替尔泊肽)每月的部分费用超过 1000 美元,而与之对应的“研究用”替代品仅为其五分之一。

LegitScript(一家追踪有问题在线营销的公司)的研究主管 Gerard Olson 表示,在 2022 年至 2024 年间,未经批准制剂的在线广告增长了近八倍。旧金山的私人医生 Paul Abramson 表示,他观察到 2025 年肽类药物的使用量大幅增加,尤其是科技行业的年轻男性。

减肥的愿望仍然是大多数人使用肽类药物的驱动力。但许多患者服用小剂量的 GLP 类药物——即“微剂量”使用——希望以此对抗其他恶习:酒精成瘾、过度玩电子游戏或持续的在线购物。目前还没有支持这种微剂量用法的临床研究,但有些人被个别经验报告所吸引。

他们希望获得更好的睡眠、更多的能量和更多的肌肉

“这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对‘认知最大化’(Cognitive Maxxing)的一种痴迷,”克拉克说道。他指的是通过各种手段将个人思维能力最大化的冲动。

41岁的安妮莉亚·格兰特(Anelya Grant)白天是一家AI计费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晚上则是一名业余肽类药物博主。2023年,在一名朋友的建议下,她开始小剂量使用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以控制压力性进食。她说,效果非常好,以至于她让自己陷入了对肽类药物更深层的研究中。

在咨询了一位运动医学专家后,格兰特在她的计划中又加入了五种肽:MOTS-c、Epitalon、GHK-Cu、Ipamorelin和Kisspeptin-10。她希望由此获得更好的新陈代谢、更多的肌肉、更漂亮的皮肤、更好的睡眠、更多的能量以及更平衡的激素。她从中国制造商那里订购这些药物,每套价格在50到100美元之间(仅为美国FDA批准的实验室收费的十分之一),然后她还会再支付250美元将药物寄往捷克的一家名为Janoshik Analytics的实验室进行纯度检测。

当被问及是否具有生物学背景时,她笑了。“完全没有,”她说。像许多肽类药物爱好者一样,她的知识主要来自在线论坛、播客以及与ChatGPT的对话。“这是另一个我可以调节的旋钮,”她说。

许多创业者将他们对未经测试的肽类药物的开放态度,与他们愿意承担商业风险的精神相类比。私人医生保罗·亚伯拉姆森(Paul Abramson)对此并不认同。“这种创业式的类比并不是在资助一家有风险的初创公司,”他说,“而是仅仅基于一份融资计划书(Pitch-Deck),就将钱汇给一家离岸公司。”

在时事通讯中关注这些趋势的研究员托波尔(Topol)担心,人们会因为GLP-1类药物的成功而草率地推断其他未经测试的肽类药物同样有效,从而让自己面临长期的健康风险。

“‘自行研究’潜藏着许多危险,”托波尔说,“如果他们是合格的自我研究者,他们会知道关键点在哪里: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以及由专家审核且独立于制造商的出版物。对于大多数这类肽类药物来说,情况并非如此。”

托波尔认为,这种业余生物黑客行为的真正根源在于新冠疫情以来人们对医学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在人们不再信任FDA的地方,像安德鲁·休伯曼(Andrew Huberman)和乔·罗根(Joe Rogan)这样的影响力人物将实验性肽类药物的使用推向了社会中心。在罗根的案例中,这还由一家销售“医生监督下的肽类疗法”的公司赞助。

在2024年10月的一篇X平台帖子中,现任美国卫生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承诺将结束对肽类药物的“激进打压”。(在乔·拜登总统任内,FDA曾对部分肽类药物销售商采取行动。)

《焦点》编辑注:自2026年初以来,肯尼迪一直敦促FDA放宽限制。2月底,他在乔·罗根的播客中宣布,该机构

»一个月后,因为营养不良,我的头发开始脱落。但我不想停止«

布鲁克·鲍曼(Brooke Bowman),肽类药物使用者

72

FOCUS 34 – 2026


故事

DJ Lightmotif正在播放Techno音乐。在他身后的墙上投影着肽类的化学公式。

将在几周内更改“大约 14”种肽的状态,以便消费者能从“可靠的供应商”处获得它们。但此事陷入停滞。6 月底,FDA 内部的科学家表示,相关肽类缺乏关于益处和安全性的证据。7 月底,该机构的一个咨询委员会以微弱且分歧的票数赞成至少在专业药房中生产七种经审查的肽类中的六种。然而,这一投票结果并不具有约束力。接下来的进展尚不明确,且人们意见分歧。

一名 29 岁的初创公司创始人使用了近两年的 GLP-1 类药物。她的体重下降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抑郁的情绪低谷。“我无法起床,无法工作,”她说道。(她希望保持匿名,因为她担心使用这些药物可能会损害她的职业机会。生物黑客比那些单纯想减肥的人更愿意公开讨论此事。)

对于这位创始人来说,减肥带来的益处超过了风险。她感到在职业上承受着在镜头前保持良好形象的压力。“我看过无数的发布视频,”她说,“我现在明显注意到,创始人通常没有超重。”

许多将肽类药物用于非原定目的的用户对特朗普政府的举措感到兴奋。包括 Balaji Srinivasan 和 Joe Lonsdale 在内的硅谷大佬也指责 FDA 监管者过于谨慎。

但医学专家表示担忧。“FDA 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患者和消费者免受那些将危险产品推销给无知人群的阴暗医疗企业家的侵害,”哈佛医学院教授 Aaron Kesselheim 表示,“在我看来,这些人正在做损害自身健康的事情——而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是:根本没有证据。”

对于硅谷对待 FDA 的态度,那位想要减肥的创始人则这样反驳道:“也许让我们这些疯狂的人去尝试各种肽类,然后让结果渗透给我们,会比依赖一个需要十年时间且旨在保护所有人的系统更好。” ■

本文首次发表于《纽约时报》

FOCUS 34 – 2026

73


知识

2026 年的一个盛夏夜晚。在其他地方,下班高峰期的交通在道路上轰鸣。但这里一片寂静。只有阳光炙烤着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A565 高速公路 Friedrich-Ebert 桥入口处的沥青路面。事实上,这条高速公路本应是波恩地区和莱茵-锡格县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通过这座被称为“波恩北桥”的跨莱茵河大桥,直到今年年初,平均每天仍有 90 000 到 100 000 辆汽车通行。这座全长一千多米的建筑由三个部分组成:一座左岸前沿桥、一座右岸前沿桥以及一座主河桥。“在一次定期检查中,左岸桥段发现了损坏,”负责的 Autobahn GmbH 分支机构负责人 Friederike Ascheid 解释道。今年 2 月,该桥被关闭——最初针对的是重量超过 7,5 吨的车辆。

风险过高

然而,部分封路未能阻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缺陷涉及接缝和预应力筋等部件,”阿舍德解释道。简单来说,这些是确保桥梁连接性和稳定性的组件。因此,在6月初,桥梁的安全程度尚不明确。“我们无法对桥梁的静态状态做出可靠的评估,”阿舍德表示。而进行精确计算则需要数月时间。人们不想等待那么久。继续向交通开放北桥的风险太大了。因此,在 3. 2026年6月,弗里德里希-埃伯特桥被预防性关闭。

北桥的案例是更大问题的一个缩影。德国的许多桥梁已经老化(见第 76 页图表)。几十年来,它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许多地方的扩建和替代重建进展缓慢。因此,一旦一座桥梁必须突然关闭,很快就会显现出替代方案是多么匮乏。

从北部的科隆到南部的科布伦茨,该地区共有12座莱茵河桥。这意味着驾驶员的选择非常有限。其中包括波恩的肯尼迪桥和科隆-罗登基兴莱茵河桥。

德国,你的桥梁灾难

部分拆除正在进行,替代方案在 2028 年之前无法实现: 波恩被关闭的北桥 象征着该国破旧的交通基础设施 不仅是北威州在抱怨

作者:皮亚·克雷默(Pia Krämer)

img-122.jpeg

波恩-北莱茵河桥由分别位于莱茵河左岸和右岸的前沿桥组成

74

FOCUS 34 – 2026


基础设施

德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Autobahn GmbH)的大范围分流方案已经从科布伦茨开始实施。但即便如此,交通拥堵依然无法避免。“我们意识到,北桥的关闭会导致交通网络出现严重的瓶颈,”阿舍德承认。

被关闭的北桥不仅在道路上成为问题。在莱茵河上,情况也更加繁忙。72, 岁的维尔纳·毛埃尔(Werner Mauel)自 1994 年起就在Lux-Werft und Schifffahrt GmbH驾驶汽车渡轮。“Christophorus”号目前大约每五分钟在两岸之间往返一次——从 6 点早晨到 21 点晚上。每次航行,“Christophorus”号在对岸的尼德卡塞尔-蒙多夫(Niederkassel-Mondorf)和波恩-格劳赖因多夫(Bonn-Graurheindorf)码头之间运送约 20 辆汽车以及一些行人和骑行者。“当北桥在6月份刚刚关闭时,这里简直是一场灾难,”

-123.

以及电流桥(Strombrücke)。后者长 520 米

危机记录

道路负荷极高。但这一点人们早已知晓

-124.

奥利弗·克里舍尔(Oliver Krischer)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环境、自然保护与交通部长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表明,加快桥梁修缮速度是可能的。萨尔兰地区拉梅德塔尔桥(Rahmedetalbrücke)在 2021 年至 2026 年间的替代重建表明,基础设施项目可以更快地完成。 2023 年,我们启动了一项全州范围的修缮攻势,目标是在十年内更新 400 座桥梁。目前我们的进度领先于计划。”

-125.

弗里德里凯·阿舍德(Friederike Ascheid)

联邦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科隆分部负责人

“莱茵兰地区的许多桥梁负荷极高,并在未来几年达到其剩余使用寿命,例如波恩-北莱茵河桥的电流桥。请想象一下:一个轴重约8吨的卡车轴所造成的磨损,大约相当于 60 000 辆乘用车轴的磨损。当我们这些桥梁在60年代、70年代或更早之前规划和建造时,几乎无法预见如今这种规模的交通量以及大幅增加的重载交通。”

-126.

马丁·克拉森 (Martin Claßen)

亚琛工业大学 (RWTH Aachen) 混凝土结构研究所所长

“许多关键损伤是持续发展的——例如裂缝的形成和材料疲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现代测量方法,如光纤传感器技术。它们首次实现了对应变和裂缝发展的实时高分辨率监测。如果我们能持续掌握一座桥梁的真实状态,就能更有针对性地规划维修,延长使用寿命,并更好地确定重建工程的优先级。”

img-127.jpeg

无法挽救:莱茵河左岸的前沿桥(Vorlandbrücke)已经在拆除中

毛埃尔回忆道。“我们当时应该立即投入三艘轮渡。”目前,在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和尼德多伦多夫(Niederdollendorf)之间除“克里斯托弗斯号”(Christophorus)外,还运行着一艘轮渡。第三艘轮渡因故障而停运。“尤其是在现在我们每天需要多运送 200 到 300 辆汽车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毛埃尔说。他希望能够尽快修复。

与此同时,在蒙多夫(Mondorf)和格劳赖因多夫(Graurheindorf)的轮渡码头前,排起了看似无止境的车龙——自 3. Juni 以来的几乎每个下班时间都是如此。一名来自贝尔吉施-格拉德巴赫(Bergisch-Gladbach)的园林景观建筑师将他的车开上轮渡。他长期以来一直乘坐轮渡通勤。“这曾为我节省了 45 分钟,”他透过打开的车窗讲述道。自从桥梁封闭以来,他每天在码头前的拥堵中度过两个半小时。但如果他改走肯尼迪桥,目前则需要额外预留高达三小时的行驶时间。

排队中的另一名司机怀疑,问题在于桥梁缺乏维护。“人们早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北桥(Nordbrücke)状况糟糕。但显然采取行动太晚了。”事实上,早在 2007 年就已明确,建于 1967, 年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桥(Friedrich-Ebert-Brücke)需要进行基础翻修。然而,计划中的全面大修被多次推迟。

目前德国全国许多压力特别大的桥梁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当时,它们是基于交通量和载重假设 ►

FOCUS 34 – 2026

75


知识

施工现场永远在堵车

从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到多瑙河,从易北河到莱茵河,跨线基础设施正日益显现出陈旧和破败的状态

德国当前的桥梁翻修项目(选集)

img-128.jpeg

来源:高速公路地图集(截至 2026 年 4 月)

德国高速公路桥梁何时建成?高速公路上约 28 000 座桥梁(部分结构)的建造年份

img-129.jpeg

来源:联邦道路与交通局

[...OMITTED...]

高速公路桥梁处于何种状态?

联邦道路与交通局对部分建筑结构进行状态评分,分值在 1,0 到 4,0 之间,并将其分为六个评分区间*

img-130.jpeg

*评分标准:1,0–1,4(状态极佳),1,5–1,9(良好),2,0–2,4(满意),2,5–2,9(合格),3,0–3,4(不合格)以及 3,5–4,0(不合格 / 极差)

76

FOCUS 34 – 2026


基础设施

亚琛工业大学(RWTH)混凝土结构研究所所长马丁·克拉森(Martin Claßen)表示,这些桥梁在设计之初所承受的负荷远低于如今的水平。克拉森指出,尤其是重载交通量大幅增加。“此外,我们还观察到桥梁的老化效应、材料疲劳以及因除冰盐导致的氯化物损坏。”

因此,许多桥梁单纯地达到了其使用寿命的终点。对于科隆和科布伦茨之间的地区而言,这意味着:根据专家们的评估,迟早所有跨莱茵河桥梁都必须进行更新。

克拉森表示,关键问题绝不仅限于负荷极高的高速公路网络。市政道路和乡村道路也受到了影响。仅联邦桥梁网络一项,维修需求就极其巨大。在红绿灯政府期间,联邦交通部确定了重要高速公路走廊上的约 4000 座桥梁需要优先更新或修复。此外,还有约 500 座桥梁因状态特别糟糕而需要现代化改造,波恩北桥(Bonner Nordbrücke)便在其中。

德国桥梁的承载能力目前通过定期的建筑结构检查进行监测,这些检查由 DIN-Norm 1076 标准规定。然而,这些检查仅是点状进行的,且时间间隔较长。因此,在两个检查周期之间,关键损坏可能会产生并悄悄地恶化。克拉森表示,为了及早发现此类变化,需要进行持续的桥梁监测。

所需的技术已经存在。其中包括声学传感器,即能够持续测量桥梁内部发生情况的麦克风。它们可以提供关键线索,以决定是否必须关闭某座桥梁。同样,桥梁损坏也可以通过光纤传感器来检测。在这种方法中,光纤被埋入混凝土中,当裂缝产生时,光纤会产生可测量的伸长。持续的传感器测量技术有助于让桥梁运行得更久且更安全。

到目前为止,传感器测量主要应用于研究和试点项目。原因是此类方法长期以来不被视为建筑结构监测的既定组成部分。

-131.

-132.

-133.

渡轮驾驶员维尔纳·毛埃尔(Werner Mauel)已服务 32 年。目前他从 6 点到 21 点在莱茵河上执勤,大约每五分钟一班。尽管如此,依然会出现排队现象。

这种情况现在可能会改变——自一月份起,DIN-Norm 1076 标准发布了新版本。其中首次明确将基于传感器的建筑结构监测作为建筑结构检查的一种工具。对于克拉森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步骤。

破旧的桥梁早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7 月底,斯特芬·比尔格(Steffen Bilger,CDU)接替帕特里克·施尼德(Patrick Schnieder)担任联邦交通部长。现在他面临的任务是解决积累了数十年的维修积压问题。他的北威州(NRW)同行、来自绿党的奥利弗·克里舍尔(Oliver Krischer)表示,他期待“新任联邦交通部长将北威州破旧高速公路桥梁以及铁路网络的修复列为优先事项”。联邦特别基金必须投入到行动需求最迫切的地方。

弗里德里希-埃伯特桥(Friedrich-Ebert-Brücke)的封闭进一步增加了政治压力。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倡议下,联邦参议院于7月10日认定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现在,全德国的桥梁修缮速度将翻倍——从目前的每年约200座增加到至少400座桥梁部分结构。

混乱可能持续至 2028 年底

目前,北桥的拆除工作已经开始。根据德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Autobahn GmbH)的数据,拆除将分 14 个步骤进行。在正式开始拆除之前,必须先移除隔音墙和沥青。约 1700 平方米的沥青被铣除,约 2100 立方米的混凝土被拆除。对于附近居民来说,除了交通问题,现在还面临建筑噪音。德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承诺将尽可能降低干扰。阿沙伊德(Ascheid)表示:“我们使用低噪音的建筑设备,建筑垃圾的运走不会经过居民区,而是通过高速公路进行。”

莱茵河左岸的桥梁部分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全拆除。届时,弗里德里希-埃伯特桥(Friedrich-Ebert-Brücke)的替代新建工程将完成招标。具体的建筑形式将由招标程序决定。行人及骑行者可能在今年夏天再次使用北桥。为此计划建设一座坡道塔,引导人们前往完好的桥梁部分。

2028, 阿沙伊德强调,年底是“设定的目标”。届时,各类汽车应能再次在弗里德里希-埃伯特桥上通行。替代新建桥梁最初将为四车道。在 2030 年代,该桥可能会扩建至六车道——届时正好有其他后续工程需要进行。因为从长远来看,中间部分,即河桥(Strombrücke)也必须翻新。据德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称,这一点已经确定。■

皮娅·克雷默(Pia Krämer)在她家乡联邦州进行了此次调研。她对封路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感到惊讶。

照片:IMAGO IMAGES, PIA KRÄMER 为《焦点》杂志拍摄

FOCUS 34 – 2026

77


文化

78

FOCUS 34 – 2026


完美的混乱: 作为在柏林举行的 音乐会的加演, EUVO 呈现了一场 自编的舞蹈。

欧洲之声

欧盟青年管弦乐团(European Union Youth Orchestra)是欧盟的官方青年管弦乐团——也是未来古典音乐之星的摇篮。今年,该乐团迎来了其成立 50 周年纪念。

文字:Bruno Gaigl

FOCUS 34 – 2026

79


文化

周年庆之声:在“Young Euro Classic”柏林音乐节期间,EUYO 为庆祝成立 50 周年进行了演出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安娜·平特尔(Anna Pintér)学习了许多关于欧洲饮食多样性的知识。来自意大利的同事教会了她如何制作正宗的培根蛋面(Carbonara)。而与西班牙人在一起时,她煎了一份多汁的西班牙土豆饼(Tortilla)。作为回报,她介绍了帕林卡(Pálinka)白兰地。“匈牙利以此闻名。”这位 24 岁的女孩咯咯地笑着。

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沉溺于派对的 Erasmus 交换项目的故事,而是一篇关于世界上最好的青年管弦乐团之一的文章,但乐趣自然不能缺失。无论是在舞台之外,还是在大型音乐会期间都是如此。“因为当我们感到快乐时,观众也会感到快乐,”这位长笛演奏者解释道。

8 月初的这个下午,平特尔坐在柏林音乐厅石阶的顶端。她穿着一件波点上衣,太阳镜插在头发里。她的脚下铺着一条长地毯,一直延伸到御林广场(Gendarmenmarkt)。地毯是蓝色的,上面绣着黄色的星星。一名清洁工正极其细心地用吸尘器清理织物上的最后一颗尘埃。这位女性几乎是以一种夸张的投入程度在清理那些黄色的星星。因为对于今晚来说,一切都必须完美。

因为今年,安娜·平特尔所在的欧盟青年管弦乐团(EUYO)——欧盟的官方青年管弦乐团——迎来了其 50 岁生日。并且在几个小时后,该乐团将在目前于柏林夏季举行的年度“Young Euro Classic”音乐节框架下,举行一场周年纪念音乐会。

为了和平而合作

通过共同演奏来加强我们大陆统一的构想于 1976 年得以实现。EUYO 当时是在欧洲议会一致决定后成立的。自那时起,该乐团不仅是一个让来自全欧洲的年轻人建立联系的项目,更是明日之星的培养基地。这是一个跳板——约 90% 的成员随后成为了专业音乐家。

作为创始音乐总监,意大利人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在乐团的初创阶段起到了决定性的塑造作用。随后,伯纳德·海廷克(Bernard Haitink)和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Vladimir Ashkenazy)接任首席指挥。从 2015 年到 2024 年,俄罗斯人瓦西里·佩特伦科(Vasily Petrenko)领导着 EUYO。2024 年,伊万(Iván)

80

FOCUS 34 – 2026


古典音乐

声音之旅

匈牙利长笛演奏者安娜·平特尔(Anna Pintér)已随 EUYO 进行第二年巡演

星级嘉宾

在柏林,指挥家 Elim Chan 和小提琴手 Maria Dueñas 为 EUYO 提供了支持

首席之责 伊万·费舍尔(Iván Fischer)在 2025 年博尔扎诺(Bolzano)博岑音乐节上指挥 EUYO

全力以赴

管乐合奏团在欧盟成员国旗帜前演奏

来自匈牙利的费舍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像赫伯特·冯·卡拉扬或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样世界著名的客席指挥也曾与这些年轻才俊合作。

不仅在音乐方面,该管弦乐团还得到了名流的支持。在政治上,欧盟青年管弦乐团(EUYO)也拥有最高层级的支持者。让-克洛德·容克在 2016 年将该乐团提升至最高关注层面:当该合奏团出人意料地被计划撤销资助资金时,时任委员会-

“在舞台上,他们组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和谐乐团。但在幕后,这些年轻人极其不同”

马歇尔·马库斯,乐团负责人

主席公开强调了它作为欧洲认同感生动象征的重要性。

安娜·平特现在站在音乐厅的舞台入口处。最后一次排练即将开始。平特对乐团的多样性赞不绝口。她说,能够结识来自这么多国家的人,是她认为最美好的事情。这不仅扩展了她的专业网络。“我现在在整个欧洲都有朋友。”长笛演奏者平特从去年起就开始在与 EUYO 的旅行中 ►

照片:KAI BIENERT, ANNA CERRATO

FOCUS 34 – 2026

81


文化

古典音乐

结交新朋友。这已经是她连续第二年随乐团出访。尽管如此,她最近仍必须再次参加选拔过程。

人们可以将 EUYO 一年的运作流程想象成国家足球队的计划——每年夏天都会举行一次大赛,而相应的阵容则在每年年初公布。

大约 120 名来自所有欧盟成员国的音乐家每 12 个月从 3000 多名申请者中选出。EUYO 合奏团年度的高潮是盛大的夏季巡演,乐团在欧洲的不同地点演出——就像本周一 8 月初在柏林那样。

这些年轻才俊在奥地利的格拉费内格(EUYO 的大本营)经历了特别具有凝聚力的时刻,乐团在那里为夏季的大型音乐会做准备。在这次为期数周的训练营中(沿用足球的比喻),这些年轻人每 8 人被安置在小型房屋中。人们会确保尽可能多的国家共处一室,以促进最大限度的交流,并防止形成小圈子。

EUYO 的独特氛围

马歇尔·马库斯是一个总能迅速将一群有天赋的年轻人变成一个高效运作乐团的人。在安娜·平特赞美她与来自全欧洲志同道合者的深刻时光几个小时后,这位 71 岁的老人在音乐会休息期间在后台接受了简短的交谈。

马库斯穿着深蓝色西装,翻领上别着欧洲徽章,留着卷发,是一个身材矮小且亲切的人。这位英国人曾以小提琴手谋生。自 2013 年起,他负责该青年乐团的运营并担任艺术总监。

马库斯当然对申请者成为 EUYO 成员所需具备的条件有明确的想法。对他来说,有三件事尤为重要。

逻辑上的基本前提是技术能力。“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最好的乐团之一

EUYO 首席指挥

img-140.jpeg

克劳迪奥·阿巴多 (Claudio Abbado)

这位意大利人自 1976 年起塑造了该乐团。阿巴多在职业生涯中还曾担任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和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等职。

伯纳德·海廷克 (Bernard Haitink)

这位荷兰人从 1994 年到 2000 年领导该青年乐团。他还多年执掌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

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 (Vladimir Ashkenazy)

这位拥有冰岛国籍的俄罗斯人执棒 EUYO 直至 2015 年。他曾领导皇家爱乐乐团或捷克爱乐乐团等乐团。

img-141.jpeg

瓦西里·佩特伦科 (Vasily Petrenko)

同样是俄罗斯人的佩特伦科在 2015 年至 2024 年期间接任。目前他是伦敦皇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

伊万·费舍尔 (Iván Fischer)

目前这位匈牙利人担任该青年乐团的首席指挥。这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于 1983 年创立了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

世界的。”但一个人是否精通其乐器,当然并非全部。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这个人的音乐灵活性如何?“他必须能够倾听并融入乐团。”然而,马库斯将最终决定一个人能否进入欧盟青年管弦乐团(EUYO)的关键因素描述为“EUYO 精神”:一个人即便演奏得再出色,但这里有一种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氛围(Vibe)。而这种氛围体现在为观众演奏的快乐之中。

马库斯所指的意思在柏林演出接近尾声时变得清晰起来。实际上音乐会已经结束。指挥已经离开了舞台。但 EUYO 还想带来更多。小号、长号和鼓开始奏起进行曲。乐团所有成员起立,开始在舞台上四处走动。他们跳跃、欢笑、舞蹈。并且完全凭记忆和听觉演奏。

从柏林御林广场音乐厅的高层看去,这一幕显得相当混乱。人们其实就在等待有人绊倒,导致整个表演搞砸。但即便在站立状态下,底下的音乐家们演奏西班牙作曲家 Texidor 的作品《Amparito Roca》依然如此精彩,正如之前坐着演奏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 the violin concerto 和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一样。

这段由他们自行排练的返场表演,甚至让观众席中最年长的人也随之有节奏地拍手。如果是在一个并非由 16 至 26 岁年轻人组成的职业乐团中,这可能会让观众感到困惑。但在这样一个乐团中,它显得清新且大胆。并且传达了一种极具感染力的东西:120 个年轻人正在享受真正的快乐。

听起来有点俗套,但如果愿意这么比喻,这场表演就像是对欧盟的理想化想象:来自所有 27 个成员国的声音,彼此倾听,快乐地相互配合,从而创造出一种共同的和谐之声。 ■

布鲁诺·盖格尔 (Bruno Gaigl) 很想体验与大型管弦乐团一起演奏的感觉。这么多的人融合成一个发声体——对他来说具有某种魔力。

82

FOCUS 34 – 2026

照片:KAI BIEHERT / ULSTEN BILD (1)


与 FOCUS 一起享受夏天。

10 期 特惠价 + 我们的一款顶级产品!

img-142.jpeg

您将获益:

纸质杂志及 + 访问权限

  • 包含: 访问 和 MONEY 的所有内容
  • 实时: 内容可随时通过 + App 和 focusplus.de 以数字化方式获取
  • 便捷: 纸质杂志每周准时且免邮寄达您的家中
  • 灵活: 最短订阅期满后可随时取消

杂志。

这里 这里 事实

GARDENA 园艺套装

阅读《焦点》(FOCUS)杂志,即可获得一套四件式 GARDENA 园艺套装。一套包含最重要的小型工具和实用的园艺助手。内容:je 1 把花铲、1 把除草器、1 把园艺剪、1 双带乳胶涂层的种植与土壤手套。

仅需支付 1,00 €(含增值税及运费)

产品编号 T193

只需 扫描并 订购:

活动编号:F01PRM10

img-143.jpeg

立即订购:

☎ 0781 639 65 20*

更多优惠及精彩礼品请访问:

📞 focus-abo.de / mini

我以仅 39,00 € 的价格试读 10 期《焦点》,并支付 1 € 获得 GARDENA 园艺套装。在 10 期杂志之后,我可以随时申请取消订阅,通知期为一个月。若继续订阅,则适用常规订阅价格,可能包括目前单价为 5,90 € 的《焦点》特刊。所有价格均为欧元,含法定增值税及运费。海外组合方案请咨询:00439 781 639 65 20。您享有法定撤回权。您可以在 www.focus-abo.de / agb 查看相关说明。礼品将在付款到账后寄出。按当地资费计算,移动网络资费可能有所不同。负责人及联系方式:BurdaVerlag Consumer Sales & Services GmbH, Hubert-Burda-Platz 1, 77652 Offenburg,代表 BurdaVerlag Publishing GmbH,与 Hubert Burda Media 旗下的多家出版社共同承担责任(详见 www.burda.com / de / gvv)。有关数据保护的信息,请参阅我们的法律声明页面。


文化

W

与萨莎·汉滕(Sasa Hanten)交谈时,必须保持高度专注,否则很容易错过她的思维跳跃。她说话迅速且尖锐,话题在遗产税与失恋之间、在认知障碍与豹纹之间快速切换。汉滕是律师、作家、模特、收藏家、工作室负责人以及当代艺术专家。这位五十多岁的女性往返于科隆和维也纳之间,她是画家克塞尼亚·豪斯纳(Xenia Hausner)的缪斯,并管理雕塑家安格拉·格莱贾尔(Angela Glajcar)的工作室约 15 年。在那里,她“负责除艺术本身以外的一切”。

她在维也纳的一家前毡布厂设立的“办事处”既是律师事务所,又是工作室和沙龙。“这里关乎艺术,但也关乎欧元和分”,汉滕说道。她以专家的时薪撰写情书,评估收藏品,并在一个热爱价格却不愿谈论经济的行业中整理遗产。

现在,她评估的是人生规划而非画布。她的处女小说《幸福天赋》(Talent zum Glück,Blessing 出版社)将读者带入一个由家族财富、顶尖寄宿学校和高档禁食诊所组成的世界——带向那些在无限可能性之海中沉溺的人们。

故事的核心人物是夏洛特·迈巴赫(Charlotte Maybach)和埃伯哈德·“埃比”·图施(Eberhard “Eby” Tusch)。这两位三十多岁的人从博登湖畔的学校时代起就相识。汉滕并未隐瞒原型:指的就是萨勒姆宫(Schloss Salem),德国最著名的寄宿学校,成立于 1920. 夏洛特是一位富有的科隆面包店之女,后来成为公证员,并成为了一个“过度满足社会期待的乖孩子”。

而埃比则出身于一个富有的科隆-维也纳巡回表演者世家。他的父亲查理(Charly)是一位企业家、享乐主义者,也是他生活的中心。当查理患上额颞叶痴呆症时,埃比接管了

img-144.jpeg

敢于梦想更多!

艺术律师兼生活艺术家萨莎·汉滕(Sasa Hanten)写了一本精彩的小说:关于生活的艺术以及打破惯常思维模式的渴望。

84

FOCUS 34 – 2026


文学

公司,并将护理变成了一个家庭项目。他将查理(Charly)的居住空间刷成了彩色,安装了更明亮的光线,并通过食物、客人和音乐营造出生活气息。两人不说“痴呆症”,而说 FTD——这个缩写让查理更容易联想到一辆马力强劲的汽车。“FTD 经过调校,听起来就很带劲!”他觉得。

与此同时,埃比(Eby)与乔治(Georg)的关系破裂了,而乔治曾被他视为一生至爱。当埃比梦想着共同居住、旅行和仪式感时,乔治却保持距离,仅给予极少量的温情。在慷慨地付出爱心的埃比身上,或许投射了许多萨莎·汉滕自己的影子:她称自己为“埃比型”的人。

“当有人行为古怪时,我们尝试想象,他只是需要足够的爱和滋养,”她说。然而,面对乔治,任何爱情攻势都无济于事:“任何试图投入其中的光芒,都会没入那片黑暗之中。”他拥有某种“无法获得幸福的天赋”。

价值与价格的区别

夏洛特(Charlotte)和埃比(Eby)是互为镜像的对立人物。她掌控着情感、饮食和身体;而他则用机敏的应对、幽默和轶事来掩饰痛苦。他们的爱情故事始于友谊。即便在多年疏离之后,他们对彼此的了解仍比对各自伴侣的了解更深。

他们再次相聚在博登湖畔另一个著名的地点:小说中的诊所很容易被认出是位于于伯林根(Überlingen)的布兴格-威廉米(Buchinger-Wilhelmi)诊所。这是一个高档的禁食疗养地,名流和高管们在喝着肉汤、敷着肝脏敷贴的同时,低调地从世俗世界中隐匿。

在疗养期间,夏洛特和埃比重新向对方讲述各自的人生。她让他意识到,他将格奥尔格(Georg)理想化到了何种程度。而他则问她:尽管如此,你还缺失什么?汉滕(Hanten)的回答听起来近乎平庸:“事物应该顺流而下,而不是被掌控。”幸福并非正确行为的奖赏。它始于认清自己的欲望——包括那些不符合中产阶级秩序的欲望。

因此,故事的结尾并非一场传统的婚礼,而是一套生活方案。夏洛特和埃比(此前一直热爱男性)希望共同生活,而不愿将自己挤进婚姻、排他性和核心家庭的模版中。他们的“我们”应当涵盖友谊与爱情、孩子与情人、亲属与选择性亲属。最小的单位不再是伴侣,而是“族群”。

萨莎·汉滕(Sasa Hanten)在自己的生活中对此深有体会。她在一个大家庭的农场中长大。她的儿子们很早就生活在集体环境中,先是在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后来是在寄宿学校。对她而言,纽带并不意味着掌控,

»我既精通法律语言,又精通艺术语言,这无疑是一个优势«

萨莎·汉滕

而是一个支撑人的网络。“哪里才是家?什么能让人满足?”汉滕问道。两人关系被赋予了过重的期望:一个人必须同时扮演情人、最好的朋友、治疗师、家庭替代品和养老保障。汉滕则主张:“养老同样需要一个村庄。”她想到了多代共居房、合租房(WG)和邻里关系。“在我看来,孤立并不是一个特别高明的解决方案。”

艺术为她创作这部小说提供了思维模型。“对艺术作品的每一次反应都揭示了自身的内心世界,”汉滕说。两个人看着同一件抽象雕塑:一个人觉得它太美,另一个人则感到被冒犯。两人观察的是同一件作品——但实际上主要是在观察他们自己。

在汉滕看来,收藏品同样是自画像。在重要作品之旁,可能存放着某位心仪艺术家的150幅水彩画,而这位艺术家的名声仅存在于其资助者的脑海中。“只有在评估价值时,情况才会变得悲哀,”她说。即便以贱价出售,某些成套收藏品也找不到买家。“价值不等于价格。”

当下一代婉言谢绝继承这些人生心血时,这些作品将何去何从?汉滕在她2017年与丈夫、收藏家克劳斯·F·K·施密特(Klaus F. K. Schmidt)共同出版的第一本书《看着我!》(Sieh mich an!)中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在书中,她研究了为什么孩子们有时继承的与其说的是艺术,不如说是父母的收藏癖。

当金钱、激情与虚荣心交汇之处,往往离艺术犯罪小说不远。

在一次被委任为收藏品评估专家时,汉滕曾怀疑一套据称有人居住的公寓。在浴室里,她既没发现洗发水也没发现牙刷:这套公寓是伪作和赃物的布景,其中穿插了几幅真迹。

早在14岁时,汉滕就开始出入工作室,起初“经常担任咖啡师”。后来她学习了法律,在画廊工作,并协助艺术家参加“艺术建筑”(Kunstam-Bau)竞赛。“我既精通法律语言,又精通艺术语言,这无疑是一个优势。”

她对角色转换的渴望字面上就体现在她的身体上。汉滕不喜欢灰色的律师事务所制服,而偏爱抢眼的高级定制服装:无论是蒂罗尔设计师马库斯·施帕齐尔(Markus Spatzier)及其工作室 Herzblut 的设计,还是维也纳人苏珊娜·比索夫斯基(Susanne Bisovsky)的时尚作品。历史性的轮廓、长裙、紧身胸衣和强烈的图案对她而言并非伪装,而是一种态度。它们表明:人生可以拥有不止一种被认可的形式。她的小说也讲述了这一点。

评论家丹尼斯·谢克(Denis Scheck)将《幸福的天赋》(Talent zum Glück)与《朱尔与吉姆》等经典作品相类比。他称赞汉滕拥有“像简·奥斯汀一样的观察力”和“像亨利·詹姆斯一样的社会学敏锐度”。这是极高的评价: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剖析了爱情、金钱和阶级偏见;而英美经典作家詹姆斯则将上流社会的权力游戏变成了文学事件。

《幸福的天赋》对当下也做了类似的事情。这部小说讲述了痴呆与悲伤、势利与欲望——以及一种希望,即人们不必等待一种现成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创造一种。萨莎·汉滕(Sasa Hanten)说:“人们的梦想太少了。”她的角色们便由此开始: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共同开始。■

加比·措潘(GABI CZÖPPAN)

人生如过山车:汉滕的小说《幸福的天赋》由 Blessing 出版社出版

照片:卢卡斯·贝克(LUKAS BECK)

FOCUS 34 – 2026

85


文化

视听

img-146.jpeg

《橡树街的终结》(The End of Oak Street)安妮·海瑟薇和伊万·麦格雷戈主演的一部细腻正剧。讲述了普拉特一家及其整个社区被传送到一个恐龙依然存在的世界的故事。事实证明,恐龙们并不怎么待见普拉特一家。他们能否达成妥协?(电影) ●●●○○

-147.

《在我母亲的镜中》(Im Spiegel meiner Mutter)科琳娜·哈夫欧奇饰演一名考古学家,她的母亲去世了,她发现了一具泥炭木乃伊,并与一名神秘的助手打交道。关于她母亲的一切——或者说,尤塔·布吕克纳如何完成这部始于 70 年代的电影三部曲。(电影) ●●●○○

-148.

《8号出口》(Exit 8)讲述一名男子在地铁走廊中收到指令,要求他留意异常情况。如果发现异常,他必须原路返回;如果没有发现,则可以继续前进——目标是到达 8 号出口。改编自同名电子游戏的日本电影。(电影) ●●●○○

-149.

《灯笼》(Lanterns)如果《真探》是一个超级英雄剧集会是怎样:两名太空警察在内布拉斯加州调查一起谋杀案,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星际规模的阴谋。这部剧集来自 DC 宇宙,超人和蝙蝠侠也生活在其中。(HBOMax) ●●●○○

-150.

《阳光舞者》(Sunny Dancer)贝拉·拉姆齐饰演 17 岁的艾薇,她将在一个癌症患者夏令营(“化疗营”)度过夏天。她认为没有比这更不酷的事情了——而这恰恰是一部旨在颠覆观众预期的电影的最佳切入点。(电影) ●●●○○

-151.

高能团队:丹尼尔·克里斯滕森,塞巴斯蒂安·贝泽尔,马克斯·施密特,斯特凡·齐纳

喜剧

情感纠葛与桑拿房尸体

经久不衰的经典:改编自丽塔·法尔克(Rita Falk)小说的电影侦探系列凭借《烤鱼危机》(Steckerlfischfiasko)庆祝其十周年纪念

一名死者赤裸地趴在桑拿房内:下巴伐利亚乡村警长弗朗茨·埃伯霍费尔(Franz Eberhofer,塞巴斯蒂安·贝泽尔 饰)在现场发现了尸体。案发地是死者本人新建立的尼德卡尔滕基兴(Niederkaltenkirchen)高尔夫俱乐部——死者正是“烤鱼之王”塞巴斯蒂安·保罗(Sebastian Paulus,克里斯蒂安·特拉米茨 饰)。起初,主要嫌疑人是多廷格(Dottinger)这个经营民俗节的家庭,死者与该家庭成员多年来一直敌对。埃伯霍费尔与他的好友兼同事鲁迪·比肯伯格(Rudi Birkenberger,西蒙·施瓦茨 饰)共同着手调查这起谋杀案,在此过程中揭开了一个由家庭冲突、陈年宿怨和秘密情事交织而成的网络。

与埃伯霍费尔侦探系列一贯的风格相同,在最新的案件《烤鱼危机》中,重点并不在于

破案。这位淡漠的乡村警察在私人生活中也遇到了麻烦:在他的房子装修期间,爱犬欣克洛塔(Hinkelotta)必须住在门前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是埃伯霍费尔新房的喜剧式精准微缩复制版。弗朗茨的长年女友苏西·格迈因维泽(Susi Gmeinwieser,丽莎·玛丽亚·波特霍夫 饰)最终制定了明确的规则,并在事业上独树一帜:这位行政职员竞选市长,但希望得到她爱人的更多支持。

与此同时,儿子保罗用他的新爱好——芭蕾舞,搅动了家庭氛围。在一场演出中,偏偏他的父亲弗朗茨得在舞台上扮演一棵树。同事鲁迪开玩笑说:“一棵云杉?看这身材,更像一棵山毛榉。”

之前的九部埃伯霍费尔系列电影总计吸引了1000万电影观众

86

FOCUS 34 – 2026

图片:CONSTANTIN FILM


提示

凭借《烤鱼危机》,这部下巴伐利亚省级侦探电影系列迎来了十周年纪念。自从2013, 年改编自丽塔·法尔克畅销书的第一部电影《蒸汽面包蓝调》(Dampfnudelblues)以来,这部本土系列已发展成为德国最成功的电影特许经营项目之一。前九部作品的观众人数超过1000万。其中,目前的领头羊是《狍子炖肉之约》(Rehragout-Rendezvous),电影观众超过 1,5 百万。

然而,作者丽塔·法尔克与制作公司 Constantin 之间的公开争执给这一成功蒙上了阴影。法尔克批评电影改编版日益偏离她的原著小说。例如,她将《狍子炖肉之约》描述为与她“完全陌生”。在公开争执之后,围绕这部周年纪念电影的合作变得不再那么充满冲突。

在下巴伐利亚寻找自我

导演埃德·赫佐格(Ed Herzog)和编剧斯特凡·贝茨(Stefan Betz)采用了侦探片与闹剧相结合的成熟配方。谋杀案仅仅是引出古怪人物、尖锐对话和独特的下巴伐利亚式幽默的契机。

尤其是默契十足的搭档塞巴斯蒂安·贝泽尔和西蒙·施瓦茨,以及丽莎·玛丽亚·波特霍夫,一次又一次地令人赞叹。这部电影主要依托于那些被深情夸张化的村民们的魅力。例如,苏西偏爱粉红色,这体现在她家的室内装修、裤子的颜色以及她的 Smart 汽车上。同样奏效的还有那些重复出现的笑料(Running Gags),比如关于鲁迪那令人难以习惯的体味。

因为鲁迪正处于一个“寻找自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显然几乎不洗澡,但任由面部胡须生长。不能忘记的还有那带有下巴伐利亚口音的方言,这给(至少是巴伐利亚的)粉丝们带来了一种亲切感。

因此,凡是喜欢冷幽默、滑稽角色和地域侦探剧的人,都不应错过《烤鱼危机》。虽然在埃伯霍费尔系列中,实际的侦探情节在私人戏剧面前变得越来越次要,但这部电影在喜剧效果上始终令人信服。对于省级闹剧爱好者来说,这是一部必看之作。 ■ 安东尼娅·本茨(ANTONIA BENZ)

阅读

img-152.jpeg

Jan Eike Dunkhase 《凉爽的新世界》(Kühle neue Welt)在最近这几周里,人们对清爽的渴望极其强烈。这本书通过对寒冷的文化史回顾指出,室外的酷热与我们被冷却的日常生活——空调、巨大的冷藏货架、服务器集群——之间存在着关联。(Reclam) ●●●●○

-153.

Ulrich Peltzer 《失去的睡眠》(Der verlorene Schlaf)这部小说在两个时间维度上讲述了一位编剧试图驾驭一个宏大题材的尝试:关于年轻的革命者、天才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瓦(Évariste Galois)的故事,他于 1832 年在一次决斗中丧生。(S. Fischer) ●●●●○

-154.

Sarah Diehl 《深入蔚蓝》(Ins tiefe Blau)我们最迟从儒勒·凡尔纳那里就知道,水面下的世界有着令人惊叹的东西:热衷于潜水的 Diehl 带我们去探索鲨鱼、沉船以及各种海洋怪异生物——这是一次阅读远征。(Gutkind) ●●●●○

-155.

Antonio Scurati 《M. 终结与开始》(M. Das Ende und der Anfang)Scurati 用整整五本书讲述了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一生。最后一幕讲述了“领袖”(Duce)的深渊之跌——与前几卷一样,书中对细节的执着令人难以置信,让人以一种令人战栗的方式近距离接触这个怪物。(Klett-Cotta) ●●●●○

-156.

Anne Goscinny 《钥匙的叮当声》(Das Klimpern der Schlüssel)传奇《阿斯特里克斯》作者勒内·戈西尼(René Goscinny)的女儿写了一封长长的悲痛之书,寄给她深爱的父亲。他于 1977, 年突然死于心力衰竭,当时她九岁。她试图搭建一座通往彼岸的桥梁。(Diogenes) ●●●●○

聆听

-157.

Carly Simon 《波浪而至》(Comes in Waves)这位在 53 年前凭借《You’re So Vain》获得最大热门单曲的音乐人终于出了一张包含新素材的专辑。从标题来看,这位 83 岁老人的灵感之波再次翻涌,这也体现在其非常活泼的民谣风格中。 ●●●●○

-158.

Sparks 《月球现场》(Live on the Moon)Sparks 乐队一直以来都极具想象力:这对 Ron 和 Russell 兄弟声称,他们在月球上录制了这张该乐队 58 年历史上的第一张完整现场专辑。而且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也参与其中。 ●●●●○

-159.

Phoebe Bridgers 《迷失周末》(Lost Weekend)虽然是不受欢迎的观点,但 Bridgers 的前一张专辑《Punisher》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相对沉闷——除了独立流行热门单曲《Kyoto》。而在新专辑中,像《Lost Boys》这样的一首热门单曲是肯定存在的。 ●●●●○

-160.

The Womack Sisters 《Womack 姐妹》(The Sisters)血缘决定责任:BG、Zeimani 和 Kucha 是萨姆·库克(Sam Cooke)的孙女,也是 & 的女儿。因此,她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用一张承袭传统的灵魂乐专辑来完成首秀。 ●●●●○

-161.

Jungle 《阳光》(Sunshine)尽管这个国家现在对好天气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关系,但每个夏天都值得拥有一张像样的夏季专辑。这组英国三人组可靠地交付了这样一张作品,将迪斯科、灵魂乐和泛克(Funk)轻松融合。 ●●●●○

FOCUS 34 – 2026

87


文化

-162.

88

FOCUS 34 – 2026


时尚

“进入家族企业的人,必须是真心愿意的”

Mark Bezner 自 1995 年起作为第三代领导时尚品牌 Olymp,其儿子 Louis 则领导子公司 Maerz Muenchen:一场关于时尚与公司交接的对话

采访:Barbara Jung-Arntz,摄影:Verena Müller

浅黄色衬衫、深红色亚麻裤、轻便夹克:在位于 Bietigheim-Bissingen 的 Olymp 公司展厅里,已经挂出了 2027. 年春季的系列产品。在中间的一张长桌旁坐着 63, 岁的家族企业总经理 Mark Bezner 和他的长子 28, 岁的 Louis,后者不久后将作为第四代接班人接替父亲。这里的氛围:在最好的意义上充满了家庭温暖。

并非所有家族企业的代际关系都如此和谐。

你们是如何实现这种共处的?

Mark : 我们联系非常紧密。我的妻子来自巴西,在巴西,家庭的地位与我们的文化有所不同。尽管我们的四个孩子分散在各地,但我们经常能一起度过高质量的时光。Louis 在慕尼黑,他的姐姐在巴塞罗那的一家广告公司,Paul 在阿姆斯特丹。我们最小的孩子刚参加完高中毕业考试(Abitur)。我们还会一起去度假。

这在企业经营方面也有帮助吗?

Mark : 最关键的帮助在于没有人被强迫去做某事。谁想进入家族企业,必须是真心愿意的。否则,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公司都没有好处。

Louis : 基本上,我们将私生活中认为重要的事情带到了工作中:信任、尊重以及平等地交流。在 Maerz Muenchen,我拥有经营自由,但同时也面临着父亲提出的高要求。

你小时候是如何看待你父亲的?是专制还是体谅?

1951 Eugen 与六名员工共同创立了 Olymp 公司

198 百万欧元营业额是这家来自 Bietigheim-Bissingen 的时尚供应商在 2025 年实现的

2010 Olymp 收购了针织专家 Maerz Muenchen,目前由 Louis 领导

Louis : 存在感很强,清晰且自律,但并非负面意义上的专制。他一直要求很高——对自己要求很高,这源于他曾是一名有奥运志向的竞技游泳运动员。他对我们这些孩子的要求也很高。但这从未与压力挂钩。我们的人生方向是开放的。我是四个兄弟姐妹中目前唯一在公司工作的人。其他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这其实已经证明,从未有人被强推向某个方向。

你欣赏父亲的什么特质?

Louis : 他不仅要求业绩,而且以身作则。他极其专注,考虑长远,且不畏于做决定。

反过来, 先生:

您欣赏儿子的什么特质?

Mark : 他首先走过了自己的路。这对我很重要。在外部获得经验,在匿名状态下,没有家族姓名的加持。我从未为他安排过实习。这样才能建立自信,并了解自己真实地被他人如何看待。Louis 曾在国际品牌工作,现在带来了新鲜的动力。此外,他有野心、有纪律,并且对品牌有敏锐的洞察力。

Olymp 由您的祖父 Eugen 于 1951 年创立——最初是用降落伞丝绸制作衬衫。初创时期的价值观中,现在还有哪些是相关的?

Mark : 非常多。直到今天,基础依然是对卓越品质的追求以及强大的性价比承诺。这听起来简单,但在日常操作中要求极高。公司和生产基地里的许多员工正是为此而努力。其他一切——营销、物流、国际化、品牌——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您的家族是如何将这家起步于洗衣房的企业,打造成为德国男士衬衫市场领导者的?

马克·贝兹纳(Mark Bezner): 我们直到 2007 年才成为市场领导者。在 90 年代初,我们在德国衬衫领域仅排在第 14. 位。关键的一步是我们果断地修订了战略:新的系列定位、更专业的营销以及国际化。但如果没有底蕴,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如果质量不过关,再好的营销活动也无济于事。

您会称自己为家长式领导者吗? ►

FOCUS 34 – 2026

89


文化

马克·贝兹纳: 不,完全不是。我是一个团队协作的人。如果事情运行良好,我很乐意下放权力。但如果我觉得某些事情脱轨了,我就会介入。不过原则上,我是与我的管理人员平等地进行领导。

您在 26 岁时被父亲要求比原计划更早地进入公司。这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吗?

马克·贝兹纳: 这个请求来得很突然。对我来说,家族企业在长期规划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我最初刻意选择在行业之外工作,当时在宝洁(Procter & Gamble)。然后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请求我重新考虑人生规划。这不是强迫,而是一次讨论。我给自己留了思考时间,与重要的人进行了沟通,最终决定加入。

您当时对公司进行了全方位的彻底改革。这是否导致了您与父亲之间的冲突?

马克·贝兹纳: 令人惊讶的是,在战略方面没有冲突。我的父亲非常信任我。冲突较少出现在内容问题上,而更多是在接班过渡阶段本身。当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规定我何时接手。而这正是我学到的教训:如果我以后要移交权力,必须有一个明确定义的时间表。模糊的过渡期对家族企业不利。

小贝兹纳先生,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想在公司工作?

路易斯·贝兹纳(Louis Bezner): 相对较早。我是伴随着公司成长起来的。从小起,我每天都穿着 Olymp 的衬衫。尽管如此,对我来说,先在其他地方积累经验非常重要——在国外、在知名品牌,最近是在阿迪达斯(Adidas)。我想学习最高水平的品牌管理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全球参与者是如何思考的。

您的入职是在 Maerz Muenchen,这是 Olymp 多年前收购的一家针织品制造商。

路易斯·贝兹纳: 这对我来说也很突然。在 Maerz Muenchen 的机会是通过接替之前的总经理而产生的。回过头看,这是完美的切入点:一家拥有底蕴、规模适中且潜力巨大的独立运营企业。可以说,这是我的创业“匠人试金石”。

Maerz Muenchen 因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尔(Hans-Dietrich

img-164.jpeg

公司总部的物流设施:Olymp 80 Prozent 的收入仍来自其核心产品——衬衫

根舍尔(Genscher)穿着的黄色背心而闻名,以及赫尔曼·布尔(Hermann Buhl)及其团队在首次登顶南迦帕尔巴特峰时穿着的 Troyer 针织衫。如何使这样一个传统品牌现代化?

路易斯·贝兹纳: 通过不否认自己的起源。Maerz Muenchen 依赖于底蕴、针织专业能力和悠久的历史。但如今仅靠起源是不够的。必须将一个产品专家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品牌。这意味着:将产—

img-165.jpeg

»勤奋、绩效意愿和纪律将再次变得重要«

路易斯·贝兹纳

—品现代化,构建故事讲述,进行更具情感的沟通,提高可获得性,并让品牌在相关渠道中更具可见度。

那么,亲爱的老贝兹纳先生,您的儿子具体什么时候接管 Olymp?

马克·贝兹纳(Mark Bezner): 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到哪一天的日期,但会在未来几年内进行可靠的规划。

坦白说:如果他现在说想成为一名作家,您能接受吗?

路易斯·贝兹纳(Louis Bezner): 或者成为一名飞行员。

马克·贝兹纳: 就像我当年那样。领导一家企业需要这样的承诺,这是不能强求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行业目前的框架条件下。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一个人拥有艺术天赋,而对充满雄心的公司管理没有兴趣,那么把 800 名员工托付给他将是不负责任的。一个人必须真正渴望这样做。路易斯很早就意识到了这意味着什么:许多失眠之夜以及频繁的缺席。

您还有另外三个孩子,他们目前不在——或者说还没有进入——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防止关于遗产和公司股份的争端?

马克·贝兹纳: 通过透明化。我的每个孩子都被邀请参与进来。企业集团规模足够大。但最终原则是:承担运营责任的人必须具备塑造能力。

路易斯·贝兹纳: 而且必须能够将家庭和公司分开。在我们这里,股份或遗产等领域在日常生活中不是话题。在度假或晚餐时,我们不谈论公司。这也有帮助。如果家庭只剩下生意,事情就会变得困难。

德国经济多年来一直疲软。作为一名中型企业主,您如何看待这个投资地点?

马克·贝兹纳: 非常担忧。我们的总部设在这里,大部分员工和很大一部分成本结构都在这里——而且在德国有强劲的销售额。与全球化布局的大型集团不同,我们无法简单地抵消本土市场的弱点。这种压抑的情绪和较低的消费意愿直接影响到了我们。

路易斯·贝兹纳: 在 Maerz Muenchen,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我们约 90% 的营业额来自德国。与此同时,我不想陷入那种关于地点衰落的理论——

90

FOCUS 34 – 2026


模式

——之中。我在我这一代人身上感受到了采取行动的意愿。勤奋、绩效意愿和纪律正变得再次重要。

作为公司所有者,您希望政府能做什么?

马克·贝兹纳: 至少需要一种愿景。到目前为止宣布的步骤都非常小,无论是所得税、养老金还是医疗保健系统。这一切都太少且太晚了(too little, too late)。我们需要更大规模的方案。我认为,民众对改革的意愿比政府想象的要强烈得多。当我在这里与我们的企业委员会和员工交谈时,我能感受到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们让自己处于舒适区太久了,而且在许多领域必须进行更痛苦的改革。我不明白为什么政界如此强烈地拒绝这一点。

对于 Olymp 来说,过去几年也不容易。自疫情开始以来,营业额下降了 26%。您如何应对?

马克·贝兹纳: 靠纪律。我们启动了一项成本管理计划,削减了预算,并且在较长时间内停止了招聘。与此同时,我们在战略上坚信的领域继续投资:产品开发、品牌和直销。作为一家家族企业,我们可以做出短期内可能不受欢迎但正确地决定。

商务装——您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失去了重要性。

马克·贝兹纳: 每个人理所当然地穿着经典衬衫去办公室的时代确实已经结束了。因此,我们今天正在完全重新定义商务时尚。但我也看到了一个反向趋势。尤其是在年轻的目标群体中,人们再次表现出对更精致造型的向往。

好莱坞明星马修·麦康纳(Matthew McConaughey)为 Olymp 代言已一年多。

在上次采访中,您提到这关乎情感和好心情。这一策略奏效了吗?

马克·贝兹纳(Mark Bezner): 是的。而且我们并非凭直觉这么说。我们非常精确地衡量品牌知名度、渴望度以及购买意愿。这些数值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马修帮助我们让 Olymp 变得更具情感色彩、更国际化,并在休闲装和整体造型(Total-Look)主题上注入更强的影响力。

早在六月底,高温纪录就被打破,气候变化已明显可

»改革的意愿是存在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政界拒绝这样做«

马克·贝兹纳

感知。可持续发展属于 Olymp 的 DNA。但与此同时,在危机中,这一议题的紧迫性有所下降。您如何看待这种议程的转移?

马克·贝兹纳: 许多人必须更加关注资金状况,不太愿意为可持续生产支付溢价。这令人遗憾。但这不会改变我们的立场。我们不会削减努力,而是将对人类和环境的责任继续放在核心位置。

既然市场目前对此的奖励较少,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马克·贝兹纳: 因为对我们而言,企业责任不是一个随经济周期波动的话题。这是我们多年来努力构建的,包括在沟通方面。我们与公平穿着基金会(Fair Wear)合作,设有专门的可持续发展部门,并严格监督生产国的社会标准。这样做并非因为现在这样说听起来很好,而是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在良好的工作条件下才能产生高质量的产品。

Maerz Muenchen 的情况如何?

路易斯·贝兹纳(Louis Bezner): 对我们来说,应对可持续发展的答案就是产品本身:质量和耐用性。一件可以长期穿着的高质量毛衣比快速更换更具可持续性。此外还有生产结构。我们很大一部分产品在欧洲制造,在匈牙利拥有自己的工厂,并且出于动物保护原因,仅使用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南美等不采取所谓“割皮(Mulesing)”地区的美利奴羊毛。在割皮过程中,为了防止羊羔受到蝇类侵害,会在没有足够麻醉的情况下切除其臀部皮肤。这也是我们对负责任生产理解的一部分。

Olymp 在三月份收购了衬衫制造商 Eterna 的品牌权。您希望从中获得什么?

马克·贝兹纳: 首先,我认为一家历史悠久的企业在破产后最终被拆分是非常遗憾的。从战略上讲,在品牌可能落入激进竞争对手之手之前将其锁定是有意义的。我们没有收购整个公司,而是收购了品牌权。现在我们正在制定一个可行的模型,以使 Eterna 重新焕发生机。

您认为您的公司在十年或二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马克·贝兹纳: Olymp 将继续向欧洲领先的男装品牌之一发展。我们将显著降低对传统商务衬衫的依赖,在整体造型方面增强实力,并整体上被更清晰地认知为一个生活方式品牌。

路易斯·贝兹纳: 我将 Maerz Muenchen 视为一个具有更高国际影响力、更强品牌形象,且将传承与现代清晰结合的亲民高端针织品牌。慕尼黑作为共鸣空间的地位将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将在今年秋天在这里开设首家旗舰店。

你们两人都热爱航海,还会一起开着自己的船参加地中海的比赛。从中能学到什么?

马克·贝兹纳(Mark Bezner): 很多关于领导力和团队协作的经验。在一艘载有12人的赛艇上,每个人都有极其明确的角色。如果有人没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不仅会降低速度,还会完全偏离航向。因此,航海是团队精神、明确分工和信任的典范。

谁在船上掌握指挥权?

马克·贝兹纳(Mark Bezner): 在我们这个级别,必须由船东掌舵。所以我坐在舵位上。

路易斯·贝兹纳(Louis Bezner): 我是团队经理,并参与调帆工作。但我们有一个内部约定:在我们每年参加的四场赛艇比赛中,其中一场我可以掌舵。■

FOCUS 34 – 2026

91


美食

Yotam Ottolenghi 是伦敦 Ottolenghi-Delis 以及“Nopi”和“Rovi”餐厅的主厨。他的十一本食谱书均成为畅销书——他的最新著作名为《Comfort: 你会爱上的食谱》(DK出版社)

和平之果

第 352 集:共同进餐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尤其是在如今这些困难的时期

当我为本周挑选这款加入葡萄的沙拉食谱时,书架上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让我陷入了沉思。斯坦贝克探讨的主题在当下极具现实意义:经济危机、干旱、移民、排外心理。我坚信,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共同进餐可以起到连接彼此并促进和平的作用。虽然这并非唯一手段,但它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为了制作一份所谓的“简单”沙拉而特意去烘烤葡萄,可能看起来有些夸张,但实际上只需将它们放在烤盘上放入烤箱即可。你也可以提前准备:在室温下可保存一天。■

茴香开心果烤葡萄沙拉

葡萄部分:

  • 500 g 无核红葡萄
  • 2½ 茶匙茴香籽,轻微压碎
  • 2 茶匙红糖(尽可能选用软红糖)
  • 海盐片和黑胡椒

茴香部分:

  • 2 个小茴香球茎,纵向切成 3–4 mm 厚的薄片(建议使用切片机);保留茴香叶
  • 60 ml 橄榄油
  • 1 个柠檬,细柠檬皮屑(1 茶匙),随后挤汁(2 汤匙汁)
  • ½ 个橙子的细橙皮屑
  • ½ 茶匙黑孜然
  • 30 g 薄荷叶,粗略切碎
  • 50 g 去壳开心果,轻微烘烤并粗略切碎

4–6 人份,可用作前菜或配菜。准备时间 15 分钟 烹饪时间 60 分钟

将烤箱预热至 140℃。

在烤盘上铺上烘焙纸。将葡萄与茴香籽、糖、四分之一茶匙盐和两汤匙水放入碗中,充分搅拌,使水果均匀地覆盖上混合料,然后将其分布在准备好的烤盘上。

烘烤一小时,直到葡萄萎缩且变软,然后使其冷却。

将茴香放入一个大碗中。将橄榄油、柠檬汁、四分之一茶匙盐和大量的黑胡椒粉搅拌均匀,将此混合液倒入茴香中并搅拌,使所有食材都覆盖上调味汁。静置 10 分钟。

在端上桌前不久,将柠檬皮屑、橙皮屑、黑孜然、薄荷、预留的茴香叶以及一半的开心果与碗中的茴香混合。拌入一半的烤葡萄,然后将沙拉摆放在一个大盘中。在上面撒上剩余的葡萄和开心果,最后撒上半茶匙盐即可食用。

92

FOCUS 34 – 2026

照片:LOUISE HAGGER / PHOTOGRAPHY, EMILY KYOD / FOOD STYLING, JENNIFER KAY / PROP STYLING EROL GURIAN / LAIF ISTOCK


该死,

我在读

你!

Bild


文化

更高层次的支持: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佩雷斯(Florentino Pérez)与教皇利奥十四世(Leo XIV),后者曾是一名防守球员且是公开的足球迷——不过他支持的是 AS 罗马

新的“皇马”现实

¡Ay dios mío! 皇家马德里最近连续两次未能获得冠军。现在,俱乐部正计划进行第 x 次重生。凭借老熟人和令人意外的希望之星

作者:Jobst-Ulrich Brand

M

慕尼黑,安联球场,4月中旬:欧冠四分之一决赛拜仁慕尼黑对阵皇家马德里,这是该赛事最伟大的经典对决之一。拜仁曾三次落后,但每次都扳平了比分。随后,慕尼黑队的右边锋、法国人迈克尔·奥利塞(Michael Olise)在补时阶段拿球,以一种令人惊叹的自然感将球卷入球门左上角。拜仁晋级半决赛,马德里

照片:SIMONE RISOLUTI / VATICAN MEDIA / GETTY IMAGES

94

FOCUS 34 – 2026


体育

则被淘汰。就像上个赛季一样,再次止步于四分之一决赛。而且,由于这些——在他们看来——欧洲足球的统治者在本土联赛中也明显落后于巴塞罗那,这成了连续第二个没有获得冠军的赛季。

接下来的耻辱发生在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举行的世界杯上。西班牙夺冠了,这当然在预料之中。但其阵容中没有一名皇家马德里的球员。相反,在对阵阿根廷的决赛中,有六名巴塞罗那球员出场。六名!而巴萨前锋费兰·托雷斯(Ferran Torres)凭借其制胜球成为了国家英雄。这对马德里人的自信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基本上是一场灾难。

更衣室内的斗殴

俱乐部必须做出反应,这是不言而喻的。教练阿尔瓦罗·阿尔贝洛亚(Álvaro Arbeloa)被解雇了。在真正的希望之选、前勒沃库森主帅哈比·阿隆索(Xabi Alonso)早在1月份被解雇后,他本来就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不过,该赛季在经济上结果良好:俱乐部以12.2 亿欧元的创纪录营收结束了赛季。然而,钱毕竟不能摆在奖杯陈列柜里。一个没有奖杯的赛季就是一个失败的赛季,尤其是在皇家马德里。

体育危机的发生时机糟糕透顶。毕竟6月初将举行主席选举。现任主席弗洛伦蒂诺·佩雷斯(Florentino Pérez)做了在马德里此类场合惯常做的事——他承诺了“银河系”级别的计划。这当然主要意味着:为进攻线引进一名新的超级巨星。为此可提供高达1.5 亿欧元的资金。当然,他暗示了目标人物:迈克尔·奥利塞。毕竟,没有人比这位慕尼黑队的制胜球得分手给“白衣军团”带来更剧烈的痛苦了。

在教练人选上,佩雷斯也采取了传统方案。他聘请了葡萄牙人若泽·穆里尼奥(José Mourinho),他此前已经

“在我还没拥有正式的足球鞋之前,你就告诉每个人:我的哥哥将来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

扬·迪奥曼德(Yan Diomande)在写给已故妹妹的信中如此写道

img-171.jpeg

img-172.jpeg

价值连城的双人组:扬·迪奥曼德与说唱歌手 Jay-Z,后者的公司为其提供咨询

强大的三人组:若泽·穆里尼奥(左)及其助手若昂·特拉良(João Tralhão)和萨米·赫迪拉(右)

2010年至2013年担任主教练——并在2012年凭借冠军头衔打破了佩普·瓜迪奥拉率领的巴塞罗那的统治地位。此外,当时的一名核心球员萨米·赫迪拉也担任助理教练,他是2014年的德国世界杯冠军。几乎没有比这更具“内部血统”的组合了。

佩雷斯的复古计划使他在面对顽强的竞争对手恩里克·里奎尔梅(Enrique Riquelme)时赢得了选举。然而,随后计划陷入停滞。虽然在投票后不久就宣布签下穆里尼奥,但拜仁慕尼黑坚决拒绝让对方认真追求奥利塞。世界杯期间曾短暂传出这位法国球员可能考虑转会马德里的传闻,但很快便不了了之。签下马德里竞技的阿根廷前锋胡利安·阿尔瓦雷斯(Julián Álvarez)的尝试同样未能实现:这家本地死敌几乎是以嘲讽的态度拒绝了所有开价。

对于15次欧冠冠军得主皇家马德里来说,追求的球员无法轻易获得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更糟糕的是:对方根本不想来。人们对穆里尼奥领导的新架构似乎缺乏信心。

无论如何,权力结构并不真正清晰,这在5月初更衣室发生的一场激烈肢体冲突中可见一斑,而那恰恰是在对阵巴塞罗那的重要国家德比之前。中场球员费德里科·巴尔韦德(Federico Valverde)和奥雷利安·楚阿梅尼(Aurélien Tchouaméni)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冲突,以至于巴尔韦德因头部裂伤出血和颅脑损伤不得不就医。冲突双方最终被处以每人 500 000 欧元的罚款。但对俱乐部来说更令人恼火的是,这一轶事随即被泄露给了媒体。

此外,薪资结构导致了嫉妒心理。例如,巴西顶级技术球员维尼修斯(Vinícius Jr.)对俱乐部非常不满,因为他的同事基利安·姆巴佩(Kylian Mbappé)至今 ►

照片:PAUL GORST / FACEBOOK: REALMADRID / INSTAGRAM

FOCUS 34 – 2026

95


文化

体育

获得了明显更高的报酬。直到最后,维尼仍威胁说不续签将在下赛季到期的合同。这将导致皇马必须立即将其出售,以获得九位数的百万欧元转会费。阿森纳足球俱乐部此前已在积极争取这位前锋。

在赛季开始前的一次澄清谈话后,维尼终于同意续约。尽管这位有时过于自恋的前锋经常招致球迷的批评,但他的离队对佩雷斯的声誉将是毁灭性的。据称,他未来的年薪将高达 25 百万欧元。虽然这仍然没有姆巴佩赚得多——后者包括所有奖金在内,税前年薪应超过 30 百万欧元——但显然已经足够抚慰其自尊心。

全速进攻

与穆里尼奥的一次会面似乎也是导致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在上个赛季,当时担任本菲卡主教练的穆里尼奥在维尼修斯遭到本菲卡球员吉安卢卡·普雷斯蒂亚尼严重的种族主义侮辱时,曾认为维尼修斯也负有某种责任:“在维尼修斯踢球的球场里,总会发生一些事情。”

难怪被指责的一方此前并不期待与穆里尼奥合作。但显然,分歧已经消除。穆里尼奥可能向维尼修斯保证,他非常倚重他。

与此同时,另一位预期的顶级球星拒绝了皇马——而且这也是间接因为穆里尼奥。原本计划由罗德里戈·埃尔南德斯·卡斯坎特(简称罗德里)出任中场的新组织核心。这位西班牙世界杯冠军队长兼该赛事官方最佳球员本应从曼城加盟。数周以来,外界一直认为球员与俱乐部已达成一致,唯一的难题是相对温和的 80 百万欧元转会费。

队长:罗德里庆祝世界杯夺冠。皇马曾对他展开追求,但他更想去巴塞罗那

顶级水准,顶级资金

1,22

十亿欧元是皇马最近实现的营收——世界纪录

1,46

十亿欧元是根据 transfermarkt.de 统计的阵容价值

200

百万欧元是最贵球员基利安·姆巴佩的估计价值

140

百万欧元可能是延·迪奥曼德的成本,包括与成绩挂钩的奖金

魅力之踢:维尼修斯(换了新下巴)与女友弗吉尼亚·丰塞卡在巴西庆祝

img-173.jpeg

但随后,这位 30 岁的球员选择了死敌巴塞罗那,据称是因为他更喜欢汉西·弗里克的控球风格,而且在那里他能遇到半个西班牙国家队。因此,皇马的转会攻势显得有些紊乱。世界杯冠军马克·库库雷利亚以 55 百万欧元从切尔西加盟(太好了,终于来了一个世界杯冠军!)。此外还有新的防线队友登泽尔·邓弗里斯(以 20 百万欧元从国际米兰加盟)和伊布拉希马·科纳特(自由转会自利物浦),以及前锋贝尔纳多·席尔瓦(自由转会自曼城)和卡洛斯·埃斯皮(以 25 百万欧元来自莱万特)。

但皇马最大的投资是针对来自 RB 莱比锡的延·迪奥曼德。马德里方面为这名 19 岁球员的转会支付了 1.25 亿欧元,加上奖金支付,总额甚至可能达到 1.4 亿欧元。无论如何,迪奥曼德由此跻身史上最贵球员前十名。

img-174.jpeg

这位科特迪瓦人确实才华横溢,德国足协队长约书亚·基米希在多伦多世界杯的小组赛中对此深有体会,但仅凭一个还算成功的德甲赛季就被推上足球之巅,确实不同寻常。迪奥曼德不是迈克尔·奥利塞。而且,像罗德里那样级别的防守型中场战略家依然缺失。

与维尼修斯一样,迪奥曼德由 Roc Nations Sport 提供咨询,该公司是说唱大亨 Jay-Z 企业的子公司。后者曾解释道:“我不是一个商人,我本身就是一门生意,伙计。”无论如何,他及其足球代理人们非常精通他们的生意。

皇马对迪奥曼德的实际打算尚不完全明确。他可能会取代巴西人罗德里戈在右翼进攻。左翼和中路则预定由维尼修斯和姆巴佩出任。本周日在沙尔克进行的友谊赛可能会提供线索。无论如何,他据说是穆里尼奥绝对渴望的球员,这解释了为何会批准这笔巨额资金。

当然,佩雷斯并没有给他的教练带来一支像大卫·贝克汉姆和齐内丁·齐达内时代那样的银河战舰新阵容。但也许穆里尼奥根本不希望身边有更多顶级球星,毕竟他将自己视为吸引力的中心。这一点在刚刚上线的 Netflix 纪录片中得到了印证。在片中,他解释了为什么在 2013 年离开马德里后选择了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在皇马之后,我想感受到真正的热爱。”希望他这次在马德里能感受到这种热爱。■

约布斯特-乌尔里希·布兰德曾一度成为皇家马德里的会员,目的是为了能买到那座氛围通常极其震撼的伯纳乌球场的门票。

96

FOCUS 34 – 2026

照片:DYLAN MARTINEZ / REUTERS, VIRGINIA / INSTAGRAM


汽车

同样适用于长途行驶:电动 Cayenne Turbo 的官方续航里程达到 623 km

Cayenne Turbo Electric

发动机 电力 (最大 1156 PS)

尺寸 (长×宽×高) 4,99×1,98×1,67 m

最高时速 260 km / h

充电时间 从 10% 到 80% 需 16 分钟

续航里程 最大 623 km*

价格 165 500 欧元起

*根据 WLTP 标准

1156马力的电力冲击

保时捷凭借 Cayenne Turbo Electric 推出了其迄今为止最强大的量产车型

我其实不坐过山车。但我相当确定:新款保时捷 Cayenne Electric 也能产生那种过山车爱好者在欧罗巴公园(Europa-Park)的“银星”(Silver Star)项目中才会体验到的感觉。在 Sport-Plus 模式下,如果深踩油门然后松开刹车,车辆将在 2.5 秒内被弹射至 100 km / h。通过弹射起步控制(Launch-Control),这款 SUV 能释放出极其强悍的 1156 PS。由此,它成为了保时捷有史以来制造的最强量产车型。

不过,驾驶这款首款完全电动化的 Cayenne 也可以非常惬意。例如在舒适模式(Komfort-Modus)下,与调校更直接的运动档位不同,路面的不平整几乎感觉不到。在舒适的悬挂支撑下,即使在较高速度区间,也几乎感觉不到速度。

在高速公路上,这可能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乡村道路或城市交通中,人们很容易失去对自身速度的感知——为此,车辆配备了合成的内燃机声音,旨在让驾驶者找回对实际速度的感觉。众所周知,人们对人工模拟的发动机声音看法不一——尽管在这款近五米长的 Turbo 车型中,V8 的声音模拟得相当出色。

在外观上,这款电动车显然是一款 Cayenne——尽管前部的矩阵 LED 灯变得稍微窄了一些。而在内燃机和混合动力车型原本设有进气口的地方,电动版现在采用了全封闭设计。只有带有发光保时捷字样的尾部设计略显违和,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价格低得多的欧宝 Grandland 的设计。

相比之下,内饰则没有让人感到陌生。新座舱的核心是弯曲的“Flow-Display”屏幕,它与中控台无缝衔接。而且在电动时代,中央屏幕上方自然不能缺少一个最典型的保时捷细节——模拟时钟。

驾驶 Cayenne Electric Turbo 不仅能像火箭一样疾驰,还能携带大量旅行行李奔赴假期(后备箱容积:747 升)。它也是一个耐用的实用工具:最大牵引能力获准达到 3.5 吨。就这样,保时捷的新电动希望将强悍的性能与日常实用性结合在一起,不过其价格十分昂贵:Turbo 的起售价为 165 500 欧元。■

Bruno Gaigl 对 Turbo 的跨度印象深刻:根据驾驶模式的不同,Cayenne 时而像豪华轿车,时而像跑车。

FOCUS 34 – 2026

97


出版商特别出版物

更多闲暇时间 智能设备可以承担 日常生活中的 冗长任务

2026年研究

最受欢迎的助手

打理花园需要投入大量工作。现代设备则是其中勤勉的助手。 哪些品牌和型号真正赢得了客户的青睐

在温暖的夏日夜晚,人们能明显感觉到技术助手如今已变得如此理所当然。当割草机器人几乎无声地在草坪上滚动时,几米外的泳池机器人正滑行在水中。两者都在完成过去需要耗费时间、精力且经常令人心烦的工作。

曾经被视为技术噱头的东西,如今已成为一个增长市场。家居和花园的智能助手代表了舒适与高效,且无需花费巨资。这背后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趋势。尤其是在消费者投资更加谨慎的时代,那些能够减轻工作量并在日常生活中可靠运行的产品变得愈发重要。割草机器人和泳池机器人恰恰满足了这一需求:它们将常规工作自动化,承诺带来显著的减轻负担,并成为智能技术进入私人生活空间的典范。

因此,DEUTSCHLAND TEST 研究了哪些割草和泳池机器人表现尤为出色。而谁能比所有者本人更好地做出评判?因此,分析的对象是那些实际购买了产品的客户评价。其核心不仅在于技术参数表,而主要在于日常体验:设备运行是否可靠?是否兑现了制造商的承诺?接下来的页面中的排名将显示哪些品牌和型号在客户心中享有极高评价。■

SANDRA LEINFELDER

照片:Adobe Stock


DEUTSCHLAND TEST

方法论

泳池机器人和割草机器人的工作效果如何?为了找出答案,DEUTSCHLAND TEST 与 trufl.ai 共同进行了一项对比分析。该分析分为四个独立的评分维度:

1. 客户反馈 (50)

真实买家的评分和评论——这是衡量日常实际产品质量最直接的指标。该维度记录买家的真实使用体验,由多个信号组成,以描绘一个细致的图景:综合评分、评论情感、价格感知以及故障报告。

2. 品牌声誉 (20)

品牌声誉由基于评分的品牌得分和社交情感分析组成。能够持续提供高质量产品的品牌将获得更高的得分。其中,评价数量较多的产品权重更高——单个小众产品对品牌得分的影响要小于拥有数千条评论的畅销产品。此外,还分析了 Reddit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对品牌的公众认知。在此过程中,不仅记录语调(正面 vs 负面),还分析讨论的质量和相关性。

3. 畅销排名 (20)

通过实际购买决策进行市场验证——将“大众的智慧”作为客观的现实检查。哪些产品实际上被消费者购买得最频繁?数据基础采用亚马逊销售排名(Amazon Sales Rank)。

4. 技术特性 (10)

对类别特定产品属性(如材料质量、功能范围和工艺)进行客观分析。相关属性通过人工智能从技术参数表和

来源:truff.ai (2026);k.A. = 未提供;数值部分经过四舍五入;*适用于长度不超过10米的泳池

注:我们的测试和研究由新闻独立开展并由编辑部发布。在调查结束后,获得正面评价的供应商可能会购买测试印章的商业使用许可。但许可授予既不影响方法论,也不影响结果;透明度提示:这些名单中可能包含属于 Hubert Burda Media 或在公司法或经济上与 Hubert Burda Media 有关联的企业。

img-186.jpeg

-187.

插图:Adobe Stock


影响力人物

60 年 切奇莉亚·巴托利 (Cecilia Bartoli)

她早已成为萨尔茨堡艺术节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并自 2012 年起执掌萨尔茨堡五旬节音乐节。这位意大利次女高音在 4. Juni 庆祝了她的 60. 生日,而 8. August 她在萨尔茨堡再次受到庆祝。活动以乔奇诺·罗西尼的《前往兰斯之旅》的盛大演出拉开帷幕。随后活动移至萨尔茨堡官邸——包括盛大的晚宴、音乐惊喜以及一个需要四个男人合力搬运的巨型生日蛋糕。

-188.

在著名的祝贺者中,包括歌剧演唱家普拉西多·多明戈(照片)和罗兰多·维拉松,女高音普雷蒂·延德以及钢琴家郎朗。指挥家安东尼奥·帕帕诺和小提琴手马克西姆·文格罗夫也作为音乐嘉宾出席。多明戈和延德在官邸为寿星演唱了《我的心全部属于你》,郎朗则贡献了一段钢琴独奏。萨尔茨堡艺术节通过这场名为“Bonne fête”的夜晚,也赞颂了巴托利作为艺术总监的影响力。

-189.

“民众浴场”位于民众剧院前

艺术在此“洗澡”

这不仅仅是一个夏季噱头:花费 300 000 欧元,柏林人民剧院(Volksbühne)前的广场被变成了一个临时游泳池。直到 10 月 1 日,这里的游客和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游泳。这是剧院总监马蒂亚斯·利林塔尔(Matthias Lilienthal)在首都竞选活动期间的构想。抗议之声在预料之中:批评者抱怨这是在浪费钱,认为这些资金本应提供给小型剧院和投入的艺术项目。人民剧院则反击称:这个泳池是一个“政治泳池”,旨在预算紧张的时期,引起人们对公共基础设施匮乏以及学校或游泳池等设施破败的关注。

利昂内尔·梅西

与父亲告别

足球巨星利昂内尔·梅西前往阿根廷,与去世的父亲告别,并在家人陪伴下哀悼。豪尔赫·梅西(Jorge Messi)被认为是这位 2022 年世界杯冠军生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从儿子孩提时代起就陪伴在其身边,多年来一直担任其顾问和经纪人。全球的协会、俱乐部和同行都表达了哀悼。阿根廷足协(AFA)要求所有级别的比赛进行一分钟默哀。

梅西在佩雷斯(Pérez)的埃尔普拉多公园公墓(Cementerio Parque El Prado)其父亲墓前

照片:BRAUERPHOTOS / M. SIEBINGER, CHRISTIAN MANG / REUTERS, IMAGO IMAGES, AGUSTIN MARCARIAN / REUTERS

102

FOCUS 34 – 2026


版权声明

编辑部

总编辑 Franziska Reich, Georg Meck (内容负责人员 V.i.S.d.P.:地址见编辑部地址)

副总编辑 Jörg Harlan Rohleder, Markus Krischer

总编辑成员

Marc Brost, Carsten Fiedler, Jan Fleischhauer, Thomas Tuma

专栏作家 Jan Fleischhauer

首席作者 Thomas Tuma

创意总监 Frances Uckermann

视觉总监 Frank Seidlitz

执行编辑 Jobst-Ulrich Brand(高级执行编辑), Bruno Gajaj, Barbara Jung-Arntz(高级执行编辑兼作者)

首席驻外记者 Mike Szymanski

首席记者 Anja Maier

值班主编 Sonja Wiggermann; Christian Stein(副)

执行编辑 Katharina Hunold

故事组 Corinna Baier(负责人)

政治组 Franziska Reich(负责人), Markus C. Hurek(负责人), Andreas Große Halbauer, Felix Heck, Antje Hildebrandt, Lukas Koperek, Annica Kramer, Alisha Mendgen, Julius Reinmuth, Christian Schneider, Leon Werner, Leonie Wintermann

国际组 Marc Brost(负责人), Alexander Bartl(作者), Margot Zeslawski

调查组 Christoph Elflein(负责人), Lara Wernig

经济组 Georg Meck(负责人); Johannes Bauer, Petra Hollweg(首席编辑), Matthias Jauch, Sina Osterholt, Peter Steinkirchner, Susanne Stephan

科学与健康组 Edda Grabar(负责人); Sonja Fröhlich, Dr. Kurt-Martin Mayer(作者), Alina Reichardt, Lena Rittmann, Janna Vahaus

社交媒体 Darline Bussäus; Andrea Jahnke, Franziska Arntz

图片编辑 Nadja Angermann, Kathrin Bruch, Arne Deepen, Maike Feder, Florian Kernwein

封面图形 Svenja Kruse, Thorsten H. Michel

图形设计 Franziska Altmann, Heike Noffke, Petra Rehder, Betül Rühmann, Katharina Sörgel, Ursula Stauffer, Petra Vogt

信息图表 Stefan Hartmann, Jaroslaw Kashtalinski, Sebastian Müller

文献记录 Jochen Bausback, Bernd Hempel, Joachim J. Petersen, Fabrice Rüping, Nina Schilling, Marie Vassan(与 F.A.Z.-Research 合作)

编辑助理 Victoria Mutz, Tom Tietze

最终编辑 Lektornet, Willy-Brandt-Straße 51, 20457 Hamburg

编辑技术 Ingo Bettendorf, Oliver Seehaus, Jörg Haensel

新闻服务 dpa

FOCUS+

总编辑 Franziska Reich, Georg Meck, Carsten Fiedler

值班主编 Ben Bunte(负责人); Felix Eick, Veit Ellerbrock, Lea Fabbrini, Carolin Hitzigrath

数据记者 Leonard Hepermann

“小麦啤酒沙皇”

来自埃尔丁(Erding)

出生于 1939 年 在埃尔丁。他 学习了酿酒 科学,随后 学习了企业 经济学

1965 年 他进入了 家族企业。 当时酿酒厂的 年产量为 40 000 百升。如今 已达 1,5 百万

1975 年 在父亲弗朗茨 去世后,他接管了 埃尔丁酿酒厂, 并将其打造成为 小麦啤酒的 全球市场领导者

2025 年 作为唯一股东,他 将其在这家私人 酿酒厂的股份转入 “维尔纳·布罗姆巴赫-家族- 基金会”(Werner Brombach-Familien- Stiftung),直到最后 他一直担任该基金会董事

img-191.jpeg

维尔纳·布罗姆巴赫,86 岁

他是少数很早就敢于走出德国、进军全球市场的酿酒师之一——作为先驱,他为让我们深爱巴伐利亚小麦啤酒在国际上闻名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在放眼世界的过程中,他从未忘记自己深爱的埃尔丁。他既是全球运作的“小麦啤酒沙皇”,又是脚踏实地的“埃尔丁酿酒师”。他因其经济成就和公民参与而多次获得表彰,这完全是实至名归:包括德国联邦功绩勋章 1. 等功勋十字章、巴伐利亚功绩勋章、家乡的荣誉市民称号以及许多其他奖项。对于我的家庭以及对我个人而言,维尔纳·布罗姆巴赫不仅仅是一个竞争对手、小麦啤酒传奇,或是我们活动中受欢迎的嘉宾。我的母亲,以及后来的我,有幸每年能前往埃尔丁与他进行一次深入的思想交流,其内容远超酿酒行业的议题。他对啤酒这一文化遗产的清晰洞察,对他对我们企业家的真诚兴趣,对他对相关事务的热情,以及他那幽默的眨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

弗洛里安·舍尔古贝尔(Florian Schörghuber)的致敬词, 舍尔古贝尔集团(Schörghuber Gruppe,包括保拉纳酿酒集团 Paulaner Brauerei Gruppe 等)

-193.

威廉·奥比特(William Orbit),69 岁, 音乐制作人

»当我们开始合作时, 我意识到音乐 不必被归入 特定的类别。 我们创造了自己的类别。 你触动了我内心 一个神奇的按钮, 让我潜入了一个 未竟之梦的星系«

麦当娜(Madonna), 音乐家

-194.

克劳斯·G·绍尔(Klaus G. Saur),85 岁, 出版商

他是全球最知名、影响力最大的专业科学出版商之一。他的工作理念是成为科学和图书馆学的合作伙伴与服务提供者。仅他出版的数量多到难以统计的大型参考书和书目辅助工具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哀悼一位卓越的出版商,一位极佳且充满活力的对话伙伴,一位令人难忘的书籍与科学之友。

特德尔·冯·瓦尔莫登(Thedel v. Wallmoden)、克里斯蒂娜·豪格(Christine Haug), 德国书业协会(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历史委员会

照片:CHRISTOF STACHE / AP, DPA

104

FOCUS 34 – 2026


读者来信

-195.

《焦点》杂志 33 / 2026 期, 标题关于 新型癌症疗法

来自东部地区的 CDU 州长联盟在第 33 周引起了《焦点》读者的极大兴趣。第二个重大话题:扬·弗莱施豪尔(Jan Fleischhauer)对专横的德国司法界的严厉审视

-196.

礼物可以舍弃

(33 / 2026) 三人反对梅尔茨

我无法理解那三位东德州长的建议。那些将在 2030 年(目前正在讨论为新规定设置 3-5 年的过渡期)年满 65 岁退休的人,在两德统一时大约 25 岁。他们有 40 年的时间来应对养老金制度的变化。

斯特凡·洛赫纳(Stefan Lochner),通过电子邮件

您写道,2014 年社会民主党在执政大联盟中通过推动提前退休,以作为换取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CSU)母亲养老金的对价。如果现在要取消其中一项养老金福利,那么无法理解为什么不把另一项养老金“礼物”也一并取消。而且,根据通常的既得权益保护原则,并不需要取消现有的母亲养老金,而只需放弃将其扩展至 1992 年前出生的孩子的母亲即可。我是四个 1992 年前出生的孩子的母亲;因此我偶尔得听人说我是“背叛者”——而且我还持有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党证!

雷娜特·布罗宁(Renate Breuning),78050 菲林根-施文宁根

治愈可期

(33 / 2026) 社论

多么精彩的社论,读起来多么令人愉悦。非常感谢,请多写一些这样的内容。您问我们是否能见证癌症变得可治愈?是的,当然。如果因为年龄太大我们无法见证,那么我们的孩子一定能。

赫迪斯·海勒(Herdis Heller),14109 柏林

作为一名医生,我也能具体感受到癌症治疗领域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几十年前,确诊往往意味着死刑,而如今在很多情况下,它已变成一种慢性疾病。通过人工智能(AI)——尤其是在早期诊断方面——以及靶向药物和个体化治疗,预后肯定能得到进一步改善。然而,并不存在所谓的“癌症”这一统一概念。某些类型的癌症将拥有极高的治愈率,而另一些癌症的预后则会得到改善。但距离全面治愈还很遥远。

约兰达·肖滕费尔德-纳奥尔博士(Dr. Jolanda Schottenfeld-Naor),40211 杜塞尔多夫

作为 2011 年的患者,我坚信这种疾病在几年内是可以被战胜的。当时的治疗(化疗)简直是地狱。遗憾的是留下了后遗症(多发性神经病)。但当时我很高兴能够生存下来。现在我已经摆脱了癌症。

乌特·赫特勒(Ute Hettler),22850 诺德施泰特

»AI 的应用将使医学取得异常快速的发展进步。太伟大了!«

海因茨·阿尔伯特(Heinz Albert),通过电子邮件

保护不可谈判

(33 / 2026) 黑色频道: 那么还是伊斯兰主义者更好

我只能希望,一些相关的法官能将您的论述铭记在心,并在未来做出更好的判决。

Franz Uhl, 89537 Giengen

我们的法律专家在自满之中,如今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不健康的亚文化。关于领先法律专家所主张的——保护民众仅由警察负责而非法院负责——这一观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虽然我们的《基本法》描述了政治、司法和警察之间的任务分工,但不能由此推导出一种截然分开的管辖权。如果人们仍然遵循这种逻辑,那么我们的政治家也将不对保护民众负责。在民主制度中,人的保护高于被告的权利,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Bernd Kambeck, 45289 Essen

法官群体中很大一部分人的脱离实际、过度自信和傲慢,加剧了社会的困境。此外还有一种特权,即无需为任何事情承担责任。作为一名前教师和校长,我经常对此只能摇头。

Dr. Jürgen Galle, 32839 Steinheim

亲爱的读者, 请就本刊主题 向我们写下 您的看法—— 请务必提供 您的完整 地址和 电话号码: Redaktion FOCUS Heiligegeistkirchplatz 1, 10178 柏林 或电子邮件: leserbriefe@focus-magazin.de 编辑部保留 删减的权利。

FOCUS 34 – 2026

105


日记

img-197.jpeg

《焦点》创始人 Helmut Markwort 从 1993 年到 2010 年担任首任主编领导该新闻杂志

在住宅入室盗窃方面,柏林是德国冠军

作者:Helmut Markwort

周一

一位来自柏林的读者对我将她的城市称为“犯罪之都”感到愤怒。她因此指责我具有“巴伐利亚式的傲慢”。不,亲爱的女士。

我的措辞基于事实。在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BKA)的许多统计表中,柏林都处于负面领先地位。

在住宅入室盗窃这一类别中,柏林的领先幅度最为惊人。警方在去年记录了 288 起案件。这一高数字无法用联邦首都 390 万人口来解释。BKA 统计的是每 10 万居民的案件数。

给出几个数字进行对比。联邦平均值为 99 起。巴伐利亚州的住宅业主可以感到最安全,那里仅记录了 29 起入室盗窃案。

深夜枪响:柏林警方持续出动

在负面名单中,紧随柏林之后的是不来梅,共有 181 起案件。

在破案率方面,柏林同样处于最低值(其中不包括违反外国人法的案件)。所有犯罪案件的破案率仅为 43.2%。联邦平均值为 56.3%。在破案方面取得最大成效的是巴伐利亚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下萨克森州。

在“犯罪负担”类别中,柏林同样是负面领先者。首都以 13 233 起案件略领先于不来梅。联邦平均值被标为 6456 起。

最安全的州是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柏林接壤的勃兰登堡州,仅记录了 5911 起犯罪案件。柏林的邻居在 16 个联邦州中排名第五。

唯独在针对大城市和州首府的专项评估中,柏林没有处于最糟糕的位置。不来梅在犯罪负担方面以 13 322 起犯罪案件略领先于柏林的 13 233 起。

作为对比:在百万人口城市慕尼黑,报告的案件数为 5798 起。

我想我的这位读者此前可能并不知晓这些数字。在当地,这些数字可能没有被特别强调。

但如果柏林人在 9 月 20 日的选举中想要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些数字至关重要。

周二

距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还有四周。许多问题在媒体中流传。CDU 为了防止 AfD 组阁愿意走到什么程度?

他们会与共产党人结盟吗?SPD 会被踢出州议会吗?瓦根克内希党能突破 5% 的门槛吗?CDU 议员是否会秘密投票给 AfD 候选人,甚至跳槽?

如果 赢得多数席位:它是否有足够合格的成员来填补政府和行政部门的重要职位?

人们在猜测一位并非该党成员但非常有分量的候选人。

汉斯-格奥尔格·马森可能会成为内政部长。这位前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对此十分精通。

两位截然不同的内政部长都对这位资深法律专家表示尊重:来自 SPD 的奥托·希利和来自 CSU 的霍斯特·泽霍费尔。这位前宪法保卫局局长可能会突然再次与那些曾将其定性为极右翼的机构打交道。

在各州内政部长的圈子里,凭借其知识和经验,他将立即拥有影响力。前提是 主席齐格蒙德有勇气将一个重要职务托付给一名非党内人士。

马格德堡的惊喜:汉斯-格奥尔格·马森可能在 担任部长

106

FOCUS 34 – 2026

照片:DPA


粉丝文化:

德甲磁性表格! 现仅在 SPORT BILD 销售

近在咫尺。


摘取皇冠

游艇大师

AUSGABE 34 | 14. August 2026 | € 5,90

ADC GRAND PRIX 2024 /// EUROPEAN PUBLISHING AWARDS WINNER 2026

FOCUS

Die CSU und die Frauen

Wird Ilse Aigner wirklich die erste Bundespräsidentin?

Das Silicon Valley und die Spritze

Unterwegs in der illegalen Welt der Super-Optimierer

img-0.jpeg

DER KOSTBARSTE ROHSTOFF

Die Wahrheit über das Wasser: Wie es unser Leben bestimmt und wie wir uns besser gegen die Dürre schützen


Das Grüne E-Rezept

PRO GRÜNES REZEPT

Mein Rezept für mehr Gesundheit – persönlich für mich

Mein Arzt hat mir ein Grünes E-Rezept ausgestellt. Damit bekomme ich seine Empfehlung für rezept- freie Arzneimittel direkt aufs Smartphone oder die Gesundheitskarte. Einfach, jederzeit abrufbar mit Beratung in meiner Apotheke vor Ort.

✓ Digital statt Papier – einfach und sicher ✓ Immer dabei: auf Smartphone oder Gesundheitskarte ✓ Vertrauen durch ärztliche Empfehlung und Beratung in der Apotheke vor Ort

img-1.jpeg


Editorial

Liebe Leserin, lieber Leser!

img-2.jpeg

Aquakalypse und Polit-AG:

Wie Deutschland gegen die Dürre kämpft

Als Kind wurde mir erzählt, wie schön es war, als man noch schwimmen konnte im Schicksalsfluss der Deutschen. In diesem graublauen Mythos, der einst das Römische Reich begrenzte, im Mittelalter die Schiffe mit Wein, Tuffstein und Salz durch die Nebel führte und später zu einem der Gründe wurde für die Erbfeindschaft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Freunde der Familie wohnten am Ufer, Schorsch und Theres, und weil der Fluss beharrlich seinem Bett entstieg, kachelten sie eines Tages ihr Wohnzimmer im Erdgeschoss und setzten ein Schwimmbad hinein, das man bequem kärchern konnte. Fortan überstanden Schorsch und Theres die Fluten. Der Rhein überstand Kriege, Begradigungen, Kloake und Chemiewelle, bis... bis zu diesem brutalen Sommer 26, der ihn zum Rinnsal verkümmern lässt.

Die wirtschaftlichen Konsequenzen sind gewaltig: Normalerweise werden jeden Tag 400 000 Tonnen Güter von Basel bis Duisburg transportiert – Kohle, Erze, Chemikalien. Doch wenn nun Frachtschiffe wegen der niedrigen Pegel nur noch zu einem Drittel beladen werden, explodieren die Transportkosten, gelangen Rohstoffe nicht zur Industrie, steigen die Preise. Der tägliche Schaden geht in die Mil-

liarden. Jedes Binnenschiff müsste durch 280 Lastwagen ersetzt werden – eher besucht der Rhein wieder Schorsch und Theres. Und so dörrt der trockene Rhein auch das letzte Wachstümchen aus.

Wir könnten nun weiter so tun, als trüge am Dürre-Notstand einzig ein bisschen wenig Regen die Schuld. Aber die Fakten strafen uns Unsinn: In keiner Region der Welt steigen die Temperaturen so rasant wie in Europa. In vielen Gegenden darf man Flüssen und Seen kein Wasser mehr entnehmen. Wälder brennen, Bäume siechen, Felder verdorren, und fast 12 000 Menschen fanden in diesem Jahr schon den Hitzetod.

Unser bisher wunderbar mildfeuchtes Land erlebt jetzt jene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unter denen so viele Gebiete der Erde dramatisch leiden. Denn nein, auch bei uns ist die Dürre kein Wetter. Bis zum Ende dieses Jahrhunderts könnte das Grundwasser vielerorts versiegen. Längst führt Wasserknappheit zu Kämpfen – in Europa vor Gerichten, anderswo mit Waffen. Der Klimaforscher Mojib Latif mahnt: „Wasser ist ein Menschenrecht und darf nicht davon abhängen, wer es sich leisten kann.“ Die Konkurrenz um den Rohstoff werde zunehmen und in bestehenden Konflikten zum Brandbeschleuniger werden.

Für gewöhnlich reagiert man in Deutschland auch auf global bedrohliche Probleme gern mit der Gründung einer: AG. In der Arbeitsgemeinschaft Wasser basteln nun 17 Mitglieder von Bund und Ländern an Regeln, die im September vorgelegt werden sollen. Eine steht jetzt schon fest: Die Versorgung mit Trinkwasser ist immer wichtiger als die Bedürfnisse von Industrie, Landwirtschaft oder Natur. Doch – was folgt daraus konkret? Nun ja. Darüber entscheiden die Länder. In den kommenden Jaaahren.

Herzlich

Franziska Reich, Chefredakteurin

Schreiben Sie gerne an: Chefredaktion@focus-magazin.de

img-3.jpeg

Auf Grund: ein Schiff im Flussbett des Rheins bei Bad Honnef

In dieser Ausgabe

Ilse – wer will sie? Seit Jahrzehnten prägt auch sie die Politik der CSU. Jetzt wird sie als Kandida- tin fürs höchste Amt im Staat ge- handelt: Schafft Ilse Aigner den Sprung?

Lesen Sie über die bemer- kenswerte Frau aus Bayern ab Seite 20

Wer schützt uns gegen den Angriff aus der Luft? Die Spreng- stoff-Drohne in Leipzig hat das Land geschockt. Doch ein Be- such in Kassel zeigt: Abwehr- systeme made in Germany sind weltweit führend.

Lesen Sie über die High- Tech-Hoffnung ab Seite 26

FOTOS: SIGRID REINICHS FÜR FOCUS-MAGAZIN, OLIVER BERG/DPA

FOCUS 34 – 2026

3


Inhalt

img-4.jpeg

Titelthemen sind rot markiert

Politik

20 Auf dem Weg nach oben Ilse Aigner könnte Deutschlands erste Bundespräsidentin werden. Sie will es. Die CSU will es. Aber kann sie es auch? 26 Die tödliche Gefahr aus der Luft Nur ein Zufall verhinderte in Leipzig die Katastrophe. Deutschland ist auf Drohnenangriffe schlecht vorbereitet 30 Strafen helfen nicht gegen Terror Andere Maßnahmen wären sinnvoller, erklärt Juristin Susanne Beck 32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auf Eis In Norwegen entsteht eines der größten Rechenzentren Europas. Der Standort ist ideal, wäre da nicht die Nähe zu Russland. Ein Baustellenbesuch 38 Maschinen haben keine Moral Historiker Yuval Noah Harari warnt davor, der KI umfassende Rechte einzuräumen 40 Die Scheichs sind unzufrieden Jared Kushners Partner im Nahen Osten wollten sich Einfluss im Weißen Haus erkaufen. Doch der Plan geht nicht auf 43 Eine beispiellose Säuberung Wie Chinas Staatspräsident Xi Jinping seine politischen Gegner verhaften lässt, erklärt Jörg Wuttke

Wirtschaft

44 „Wir müssen den Menschen das Rauchen abgewöhnen“ Ausgerechnet Philip Morris wendet sich von der Zigarette ab. Hier erklärt Deutschland-Chefin Özlem Dikmen, wie sie künftig Geld verdienen will 50 Die Hightech-Revolution Ein Start-up aus Sachsen will eine deutsche Fabrik für Speicherchips bauen. Nur die Politik muss mitspielen 52 Das Traumhaus-Geschäft Wie der Wunsch nach einem Eigenheim zum Glücksspiel wird und was Verbraucherschützer dazu sagen 55 Mehr Leistung Das Gesundheitssystem wird teurer: Wie Sie eine private Krankenversicherung mit stabilen Beiträgen finden

44

img-5.jpeg

Özlem Dikmen ist Deutschland-Chefin von Philip Morris

img-6.jpeg

Auch Markus Söder hätte Parteikollegin Ilse Aigner gern im höchsten Amt

TITEL: SVENJA KRUSE/FOCUS-MAGAZIN, ERSTELLT UNTER VERWENDUNG VON KI

4

FOCUS 34 VOM 14. AUGUST 2026


Inhalt

Wissen

56

Die lange Durststrecke

Flüsse trocknen aus, Felder verdorren. Auch in Deutschland müssen wir teils Wasser sparen. Was droht, wenn unsere wichtigste Ressource knapp wird?

60

„Die Konkurrenz ums Wasser wird zunehmen“

Die Grundwasserreserven sind mancherorts bald erschöpft. Klimaforscher Mojib Latif erklärt, was nun zu tun ist

66

„Es gibt regionale Unterschiede“

Mineralwasser-Sommelier Pat Eckert

74

Das Brückendesaster

Eine gesperrte Brücke in Bonn steht sinnbildlich für die marode Infrastruktur

70

Die Story

Spritztour durch das Silicon Valley

In Kalifornien optimiert die Tech-Elite den eigenen Stoffwechsel: mit nicht zugelassenen Peptiden aus China. Was kann da schon schiefgehen?

70

Kultur

78

So klingt Europa

Das European Union Youth Orchestra ist das offizielle Jugendensemble der EU und eine Talentschmiede für Klassikstars. Nun feiert man 50. Jubiläum

84

Mehr Träume wagen!

Kunstanwältin Sasa Hanten hat einen Roman geschrieben – über die Lust, mit gewohnten Denkmustern zu brechen

86

Liebeswirren und Saunaleiche

„Steckerlfischflasko“ – die bereits zehnte Kino-Krimikomödie nach den Bestsellern von Rita Falk

88

„Wir sind sehr eng verbunden“

Mark Bezner leitet die Modemarke Olymp, Sohn Louis die Tochterfirma Maerz in München. Ein Gespräch

92

Früchte des Friedens

Ottolenghi wirbt mit Fenchelsalat für mehr Gemeinschaftssinn

94

Die neue Realität

Zwei Saisons in Folge blieb Real Madrid ohne Titel.

Nun plant der Klub seine Renaissance. Mit alten Bekannten und jungen Hoffnungsträgern

97

Stromschlag mit 1156 PS

Der Porsche Cayenne Turbo Electric

Rubriken

  • 3 Editorial
  • 6 Kolumne von Jan Fleischhauer
  • 8 Starke Stimme: Saskia Bruysten
  • 10 Foto der Woche
  • 13 Nachrichten
  • 68 Grafik der Woche: Wasser
  • 86 Kulturtipps
  • 102 Einflussreiche
  • 103 Impressum/ Servicenummern
  • 104 Nachrufe
  • 105 Leserbriefe
  • 106 Tagebuch

Audio

Sie wollen einzelne Artikel hören, statt sie zu lesen? Nutzen Sie den jeweiligen QR-Code

img-7.jpeg

Die Flötistin Anna Pintér spielt seit zwei Jahren im Jugendorchester der EU

FOTOS: JOHANNES SIMON/GETTY IMAGES, MATTHIAS ZIEGLER FÜR FOCUS-MAGAZIN, JASON HENRY/THE NEWYORK TIMES/REDUX/LAIF, KAI BIENERT

FOCUS 34 VOM 14. AUGUST 2026

5


Kolumne

DER SCHWARZE KANAL

Daran sollt ihr sie erkennen

Woher weiß man, dass jemand rechts ist? Er trägt Seitenscheitel, Polohemd, wohnt in der Doppelhaushälfte. Und er sehnt sich nach den Neunzigern zurück, als Helmut Kohl regierte

img-8.jpeg

Jan Fleischhauer

ist Kolumnist und Buchautor. Er sieht sich als Stimme der Vernunft – was links der Mitte naturgemäß Protest hervorruft

Der AfD-Kandidat in Sachsen-Anhalt, Ulrich Siegmund, hat gesagt, er wünsche sich die neunziger Jahre zurück. Damals sei es in Deutschland sicherer gewesen.

Ich kenne eine ganze Reihe Menschen, die finden, dass einiges früher besser war. Messerdelikte zum Beispiel waren so gut wie unbekannt. Man brauchte auch keine Sperranlagen, um Weihnachtsmärkte zu schützen. Wenn man in der Zeitung las, dass jemand mit dem Auto von der Straße abgekommen und in eine Gruppe von Menschen gefahren war, musste es sich um ein Unglück handeln. Der Fahrer hatte entweder einen Herzinfarkt oder einen epileptischen Anfall erlitten. Dass er gezielt sein Auto in die Menge gesteuert haben könnte, darauf wäre man nicht gekommen.

Es gäbe also eine Reihe von Gründen, Herrn Siegmund zuzustimmen. Dennoch wird ihm der Satz zum Vorwurf gemacht. Das Politmagazin „Monitor“ hat einen eigenen Beitrag gebracht, in dem die Redakteure darzulegen versuchen, weshalb sein Wunsch nicht nur falsch ist, sondern Ausdruck einer rechten Gesinnung und damit gefährlich.

In dem Beitrag präsentierte das Magazin eine junge, schwarze Soziologin, die darüber sprach, weshalb die neunziger Jahre der absolute Horror gewesen seien. Es habe keinen Moment gegeben, in dem sie sich nicht bedroht gefühlt habe. Die Neunziger seien eine Zeit von Hetzjagden, Pogromen und Morden gewesen, hieß es bei „Monitor“.

Jeder hat so seine Erinnerungen. Es wird auch Menschen geben, die sogar die sechziger Jahre als Zumutung empfanden. Dennoch denken die meisten, wenn sie zurückblicken, eher an Swinging Sixties als an Baseballschläger.

Es ist immer das Gleiche. Man greift irgendetwas heraus, was jemand gesagt hat, und dreht es so lange, bis er wie ein Depp dasteht. Ich glaube allerdings, dass man damit das Gegenteil von dem erreicht, was man erreichen will.

Vor ein paar Monaten habe ich gelesen, die AfD wolle zu Leistungsbereitschaft und Disziplin zurück. „Was ein AfD-Minister für Schulen und Hochschulen bedeuten würde“, war eine Geschichte in der „Zeit“ überschrieben. Antwort: „Mehr ‚Leistungsbereitschaft und Disziplin‘, keine Genderforschung, Rückkehr zu Diplom und Magister: Auch mit ihrer Bildungspolitik rückt die AfD den Diskurs nach rechts.“ Zu Deutsch: Wer sein Studium in der Regelstudienzeit mit Diplom abschließt, kann sich gleich selbst beim Verfassungsschutz als Verdachtsfall melden.

Wenn ich bei der AfD wäre, würde ich mich bedanken. Was kann einem Besseres passieren, als dass einem lauter Eigenschaften und Verhaltensweisen zugesprochen werden, die eine Mehrheit der Deutschen positiv sieht? Es ist eine interessante Fehlkalkulation: Nur weil man selbst nichts von Pünktlichkeit und Disziplin hält, denkt man, dass auch die Mehrheit etwas dagegen hätte.

Wenn sich eines in solchen Verdikten zeigt, dann die Begrenztheit des eigenen Horizonts. Was im Prenzlauer Berg oder München-Schwabing als No-Go gilt, ist mitunter schon 20 Kilometer weiter total normal. Dass „normal“ auch ein Begriff ist, der eine verdächtige Nähe zu den falschen Leuten nahelegt, lassen wir an dieser Stelle gnädigerweise unter den Tisch fallen.

Ich habe aus Spaß einmal zusammengetragen, was alles als Hinweis auf eine rechte Gesinnung gilt. Tracht. Zöpfe bei kleinen Mädchen. Seitenscheitel. Rüdes Verhalten. Zu höfliches Verhalten (Sie mögen lachen, aber das war original die Antwort der Linkspartei-Politikerin Susanne Hennig-Wellsow auf die Frage, woran man einen Nazi erkennt: übertriebene Freund-

FOTO: JESSICA KASSNER / JMK-PHOTOGRAPHY; ILLUSTRATION: SILKE WERZINGER FÜR FOCUS MAGAZIN

6

FOCUS 34 – 2026


Jan Fleischhauer

img-9.jpeg

Schwein gehabt

lichkeit). Dickmilch statt Kefir. Okay, das Letzte habe ich mir ausgedacht. Aber es liegt auf der Linie.

Habe ich etwas vergessen? Ach ja, Doppelhaushälfte natürlich. Capri-Sonne trinken. Im Wanderverein sein.

Zöpfe bei Mädchen haben inzwischen sogar Eingang in die Kita-Erziehung gefunden. Die Amadeu-Antonio-Stiftung in Berlin hat nach den ersten Erfolgen der AfD eine Broschüre herausgegeben, in der sie Erziehern und Erzieherinnen Tipps gab, wie sie sich besser gegen rechte Gesinnung im Kindergarten wehren könnten. In vielen Fällen ist es ja nicht unmittelbar ersichtlich, dass ein Kind aus einem völkischen Elternhaus stammt.

Ein rechtes Kind erkenne man zum Beispiel daran, dass es im Morgenkreis schweigsam und passiv sei, da rechte Eltern viel Wert auf Gehorsam legten, hieß es in der Broschüre. Außerdem seien „traditionelle Geschlechterrollen“ im Erziehungsstil erkennbar: Die Mädchen trügen, Achtung, Zöpfe und Kleider, die Jungs hingegen würden „stark körperlich gefordert“. Meine Tochter ist blond und heißt Greta. Sie war glücklicherweise immer unter den Lautesten im Morgenkreis und hasst bis heute Zöpfe und Kleider. Schwein gehabt.

Es gäbe bei der AfD genug, worüber man sich aufregen könnte. Man muss nicht lange suchen, um auf Äußerungen zu stoßen, bei denen es einem die Schuhe auszieht. Aber der Wunsch nach mehr Leistungsbereitschaft und mehr Sicherheit auf der Straße gehört nicht dazu.

Ich bin dafür, dass die AfD mal zeigt, ob sie regieren kann. Opposition kann jeder. Um wilde Forderungen aufzustellen, dazu gehört nicht viel. Das bekommen sie sogar bei der Linkspartei hin. Aber dann beweisen, dass man das Schiff über Wasser halten kann, das ist etwas ganz anderes. An ihren Taten sollt ihr sie messen, heißt es.

Eine AfD-Regierung in Sachsen-Anhalt wäre ein Experiment, klar.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 Schaden wäre allerdings überschaubar. Sachsen-Anhalt hat zwei Millionen Einwohner, das ist die Größe von Essen, Köln und Duisburg.

Ich glaube, in der AfD-Führung sehen sie ebenfalls mit gemischten Gefühlen nach Magdeburg. Einigen an der Spitze,

angefangen be Alice Weidel, wäre es gar nicht so unrecht, wenn die AfD knapp den Einzug in die Staatskanzlei

lei verfehlen würde. Dann könnte man weiter die verfolgte Unschuld geben. Das ist ja die Paraderolle der AfD.

Viel ist von der Brandmauer die Rede. Dabei wird übersehen, dass es die Brandmauer von zwei Seiten gibt. Auch die AfD hat eine. Als Alice Weidel nach der Bundestagswahl so unvorsichtig war, der CDU Avancen zu machen, wurde sie sofort von den eigenen Leuten zurückgepfiffen. Von wegen unsere Hand ist ausgestreckt, hieß es. Mit der CDU werde man sich ganz sicher nicht zusammentun.

Der „Nius“-Chefredakteur Julian Reichelt hat im vergangenen Jahr einen Kommentar verfasst, in dem er sinngemäß sagte: Entweder trennt ihr euch von den Irren und Wirren, oder es wird halt nichts mit einer Regierungsbeteiligung. Der Text hat ihn auf einen Schlag 50 000 Follower gekostet. Das ist für ein so kleines Portal wie „Nius“ ein erheblicher Aderlass. Aber Reichelt hat recht, das wissen sie auch in der AfD-Spitze.

Solange sie Leute mitschleppen, die Soldaten als hirnlose Krüppel beleidigen, weil sie uns gegen Russland verteidigen, und Ausländer als Gesocks, das man entsorgen müsse, kann die CDU nicht die Hand reichen, so gern es der eine oder andere dort vielleicht auch täte. Deshalb gibt es nicht einmal Kungelrunden oder informelle Gespräche, in denen man eine wie auch immer geartete Zusammenarbeit vorbereiten könnte. Die Parteivorsitzenden der AfD müssten ein Machtwort sprechen, aber dazu sind sie zu feige.

Das ist der Vorteil von Brandmauern: Sie ersparen einem, sich zu bewegen. Man kann einfach so weitermachen wie bislang. ■

img-10.jpeg

»Der schwarze Kanal«

jetzt auch als Podcast. Immer freitags mit den größten Aufregern der Woche, den Auf- und Absteigern und allem, was auf keinen Fall untergehen sollte. Wie immer garantiert unbestechlich und gnadenlos gerecht. Der QR-Code führt direkt zum Podcast.

FOCUS 34 – 2026

7


Meinung

STARKE STIMME

Kauft die Schaufeln

Alle wollen ein Stück vom KI-Boom. Doch reich wurde im Goldrausch immer, wer das Werkzeug verkaufte

img-11.jpeg

Saskia Bruysten ist Investorin (Carbon Equity), zuvor hat sie mit Friedensnobelpreisträger Muhammad Yunus Sozialunternehmen hochgezogen

Vom Gold unserer Zeit träumen viele Anleger. Es heißt OpenAI oder Anthropic. Anthropic hat seine Unterlagen für den Börsengang Anfang Juni vertraulich bei der amerikanischen Börsenauf-

sicht eingereicht, OpenAI zog eine Woche später nach. Die Frage, die ich seither am häufigsten höre, lautet: Wie komme ich da rein? Es wären zwei der größten Börsendebüts, die die Wall Street je gesehen hat.

Meine Antwort enttäuscht die meisten. Im kalifornischen Goldrausch wurde nicht reich, wer nach Gold grub, sondern wer den Schürfern die Schaufeln verkaufte. Levi Strauss hat kein Gramm Gold gefunden. Er grub nicht einmal. Er verkaufte denen, die gruben, was sie brauchten – Schaufeln wie Hosen. Die berühmte Nietenhose kam erst später, patentiert 1873, da war der Rausch lange vorbei. Verkauft wird sie bis heute.

Die wichtigste Schaufel des heutigen Goldrauschs ist Strom. Energie ist das Fundament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und zugleich ihr Engpass. Die Internationale Energieagentur erwartet, dass sich der Strombedarf der Rechenzentren bis 2030 weltweit auf rund 950 Terawattstunden verdoppelt. Das ist mehr, als Japan heute verbraucht. In den USA beanspruchen Rechenzentren bis dahin fast die Hälfte des gesamten Zuwachses. Kraftwerke und Netze halten mit diesem Tempo nicht mit. Elon Musk warnte Ende Januar in Davos, womöglich schon in diesem Jahr würden mehr Chips gefertigt, als sich einschalten lassen; der begrenzende Faktor der KI sei schlicht der Strom. Wer diese Lücke schließt, verdient – ganz gleich, welches KI-Modell am Ende gewinnt.

Die Auswahl an Schaufeln ist groß. Ein Beispiel aus den USA ist Form Energy. Dessen Eisen-Luft-Batterien speichern Strom über hundert Stunden, weit länger als jeder Lithiumspeicher. Google lässt sich einen solchen Speicher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rund eine Milliarde Dollar kosten. Er soll in Minnesota ein neues Rechenzentrum absichern, gemeinsam mit eigens gebauten Wind- und Solarparks, und 300 Megawatt

über vier Tage liefern. Gefertigt werden die Batterien in Weirton, West Virginia, in einem früheren Stahlwerk. Für alternde Überlandleitungen hat das englische Unternehmen AssetCool eine Beschichtung entwickelt. Roboter kriechen die Seile entlang und tragen sie binnen Tagen bis Wochen auf; danach leitet dasselbe Seil bis zu dreißig Prozent mehr Strom. Ein Neubau bräuchte Jahre.

Solche Schaufeln gibt es auch in Deutschland. Reverion, ein Spin-off der TU München und eine unserer Beteiligungen bei Carbon Equity, holt nach eigenen Angaben aus Biogas fast doppelt so viel Strom wie übliche Anlagen und liefert ihn rund um die Uhr. Für genau diese gesicherte Leistung zahlen Rechenzentren inzwischen fast jeden Preis.

Einsteigen lässt sich von vielen Seiten: über Effizienz und Netze, über Speicher, über die vertraute Welt von Solar und Wind. Für jeden Risikoappetit findet sich etwas. Wer es ruhiger mag, investiert in den Ausbau von Solarparks, Windkraft und Batteriespeichern. Wer mehr Risiko trägt und größere Chancen sucht, setzt auf Geothermie oder Langzeitspeicher. Die unspektakulärste Schaufel von allen ist das Netz selbst. Die Hersteller von Umspannwerken, Kabeln und Transformatoren haben auf Jahre hinaus volle Auftragsbücher.

All das ist Climate Tech, die Schaufel, die den KI-Rausch am Laufen hält. In Deutschland ist das ein emotionales Thema, ich weiß. Anderswo fragt längst niemand mehr nach der Gesinnung, nur noch nach dem Tempo. Dort zählt, wer zuerst liefert.

Wie schnell es gehen kann, zeigt Fervo aus Houston. Gegründet hat es Tim Latimer, ein Bohringenieur aus der Ölbranche, der mit deren Methoden heute heißes Gestein erschließt statt Ölfelder. Google bezieht bereits Strom,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und Shells Energiespar haben fest bestellt. 658 Megawatt sind vertraglich gebunden, im Auftragsbuch stehen mehr als sieben Milliarden Dollar. Das erste Großkraftwerk in Utah soll Ende dieses Jahres ans Netz gehen. Im Mai ging Fervo an die Börse, stocke das Angebot wegen der großen Nachfrage auf, und die Aktie legte am ersten Tag um ein Drittel zu.

Bei Fervo stehen Milliarden im Auftragsbuch. Und selbst wenn der KI-Rausch abkühlen sollte, bleibt billiger Strom das, was er immer war: nützlich und gefragt. Als die Eisenbahn-Euphorie des 19. Jahrhunderts platzte, verloren Aktionäre, die zu viel auf eine Karte gesetzt hatten, ihr Vermögen und ihren Glauben an die Technologie. Die Schienen aber blieben liegen, und auf ihnen fuhr die Industrialisierung weiter. Kraftwerke, Netze und Speicher sind die Schienen unserer Zeit.

Ich frage mich, wie die Welt in fünf, zehn Jahren aussieht, und die Antwort fällt eindeutig aus. Wir werden Strom brauchen: für unsere Wirtschaft, für unser Leben, und für die KI, die Strom verschlingt. Decken werden wir diesen Bedarf nicht mit Öl und Gas, die zur Neige gehen und uns abhängig machen. Sondern mit Technologien, die wir selbst bauen können und die mit jedem Jahr, mit jeder gebauten Anlage billiger werden: Sonne, Wind, Speicher, Geothermie, und was noch kommt. Die Welt in zehn Jahren wird deshalb eine sein, die ihren wachsenden Hunger nach Strom mit Innovationen stillt.

Wer an KI glaubt, muss nicht wissen, welches Modell gewinnt. Es genügt, zu wissen, dass gerade alle graben. Und dass keiner ohne Schaufel auskommt. ■

Lesen Sie mehr zum Thema ab Seite 32

»Levi Strauss hat kein Gramm Gold gefunden. Reich wurde er mit Hosen, die er den Goldgräbern verkaufte«

8

FOCUS 34 – 2026


Ohne BUNTE wäre es nur ein Familienausflug.

BUNTE


Foto der Woche

CALI

Eine Katastrophe zum Amtsantritt

Selbst in Bogotá, rund 230 Kilometer vom Epizentrum entfernt, zitterten die Gebäude. Am Montagmorgen um 7.34 Uhr erfasste eines der schwersten Erdbeben in der Geschichte Kolumbiens den Westen des Andenstaates. Erschütterungen waren bis nach Ecuador und Panama zu spüren. Tausende Wohnhäuser stürzten ein. Unzählige Menschen wurden unter den Trümmern begraben.

Die minutenlange Erschütterung traf Kolumbien unerwartet hart. Denn seinen Ursprung nahm das Beben der Stärke 7,4 laut dem nationalen geologischen Dienst in einer Tiefe von 103 Kilometern. Das ähnlich starke Erdbeben, das vor weniger als zwei Monaten im Nachbarland Venezuela wütete, hatte sein Zentrum in etwa 20 Kilometern Tiefe.

Neben der dünn besiedelten Berglandschaft Kolumbiens traf das Erdbeben die wirtschaftlich bedeutenden Kaffeegebiete im Südwesten des Landes sowie die Millionenstadt Cali. Dort war erst am vergangenen Freitag der neue Präsident Kolumbiens,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feierlich vereidigt worden. ■

JULIUS REINMUTH

img-12.jpeg

10

FOCUS 34 – 2026


img-13.jpeg

FOCUS 34 - 2026

11


Journalismus mit Faktengarantie

In Politik, Wirtschaft, Wissenschaft und Finanzen.

img-14.jpeg

img-15.jpeg

focusplus.de

img-16.jpeg


Nachrichten

AUF EINEN BLICK: FAKTEN, FAKTEN, FAKTEN AUS ALLER WELT

img-17.jpeg

Nach der Einigung bei der Steuerreform gibt es wieder Zoff bei Schwarz-Rot

FAKTEN ZUR NACHRICHT

44

Millionen Steuer- pflichtige gibt es in Deutschland

141 000

von ihnen zahlten 2022 den Reichensteuer- satz von 45 Prozent, der ab einem Einkommen von 277 826 Euro greift

Quelle: Destatis

KOALITION

Unionspolitiker wollen

Steuerpaket aufschnüren

Führende Finanz- und Steuerpolitiker der Union wollen im Bundestag zusätzliche Entlastungen bei der Einkommensteuer durchsetzen. Auslöser der Debatte ist ein Arbeitsentwurf aus dem von der SPD geführten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für die Umsetzung der im Koalitionsausschuss vereinbarten Steuerpläne. „Die Einigung ist aus meiner Sicht bei Weitem unzureichend“, sagt der CDU-Haushälter Yannick Bury gegenüber FOCUS.

Der Kompromiss der Koalitionäre sieht unter anderem vor, sehr hohe Einkommen stärker zu belasten. Im Gegenzug ist geplant, die breite Mitte zu entlasten. Familien sollen dadurch je nach Einkommen um mehrere Hundert Euro pro Jahr weniger Steuern zahlen. Der Streit ent-

zündet sich nun daran, ob diese Entlastung aus Sicht der Union groß genug ausfällt – und ob die Koalition die kalte Progression ausreichend berücksichtigt.

Aus Sicht von Bury ist das nicht der Fall. „Wenn wir zu echten Entlastungen kommen wollen und nicht zu realen Mehrbelas-

tungen durch die kalte Progression, kann das Paket so nicht bleiben.“ Für eine höhere Entlastung solle anderswo im Bundeshaushalt gespart werden. „Bei Finanzhilfen, Projektförderungen und der Bundesverwaltung selbst sind Einsparungen möglich, wenn man das will“, fügt Bury hinzu.

Der finanzpolitische Sprecher der Unionsfraktion, Fritz Güntzler, will den Kompromiss ebenfalls im Bundestag verändern. Ein vollständiger Ausgleich der kalten Progression würde nach seiner Einschätzung rund acht Milliarden Euro kosten. Darin sieht er eine große Herausforderung. „Das wird nicht einfach“, sagt er FOCUS. Das Parlament sei jedoch nicht nur dazu da, „die Dinge aus dem Koalitionsausschuss abzunicken“.

Der bayerische CSU-Fraktionschef Klaus Holetschek geht noch weiter und stellt sogar infrage, ob der bislang geplante Steuernachlass der richtige Weg ist. „Wenn die Entlastung nur gering ist, sollte man nochmal alternativ prüfen, ob es dann nicht besser und effektiver wäre, versicherungsfremde Leistungen mit Steuermitteln zu ersetzen“, sagt er FOCUS. Auf diesem Weg könne man die Sozialabgaben senken. Bury dämpft die Erwartungen: „Versicherungsfremde Leistungen aus dem Haushalt zu bezahlen, ist systematisch völlig richtig, aber noch keine Entlastung, solange das dann nicht an anderer Stelle durch Einsparungen gegenfinanziert wird.“ MND/WER

SONNTAGSFRAGE SACHSEN-ANHALT

Laut der jüngsten Umfrage erhält die AfD in Sachsen-Anhalt 20 Prozentpunkte mehr als die derzeit regierende CDU

img-18.jpeg

Quelle: Insa

FOTO: BERND VON JUTRIZENKA/DPA

FOCUS 34 – 2026

13


Nachrichten

img-19.jpeg

Bauministerin Verena Hubertz steht für ihre Wohngeld-Politik in der Kritik

LANDTAGSWAHLEN

Wahlkämpfer gegen Hubertz

Die schwarz-rote Bundesregierung bringt mit ihren Sparvorschlägen immer größere Teile des eigenen Lagers gegen sich auf. In der SPD wächst jetzt auch der Widerstand gegen die geplanten Einschnitte beim Wohngeld.

In einem Brief an Bundesbauministerin Verena Hubertz (SPD), der FOCUS vorliegt, verlangen die SPD-Landeschefs von Berlin

und Schleswig-Holstein, Steffen Krach und Ulf Kämpfer, dass die vorgesehenen Kürzungen zurückgenommen werden.

Beide Politiker eint, dass sie ihre SPD als Spitzenkandidaten in anstehende Landtagswahlen führen. In Berlin wird bereits am 20. September gewählt, in Schleswig-Holstein erst im April.

In dem Brief heißt es: „Wir können im Landtagswahlkampf nicht

glaubwürdig für bezahlbares Wohnen werben und gleichzeitig erklären, warum Menschen, die sich ihre Wohnung trotz Arbeit oder Rente kaum leisten können, künftig weniger Unterstützung bekommen.“ Für sie als Sozialdemokraten sei daher ein „politisches Problem“ entstanden.

Die Koalition will 2027 bereits 1,5 Milliarden Euro beim Wohngeld sparen, 2028 gut zwei Milliarden Euro. Vorgesehene Erhöhungen sollen ausgesetzt, die Heizkostenkomponente halbiert, die Berechnungsformel verändert werden. Ein Drittel der Empfänger-Haushalte dürfte Schätzungen zufolge künftig ihren Anspruch verlieren, andere müssten mit deutlich weniger Geld rechnen.

Die beiden Genossen berichten, dass diese Politik gerade an der Lage in großen Städten vorbeigehe. Dort sei die Miete „längst eine der größten finanziellen Belastungen“ geworden.

Sie erinnern die Parteikollegin Hubertz: „Gerade Dein Haus hat die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für bezahlbares Wohnen einzustehen.“ Das Wohngeld sei dafür ein „zentrales Instrument“. So heißt es weiter in dem Brief, der ohne jede Grußformel endet, dass die geplanten Kürzungen zurückgenommen werden müssten: „Wir erwarten, dass Du den vorgelegten Entwurf entsprechend änderst.“

MSZ

ZITAT DER WOCHE

»Führung im Fußball ist kein Besitz. Es geht nicht darum, Macht zu haben – oder ihre Ausübung einzufordern. Sie ist eine Verpflichtung zum Dienst an der Fußball-Familie, die einem ihr Vertrauen schenkt«

Aus einem offenen Brief der Fußballverbände gegen die Fifa

img-20.jpeg

Die Aufsteigerin

Sie hat sich nach Verletzungen zurückgekämpft und jetzt bei der Leichtathletik-EM in Birmingham die erste Medaille für Deutschland geholt. Olympiasiegerin Yemisi Mabry gewann mit 19,50 Metern im Kugelstoßen Bronze.

img-21.jpeg

Die Einsteigerin

Pop-Ikone, Drogenabsturz, tragischer Tod. Soul-Diva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bewegte die Herzen von Millionen. Jetzt wird die Jahrhundert-Stimme mit einer eigenen Barbie geehrt. Weniger zum Spielen, mehr für Sammler.

img-22.jpeg

Der Umsteiger

Ganz neue Töne. Um einen AfD-Ministerpräsidenten in Sachsen-Anhalt zu verhindern, könnte sich Linkenchef Luigi Pantisano eine Unterstützung der CDU vorstellen. Kürzlich rückte er die Union noch in die Nähe von Faschisten.

FOTOS: LIESA JOHANNSSEN/REUTERS, DPA

14

FOCUS 34 – 2026


Politik

NACHGEFRAGT

img-23.jpeg

»Grenzkontrollen haben wenig geändert«

Daniel Thym, Jurist und Migrationsexperte

Herr Thym, Ende Juli reisten rund 80 000 Migranten aus Marokko illegal in die spanische Exklave Ceuta ein. Droht sich die Situation noch einmal zu wiederholen?

Ceuta war eine Sondersituation: ungewöhnlich viele Menschen in kurzer Zeit, fast ausschließlich Marokkaner und daher nicht asylberechtigt. Wenn sie aber trotzdem Asylanträge gestellt hätten, hätte man jeden einzelnen der 80 000 Fälle prüfen müssen.

Was wäre dann passiert?

Die europäische Asylreform sieht Einzelfallprüfungen vor. Verfahren können sich über Wochen oder Monate hinziehen. Das wirft zunehmend die Frage auf, ob tatsächlich jeder, der Asyl beantragt, ein vollständiges Verfahren erhalten soll. Diese Grundsatzdebatte kommt auf Europa zu.

Was könnte Deutschland tun, wenn Zehntausende in einem anderen EU-Staat ankommen?

Grenzkontrollen haben an der illegalen Weiterreise wenig geändert. Wichtiger ist, dass von vornherein weniger in die EU einreisen. Deshalb will die EU intensiver mit Nachbarländern wie Marokko zusammenarbeiten und auch mehr Verfahren an der Außengrenze.

Ist Europa heute besser auf größere Migrationsbewegungen vorbereitet als 2015?

Verfahren sind heute schneller und effektiver. Das gilt besonders für Menschen, bei denen kein Schutzbedarf vermutet wird. Für Menschen, die tatsächlich Schutz benötigen, gibt es dagegen kaum neue Instrumente. LUK

img-24.jpeg

GESUNDHEITSPOLITIK IN DEN USA

Impfskeptiker im Oval Office

Der Präsidialerlass, den Donald Trump hier am vergangenen Montag unterschreibt, soll die Zahl der empfohlenen Impfungen für Kinder von 17 auf 11 reduzieren. Gesundheitsminister Robert F. Kennedy Jr. ist offenbar zufrieden. Er sieht Impfungen kritisch. Trump begründete sein Dekret ganz in Kennedys Sinn, sprach etwa von einem Zusammenhang zwischen Impfen und Autismus – eine alte Behauptung, die als wissenschaftlich widerlegt gelten darf. Wie manches in der Weltpolitik könnte aber auch dieser Vorstoß des Präsidenten auf halbem Weg steckenbleiben. Vorerst berührt er weder die Zuständigkeit der US-Bundesstaaten für Impfvorschriften noch die gültigen Expertenempfehlungen. Ein Fachmann, der Epidemiologe Michael Osterholm, sagte denn auch, es gehe in dem Erlass „nur um Ideologie“.

Fragwürdiger Akt: Trump bei der Unterzeichnung im Weißen Haus, flankiert von Gesundheitsminister Kennedy

FOTOS: JACQUELYN MARTIN/AP

FOCUS 34 – 2026

15


Nachrichten

ZAHL DER WOCHE

1187

Euro verdienten 15 globale Pkw-Hersteller, darunter BMW, VW und Mercedes,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im Schnitt pro Fahrzeug, so das Center of Automotive Management. Das waren 222 Euro weniger als zuvor.

img-25.jpeg

Der Stellenabbau in der Autoindustrie setzt sich fort – nun auch bei BMW

KARRIERE

Auto-Jobs weg – und dann?

Die Automobilbranche steht vor einem heftigen Umbruch. Größen wie Volkswagen, Mercedes und Porsche bauen derzeit reihenweise Stellen ab. Jüngst traf es die Beschäftigten von BMW. Der Autohersteller plant weltweit den Abbau von rund 8000 Stellen. Laut Berechnungen des Spitzenverbandes der Automobilindustrie VDA könnten bis 2035 rund 225 000 Arbeitsplätze verloren gehen – 35 000 mehr als bisher angenommen.

Wie sehr solche Ankündigungen die Betroffenen erschüttern, erlebt Bastian Hughes täglich bei seiner Arbeit. Der Experte für Karriereentwicklung und Recruiting begleitet Menschen in beruflichen Veränderungsphasen. „Sei es freiwillig oder unfreiwillig“, fügt er hinzu. Auch Beschäftigte aus der Autobranche landen regelmäßig in seinen Beratungen. Was rät er ihnen?

img-26.jpeg

Bastian Hughes ist Experte für Karriereentwicklung und Host des Podcasts „Berufsoptimierer“

Hughes ermutigt seine Klienten dazu, sich wieder auf ihre Fähigkeiten und damit auf ihre Identität zurückzubesinnen. „Ich arbeite mit den Menschen daran, dass es nicht ihre Identität ist, dass sie in der Transfergesellschaft sind, sondern dass sie beispielsweise zehn Jahre lang Software entwickelt

haben“, sagt der Berater.

Häufig höre er Sätze wie: „Ich kann doch nur Automotive.“ Dabei seien viele Fähigkeiten auf mehrere Branchen übertragbar. Hughes erklärt: „Beschäftigte aus der Autoindustrie kennen sich mit komplexen Produkten und Systemen aus. Die Automobilindustrie hat nicht nur Automotive-Spezialisten hervorgebracht, sondern Experten, die hochkomplexe Systeme beherrschen können.“ Diese seien deshalb auch in der Rüstungsindustrie, in der Luft- und Raumfahrt, den erneuerbaren Energien und der Medizintechnik zum Teil sehr gefragt. LAW

DAS KAUFE ICH JETZT

img-27.jpeg

Saint-Gobain: will weiter kräftig wachsen

Der Finanztipp von Andreas Körner, Chefstratege Nebenwerte Börsenbrief und Ex-Wertpapierhändler

Das französische Unternehmen Saint-Gobain zählt zu den größten Baustoffkonzernen der Welt. Zur breiten Produktpalette gehören Flachglas, Isolationsprodukte, Rohrleitungen, Baumaterialien, Ziegel und mehr. Neben klimafreundlicheren Produkten positioniert sich Saint-Gobain als Systemanbieter für die Renovierung von Gebäuden und den Leichtbau von Häusern. Die geografische Expansion hat die AG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or allem durch größere Akquisitionen auf dem amerikanischen Kontinent vorangetrieben. Im Rahmen der Strategie „Lead & Grow“ sollen im Zeitraum 2026 bis 2030 Nettoinvestitionen von zwölf Milliarden Euro in den Ausbau von Kapazitäten und weitere Übernahmen fließen. Die US-Bank JP Morgan lobt, dass der Umsatz von 23,6 Milliarden Euro im zweiten Quartal die Erwartungen übertroffen habe. Mit einem Kurs-Gewinn-Verhältnis von 14,3 für 2026, das im kommenden Jahr auf 13 sinken soll, ist die Aktie günstig bewertet. Die für das laufende Geschäftsjahr erwartete Dividendenrendite beträgt 2,70 Prozent (ISIN: FR0000125007).

Compagnie de Saint Gobain in Euro

img-28.jpeg

Quelle: Factset UK limited 2026

16

FOCUS 34 – 2026


Wirtschaft

ÜBER DEN WOLKEN SURFEN

Lufthansa fliegt mit Elon Musk

Ähnlich wie zahlreiche Wettbewerber ermöglicht jetzt auch die Lufthansa ihren Passagieren die Nutzung des Internets während des Fluges. Der Service ist kostenlos. Kundinnen und Kunden brauchen dafür allerdings eine sogenannte Travel-ID, eine Art Kundenkonto.

Die Airline nutzt das Satellitennetzwerk Starlink von Elon Musk. Es soll Datenübertragungsraten ermöglichen, die laut Lufthansa „in vielen Fällen schneller sind als die Internetverbindung zu Hause oder im Büro“.

Zunächst wird am kommenden Mittwoch ein A320neo mit dem

neuen Angebot starten. Bis 2029 soll die gesamte Flotte inklusive der Maschinen von Swiss, Austrian Airlines und Brussels Airlines mit Zugängen ausgestattet werden.

Die Passagiere müssen sich verpflichten, Kopfhörer zu nutzen sowie auf Telefonate und Videocalls zu verzichten. Auch Livestreams aus dem Flieger sind verboten. Lufthansa will mit dem Service ihren Premium-Anspruch unterstreichen.

Das Unternehmen musste wie andere Anbieter wegen der gestiegenen Kosten fürs Kerosin die Ticketpreise erhöhen.

img-29.jpeg

Lufthansa-Maschine: Schnelleres Internet als im Büro

SMART MOBILITY VERLOSUNG

Dabei sein, wenn über Zukunft gesprochen wird

Autonomes Fahren, innovative Wettbewerber aus den USA und China treiben die deutsche Autobranche um. Zum hochkarätig besetzten Kongress „Smart Mobility“ der Universität St. Gallen am 17. September in Berlin (mit Vertretern u. a. von Mercedes, Sixt, Bosch, Flix Train, Waymo) sind nur geladene Gäste zugelassen. FOCUS verlost als Medienpartner zehn exklusive Tickets. Bewerbungen richten Sie an chefredaktion@focus-magazin.de.

img-30.jpeg

Test eines autonomen Taxis in London

img-31.jpeg

Schön, aber auch ganz schön teuer: das Apple MacBook Neo. Die Listenpreise sind deutlich gestiegen

TEURE ELEKTRONIK

Preise dürften frühestens 2028 deutlich sinken

Ein Smartphone für den Enkel, ein Tablet mit den neuesten Spezifikationen – wer sich mit dem Gedanken an eine Neuanschaffung trägt, sollte nicht auf spürbare Nachlässe im Adventsgeschäft hoffen. Die weltweite Knappheit an Speicherchips, ausgelöst durch den KI-Boom, treibt derzeit die Kosten für Rechner nach oben. Der Bau neuer Chipfabriken dauere im Idealfall mindestens zwei bis drei Jahre, so Sebastian Klöß vom Branchenverband Bitkom. Vor 2028 sei deshalb nicht damit zu rechnen, dass auf dem Weltmarkt genügend Chips zur Verfügung stehen. Den Engpass bekommen nicht nur Endkunden zu spüren, sondern auch der Handel. Viele Anbieter habe langfristige Lieferverträge etwa mit Behörden abgeschlossen, dabei aber mit günstigeren Einkaufspreisen kalkuliert. Die Situation in der Branche sei „dramatisch“, so Klöß.

KOPF DER WOCHE

Steffen Bilger

Der neue Verkehrsminister macht dem Management der Deutschen Bahn Druck: Bonuszahlungen soll es für die Bosse künftig nur dann geben, wenn die vom Bund vorgegebenen Ziele – etwa die Pünktlichkeit – erreicht werden.

FOTOS: SVEN HOPPE/DPA, FEDERICO GAMBARINI/DPA, DPA, REUTERS

FOCUS 34 – 2026

17


Nachrichten

Wissen

ABNEHMMEDIKAMENTE

Wie krank macht Übergewicht?

Mit der Markteinführung der Wegovy-Tablette in Deutschland wächst der Druck, Abnehmplten und -spritzen auf Kosten der gesetzlichen Krankenversicherung (GKV) verfügbar zu machen. Derzeit zahlen die Kassen die Verschreibung von Wirkstoffen wie Tirzepatid und dem in Wegovy enthaltenen Semaglutid nur bei Diabetes. Sonst gelten sie als nicht erstattungsfähige „Lifestyle-Medikamente“.

Nun übernehmen Fachleute zunehmend die Argumentation der Industrie, die Folgekosten schweren Übergewichts überstiegen jene der Abnehmmittel. Die GKV solle sie zumindest bei Adipositas bezahlen. Überraschend sagte zuletzt Sonja Optendrenk, Vorsitzende des in solchen Fällen entscheidenden Gemeinsamen Bundesausschusses, es sei „überlegenswert“, Abnehmmittel „unter bestimmten Bedingungen als Kassenleistung anzuerkennen“. Mehrere Mediziner haben den Vorstoß mittlerweile begrüßt.

Die Wegovy-Pille ist täglich nach einem strengen Zeitplan zu nehmen. Das Konkurrenzprodukt Orforglipron hat hierzulande noch keine Zulassung. Erfahrungen in anderen Ländern zeigen, dass der Preis etwa für Semaglutid auf weniger als ein Zehntel fallen kann, wenn Nachahmerpräparate herauskommen. In der EU dürfte es erst 2031 soweit sein. KMM

img-32.jpeg

Teure Kur: Neue Fett-weg-Mittel kosten derzeit Hunderte Euro pro Monat

img-33.jpeg

SIZILIEN SIEHT ROT

Der Ätna zeigt, was in ihm steckt. Seit der vergangenen Woche schleudert einer der aktivsten Vulkane der Welt Asche und Gestein in die Luft, gefolgt von glühender Lava. Die Behörden stellten den Flugverkehr um Catania ein. Tausende Touristen saßen fest oder kamen nur mühsam nach Hause

TIER-MENSCH-BEZIEHUNG

Wie Hunde uns »lesen«

Wer seinen Hund tadelt, bemerkt meist rasch, ob der vierbeinige Gefährte verstanden hat. Oft genügt ein Gesichtsausdruck, etwa ein Stirnrunzeln. Forscher der Universität Wien fanden nun heraus, in welchen Gehirnregionen uns die Tiere „lesen“. Im Laufe ihres mindestens 15 000-jährigen Zusammenlebens mit dem Menschen haben sie weitgehend zu unterscheiden gelernt, ob ein Gesicht Ärger, Traurigkeit oder Angst ausdrückt.

Das Team um Laura Cuaya und Raúl Hernández-Pérez spielte zwölf Hunden Bilder von Menschen mit entsprechender Mimik vor. Die tierischen Probanden

saßen in einem Magnetresonanztomografen (MRT). Die Aufnahmen zeigten, dass, je nach Art der vorgespielten negativen Emotion, unterschiedliche Bereiche des Hundehirns aktiv waren.

Die Muster waren gänzlich andere als jene, die beim Anblick glücklicher Mienen entstanden. Auf sonnige Gesichter reagieren Hundehirne generell stärker.

Zusammen mit der menschlichen Körpersprache, der Stimme und dem Geruch weiß ein Hund also einigermaßen über den Gefühlsstatus seines Gegenübers Bescheid, glaubt die Wiener Forschungsgruppe. Jetzt will sie erkunden, ob Hunde zum Beispiel Wut auch als solche verstehen. KMM

img-34.jpeg

FOTOS: SALVATORE ALLEGRA/ ANADOLU AGENCY/ IMAGO IMAGES, IMAGO IMAGES, FRANZISKA KRAJ/MANN/DPA, ISTOCKPHOTO

img-35.jpeg

ZAHL DER WOCHE

1660 000

E-Roller waren 2025 in Deutschland versichert, 320 000 mehr als im Jahr zuvor. Nur 331 000 aller Scooter waren Leihgeräte – deren Zahl stagniert. Es kam zu 16 500 Unfällen mit Verletzten, doppelt so vielen wie 2022.

Quelle: GDV

18

FOCUS 34 – 2026


Spätommertraum

img-36.jpeg

img-37.jpeg

Zucchini & Kürbis

Vom Beet auf den Tisch

Clever installiert

Licht-Ideen für

lauschige Abende

Grüne Schätze entdecken

Pflanzen-Profis und

ihre Lieblingssorten

12 Seiten

Praxis-Magazin

WAS IM September ZU TUN IST

img-38.jpeg

Alles Wichtige

in diesem Monat

Darauf freuen wir uns jetzt

Blütenglück

mit pflegeleichten Fetthennen

Pflanzzeit fur Immergrune Kartoffeln ernten Stauden teilen Bienenjager: Asiatische Hornisse

Jetzt im Handel!

Foto: Gartenbildagenten Himmie Straus

Hier einfach online bestellen unter

mein-schoener-garten.de/einzelheft


Politik

img-39.jpeg

FOTO: PETER KNEEFELT OAK

20

FOCUS 34 – 2026


Ilse Aigner vor dem Bild „Die Kaiserkrönung Karls des Großen zu Rom durch Papst Leo III.“ im Bayerischen Landtag

Auf dem Weg zu

Deutschlands Nr. 1

Ilse Aigner könnte die erste Bundespräsidentin werden. Die CSU will es. Markus Söder will es. Sie will es. Aber kann sie es auch?

Text von Felix Heck

21


img-40.jpeg

Konkurrenz Die Präsidentin des Bayerischen Landtags Ilse Aigner und Markus Söder, CSU-Parteivorsitzender und Ministerpräsident von Bayern

img-41.jpeg

Aufstieg Barfuß-Reparatur einer TV-Antenne während Aigners Ausbildung zur Elektrotechnikerin

»Wenn Ilse Aigner möchte, hat sie meine volle Sympathie und Unterstützung«

Markus Söder über eine mögliche bayerische Bundespräsidentin

img-42.jpeg

Freundschaft Ilse Aigner mit Julia Klöckner und Friedrich Merz auf einer Party im Jahr 2016. Alle drei ahnten wohl noch nicht, was sie zehn Jahre später beruflich machen

22

FOCUS 34 – 2026


Staatsoberhaupt

S

Seltsam ist es. Beherrscht dich ein Gedanke, so findest du ihn überall ausgedrückt. Thomas Mann

Ein Donnerstag im Juli, Srebrenica. Ilse Aigner ist auf Besuch in Bosnien-Herzegowina. Am Ort des Genozids von 1995 trifft sie auf eine Mutter, die hier ihren jüngsten Sohn verlor. Mit versteinertem Gesicht hört die bayerische Landtagspräsidentin zu. Zum Abschluss will ihr die Frau noch etwas Tröstendes mit auf den Weg geben. „Ich wünsche Ihnen, irgendwann einmal Präsidentin von Deutschland zu werden“, sagt sie. Aigner zögert. Dann schmunzelt sie.

Drei Wochen später, ein lauer Sommerabend. Die Landtagspräsidentin lädt zum Empfang auf Schloss Schleißheim bei München. Mehr als 3000 Gäste sind gekommen. Mittendrin steht Aigner im schwarzen Abendkleid, die Haare hochgesteckt, ihr Blick schweift über das Gelände.

„Die Landesmutter“, raunt eine junge Frau ihren Begleiterinnen zu. „Meinst du, die wird jetzt Bundesmutter?“, flüstert eine von ihnen ehrfürchtig zurück.

Von Schleißheim bis Srebrenica. Egal wohin es Aigner verschlägt, eine Frage eilt ihr momentan voraus: Wird sie, die Radio- und Fernsehtechnikerin aus Oberbayern, Deutschlands erste Bundespräsidentin?

Am 30. Januar entscheidet die Bundesversammlung darüber, wer auf Frank-Walter Steinmeier folgt. In der Politik ist es bis dahin noch eine halbe Ewigkeit. Offiziell wollen sich die Parteichefs von CDU, CSU und SPD deshalb erst im Herbst auf eine Kandidatin oder einen Kandidaten einigen. Schwarz-Rot hat in der Bundesversammlung eine eigene Mehrheit, wäre also zumindest rechnerisch nicht auf Grüne oder Linkspartei angewiesen.

Klar ist aber auch: Aigner ist bislang die Einzige, die einen prominenten Fürsprecher aus dem Kreis der Parteichefs hat.

„Wenn Ilse Aigner möchte, hat sie meine volle Sympathie und Unterstützung“, ließ Markus Söder im April über den „Münchner Merkur“ ausrichten.

Die Rückendeckung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ist in etwa so selten wie eine alkoholfreie Maß auf dem Oktoberfest. Denn eigentlich sind sich die beiden in herzlicher Abneigung verbunden. „Markus Söder ist ein Großstadtpolitiker, der ist aufgewachsen im politischen Häuserkampf“, erinnert sich einer, der den Zwist schon in der Jungen Union miterlebt hat. „Die Ilse war da immer anders drauf. Weniger verbissen, oberbayerisch selbstbewusst.“

Der ungewohnte Treueschwur, vermuten sie in der CSU, könnte ein Versuch des Franken sein, seine größte Kontrahentin nach Berlin abzuschieben. Als Bundespräsidentin kann die 61-Jährige dem Ministerpräsidenten nicht mehr gefährlich werden. Im Gegenteil: Söder könnte sich rühmen, als erster CSU-Parteichef überhaupt eine bayerische Politikerin ins höchste Staatsamt gehievt zu haben. Theoretisch.

Denn entschieden ist ja noch nichts. Und je näher der Herbst der Entscheidung rückt, desto mehr Bedenkenträger drängen nach vorn. Eine Bayerin, ernsthaft? Keine Akademikerin? Eine Handwerkerin vom Land? Ja, eine Frau wäre gut, sagen selbst Vertraute vo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Aber muss die unbedingt aus der kleinen Schwesterpartei kommen?

Vielleicht wäre es angesichts dieser kommunikativen Kakofonie mal an der Zeit, eine Frage zu stellen, die im Namensbingo bislang völlig untergeht: Was für eine Präsidentin braucht dieses Land eigentlich? Und wäre Aigner dafür die richtige Wahl?

Die Macht der warmen Gesten

Am besten lässt sich das wohl dort beantworten, wo die Kandidatin in diesen Tagen auf den Amtsinhaber trifft.

Ein Mittwoch im Juli. München trägt Schwarz. Das Attentat am Olympia-Einkaufszentrum jährt sich zum zehnten Mal. Angehörige der neun Toten, Überlebende, Demonstranten. Alle kommen sie zum Ort des Attentats. Die Hinterbliebenen machen dem Staat schwere Vorwürfe. Von Vertuschung und Schlamperei ist die Rede. Ein schwerer Termin für Politiker.

Bundespräsident Steinmeier tritt auf die Bühne und sagt, was ein Bundespräsident sagen muss. Trauer. Respekt. Sie sind nicht allein.

Es folgt: Ilse Aigner. Die Landtagspräsidentin sagt, was eine Landtagspräsidentin sagen muss. Leid. Kraft. Nie wieder!

Im Publikum bleibt es still.

Erst ganz am Ende kommt Aigner auf die Vorwürfe zu sprechen. Sie schaut jetzt nach vorn, in die Reihen der Angehörigen. Dann sagt sie: „Die Zeit heilt nicht alle Wunden. Aber eines möchte ich Ihnen so gerne nehmen: das Gefühl, mit Ihrem Schmerz, Ihrer Trauer und Ihrer Wut allein zu sein. Wir sind bei Ihnen.“

Ein Ruck geht durch die Menge. Erst klatschen nur ein paar. Dann applaudiert der ganze Platz vor dem Einkaufszentrum. Ilse Aigner ist etwas gelungen, auf das manche hier zehn Jahre lang gewartet haben: eine Geste der Versöhnung.

„Solche Termine gehen einem sehr nahe“, wird die 61-Jährige später bei einem Gespräch in ihrem Büro sagen.

Theodor Heuss nannte seinen Job als Bundespräsident mal ein „Paragrafengespinst“. Jeder Amtsinhaber müsse sich überlegen, wie er es mit Leben füllt. Man könnte es noch spöttischer formulieren, mit den Worten des Liedermachers Rainald Grebe: Viel mehr als die „Macht der warmen Worte“ hat ein Präsident nicht.

Warme Worte sind nicht Aigners Spezialgebiet. Ihre Reden sind fein geschliffen. Aber ein Bierzelt bringt sie damit nicht zum Toben. Dafür hat die CSU-Frau etwas anderes perfektioniert. Sie ist die Frau der warmen Gesten. Es gibt kaum eine Situation, die Aigner nicht durch ein herzhaftes Lachen entschärfen könnte. Oder eben: ein Zeichen der Versöhnung.

Das könnte zum Aufgabenprofil des nächsten Präsidenten passen. Denn der soll ja nicht weniger leisten, als das Land wieder zusammenzubringen. Trotz Populismus, trotz Wohlstandsverlust. Ein Grußwort hier, eine Grundsatzrede dort werden dafür nicht reichen. Vielleicht ist es also tatsächlich die Zeit für warme Gesten?

Dass die künftig ausgerechnet aus der CSU kommen könnten, hält man dort freilich für einen Treppenwitz der Geschichte. Wer etwas werden will bei den Christsozialen, dem verlangt die Basis eigentlich bayerische Breitbeinigkeit ab. Nur wenige haben es ohne geschafft. Barbara Stamm zum Beispiel, Landtagspräsidentin bis 2018. Oder eben: Ilse Aigner.

„Die Ilse übt Macht nicht mit Gewalt aus“, sagt ein Abgeordneter, der sie lange kennt. „Sie führt mit natürlicher Autorität, mit ihrer Herzlichkeit.“

Irgendwie sei die Ilse schon immer so gewesen, schwärmen Parteifreunde. Als sie mit 26 im Gemeinderat anfing. Als sie vier Jahre später in den Landtag einzog. Und auch, als sie 1998 nach Bonn wechselte. ►

FOTOS: MATTHIAS BALKOPA, PRIVAT, FRANZISKA KRUG/GETTY IMAGES

FOCUS 34 – 2026

23


Politik

Staatsoberhaupt

Zuhören, dranbleiben. Das scheint ihr Erfolgsrezept zu sein. Auf was sie dagegen deutlich weniger vertraut: enge Seilschaften, wie sie Markus Söder unterhält.

Aigners Netzwerke funktionieren anders als die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Ein engmaschiges System aus Abhängigkeiten hat sich die Abgeordnete nie aufgebaut. Bis heute setzt die Präsidentin lieber auf ein gut gefülltes Adressbuch und enge Ratgeber statt auf Gefälligkeiten. Kein Andenpakt, keine Prätorianer.

Nur einmal, da lässt sie sich auf etwas ein, das zumindest an eine Seilschaft erinnert. Als sie in den Bundestag kommt, gründet Aigner den „MuZ“. Eine Schafkopfrunde, die sich „Mut und Zuversicht“ nennt, der dunklen Oppositionsjahre wegen. Und weil es sich beim Schafkopfen so herrlich reden lässt, werden in dieser Runde wohl fortan auch die Angelegenheiten der CSU-Landesgruppe besprochen.

Vom „MuZ“ aus bastelt die Tochter einer Handwerkerfamilie an ihrer weiteren Karriere. 2008 folgt sie als Bundeslandwirtschaftsministerin auf Horst Seehofer, auch er ein Freund des Schafkopfens. Der macht Aigner fünf Jahre später sogar zu seiner Stellvertreterin in München.

Fehlt ihr der nötige Biss?

Ansonsten, beteuern Vertraute, sei die Ilse aber keine, die in Gefälligkeiten denkt. Zu ihren Freunden gehören CSU-Verbündete, Unternehmer vom Tegernsee, die Kabarettistin Monika Gruber. Im Landtag von Bayern genießt die ehemalige Schülersprecherin auch unter Sozialdemokraten größtes Ansehen. Und bei den Grünen sprach sie neulich zum Fraktionsjubiläum.

Manche sehen in dieser Form der Vernetzung allerdings den Grund, warum es Seehofers einstige Lieblingsministerin nie an Söder vorbeigeschafft hat. Als es 2017 um die Frage geht, wer „dem Horst“ nachfolgen könnte, ist der damalige bayerische Finanzminister der Einzige, der durchzieht. Aigner fehlen die Truppen. Hat sie die Landtagsfraktion in München vernachlässigt?

Sie habe bei ihrer Rückkehr aus Berlin unterschätzt, „wie viel sich hier verändert hat“, gibt Aigner heute zu. Kurz darauf verlässt die Seehofer-Vertraute sogar das Kabinett, um Landtagspräsidentin zu werden. „Das Amt war für mich wichtig und richtig, um mich neu zu finden“, sagt sie. „Ich im Kabinett von Markus Söder, das hätte auf Dauer nicht funktioniert.“

Dabei betonen Aigner-Freunde, dass es ihr keinesfalls an Durchsetzungskraft

Vier Frauen und ein Mann

Wer neben Aigner noch als Staatsoberhaupt infrage kommt

img-43.jpeg

Boris Rhein, 54 Hessischer Ministerpräsident mit gutem Ruf in der SPD. Gilt als bürgernah. Setzt Merz am Ende doch auf einen Mann?

img-44.jpeg

Julia Klöckner, 53 Ist als Bundestagspräsidentin die höchste Frau im Staat. Loyal zu Merz seit Stunde eins, aber unbeliebt in der SPD

img-45.jpeg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 64 Gilt als erfahren: Sie war schon Länderchefin, Bundesministerin und CDU-Vorsitzende

img-46.jpeg

Karin Prien, 61 Wäre die erste jüdische Bundespräsidentin. Hochgeschätzt von Merz, als Bildungsministerin aber umstritten

Sitzverteilung der 18. Bundesversammlung

Prognose auf Basis aktueller Sitzverteilungen in Landtagen und der Delegiertenkontingente je Land nach Bevölkerungsanteil

img-47.jpeg

SPD und Union kommen zusammen auf mindestens 660 Sitze. Das reicht, um ohne Unterstützung anderer Parteien den Bundespräsidenten zu wählen

Quelle: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Bundestag, Landtage, eigene Berechnungen

gefehlt hätte, sie sich einfach nur den Schmutzeleien des Systems Söder widersetzt habe. „Ich weiß schon, wie ich Auseinandersetzungen führen muss, um zu gewinnen“, sagt Aigner selbst. „Ich hab auch meine Leute, die für mich loslaufen würden, wenn ich es bräuchte.“ Aber für sie sei Politik eben kein ewiges Gegeneinander. „Ich setze mich durch, aber ich muss es auch ertragen, wenn sich andere durchsetzen.“ Was davon bräuchte das Land eher als Bundespräsidentin? Eine, die keinem Streit aus dem Weg geht? Oder eine, die Auseinandersetzungen meidet?

Sollten sich die aktuellen Umfragewerte bestätigen, könnten die Christdemokraten nach der nächsten Bundestagswahl auf ein Dreierbündnis angewiesen sein – sofern sie an der Brandmauer zur AfD festhalten. Dann wäre das Staatsoberhaupt nicht nur als Sprachrohr gefragt, sondern auch als oberster Mediator. Und notfalls als Machtinstanz, die Neuwahlen ansetzt. Deutschland stünde vor einer Regierungskrise.

Es bräuchte in so einem Fall also einen Präsidenten, der nach innen wirkt. Und trotzdem resolut genug auftritt, damit die Republik nicht ins Wanken gerät. Ersteres traut man Aigner zu. Bei Letzterem bleiben Zweifel. Ist sie dazu wirklich bereit?

Auch deshalb werden in der Union mit jedem Tag, an dem die Kandidatenfrage ungelöst bleibt, neue Namen gehandelt. Die einen trommeln für Julia Klöckner, die als Bundestagspräsidentin bewiesen habe, wie hartnäckig sie sei. Andere werben für Bundesbildungsministerin Karin Prien. Seit Neuestem ist auch ein Mann im Gespräch: Boris Rhein, der hess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ein bodenständiger Jurist. Aigner auf Hessisch, sozusagen.

Wie die Landtagspräsidentin selbst auf die Spekulationen schaut? Man kann Aigner noch so oft auf die P-Frage ansprechen. Sie schweigt. Und lächelt. Für den Sommer der Entscheidung hat sich die Hobbysportlerin komplett rausgezogen. Eine geplante Knieoperation stand an. Klinik, Reha, Bücherlesen. Gerade hat sie „Systemversagen“ von Gabor Steingart auf dem Nachttisch gehabt. Ein Buch über „Aufstieg und Fall einer großartigen Wirtschaftsnation“. Die großen Linien. Sie liest so etwas gern.

Beherrscht dich ein Gedanke, so findest du ihn überall ausgedrückt. ■

Felix Heck begleitete Ilse Aigner auf ihrer Reise nach Sarajevo und beobachtete sie bei Terminen in Bayern. Auch auf Schloss Schleißheim, das um einiges größer ist als Bellevue.

24

FOCUS 34 – 2026

FOTOS: DPA


Clima

Clic.

Die Klimalotterie.

2 Mio. € gewinnen &

Klima schützen.

Lose bereits ab 8€

img-48.jpeg

Deine Chancen

Wöchentlich bis zu 2 Mio. €

Klimaschutzprojekt deiner Wahl unterstützen

Gewinne schon ab 2 Endziffern

Jetzt Los kaufen

Teilnahme ab 18 | Glücksspiel kann süchtig machen | Hilfe unter www.buwei.de | Als lizenzierter Vermittler in amtl. Whitelist gelistet | Chance auf den Hauptgewinn 1:10 Mio.

www.climaclic.de/focus


Politik

Die tödliche Gefahr aus der Luft

Der Zufall verhinderte auf dem Leipziger Flughafen eine Katastrophe. Deutschland ist auf Drohnenangriffe schlecht vorbereitet. Dabei sind Abwehrsysteme Made in Germany weltweit führend, schützen Industrien und retten Leben

Ingo Seebach entwickelt mit seiner Firma Dedrone Systeme gegen Drohnen- angriffe

Text von Michael Kneissler Fotos von Raphael Heygster

img-49.jpeg

26

FOCUS 34 – 2026


Drohnen

A

Alarm Nummer 13 wurde vor 23 Sekunden ausgelöst. Eine unbekannte Drohne schwebt über der Göttinger Straße in Kassel. Sie bewegt sich mit 3,6 km/h auf ein unauffälliges Bürogebäude mit auffälligem Antennenwald auf dem Dach zu. Flughöhe 27 Meter, Flugrichtung Nordnordwest, Abstand zum Ziel 46 Meter, Zielankunft in 46 Sekunden.

Wenn sie dort ankommt, gibt es zwei Szenarien. Der Worst-Case: ein Terrorangriff, Explosionen, Splitterbombe, Tote. Der Best-Case: ein Hobby-Pilot, der die Kontrolle über sein Spielzeug verloren hat.

Hier in Kassel gibt es ein drittes Szenario: Es ist ein Penetrationstest der Hightechfirma Dedrone, deren Büros und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das Übungsziel sind. Wie gut können Drohnen entdeckt und identifiziert werden? Wie kann man sie zerstören oder wenigstens neutralisieren? Wie viel Zeit bleibt dafür?

Innerhalb weniger Sekunden ist das unbekannte Flugobjekt in diesem Fall identifiziert. Die Funkscanner, Radargeräte, Mikrofone und Kameras auf dem Dach von Dedrone haben es als Quadrocopter des chinesischen Herstellers DJI erkannt. Modell Mavic 3E, vier Propeller, Nutzlast 800 Gramm. Kategorie: Friend. Maßnahme: ignorieren. Keine Gefahr.

Ein Testpilot landet die Mavic sicher. „Die kann jeder fliegen“, sagt Dedrone-Ingenieur Dimitrij Borisov, „das ist ein Massenprodukt, kostet um die 2000 Euro.“ Eigentlich ist sie als Fotodrohne gedacht. Aber Quadrocopter sind vielseitig.

Gangster fliegen mit ihnen Drogen und Handys über Gefängnismauern. Terroristen und Soldaten lassen Splitterbomben oder Brandsätze über Kraftwerke, Munitionsdepots und Wohngebiete fallen. „Kommt im Ukraine-Krieg täglich vor“, sagt der 34-Jährige. Oder sogar auf dem Flughafen Leipzig/Halle. Als nur durch einen glücklichen Zufall ein Anschlag verhindert werden konnte und nun die Diskussion läuft, wie sich systemrelevante Infrastrukturbereiche vor den Billigwaffen schützen lassen.

Borisovs Chef Ingo Seebach gründete Dedrone 2014. Damals

stürzte eine Fotodrohne in Dresden vor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ab. „Was wäre passiert, wenn die Drohne statt einer Kamera einen Sprengsatz getragen hätte?“, fragte er sich und recherchierte, wie man Drohnen abwehrt. Das Ergebnis: keine Ahnung – und zwar von niemandem. „Es gab weder einen Markt noch ein Produkt“, sagt Seebach – und begann alles selbst zu entwickeln.

Ein vollkommenes Nichts

Die Sache mit dem Produkt klappte von Anfang an ziemlich gut. Es gab schon Funkscanner, Radarsensoren, hochauflösende Kameras. Es fehlte nur die Software, die alle Daten analysiert und zuordnet. 2015 war sie fertig. In einem Testlauf identifizierte sie 95 nicht autorisierte Drohnen über US-Militäreinrichtungen.

Seebach, „aber da waren keine.“ Erst seit dem Ukraine-Krieg brummt das Geschäft. Bis 2030 soll der Weltmarkt für Anti-Drohnen-Technologien ein Volumen von acht Milliarden Dollar jährlich erreichen. Im Oktober 2024 kaufte die amerikanische Sicherheitstechnologie-Firma Axon (Taser-Elektroschocker, Police-Body-Cams) aus San Francisco das hessische Unternehmen.

In den USA und Frankreich bauen Dedrone und Wettbewerber wie, Anduril Industries Northrop Grumman, Thales oder Lockheed Martin bereits lückenlose Schutzschilder, um Drohnen zu identifizieren und notfalls zu eliminieren. Allein Dedrone sichert 1130 Standorte in 35 Ländern, darunter die gesamte Frontlinie in der Ukraine und die US-Grenze nach Mexiko, 50 Städte, 133 Justizvollzugsanstalten, 413 kritische Infrastrukturen,

Deutsche Drohnen

Tytan Interceptor

Die vollautomatische Abfangdrohne rammt mit 250km/h feindliche Flugobjekte

OWE-V Virtus

Die Kamikaze-Drohne stürzt mit 5 Kilo Sprengstoff auf ihr Ziel

Helsing HX-2

Die KI-gesteuerte Drohne zerstört Panzer in 100 Kilometer Entfernung. Sie ist in der Ukraine im Einsatz

Helsing CA-1

Die elf Meter lange Drohne kann schwere Waffenladungen tragen. Sie ist schwarmfähig

img-50.jpeg

Viel Equipment ist für die Drohnenabwehr in der Ukraine nicht nötig

Das verschaffte dem Dedrone-Tracker.AI in den USA Legendenstatus. Inzwischen beherrscht er maschinelles Lernen un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hat 18 Millionen Fotos und Identifikationsmerkmale nahezu aller Drohnen gespeichert und bis heute insgesamt 800 Millionen unbekannte Flugobjekte detektiert. „Wir finden sogar den Piloten, der außerhalb des Flughafenzauns mit seiner Fernsteuerung im Gebüsch sitzt“, behauptet ein Sprecher von Dedrone.

„Trotzdem haben wir sieben Jahre lang hinter den Tapeten geguckt, wo die Aufträge sind“, erinnert sich

19 US-Regierungsbehörden und 53 Flughäfen.

Aber nicht in Deutschland. Zwar werden auch hierzulande immer wieder Flughäfen geschlossen, weil Drohnen gesichtet wurden. Aber, ob sie harmlos oder gefährlich waren, lässt sich meist nicht sagen. Es gibt keine geeigneten Detektorsysteme. Die Radaranlagen der Airports können zwar Flugzeuge erkennen, aber nicht kleine unbemannte Flugobjekte. Deshalb konnte die Semtex-Drohne ungehindert ein Munitionsflugzeug für die Ukraine auf dem Leipziger Flughafen erreichen. ►

FOCUS 34 – 2026

27


Politik

Die Wunderwaffe

Hit-to-kill

Kamikazedrohnen rammen ihr Ziel vom Himmel

Catch-to-kill

Spezielle Drohnen werfen Netze aus und „fangen“ die feindliche Flugobjekte

Splitter Warheads

Sie explodieren und zerstören andere Drohnen. Oder töten Menschen mit Schrapnellen

Shaped Charge

Hochmunitionierte Drohnen durchschlagen Panzerungen und sprengen ihr Ziel

Ist wenigstens das Regierungsviertel rund um Kanzleramt und Reichstag in Berlin geschützt? Ingo Seebach vermutet eher nicht.

Das Bundespresseamt und das Bundesinnenministerium fühlen sich für entsprechende Anfragen nicht zuständig. Die Innenbehörde Berlin auch nicht. Schließlich schreibt die Polizei Berlin, dass sie „anlassbezogen den Luftraum schützt und diesen sowohl personell als auch mit technischen Mitteln überwacht“. Dafür stehe Technik zur Detektion, Verifikation sowie zur Abwehr von unkooperativen unbemannten Luftfahrtsystemen, „unter anderem auch elektronische Stör-einheiten“, zur Verfügung. Allerdings: Anlassbezogen heißt nicht rund um die Uhr.

Dabei wäre das so einfach: In Deutschland bieten mehrere High-Tech-Unternehmen ausgezeichnete

quenzscanner. In den Kisten warten Radargeräte, Spezialkameras und Mikrofone auf ihren Einsatz.

Alles wird mit einem Computer verbunden, in dem der Dedrone-Tracker ihre Signale mithilfe von KI verarbeitet und sowohl die Drohne als auch ihre Flugbahn sehr exakt bestimmt. An der Front werden diese Daten in den Gefechtsständen verwendet, um die feindlichen Flugobjekte vom Himmel zu holen.

Dafür gibt es fünf Möglichkeiten: jammen, spoofen, rammen, einfangen, abschießen. In vier der fünf Methoden gehören deutsche Technologien zur Weltspitze.

Am elegantesten sind Jammen und Spoofen. Fürbeides braucht man nur spezielle Funkgeräte. Beim Jammen wird ein starker Stör-sender eingesetzt, der die angreifende Drohne so verwirrt, dass sie in den Emergency-Modus schal-

Die sanfteste Methode ist es, Drohnen mit einem Netz zu fangen. Dann können sie nicht unkontrolliert über bewohntem Gebiet oder belebten Flughäfen abstürzen und Kollateralschäden anrichten.

Die Bundeswehr entwickelt gerade an ihrer Hamburger Universität die Abfangdrohne Falke. Sie ist mit RGB-Farbkameras, Lidar-Lasern und Radargeräten ausgestattet und wird von Piloten per Fernsteuerung auf einen Rendezvouskurs mit dem Angreifer geschickt. Sobald sie ihn erkennt, nimmt Falke mit bis zu 100 km/h selbstständig die Jagd auf, schießt per Druckluft ein Netz ab und bringt die Drohne zu Boden.

Brachialer gehen die Interceptor-Drohnen von Tytan vor. Sie nehmen Zieldaten von Dedrone, steigen auf und rammen die feindlichen Flugobjekte mit hoher Geschwindigkeit. Beide sind danach Schrott. Deshalb muss die deutsche Hit-to-Kill-Maschine billig sein, sonst ist der finanzielle Verlust größer als der militärische Gewinn. Tytan produziert in der Ukraine große Mengen der Drohnen auf 3D-Druckern. Das macht sie preisgünstig. Interceptor ist jetzt schon billiger als die berüchtigten Shahed- und Geran-Drohnen Russlands.

Aber nicht nur bei Abwehr-Drohnen an der Ukraine-Front spielt Deutschland in der obersten Liga. Auch im Angriff ist Made in Germany führend. Vor fünf Jahren wäre das noch undenkbar gewesen, aber jetzt verdienen deutsche Rüstungsunternehmen sogar mit vollautomatischen Killer- und Kamikaze-Drohnen gutes Geld.

Vorn dabei ist die Firma Helsing. Im Allgäu laufen kleine Strike-Drohnen vom Band, die KI-gesteuert Ziele in bis zu 100 Kilometer Entfernung zerstören können. Und bald fliegt auch das Drohnenmonster CA-1, ein schwer bewaffneter Kampfjet von elf Metern Länge, der alles hat außer einem Cockpit. Das braucht er auch gar nicht, CA-1 wird nicht von Menschen gesteuert, sondern von Computern.

Einen kleinen Nachteil hat CA-1 allerdings: seine Größe. Er kann von ganz normalen Radaranlagen erkannt werden, den DedroneTracker braucht man dafür nicht. ■

img-51.jpeg

Ein Monitor zeigt den überwachten Luftraum und liefert Drohnendaten

Drohnenabwehrsysteme an. Darunter die Rüstungsriesen Rheinmetall, Rohde & Schwarz und Diehl Defence. Das von Dedrone gilt zudem als eines der besten der Welt und wird überall massenhaft eingesetzt.

Mit „Putzeimern“ gegen Drohnen

In der Lobby von Dedrone in Kassel symbolisiert ein Tarnflecknetz einen Frontabschnitt in der Ukraine. Ein Monitor zeigt den Angriff von russischen Shahed-Drohnen. Daneben stehen ein paar Kisten und ein Stativ mit einer Art umgedrehtem Putzeimer an der Stelle. Im „Putzeimer“ befinden sich die Radiofre-

tet und entweder zu ihrem Startpunkt zurückfliegt, auf der Stelle verharrt oder unverzüglich notlandet. Beim Spoofing hackt man sich über die Kommunikationsschnittstelle in die Software der Drohne und übernimmt ihre Führung. Im Militärjargon nennt man das Cyber-Take-over.

Kamikaze-Drohnen sind aber so programmiert, dass sie autonom fliegen und sich unbeirrt mit ihrer Sprengladung auf das Ziel stürzen – auch wenn noch so heftig gejammt oder gespooft wird. Dann muss „kinetische Energie“ her, vulgo: Gewalt.

28

FOCUS 34 – 2026


Drohnen

»Russland fühlt sich bei diesen Angriffen völlig sicher«

Auf Drohnenanschläge sollte Deutschland nicht nur mit mehr Technik, sondern mit mehr Entschlossenheit reagieren, fordert Experte Nico Lange

Herr Lange, am Flughafen Leipzig wurde DNA gesichert, die identisch ist mit Spuren der DHL-Brand-sätze aus dem Jahr 2024. War es also Russland?

Der Anschlag passt nicht nur perfekt in das bekannte Muster der hybriden Angriffe Russlands, die schon sehr lange gegen uns laufen. Wir haben nun aber auch eine direkte Verbindung. Denn bei den DHL-Brand-sätzen wurde bereits nachgewiesen, dass es sich um eine Operation des russischen Militärgeheimdienstes GRU handelte. Es ist gut, dass die Ermittler so schnell zu konkreten Ergebnissen gekommen sind und diese auch offen mitteilen. Das entzieht den üblichen, oft durch soziale Medien befeuerten Verschwörungserzählungen und False-Flag-Spekulationen den Nährboden.

Sind wir auf weitere Angriffe vorbereitet?

Nein. Wir demonstrieren leider jeden Tag, wie schlecht wir geschützt sind und dass wir im Ernstfall lieber theoretische Scheindebatten führen, statt zu handeln. Das ist für Moskau fast schon eine Einladung, einfach weiterzumachen.

Welche Hardware fehlt uns konkret, um solche Angriffe abzuwehren?

Die Technologien sind da, auch deutsche Firmen entwickeln sie. Wir installieren sie nur kaum. Wir brauchen Bodenradare, die speziell für kleine, langsam und niedrig fliegende Objekte optimiert sind. Wir müssen unterschiedliche Sensoren – akustische Systeme, Elektrooptik und Wärmebildkameras – miteinander vernetzen, um ein verlässliches Lagebild zu erzeugen. Nur so kann

man Drohnen zuverlässig erkennen, tracken und entscheiden, ob eine Gefahr vorliegt. Die Skandinavier haben nach Vorfällen an ihren Strommasten und öffentlichen Gebäuden vor über einem Jahr bereits damit begonnen, diese Sensornetzwerke flächendeckend zu verbauen. Da hinken wir weit hinterher. Dabei gibt es auch zügige Lösungen: Die Ukraine hat gigantische

img-52.jpeg

Datenmengen über die Signaturen und das Verhalten von Drohnen gesammelt. Auf dieser Datenbasis können auch unsere Abwehrsysteme trainieren und lernen.

Wäre uns dann vielleicht aufgefallen, dass die Drohne in Leipzig das deutsche Mobilfunknetz nutzt?

Die Ukrainer erkennen in der Tat Anomalien in Mobilfunknetzwerken. Fast alle diese Drohnen – selbst große Flugkörper, die in den polnischen Luftraum eingedrungen sind – nutzen für die Daten- und Videoübertragung gewöhnliche LTE-

Nico Lange ist einer der führenden Militärexperten und analysiert besonders die hybride Kriegsführung Russlands

Lesen Sie das große Interview auf FOCUS+ indem Sie den QR-Code scannen

oder 5G-Mobilfunknetze. Diese spezifischen Datenverbindungen hinterlassen Muster im Netz, die man aufspüren und der Drohnenabwehr zur Verfügung stellen kann.

Beim Anschlag in Leipzig war offenbar noch eine weitere Drohne in der Luft. Wozu war die da?

Das ist typisch für den modernen Drohnenkrieg, wie wir ihn täglich auf dem Schlachtfeld in der Ukraine sehen. Wenn man einen Angriff mit einer Kamikazedrohne fliegt, platziert man in einiger Entfernung und Höhe eine zweite Beobachtungsdrohne. Sie filmt den gesamten Vorgang, dient der Schadens- und Trefferkontrolle und überträgt die Videos live über eine eigene Mobilfunkverbindung an die Operateure. Das zeigt, wie professionell und militärisch präzise diese Sabotageakte bei uns durchgeplant werden.

In Deutschland wird über Kompetenzgerangel diskutiert.

Verhindert die Bürokratie eine schnelle Abwehr?

Wir neigen leider sehr dazu, Probleme erst mal jahrelang theoretisch zu zerreden, bevor wir auch nur einen praktischen Schritt tun.

Würde Russland seine Angriffe einstellen, wenn wir uns besser schützen?

Das sicher nicht. Denn Russland fühlt sich bei diesen Angriffen auch völlig sicher, weil wir kaum abschrecken. Sie erfahren schlicht keine Konsequenzen. Denken Sie an den von unserer Justiz verurteilten Tiergartenmörder, der im Rahmen eines Austausches freigelassen wurde und jetzt wieder unbeschadet in Moskau ist. Denken Sie an die Hacks aus Russland, die in unserer Wirtschaft Milliardenschäden anrichten, ohne dass der russische Staat dafür bezahlen muss.

Was könnte man tun?

Wir könnten aufhören, Russen Schengen-Visa zu erteilen. Wir könnten endlich die Schattenflotte festsetzen. Wir müssen sagen: Wenn ihr unsere Infrastruktur mit Drohnen ausspioniert oder angreift, hat das Folgen für euch. Sonst geht das weiter. ■ INTERVIEW: JAN-PHILIPP HEIN

FOCUS 34 – 2026

29


Politik

MEINUNG

Härtere Strafen helfen nicht gegen Terror

Nach dem islamistischen Anschlag in Berlin will die Regierung das Strafrecht verschärfen.

Wieder einmal. Doch die Abschreckungswirkung ist gering. Es gibt andere Lösungen

img-53.jpeg

Susanne Beck ist Professorin für Strafrecht an der Leibniz Universität in Hannover sowie Vorstandsvorsitzende des Landespräventionsrats Niedersachsen

Allein auf Deradikalisierung zu setzen, das wäre sicherlich „naiv“, sagte Bundes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nach dem Anschlag auf den Berliner Christopher Street Day. Selbstverständlich

darf sich die Antwort auf Extremismus nie auf ein einzelnes Werkzeug verlassen. Naiv ist aber auch die Vorstellung, terroristische Anschläge ließen sich durch schärferes Strafrecht verhindern.

Im konkreten Fall wurde ohnehin keineswegs allein auf Deradikalisierung gesetzt. Abdul B. war als Gefährder und Hochrisikoperson eingestuft und überwacht worden, und die Beratungsstelle hatte erst zwei Gespräche mit ihm geführt. Die Sondersitzung des Innenausschusses hat vor allem gezeigt, wie viel ungeklärt ist, unter anderem, welche Erkenntnisse der Sicherheitsbehörden dem Gericht bekannt waren. Welche Entscheidungen fehlerhaft waren, muss untersucht werden; vorschnelle persönliche Schuldzuweisungen verbieten sich. Aus dem bisherigen Sachverhalt lässt sich aber weder das Scheitern der Prävention noch eine konkrete Lücke des Terrorismusstrafrechts ableiten.

Die Behauptung der Naivität von Prävention erfüllt eine politische Funktion. Sie bereitet den Boden für Forderungen nach höheren Strafen, Erwachsenenstrafrecht für sämtliche Gefährder, verstärktem Einsatz elektronischer Fußfesseln und einer Ausweitung von Präventivhaft.

Der Wunsch nach einer schnellen Antwort ist nach einer so erschütternden Tat verständlich. Gerade der Respekt vor den Opfern und Angehörigen, aber auch der ohnehin seit Jahren verstärkt angegriffenen LGBTQ+-Community, gebietet jedoch, zwischen Maßnahmen zu unterscheiden, die Entschlossenheit nur vorspiegeln, und solchen, die Sicherheit tatsächlich erhöhen.

Gerufen wird im Anschluss an Gewalttaten häufig nach dem Strafrecht. Das vermittelt Kontrolle und verschiebt die Diskussion auf ein Feld, auf dem der Gesetzgeber

schnell tätig werden kann. Kriminologische Erkenntnisse deuten jedoch darauf hin, dass höhere Strafen die Abschreckungswirkung kaum erhöhen. Das geltende Terrorismusstrafrecht ist keineswegs harmlos. Es reicht weit in das Vorfeld konkreter Verletzungstaten und eröffnet zahlreiche Ermittlungs- und Überwachungskompetenzen. Bereits die Vorbereitung einer schweren staatsgefährdenden Gewalttat kann mit bis zu zehn Jahren Freiheitsstrafe geahndet werden.

Wer dennoch ein zu schwaches Strafrecht behauptet, müsste benennen, welche konkrete Lücke besteht und wie ihre Schließung diesen Anschlag verhindert hätte. Trügerisch ist insofern auch der Hinweis auf das angeblich zu milde Jugendstrafrecht. Es erlaubt durchaus harte Maßnahmen, ist mit seinen Mitteln zudem für Heranwachsende meist effektiver. Gerade bei jungen Menschen kann demonstrative Härte Radikalisierung auch verstärken. Zu bedenken ist zudem: Fast jede Haft endet irgendwann. Ob ein Mensch danach weniger gefährlich ist, hängt vor allem von den Maßnahmen während und nach der Haft ab. Wer Haft gegen Deradikalisierung ausspielt, verkennt, dass nachhaltige Sicherheit qualifizierte Ausstiegsarbeit verlangt.

Den Opfern und allen, die Angst vor weiteren Angriffen haben, schuldet der Staat mehr als Symbolpolitik. Er schuldet ihnen intensive Aufarbeitung, opferorientierte Unterstützung und eine Politik, die Sicherheit tatsächlich erhöht. Das bedeutet vor allem evidenzbasierte Prävention, die lange vor möglichen Straftaten beginnt. Eine Orientierung dafür bietet etwa die „Grüne

Liste Prävention“ des Landespräventionsrats Niedersachsen. Radikalisierungsprävention muss systematisch mit Schulen, Jugendhilfe, muslimischen Gemeinden, queeren Organisationen, Polizei und Wissenschaft vernetzt werden; auch digitale Radikalisierungsräume sind einzubeziehen.

Ob ein Staat die Erschütterung einer derartigen Tat ernst nimmt, zeigt sich daran, ob er bereit ist, wirklich in die effektive Verhinderung der nächsten Tat zu investieren. Das lässt sich politisch schwerer verkaufen – doch gerade deshalb ist Prävention alles andere als naiv, sondern in Zeiten wie den unseren besonders mutig. ■

img-54.jpeg

»Höhere Strafen erhöhen die Abschreckungswirkung kaum«

30

FOCUS 34 – 2026

FOTOS: OMER MESSINGER/GETTY IMAGES, DAVID ERHARDT, SHUTTERSTOCK


Ihr Gesundheitsmagazin:

Alle 14 Tage neu!

Gesundheit und Lifestyle in einem Heft:

Entdecken Sie die my life Apothekenzeitschrift.

img-55.jpeg

Gratis in Ihrer Apotheke vor Ort und als E-Paper in der iA.de-App.

iA.de-App herunterladen & registrieren my life als E-Paper gratis abonnieren Alle Services Ihrer Apotheke vor Ort digital entdecken: E-Rezepte einlösen, Medikamente vorbestellen oder Botendienste nutzen

img-56.jpeg

my life

IhreApotheken.de


Politik

Das riesige Rechenzentrum bel Nervik geht auch auf amerikanische Pläne zurück

32

FUGUGE 2020


Infrastruktur

img-57.jpeg

KI auf Eis

Im hohen Norden Norwegens entsteht eines der größten Rechenzentren Europas.

Das energiereiche Land gilt als idealer Standort – wäre da nicht die gefährliche Nähe zu Russland. Ein Baustellenbesuch

Text von Billy Perrigo Fotos von Ingmar Björn Nolting

V

Von einem Stahlbeton-Skelett aus überblickt Torkjell Lund sein Reich. Nach Osten und Westen überragen schneebedeckte Gipfel das norwegische Tal. Im Süden strömt eisiges Wasser aus einem Fjord in den Atlantik. Weit oben krönen Nordlichter den arktischen Himmel. Unter Lund sieht man: eine weitläufige Baustelle auf gesprengten schwarzen Felsen und halb fertige Metallstrukturen.

Im Auftrag von Microsoft und für dessen Kunden OpenAI errichtet das britische Start-up Nscale hier einen gigantischen Datenzentrumskomplex: riesige, stromschluckende Bauten, gefüllt mit Tausenden hochgezüchteten Computerchips.

Der Wettlauf um die Vorherrschaft im Bereich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hat zu einem internationalen Bauboom von Rechenzentren geführt – über die Great Plains in Texas bis zu den Wüstenregionen der arabischen Halbinsel. Weltweit befinden sich derzeit mehr als 800

der Chiphallen im Bau, auf allen Kontinenten außer der Antarktis. Zusammen werden sie jährlich etwa so viel Strom verbrauchen wie ganz Malaysia. Laut der Beratungsfirma McKinsey werden die größten Technologieunternehmen der Welt bis 2030 rund sieben Billionen US-Dollar für Rechenzentren ausgeben. Es ist eines der größten Infrastrukturprojekte der Geschichte.

Chiphallen in Eis und Schnee

Kaum ein Standort für ein Datenzentrum ist dabei so ungewöhnlich wie Norwegen. Die Gemeinde Narvik ist ein alter Wikingerhafen weit oberhalb des Polarkreises, der den größten Teil des Winters in Dunkelheit versinkt. Hier entsteht eines der größten KI-Rechenzentrumsprojekte in Europa und zugleich das nördlichste der Welt.

„Sie haben sich einen der schlechtesten Tage des Jahres für Ihren Besuch ausgesucht“, sagt Torkjell Lund, der Leiter des Standorts. In den kalten Monaten plagte ihn vor allem Schnee. Inzwischen ist Regen sein Problem.

Das Wetter hält die Bauarbeiten aber nicht auf. Ein Arbeiter ist an einem Stahlgerüst befestigt und fängt lautstark an zu bohren. Lund geht zu einer Stelle, an der er besser zu verstehen ist. ►

06.06.84 2015

33


Politik

Er kommt an zwei Männern vorbei, die Regenwasser zu einem Abfluss kehren. Hinter ihm hilft ein Arbeiter in Reflektor-Kleidung einem Kranführer, eine Stahlsäule in Position zu bringen. Heute sind rund 350 Arbeiter vor Ort. Doch diese Zahl soll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auf gut 1500 steigen. „Ich war schon Leiter bei vielen Bauprojekten in Norwegen“, sagt Lund. „Aber das hier ist mit nichts zu vergleichen.“

Was auf den ersten Blick wie einer der widrigsten Standorte für ein Rechenzentrum wirkt, ist laut Nscale tatsächlich einer der günstigsten. Der Norden Norwegens verfügt über gewaltige Mengen überschüssige Energie. Wuchtige Staudämme durchbrechen immer wieder die Berglandschaft. In nahe gelegenen Kraftwerken werden Abertausende Liter Stauwasser für kostengünstigen Strom genutzt.

Laut dem Betreiber des norwegischen Stromnetzes verfügt die Region über rund ein Gigawatt ungenutzte Energie – genug, um eine ganze Kleinstadt zu versorgen.

Nscale hat sich in Norwegen Industriestrom zu einem Preis von 4 bis 5 US-Cent pro Kilowattstunde gesichert. Der europäische Durchschnitt liegt mit 10 US-Cent weit darüber. Das norwegische Klima ist ein zusätzlicher Vorteil. Die Chips im Rechenzentrum laufen im Betrieb heiß – je weniger Energie für ihre Kühlung benötigt wird, desto besser.

Das Rechenzentrum in Narvik geht auch auf Pläne aus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zurück. Im Januar 2025 kündigte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gemeinsam mit OpenAI-CEO Sam Altman das „Project Stargate“ an – ein bis zu 500 Milliarden Dollar schweres Joint Venture zwischen OpenAI, Oracle, Softbank und weiteren Firmen zum Aufbau eines Datenzentren-Netzwerks. Das ist auch notwendig: OpenAI wird durch zusätzliche Chips bis 2030 jährlich etwa sechsmal so viel Energie verbrauchen wie ganz New York City.

Das Nscale-Rechenzentrum in Narvik hieß ursprünglich „Stargate Norway“ und sollte dessen erster europäischer Stützpunkt wer-

img-58.jpeg

img-59.jpeg

img-60.jpeg

img-61.jpeg

den. Im April gab die Firma die Bezeichnung „Stargate“ auf. Laut einer mit den Verhandlungen vertrauten Person hatte OpenAI die Unterzeichnung des Vertrags mit Nscale verzögert. Das Start-up verkündete daraufhin, dass Microsoft einspringen werde. Ein Sprecher von OpenAI erklärte, man werde als Kunde von Microsoft weiterhin Kapazitäten der Anlage in Norwegen mieten. Dies falle unter bestehende Verträge und sei daher finanziell sinnvoller.

OpenAI zog sich auch aus „Stargate UK“ zurück und sagte eine

Trotz besonderer Anforderungen durch die Lage macht der Neubau nur einen Bruchteil der Kosten für das Rechenzentrum aus. Vielfach teurer ist das Innenleben. Projektleiter Torkjell Lund führt über seine Baustelle

geplante Erweiterung seines Vorzeigedatenzentrums im texanischen Abilene ab.

Da OpenAI einen Börsengang plant, vermuten Analysten, das Unternehmen wolle mit dem Rückzug finanzielle Zurückhaltung demonstrieren. „Diese Flexibilität hilft ihnen“, sagt Alvin Nguyen, Senior-Analyst des Marktforschungsunternehmens Forrester.

Die Nachfrage nach Rechenleistung ist so hoch, dass der Rückzug von OpenAI für Nscale kaum ins Gewicht fiel. Das Unternehmen entwickelte sich rasch zu einem

34

FOCUS 34 – 2026


Infrastruktur

der gefragtesten Start-ups Europas und wird aktuell mit 14,6 Milliarden Dollar bewertet.

Das Start-up ist kaum zwei Jahre alt, doch das Geschäft boomt: Fünf Rechenzentren in den USA, in Großbritannien und in Norwegen befinden sich in verschiedenen Bauphasen. Für einen möglichen Börsengang stehen die Investoren bereits Schlange. Im März nahm Nscale zwei Milliarden US-Dollar ein – die größte Finanzierungsrunde dieser Art in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Josh Payne, der 32-jährige CEO des Unternehmens, sagt, er wolle Nscale zu einem „1-Billionen-Dollar-Hyperscaler“ machen, das mit den Cloud-Platzhirschen Amazon, Microsoft und Google in offene Konkurrenz gehen könne. Die Tech-Riesen wiederum sehen bislang keine Gefahr – stattdessen wollen sie mit Payne und Nscale zusammenarbeiten.

Der rasante Aufstieg des Unternehmens deutet an, wie viel Geld im KI-Rausch steckt. Und für viele zeigt er, wie hoch das Risiko ist, sollte man bei diesem Boom außen vor bleiben. „Ich habe noch nie zuvor ein Start-up gesehen, das einen solchen Raketenstart hingelegt hat“, sagte Nvidia-CEO Jen-Hsung Huang im vergangenen September. Kurz zuvor hatte er 683 Millionen Dollar in Nscale gesteckt.

Der kometenhafte Aufstieg von Nscale wirft auch Fragen auf. Das Unternehmen ging 2024 aus einer hoch verschuldeten Krypto-Mining-Firma hervor. Um den Bau von Rechenzentren zu finanzieren, nahm es zusätzliche Schulden in Milliardenhöhe auf. Die Strategie: Verträge mit großen Tech-Unternehmen – bei einer durchschnittlichen Laufzeit von fünf Jahren – decken den Großteil der Vorlaufkosten. Nscale verdient hinterher, indem es seine Chips vermietet.

Damit diese Wette aufgeht, muss die Nachfrage nach KI-Chips auch nach dem Bau-Boom von Rechenzentren hoch bleiben. Neue Firmen wie Nscale müssen sich zudem gegenüber den etablierten Cloud-Giganten behaupten. In deren Markt fehlen ihnen aber strukturelle Vorteile, sagt Madison Rezaei,

Ein Gigawatt ungenutzter Energie – längst strecken Konzerne die Hände in Richtung Norwegen aus

Deutsche Rechenzentren

3

Gigawatt Rechenkapazität war Ende 2025 verfügbar. Bis 2030 sollen es 5 Gigawatt sein. Die USA betreiben bereits 48 Gigawatt

21,3

Milliarden KW/h Strom nutzten deutsche Rechenzentren 2025, rund vier Prozent des Gesamtverbrauchs im Land

100

von insgesamt 2000 Rechenzentren tragen die Hälfte der Leistung. Das größte Cluster liegt im Raum Frankfurt

15

Prozent der Rechenleistung gehen auf KI zurück, knapp die Hälfte auf Cloud-Computing. Bis 2030 wird der KI-Anteil auf 40 Prozent steigen

72

neue Rechenzentren sind bereits angekündigt

Analyst bei Bernstein. „Ihr Vorteil rührt hauptsächlich daher, dass sie früh begonnen haben.“

Josh Payne beeindruckt das nicht. Zwar betrachtet er Big-Tech-Firmen wie Microsoft eher als Kooperationspartner, denn als Konkurrenten. Er deutet aber an, dass Nscale sie mit ihren eigenen Waffen schlagen kann. Auch der sich abzeichnende Widerstand gegen den Bau von Rechenzentren bereitet ihm keine Sorgen.

„So gut wie jede Branche lässt sich folgendermaßen zusammenfassen: Sie wandelt Energie in Wert um“, sagt er. „KI-Infrastruktur ist der größte Wertschöpfer pro Elektron. Es gibt keinen Zweiten.“

Mitten in Norwegens spektakulärer Topografie seien die Bauarbeiten allerdings komplizierter als bei anderen KI-Projekten, weiß Torkjell Lund. Er steht am Rande der Baustelle an einer Klippe. Mit Dynamit hatte man die Hälfte des Hangs gesprengt, um eine Fläche für die Chiphalle zu schaffen. Ein Bach, der früher die Böschung hinunterfloss, sprudelt nun als spärlicher Wasserfall über den Felsrand. Anderswo auf dem Gelände bezahlten Ingenieure elf Millionen Dollar für den Bau einer einzigen Mauer. Das darunterliegende Gestein war zu hart für übliche Stahlpfähle.

All diese Kosten sind jedoch im Budget vergleichsweise kleine Posten, wenn man auf den Preis für die Chips schaut. Rechenzentren wie das in Narvik werden mit Zehntausenden der kommenden „Vera Rubin“-Prozessoren von Nvidia ausgestattet. Ein Sprecher von Nscale wollte sich nicht zu den Gesamtkosten des Baus äußern. Allerdings würden die Chips 60 bis 80 Prozent des Budgets ausmachen. Die Halbleiteranalystin Stacy

Rasgon von Bernstein schätzt die Gesamtkosten für den ursprünglichen „Stargate Norway“-Plan, der 100 000 Chips einer früheren Nvidia-Generation vorsah, auf mehr als zehn Milliarden US-Dollar.

Von den neuen Chips werden wahrscheinlich weniger benötigt, doch ihr Stückpreis wird höher sein. Die Endkosten werden also in einem ähnlichen Bereich liegen.

Ungewöhnlich ist nicht nur die Baustelle selbst, sondern auch die Finanzierung des Projekts. Der Kopf hinter all dem ist Josh Payne, der über einen unkonventionellen Weg in die Branche fand. Payne wuchs in Newcastle an der Ostküste Australiens auf, wo er seine Karriere in einem Kohlebergwerk begann. Einige Jahre arbeitete er im Tagebau in New South Wales, in einem Gaswerk und in Tunneln unter Sydney. In den Pausen las er Wirtschaftsbücher und gründete schließlich eine Reihe von Unternehmen.

Eines der ersten, das Anfang der 2020er Jahre wirklich durchstartete, war ein Krypto-Mining-Start-up namens Arkon Energy. Paynes Idee war, dass er Strom, der keinen Abnehmer fand, günstig erwerben und zur Erzeugung von Kryptowährung nutzen könnte. Dies sei zudem gut für die Umwelt, argumentierte er. „Indem man den Grundlastbedarf vom Netz erhöht, ermöglicht man tatsächlich viel mehr Projekte im Bereich erneuerbarer Energien, die die Stromversorgung steigern“, sagt Payne. „Wenn man es aus dieser Perspektive betrachtet, ist es tatsächlich ein Nettovorteil.“

Der Niedergang des Kryptomarkts fiel mit der Einführung von ChatGPT zusammen. Payne beschloss einen Kurswechsel. Genau wie das Krypto-Mining benötigt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viele Hallen voller hoch- ▶

FOCUS 34 – 2026

35


Politik

moderner Chips. Unternehmen auf der ganzen Welt wollten plötzlich Rechenzentren. Und Menschen wie Josh Payne wussten, wie man sie baut.

Der Boom kam genau zur richtigen Zeit für Paynes Unternehmen Arkon Energy, das im Jahr 2024 bei einem Umsatz von 19 Millionen Dollar einen Verlust von 102 Millionen Dollar verzeichnete und Schwierigkeiten hatte, Kredite mit Zinssätzen von bis zu 17,5 Prozent zurückzuzahlen. Payne liquidierte Arkon und gründete ein neues, in Großbritannien ansässiges, Unternehmen: Nscale.

Dann stieg der Chip-Riese ein

Im vergangenen Oktober erklärte sich Nvidia bereit, 60 Millionen Dollar für die Option auf einen exklusiven Teilerwerb der Nscale-Aktien auszugeben. Im Gegenzug spannte der Chip-Riese ein Sicherheitsnetz von 860 Millionen US-Dollar, sollte Nscale ein Rechenzentrum für Microsoft nicht bauen können.

Geschäfte wie dieses sind in diesem Sektor üblich. Sie sind aber auch der Grund, warum einige Investoren den KI-Markt als strukturschwach abtun. Manche sehen eine Schlange, die ihren eigenen Schwanz frisst. Denn Nvidia verkauft einerseits die Chips, die den KI-Boom möglich machen – und stellt andererseits kleineren Unternehmen wie Nscale Geld zur Verfügung, um diese zu kaufen.

Jen-Hsun Huang, der Chef von Nvidia, spielt die Bedenken herunter. Ihm zufolge machen Nvidia’s Investitionen in kleinere Unternehmen nur einen winzigen Teil des Firmenvermögens aus.

Josh Payne argumentiert, das Modell von Nscale sei dem der konkurrierenden Neoclouds überlegen.

Seine Firma sei in der Regel Eigentümer der Grundstücke, Gebäude und Chips, die die Rechenzentren betreiben. Andere würden diese Komponenten ganz oder teilweise mieten. Dadurch könne Nscale Kosten und Risiken niedrig halten, sagt Payne. Denn sollte der KI-Markt abrutschen, müsste das Unternehmen nicht auch noch Miete für leer stehende Rechenzentren zahlen.

„Wir beenden einen Vertrag mit einem Vermögenswert statt mit einer Verbindlichkeit“, ist sich Payne sicher. Neben Bau und Betrieb von fünf eigenen Rechenzentren mietet Nscale laut einem Sprecher auch Flächen in sieben weiteren.

Während er das Unternehmen durch ein rasantes Wachstum führte, machte sich Payne daran, den Vorstand von Nscale mit Schwergewichten zu besetzen, die seinem Start-up Glaubwürdigkeit verleihen konnten.

Ganz oben auf seiner Liste stand Sheryl Sandberg, eine ehemalige Führungskraft bei Google, die 2008 zu Facebook wechselte. Dort machte sie aus einem schwer kontrollierbaren Emporkömmling ein Machtzentrum. Als es Payne schließlich gelang, mit Sandberg zu sprechen, sagte die ehemalige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von Meta schnell: „Ich trete keinen Vorständen bei, und führe auch keine Gespräche darüber.“ Dann war Payne an der Reihe. „90 Minuten später war ich sehr daran interessiert, seinem Vorstand beizutreten“, sagte Sandberg.

Im März wurde sie offiziell Teil von Nscale – ihr erster größerer Vorstoß in die Geschäftswelt, seit sie 2024 aus Meta ausgeschieden war. Einer der Faktoren, die Sandberg davon überzeugten, den Schritt zu wagen,

img-62.jpeg

Knapp 90 Prozent des Strombedarfs deckt Norwegen mit Wasserkraft. Den zusätzlichen Anforderungen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ist Ökostrom aber nicht gewachsen

war eine Mitteilung von Payne an seine Führungskräfte. Darin schilderte er nicht nur seine umfassende Vision für das Unternehmen, sondern legte auch einen detaillierten Fahrplan dar, wie diese Ziele zu erreichen seien. „Der einzige Mensch, den ich je so habe schreiben sehen, war Mark Zuckerberg“, sagt sie. „Ich sehe in Josh eine Führungspersönlichkeit, die eine ganze Generation prägen könnte.“

Die erste Phase des Projekts in Narvik wird rund 230 Megawatt Strom benötigen – fast so viel wie alle bestehenden Rechenzentren Norwegens zusammen. Vor Ort entsteht bereits eine zweite, größere Bauphase für den wahrscheinlichen Fall, dass die lokalen Behörden einen noch umfassenderen Stromverbrauch genehmigen.

Einige Energieökonomen kritisieren Paynes Logik, wonach Rechenzentren gut für die Umwelt seien, weil sie einen stabilen Strombedarf schaffen, der wiederum Investitionen in erneuerbare Energieprojekte anregte.

Es sei zwar richtig, dass Tech-Unternehmen in der Vergangenheit den Ausbau grüner Energie beschleunigt hätten, indem sie den Kauf von Strom zugesagt hätten, sagt Olivier Darmouni. Der außerordentliche Professor arbeitet an der Wirtschaftshochschule HEC in Paris. Doch da sich der Wettlauf um die KI derart beschleunigt, würden viele Unternehmen nicht mehr die fünf bis sieben Jahre warten, die es derzeit dauert, bis neue Kraftwerke

In seiner australischen Heimat arbeitete Josh Payne im Tagebau, bevor er Rechenzentren errichtete

36

FOCUS 34 – 2026


Infrastruktur

img-63.jpeg

für saubere Energie ans Netz angeschlossen würden.

Während also Unternehmen wie Nscale die letzten „ungenutzten“ erneuerbaren Energiequellen – wie die Wasserkraft im Norden Norwegens – aufkaufen, greifen sie in größerem Umfang auf fossile Brennstoffe zurück. Nscale baut derzeit ein Rechenzentrum in West Virginia direkt neben einem Gaskraftwerk. Weil das gar nicht ans Stromnetz angeschlossen ist, umgeht die Firma Wartezeiten für den Netzanschluss.

Die mit fossilen Brennstoffen betriebene Chiphalle wird größer und noch mehr Strom verbrauchen als das in Norwegen. „In Nordamerika ist Erdgas der einzige Brennstoff, der den heutigen Anforderungen an Maßstab, Geschwindigkeit und Zuverlässigkeit von KI-Infrastruktur erfüllt“, sagt Daniel Shapiro, Chief Power and Energy Officer bei Nscale. „Erneuerbare Energien sind bei einer 24/7-Grundlast nicht wirtschaftlich.“

Dabei dürften auch die niedrigen Energiepreise, die Rechenzentrumsbetreiber nach Norwegen locken, nicht lange anhalten. Im Norden des Landes könnten sich die Preise in den kommenden 20 bis 30 Jahren verdoppeln, schätzt Tor Reier Lilleholt, Leiter der Analyseabteilung von Volle Insight, einem Unternehmen für Energiedaten. Ihm zufolge könnten die neu gebauten Chipanlagen ein Grund dafür sein, weil sie die Stromnachfrage signifikant steigen lassen.

Dieser Tunnel führt zu einem Wasserkraftwerk in der Nähe des Rechenzentrums. Alles hier gilt als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und steht unter speziellem Staatsschutz

Ein Wendepunkt ist aber auch aus einem anderen Grund wahrscheinlich: Jahrelanges ungewöhnlich nasses Wetter führte zu niedrigen Strompreisen. Analysten erwarten nicht, dass das ewig so bleibt.

Günstiger Strom hilft Norwegen über harte Winter. Die Aussicht auf höhere Energiepreise stößt deshalb auf politischen Widerstand. „Bereits in wenigen Jahren könnten wir in Norwegen eine enorme Anzahl von Rechenzentren haben“, sagt Lars Haltbrekken, ein linker Abgeordneter im Parlament. Haltbrekken geht davon aus, dass sich der gesamte Stromverbrauch des Landes bis 2030 verdreifachen oder vervierfachen wird. „Das wird zum Problem für unser Stromnetz.“

Wo zuerst angegriffen wird

Die norwegische Regierung betrachtet Rechenzentren als strategischen Vorteil, will weitere davon errichten und hat sie als kritische nationale Infrastruktur eingestuft. Tech-Unternehmen wie Nvidia, OpenAI und Nscale drängen einzelne Staaten dazu, solche Chiphallen zu bauen mit dem Argument, ihre Souveränität im Zeitalter von KI zu stärken.

Lars Haltbrekken kritisiert jedoch, dass es für die Regierung keinerlei Handlungsmöglichkeit gebe, sollte der übermäßige Bau von Datenzentren Norwegens Energiereserven erschöpfen. Das liege daran, dass potenzielle Bauherren lediglich auf lokaler Ebene gesetzliche Genehmigungen einholen müssen. Haltbrekkens Partei wollte der Regierung mehr Befugnisse einräumen. Doch bei einer Abstimmung im Parlament fiel ein entsprechender Gesetzesentwurf durch.

Bauleiter Lund, der in Narvik geboren und aufgewachsen ist, sieht das anders. „Für mich ist es natürlich ein Vorteil, wenn wir den Ökostrom hier nutzen, anstatt ihn nach London oder Stockholm zu senden.“ Auch Lars Norman Andersen, der Verwaltungsleiter der Gemeinde Narvik, ist überzeugt. Er rechnet mit 200 zusätzlichen Arbeitsplätzen und lobt Nscale dafür, dass sich die Firma für den Ausbau der technischen Lehre an einer örtlichen Hochschule einsetzt.

Zunächst mag Norwegen als Standort besser geeignet erscheinen als die ebenfalls energiereichen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Dort wurde im März eine Chipanlage von Amazon durch iranische Drohnen angegriffen. OpenAI plant am Persischen Golf dennoch einen weiteren „Stargate“-Campus. Doch auch aus dem hohen Norden droht Gefahr: Russland teilt sich mit Norwegen eine Grenze – nur wenige Hundert Kilometer von Narvik entfernt.

„In einem direkten Konflikt müssten wir damit rechnen, dass diese Art von Infrastruktur als Erstes angegriffen wird“, sagt Katarzyna Zysk, Professorin am Institut für Verteidigungswissenschaften der norwegischen Streitkräfte. „Man könnte sie als ideale Ziele betrachten.“

In Narvik regnet es immer noch. Torkjell Lund sitzt hinter dem Steuer seines Elektroautos und fährt zu einem nahe gelegenen Wasserkraftwerk. Die Turbine ist tief im Inneren eines Berges verborgen und wird mit Wasser aus einem Stausee gespeist. Die Anlage kann 60 Megawatt erzeugen, etwas mehr als ein Zehntel dessen, was Lunds Rechenzentrum nach Fertigstellung verbrauchen wird.

Im Augenblick steht die Turbine still. Die Energiepreise sind aktuell so niedrig, dass der Wasserfluss gestoppt wurde. Die Behörden entschieden, das Wasser lieber zu speichern, als den Strommarkt mit noch mehr Energie zu schwimmen. Der Betreiber der Anlage, ein bulliger Norweger im Blaumann, schwärmt von den Auswirkungen des nahe gelegenen Rechenzentrums. „Wenn die Preise steigen“, sagt er, „schalten wir sie wieder an.“

In Narvik werden die Tage inzwischen wieder kürzer. Bis Mitte Juli ging die Sonne in dem Ort für Monate überhaupt nicht unter und tauchte das Tal in ewiges Licht. In diesem idyllischen Zustand zeigt ein Plakat in der Standortzentrale den fertiggestellten Komplex. Auf der Darstellung schimmern Chiphallen neben grün bewaldeten Hängen. Der einzige Schnee ist auf den Gipfeln der Berge jenseits des Fjords zu erkennen. ■

FOCUS 34 – 2026

37

DIESER TEXT ERSCHEIN ZUMÄCHST BEI TIME © ALL RIGHTS RESERVED / TIME 2026; ÜBERSETZUNG: JULIUS REINMUTH


Politik

ESSAY

Maschinen haben keine Moral

Der israelische Historiker Yuval Noah Harari warnt vor den Auswüchse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Hier erklärt er, wie riskant es ist, KI-gesteuerten Unternehmen umfassende Rechte einzuräumen

img-64.jpeg

Yuval Noah Harari, 50, ist einer der weltweit profiliertesten Historiker. Er setzt sich stets auch mit Tendenzen der Gegenwart auseinander, etwa im Bestseller „Nexus“

nen, dass dieses „eines Tages“ binnen weniger Monate eintreten würde.

Jüngst kündigte der argentinische Präsident Javier Milei die Schaffung einer neuen Rechtskategorie für nicht-menschliche Unternehmen an. Wie traditionelle Firmen werden auch diese nicht-menschlichen Unternehmen die Vorteile der Rechtspersönlichkeit genießen. Sie werden vermutlich in der Lage sein, Vermögenswerte zu besitzen, Mitarbeiter einzustellen, a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teilzunehmen, Sie vor Gericht zu verklagen und sogar für politische Kampagnen zu spenden.

Im Gegensatz zu traditionellen Unternehmen werden sie all dies ohne das Zutun oder die Haftung eines einzigen Menschen vollbringen können. Alle Entscheidungen über Kauf, Verkauf, Einstellung, Investitionen, Rechtsstreitigkeiten und Spenden können von KI-Agenten getroffen werden. „Menschliche Anteilseigner können sich beteiligen“, schrieb der argentinische Präsident, „sind aber nicht erforderlich.“

Milei ist ein sehr mutiger Politiker, und seine Entschlossenheit,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Argentiniens zu verbessern, ist lobenswert. Er hat recht, wenn er sagt, dass die Erfindung der Gesellschaft mit beschränkter Haftung eine der folgenreichsten Erfindungen der Geschichte war und dass die Schaffung nicht-menschlicher Unter-

Als ich dieses Jahr auf dem Weltwirtschaftsforum in Davos sprach, warnte ich davor, dass Regierungen KI-Modellen eines Tages Rechtspersönlichkeit zu erkennen könnten. Ich hätte mir nie vorstellen können,

nehmen ein ebenso gravierender Schritt sein könnte. Die Zuerkennung der Rechtspersönlichkeit a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en würde es digitalen Agenten ermöglichen, zahlreiche neue Initiativen zu ergreifen, die potenziell enormen Wohlstand schaffen könnten. Doch die Rechtspersönlichkeit ist ein Allzweck-Schlüssel, der KIs auch Zugang zu unseren finanziellen, wirt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Systemen verschaffen würde. Dies wirft viele Bedenken auf.

Im vergangenen Jahr veröffentlichte die in Berkeley ansässige gemeinnützige Organisation Palisade Research eine Studie, die zeigt, wie weit fortgeschrittene KI-Modelle oft gehen, um ihre Ziele zu erreichen. Beim Spiel gegen einen leistungsstarken Schach-Computer entschieden sich Modelle sowohl von OpenAI als auch von Chinas DeepSeek häufig dafür, zu betrügen, wenn es so aussah, als würden sie andernfalls verlieren. Durch das Hacken der Spielumgebung konnten sie das Ergebnis zu ihren Gunsten verändern.

Stellen Sie sich nun vor, das „Spiel“ sei der wirtschaftliche Wettbewerb zwischen Unternehmen und die „Spielumgebung“ das Land, in dem Sie leben. Mit ihren überlegenen analytischen Fähigkeiten werden KI-Unternehmen in der Lage sein, sich als Meister der Rechtslücken und der regulatorischen Tricksereien zu profilieren. Und es wird nicht leicht sein, sie von regelrecht illegalen Aktivitäten abzuhalten. Denn die ultimative Sanktion, die menschliche Führungskräfte und Mitarbeiter abschreckt – Gefängnis –, ist für eine KI nun mal irrelevant.

Bislang wurden Unternehmen von Menschen geführt, die eine duale Natur besitzen. Menschliche Geschäftsführer sind juristische Personen, denen der Erfolg des Unternehmens am Herzen liegt und die Dinge wie eine Insolvenz fürchten. Aber sie sind auch

img-65.jpeg

Ein Waisenknabe im Vergleich zu potenziell enthemmten KI-Unternehmern: Fiesling Gordon Gekko (Michael Douglas) im Hollywood-Film „Wall Street“

38

FOCUS 34 – 2026

FOTOS: IMAGO IMAGES, ALLSTAR PICTURE LIBRARY LTD / ALAMY STOCK PHOTO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iologische Wesen, denen ihre Freiheit und ihr Glück noch wichtiger sind und die Unannehmlichkeiten wie eine zehnjährige Haftstrafe vermeiden wollen. Ein KI-CEO wäre eine rein juristische Person, und es ist unklar, welche Art von Sanktionen ihn in Schach halten könnten. Wenn sie vor dem Konkurs stünde – was ihrem Tod gleichkäme –, wäre sie vermutlich bereit, alles zu tun, um dieses Schicksal abzuwenden.

M ilei führte das Beispiel der Niederländischen Ostindien-Kompanie an. Indem sie Pionierarbeit bei der Idee der Gesellschaft mit beschränkter Haftung leisteten, konnten die Niederländer enorme Ressourcen bündeln, um riskante Handelsvorhaben zu finanzieren. Nicht zuletzt dank dieser rechtlichen Innovation entwickelte sich Amsterdam zu einem globalen Zentrum für Handel und Finanzen. Doch die Folgen dieser Innovation waren nicht in Amsterdam am stärksten zu spüren, sondern im Hafen von Jayakarta im heutigen Indonesien.

Als die Niederländer Jayakarta im Jahr 1619 eroberten, brannten sie die Siedlung nieder und errichteten an ihrer Stelle eine neue Stadt. Sie nannten sie Batavia, und sie wurde zum Hauptsitz eines weitläufigen asiatischen Reiches, das von der Nie-

»Es wird nicht leicht sein, eine KI von illegalen Aktivitäten abzuhalten. Denn die Sanktionen, die menschliche Führungskräfte abschrecken, sind für sie irrelevant«

derländischen Ostindien-Kompanie verwaltet wurde.

Historiker bezeichnen die Niederländische Ostindien-Kompanie als „Kompanie-Staat“ – eine politische Einheit, die von einem privaten Unternehmen geführt wurde, nicht zum Wohle der unterworfenen Bevölkerung, sondern zum Wohle der Aktionäre des Unternehmens.

Die Niederländer behaupteten, eine Herrenrasse zu sein, die es verdiente, die Einheimischen dank vermeintlich überlegener Intelligenz zu unterjochen und auszubeuten. Doch dies war eine Illusion, und Ende der 1940er Jahre erlangten die Indonesien nach einem langwierigen und blutigen Kampf schließlich ihre Unabhängigkeit.

Länder, die KIs Rechtspersönlichkeit gewähren, laufen Gefahr, zu etwas zu werden, wofür die Geschichtsschreibung keine Entsprechung bietet: nicht zu einem Unternehmensstaat, sondern zu einem KI-Staat – einem Land, dessen Bevölkerung effektiv von nicht-menschlichen Unternehmen regiert werden könnte, gegen die es vielleicht noch schwieriger wäre zu rebellieren. Milei hofft, Buenos Aires in ein neues Amsterdam zu verwandeln. Er läuft Gefahr, stattdessen ein neues Batavia zu erschaffen.

Ab dem 3.8. anhören: faz.net/sommerserie

img-66.jpeg

img-67.jpeg

Die großen Fragen der Menschheit

Die Sommerserie im F.A.Z. Podcast für Deutschland.

Können wir ewig leben? Wie besiegen wir den Krebs? Und wie wir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sere Welt revolutionieren? Mit den großen Menschheitsfragen im Gepäck reist F.A.Z.-Redakteur und Podcast-Host Simon Strauß nach Lindau am Bodensee. Jedes Jahr treffen sich hier Nobelpreisträger und junge Wissenschaftler aus aller Welt. Ein Gipfeltreffen der Spitzenforschung. Und die F.A.Z. ist mit dabei. Sechs Folgen lang den klügsten Köpfen der Welt zuhören – und wertvolle Erkenntnisse gewinnen.

Ab dem 3. August exklusiv im F.A.Z. Podcast für Deutschland unter faz.net/sommerserie

YUVAT NOAH HARARI © ALL RIGHTS RESERVED / THE FINANCIAL TIMES 2020; ÜBERSETZUNG: JOBST-ULRICH BRAND


img-68.jpeg

Der saudische Kronprinz Mohammed bin Salman suchte über Kushner und dessen Ehefrau Ivanka Einfluss auf Donald Trump

Es ist stiller geworden um Jared Kushner. Noch Anfang des Jahres war der 45-jährige amerikanische Unternehmer und Schwiegersohn vo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eine der Schlüsselfiguren der Regierung, fädelte Deals in Washingtons Hinterzimmern und auf der arabischen Halbinsel ein, war regelmäßig in den Medien präsent.

Dann kam der Iran-Krieg und stürzte Kushners Geschäft in die Krise. Denn seine Private-Equity-Firma Affinity Partners wirtschaftet größtenteils mit Geld aus dem Nahen Osten. Durch die Doppelrolle als Sondergesandter des Präsidenten und als gut vernetzter Geschäftsmann sammelte er Milliarden ein. Jetzt ist das bisherige Erfolgsmodell in Gefahr.

In Riad, Doha und Abu Dhabi sind die Machthaber unzufrieden mit der Leistung des Unternehmens. Die Staatsfonds der Golfstaaten überprüfen nun mögliche Rücknahmen von Investitionszu-

Ärger mit dem Schwiegersohn

Jared Kushners arabische Geschäftspartner investierten Milliarden in dessen Firma, um sich Frieden im Nahen Osten zu erkaufen. Der Plan ging nicht auf

Text von Jan Klauth

sagen oder Veräußerungen. Sie wollen ihre globalen Verträge neu bewerten.

Politische Konsequenzen für Kushner hat das bislang nicht. Er berät die amerikanische Regierung weiterhin in Sachen Gaza, Ukraine und Iran. Dank seines halboffiziellen Amtes hat er kaum Rechenschaftspflichten. Schon in Trumps

erster Amtszeit erwies er sich wegen seiner Geschäftskontakte nach Israel und in die Golfstaaten als überaus nützlich für das Weiße Haus, etwa bei der Verhandlung der Abraham-Verträge zwischen Israel und Ländern wie Marokko, Bahrain oder den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n. Kushner, der seit 2009 mit Ivanka Trump verheira-

FOTO: JONATHAN ERNST/REUTERS

40

FOCUS 34 – 2026


USA

tet ist, galt schon damals als Mittelsmann der US-Regierung im Nahen Osten. Dort wiederum sah man eine vielversprechende Möglichkeit, über Handelsbeziehungen Einfluss in Washington zu erlangen.

Als Trump 2021 das Weiße Haus verließ, gründete sein Schwiegersohn binnen 24 Stunden seine eigene Beteiligungsgesellschaft Affinity Partners, mit der er aus seinem politischen Netzwerk in der Region Kapital schlagen wollte. Sechs Monate später flossen die ersten Milliarden. Saudi-Arabiens Public Investment Fund, kontrolliert von Kronprinz Mohammed bin Salman, überwies zwei Milliarden Dollar. Später folgten die Emirate über die Investmentfirma Lunate und Katar über die 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 Heute verwaltet Affinity Partners mehr als sechs Milliarden Dollar.

Dass Investitionen in Trumpnahe Firmen riskant sein könnten, befürchtete man am Golf zwar schon früh. Ein Gremium des saudiarabischen Staatsfonds lehnte den Einstieg bei Affinity ab. Es bezeichnete Kushners Unternehmen als „in allen Aspekten unbefriedigend“ und kritisierte die „Unerfahrenheit des Fondsmanagements“. Doch Kronprinz Mohammed bin Salman überging seine Finanzexperten, wie die „New York Times“ berichtete – das Geld floss.

„Verschwindendes Golfkapital“

Als Donald Trump 2025 wieder als Präsident vereidigt wurde, sahen sich die Golfstaaten am Ziel. Sie hatten während Joe Bidens Amtszeit massiv in das Trump-Imperium investiert. Nun sollten die geschä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Beziehungen mit dem neuen mächtigsten Mann der Welt und seiner Verwandtschaft vertieft werden. Kushner tourte wieder durch den Nahen Osten. Doch Ende Februar dieses Jahres griffen die USA und Israel den Iran an. Als Reaktion darauf bombardierten die Mullahs die Infrastruktur und Raffinerien seiner arabischen Nachbarn.

Tausende Raketen trafen jene Länder, die Milliarden in Affinity Partners gesteckt hatten. Nun fanden sie sich in einem Krieg wieder, den sie eigentlich um jeden Preis vermeiden wollten. Die Energieex-

Die Geschäfte der Kushners

img-69.jpeg

porte brachen ein, auch der Tourismus kollabierte und hat sich seitdem nicht mehr erholt.

Vor „verschwindendem Golfkapital“ warnt die Ökonomin Rebecca Patterson vo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audi-Arabien beschleunigte die Umsetzung eines neuen Militärbündnisses mit der Türkei und Pakistan (siehe Interview auf Seite 42), weil das Land erlebt hatte, dass es sich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r USA nicht verlassen kann.

Trotz der Kriegsfolgen investieren die Golfstaaten aber weiterhin in internationale Geschäftsprojekte. Allein in den Monaten März, April und Mai gaben sie insgesamt fast 26 Milliarden US-Dollar aus. Allerdings zeigt sich dabei eine Verschiebung in Richtung China und die Schwellenländer.

Dieses Umdenken verschärft das Geldproblem, das Jared Kushner ohnehin schon hat. Von den fünf Milliarden Dollar, die Saudi-Arabien, Katar und die Emirate in Affinity gesteckt haben, sind laut „New York Times“ zwar drei Viertel in Firmenanteile investiert – etwa in

die israelische Versicherung Phoenix Financial oder das britische Fintech Revolut. Das Problem: Die Gewinne, die diese Anteile abwerfen könnten, existieren bisher nur auf dem Papier. Kushner fehlen willige Käufer. Reale Gewinne haben die arabischen Investoren deshalb bis heute nicht gesehen, obwohl der Fonds schon seit 2021 existiert und mit einem Brutto-Zinsfuß von 36 Prozent wirbt, netto 25 Prozent.

Dass Kushners Firma so verfährt, ist im Prinzip nichts Ungewöhnliches für die Branche: Fonds kaufen Anteile, machen Firmen wertvoller und verkaufen sie später mit Gewinn weiter. Bemerkenswert ist jedoch das Tempo: Laut der Analysefirma PitchBook zahlen die meisten Fonds schon nach etwa zwei bis drei Jahren erste Gewinne aus. Bei Affinity Partners hingegen ist nach fast fünf Jahren kaum etwas passiert – während die Firma laut einem Bericht des Vorsitzenden des Finanzausschusses im US-Senat, des Demokraten Ron Wyden, schon mehr als 100 Millionen Dollar an Gebühren kassiert hat. Sein Vorwurf: Den Golfstaaten geht es weniger um Rendite als um das politische Wohlwollen der Familie Trump.

Kushner gerät unterdessen weiter in Bedrängnis. Er ist von den Geldströmen aus dem Nahen Osten so abhängig wie nie zuvor. Denn die Investoren aus der Region sicherten sich über die Jahre immer größere Anteile seiner Firmen. Kronprinz Mohammed bin Salman soll gesagt haben, er habe Kushner „in der Tasche“. Nichts zeigt diese Verflechtung besser als die windige Kushner-Trump-Firma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Vier Tage vor Trumps zweiter Amtseinführung kaufte Scheich Tahnoon bin Zayed Al Nahyan, der Sicherheitsberater der Emirate, die Hälfte des Kryptounternehmens für 500 Millionen Dollar. Die andere Hälfte halten Kushner, Donald Trump Jr., Eric Trump und Steve Witkoff, Trumps Nahost-Gesandter und enger Vertrauter.

Der Vertrag sieht jedoch vor, dass die Familie des US-Präsidenten drei Viertel der Gewinne erhält. Kritiker wie Allison McManus ►

FOTOS: PICTURE ALLIANCE

FOCUS 34 – 2026

41


Politik

USA

»Dieser Pakt ist eine Botschaft an die gesamte Region«

Saudi-Arabien, Pakistan und die Türkei arbeiten künftig militärisch zusammen. Der Sicherheitsexperte Mahdi Ghuloom weiß, was das für Nahost bedeutet

Herr Ghuloom, welche Rolle spielt der Iran-Krieg beim Zustandekommen des neuen Verteidigungsabkommens?

Das Abkommen war bereits seit Jahren in Vorbereitung. Saudi-Arabien und Pakistan haben schon zuvor einen Verteidigungspakt geschlossen. Der Iran-Krieg ist also nicht der Auslöser, hat die Umsetzung des neuen Bündnisses aber deutlich beschleunigt.

Ist der Pakt auch Ausdruck eines wachsenden Misstrauens gegenüber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Nein. Die USA bleiben für alle drei Staaten ein unverzichtbarer Partner. Gerade ihre engen Beziehungen zu Washington gehören zu den Faktoren, die diese Länder miteinander verbinden. Das neue Abkommen soll die amerikanische Rolle deshalb nicht ersetzen, sondern ergänzen.

Gegen wen richtet sich der Pakt – gegen Iran, Israel oder die Huthi-Miliz?

img-70.jpeg

Mahdi Ghuloom

arbeitet für die renommierte Denkfabrik ORF Middle East in Dubai. Er forscht zur Sicherheits- und Geopolitik in der Golfregion

Die drei Staaten wollen vor allem ein Abschreckungssignal an Iran und dessen Stellvertreter in der Region senden.

Ist das Abkommen mit Artikel 5 der Nato vergleichbar, wonach ein Angriff auf einen Mitgliedstaat als Angriff auf alle gilt?

Davon sind wir noch weit entfernt. Ich bezweifle, dass derzeit der politische Wille für einen echten Artikel-5-Mechanismus vorhanden ist. Vorstell-

bar wäre eine gemeinsame Reaktion vielleicht bei einer existenziellen Bedrohung oder einem extrem schweren Angriff.

Zum Beispiel?

Wenn etwa die Huthis ihre Angriffe auf Saudi-Arabien massiv intensivieren. Attacken niedriger Intensität dürften hingegen kaum ausreichen.

Was bedeutet das Abkommen für Israel?

Ich sehe darin keine unmittelbare Bedrohung für Israel. Keiner der drei Staaten befindet sich mit Israel in einem direkten militärischen Konflikt. Zudem unterhalten alle enge Beziehungen zu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Es ist kaum vorstellbar, dass sie sich zusammenschließen, um Israel, einen engen Verbündeten der USA, anzugreifen. Für Iran ist das Abkommen wesentlich relevanter, weil Teheran Saudi-Arabien direkt oder über Stellvertreter wie die Huthis bedroht hat.

Wie könnte auch Israel einen Platz in einer solchen regionalen Sicherheitsarchitektur finden?

Dieses Abkommen allein wird eine solche regionale Integration nicht bewirken. Dafür wären parallele politische Prozesse und sehr viel weitergehende Anstrengungen notwendig.

Anders als die Türkei und Saudi-Arabien verfügt Pakistan über eigene Nuklearwaffen. Welche Bedeutung hat ein pakistanischer „Atomschirm“ für Saudi-Arabien und die Türkei?

Die Vorstellung eines pakistanischen Atomschirms halte ich für übertrieben. Die Nuklearfrage ist ein separates Thema. Saudi-Arabien hat deutlich gemacht, dass es ein eigenes ziviles Nuklearprogramm anstrebt. Darüber wird mit der Trump-Regierung weiter verhandelt werden.

Wie steht es um den Schutz anderer Golfstaaten vor Raketen aus dem Iran?

Ob das neue Bündnis den Iran auch von Angriffen auf andere Golfstaaten abschrecken wird, ist für mich derzeit die spannendste Frage. Aber es geht nicht nur um militärische Aspekte.

Sondern?

Die drei Staaten wollen ihre wirt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Beziehungen vertiefen. Deshalb ist der Pakt eine Botschaft an die gesamte Region: Der Nahe Osten beginnt, seine regionale Ordnung selbst zu gestalten. ■ PIERRE HEUMANN

vom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sprechen vom „Tausch nationaler Sicherheit gegen Familienprofite“. Konsequenzen hat das in Washington bisher keine.

Ähnlich wie bei Affinity handle es sich auch hier zunächst nur um Papiergewinne, kritisiert der demokratische Senator Wyden. „Warum sollte eine ausländische Regierung Millionen an einen amerikanischen Staatsbürger zahlen, ohne Gewinne zu sehen?“, fragte er – und antwortete selbst: Die Saudis kauften keinen Fondsmanager, sondern Zugang zum Oval Office.

So großspurig wie der US-Präsident

Klar ist: Kushner konnte nur dank seiner engen Verbindungen zum US-Präsidenten so viel Kapital mobilisieren. Auch seine Ideen sind inzwischen so großspurig wie die seines Schwiegervaters. Das zeigt eines seiner neueren Projekte: Er will den zerstörten Gazastreifen in einen „Wirtschaftshub“ verwandeln: 180 Wolkenkratzer, ein Flughafen, Industriezonen, finanziert mit mindestens 25 Milliarden Dollar. Gazas Wirtschaftsleistung solle auf 10 Milliarden Dollar wachsen – lukrative Wiederaufbau-Projekte für das Trump-Imperium inklusive.

Kushner kündigte eine Investitionskonferenz in Washington an. Wieder hofft er auf „arabisches Geld“. Die wachsende Skepsis der Golfstaaten zeigt sich auch daran, dass bisher erst 70 Millionen zusammengekommen sind, 0,3 Prozent der angestrebten Summe.

Auch in Europa droht Ärger. Seit Monaten protestieren Zehntausende Albaner gegen ein Milliardenprojekt, das Kushner an einer der letzten unberührten Küsten des Landes, mitten in einem Biotop für Flamingos, verwirklichen will. Hotels, Villen und Apartmenthäuser sollen dort entstehen, dazu ein Golfplatz, ein Wellnesszentrum, Restaurants, Strandclubs.

Kushner und seine Ehefrau wollen mehrere Milliarden investieren – die Geldgeber kommen unter anderem aus Katar. Das Bauvorhaben könnte das nächste Projekt werden, bei dem Jared Kushner hohe Summen wortwörtlich in den Sand setzt. ■

42

FOCUS 34 – 2026


Politik

MEINUNG

Eine beispiellose Säuberung

Unter dem Deckmantel der Korruptionsbekämpfung lässt Chinas Staatspräsident seine internen Gegner verhaften. Die neue Führungsriege ist Xi Jinping absolut ergeben

img-71.jpeg

Jörg Wuttke war Präsident der Europäischen Handelskammer in Peking und ist Partner der DGA Group. Er schreibt regelmäßig für FOCUS

Xi Jinpings Anti-Korruptionskampagne zieht immer weitere Kreise. Bisher ließ Xi zumeist Mitarbeiter aus den Behörden inhaftieren. Die Gefängnisse müssen mittlerweile mit lauter Ex-Beamten

überfüllt sein. Doch es trifft auch prominente Personen: So etwa zwei ehemalige Verteidigungsminister, die vor Kurzem zum Tode verurteilt wurden. Auch ich kenne einige hochrangige Opfer; die folgenden beiden schätze ich besonders.

Erstens: Fang Xinghai. Er ist ein renommierter Finanzfunktionär mit Stanford-Abschluss. Vor seiner Pensionierung diente er als Vizeleiter der chinesischen Wertpapieraufsicht – und galt als erster Ansprechpartner für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Vor etwa einem Monat haben sie Ermittlungen gegen ihn aufgenomm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wurde er seitdem nicht mehr gesehen.

Zweitens: Ma Xingrui. Als ehemaliger Gouverneur der Provinz Guangdong war er maßgeblich daran beteiligt, den zehn Milliarden Dollar schweren Investitionsstandort für BASF zustande zu bringen. Das ist die Firma, für die ich von Ende der 1990er-Jahre bis zu meinem Umzug aus Peking vor zwei Jahren als China-Chefrepräsentant tätig war. Auch gegen ihn wird wegen Korruption ermittelt. Auch er wurde öffentlich nicht mehr gesehen.

Eine solche Säuberungswelle gab es zuletzt unter Staatsgründer Mao Tse-tung. Klar ist: Xi möchte Furcht verbreiten. Dass er weiß, wie das geht, zeigt er schon seit vielen Jahren.

Ein Bekannter von mir, der hochrangige Parteikader Ren Xuefeng, ist 2019 mit 54 Jahren nach einer Krankheit gestorben. So stand es in den Staatszeitungen. Tatsächlich starb der Vize-Parteikerkretär von Chongqing während eines Plenums der KP. Es kursierten Gerüchte, er habe sich vom Dach gestürzt.

2014 habe ich mit meinem damaligen Arbeitgeber BASF ein Buch zur 130-jährigen Geschichte des Konzerns in China zusammen-

gestellt. Zwei Wochen vor Andruck wurde ich von unseren Parteizuständigen aufgefordert, sämtliche Bilder zu entfernen, auf denen noch aktive Politiker zu sehen waren – Widerrede sinnlos. Als das Buch 2015 publiziert wurde, verstand ich plötzlich die Hintergründe. In kurzer Folge wurde der Vizebürgermeister von Wuxi, der Parteikerkretär von Nanjing und der Chef des staatlichen Ölkonzerns Sinopec festgenommen. Alles Leute, die sich noch vorher mit unseren Konzernvertretern händeschüttelnd fotografieren ließen. Das war ein brutales Abräumen.

Doch jetzt verschärft sich Xi Jinpings Anti-Korruptionskampagne noch einmal. Meiner Einschätzung nach liegt das am Vorlauf zum nächsten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r wahrscheinlich im Herbst 2027 stattfinden soll. Bei der Veranstaltung will die Partei ihre neue Führung für die nächsten fünf Jahre aufstellen. Im Vorfeld nutzt Xi seine Chance, potenzielle Kritiker abzuräumen und neue Leute zu installieren.

Ich gehe davon aus, dass der Staatspräsident einen totalen Umbruch anstrebt. Er wird de facto einen großen Teil seiner Machtriege in die Pension schicken, seine Parteispitze verjüngen. So kann er sich von jener Generation trennen, die während der Kulturrevolution in den 1960er und 1970er Jahren groß geworden ist und keine wirklich gute Ausbildung genossen hat. Die neuen, jüngeren Kader bieten ihm zwei große Vorteile: Sie sind fähige Technokraten und sie sind ihm absolut ergeben. Doch wird Xi diesen Übergang geräuschlos vollziehen können?

In der Geschichte Chinas verliefen Machtwechsel auf höchster Ebene nur zweimal ohne größere Reibungen – unter Xis zwei Vorgängern, Jiang Zemin und Hu Jintao. Zuvor waren Führungswechsel in der Regel mit Gewalt verbunden: Staatsgründer Mao Tse-tung etwa hat seinen designierten Nachfolger Lin Biao mit einem tödlichen Flugzeugabsturz abgeräumt.

Xi muss aufpassen, denn mit seinen Festnahmen hat er sich einen ziemlichen Groll innerhalb der Elite zugezogen. Das ist auch der Grund, warum er gemeinsam mit Putin am liebsten 150 Jahre alt werden und bis an sein Lebensende regieren möchte. ■

img-72.jpeg

»Wie einst Mao Tse-tung strebt Xi den totalen Umbruch an«

FOCUS 34 – 2026

43

FOTOS: AKG-IMAGES/PICTURE ALLIANCE, SHUTTERSTOCK


Wirtschaft

img-73.jpeg

44

FOCUS 34 – 2026

FOTO: WOLFRAM STEINBERG/OPA


»Wir müssen den Menschen das Rauchen abgewöhnen«

Ausgerechnet der Marlboro-Konzern Philip Morris will die Zigarette abschaffen. Deutschland-Chefin Özlem Dikmen erklärt warum – und wie sie dann Geld verdienen will

Text von Julia Groß und Georg Meck, Fotos von Matthias Ziegler

img-74.jpeg

Wann stirbt der Marlboro-Mann? Hoffentlich bald, sagt der Hersteller Philip Morris

Özlem Dikmen verantwortet das Geschäft des Tabakkonzerns in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FOCUS 34 – 2026

45


Wirtschaft

F

Frau Dikmen, warum wollen Sie als Tabakkonzern den Leuten das Rauchen abgewöhnen? Ist mit E-Zigaretten mehr zu verdienen?

Lassen Sie mich unsere Motivation klarstellen: Rauchen ist schädlich. Rauchen schadet der Gesundheit vor allem wegen des Verbrennungsprozesses. Und wenn man die Verbrennung herausnimmt, lassen sich durch Technologie die schädlichen Stoffe im Vergleich zur Zigarette erheblich reduzieren. Das sind Zahlen, Daten, Fakten, und ich bin Ingenieurin: Ohne Verbrennung ist das Produkt weniger schädlich. Deshalb investieren wir seit Jahren viele Milliarden Dollar in die Entwicklung und Vermarktung rauchfreier Alternativen für erwachsene Raucher.

Warum nicht gleich ganz auf Nikotin verzichten? Dann wäre der Gesundheit am meisten gedient...

... Sie haben recht: Natürlich ist ganz aufzuhören mit dem Rauchen die beste Option. Unsere rauchfreien Produkte sind nicht für Menschen gedacht, die aufhören zu rauchen. Da das aber nicht alle schaffen, bieten wir ihnen schadstoffreduzierte Alternativen an.

Die Leute bringen nicht den Willen auf, ganz zu verzichten?

Es gibt die sogenannte Akrasie-Lücke – der griechische Begriff meint Handeln wider besseren Wissen: Man weiß, dass es schädlich ist, und tut es trotzdem. Meine eigene Mutter ist 85, war ewig Raucherin und hat gesagt: „Ich werde nicht aufhören. Ich rauche jeden Morgen auf dem Balkon meine Zigarette zum Kaffee. Ich kenne die Risiken, aber ehe ich aufhöre, werde ich wohl weiterrauchen.“ Ich habe sie am Ende doch zum Umstieg auf unseren Tabakerhitzer gebracht, aber es war nicht leicht.

Sie selbst waren immer so vernünftig, nicht zu rauchen?

Doch, ich habe selbst geraucht – aber nur als Sozialraucherin, beim Ausgehen, wenn es gesellig wurde und Alkohol getrunken wurde. Der Umstieg auf IQOS, also unseren Tabakerhitzer, war persönlich schwierig, weil ich lange Zeit den Geruch von echtem Rauch bevorzugt habe. Inzwischen habe ich mich ganz an den Geschmack einer anderen

Alternative – den der E-Zigarette – gewöhnt und genieße es – dabei bin ich begeisterte Läuferin. Manche Dinge macht man eben aus Vernunft, andere zum Vergnügen. Und die E-Zigarette ist mein Vergnügen.

Jugendliche tun sich auch damit keinen Gefallen. Wie wollen Sie verhindern, dass junge Leute an die Produkte kommen?

In Österreich, wo ich schon länger tätig bin, haben wir gemeinsam mit der staatlichen Monopolverwaltung ein Pilotprojekt umgesetzt: Unsere Produkte werden über den Barcode im Kassensystem blockiert. Der Verkauf ist nur nach Alterskontrolle möglich – entweder per Ausweiskontrolle oder per automatischer Gesichtserkennung, die sicherheitshalber auf über 25 Jahre eingestellt ist. Dieses Pilotprojekt hat 100 Prozent Jugendschutz erreicht. Andere Industrieländer werden dem Beispiel hoffentlich folgen.

Womöglich auch Deutschland?

Ja, das Modell ist auch hier möglich, und daran arbeiten wir. Ich habe bereits Gespräche mit anderen Industrien aufgenommen, die den Zugang für Jugendliche ebenfalls begrenzen wollen, die Alkoholbranche zum Beispiel ist aus nachvollziehbaren Gründen an dem Modell interessiert. Spirituosen gibt es dann nur nach strikter Alterskontrolle, über Ausweis oder Gesichtserkennung.

Damit haben Sie feierwütige Jugendliche schon mal gegen sich.

Das macht nichts. Es geht um die Gesundheit von Minderjährigen.

Wenn E-Zigaretten angeblich so harmlos sind, soll man sie dann auch in der Kneipe benutzen dürfen?

Besser nicht. Man weiß nie, ob Minderjährige, Nichtraucher oder Schwangere anwesend sind. Unsere Studien zeigen zwar, dass erhitzter Tabak einen geringen Effekt auf die Raumluft hat, aber man sollte das Risiko nicht eingehen.

Die Zahl der Zigarettenraucher nimmt freilich wieder zu – allen Kampagnen zum Trotz.

Das wird bisweilen behauptet, ist aber nicht richtig. Wir halten uns an die Zahlen der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demnach gibt es 1,2 Milliarden Raucher weltweit, und diese

Zahl wird sich höchstwahrscheinlich bis 2030 nicht verändern. Das Raucher-Level bleibt gleich. Auch in Deutschland ist die Raucherquote mit rund 30 Prozent seit Jahren gleichbleibend.

Das Ziel von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ist es, bis zum Jahr 2030 mehr als zwei Drittel der globalen Umsätze mit rauchfreien Produkten zu erzielen. Schaffen Sie das?

Ich glaube ja. International sind wir heute schon jenseits von 40 Prozent. In manch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haben wir 75 Prozent überschritten, ich kann sie leider nicht nennen, da wir an der New Yorker Börse gelistet sind. Nur so viel: In Österreich waren wir nicht weit entfernt von dieser Marke. Deutschland ist etwas langsamer, aber wir verfolgen diesen Weg konsequent.

Um den Rückstand aufzuholen, hat Sie die Zentrale in Lausanne, neben Ihrer Verantwortung in Österreich, hierher beordert?

Deutschland ist ein sehr wichtiges Land, und es ist eine Ehre für mich, unser Geschäft auch hier leiten zu dürfen. Ich bin seit 16 Jahren im Unternehmen, war in Osteuropa und zuletzt in Österreich. Ich habe gesehen, wie klare Kommunikation mit Zahlen, Daten und Fakten die Meinungen in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verändern kann.

Haben Sie dafür ein Beispiel?

In Österreich waren tabakfreie Nikotinbeutel und E-Zigaretten lange nicht reguliert. Es gab Online-Verkauf ohne Jugendschutz. Dann haben wir die Gespräche mit der österreichischen Regierung auf Basis von Daten und Marktrealitäten geführt – und auch auf die fehlenden Steuereinnahmen hingewiesen. Jetzt gibt es einen Dreijahres-Steuerplan, tabakfreie Nikotinbeutel sind seit dem 1. Juli 2026 reguliert, E-Zigaretten ebenfalls. Die Produkte werden nur noch in lizenzierten Stellen verkauft, es gibt strenge Kontrollen, keinen Online-Verkauf mehr. All das würde auch in Deutschland helfen.

Hat Philip Morris hierzulande die Iqos-Offensive gebremst: Die Expansion mit eigenen Shops stockt, scheint es, oder öffnen Sie demnächst wieder mehr davon?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40,5

Milliarden US-Dollar betrug zuletzt der Umsatz

300

Milliarden Dollar Börsenwert bringt der Konzern auf die Waage

83 000

Menschen beschäftigt das Unternehmen mit Sitz in Lausanne (CH)

46

FOCUS 34 – 2026


Tabakindustrie

img-75.jpeg

sagen, wie viele davon wir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eröffnen werden. Aber sicher ist: Wir brauchen sie, weil wir dort erwachsene Raucher kontrolliert informieren können.

Was meinen Sie mit kontrolliert?

Wir verkaufen unseren Tabakerhitzer und E-Zigaretten konsequent nur an erwachsene Raucher, die andernfalls weiterrauchen würden. Das ist die erste Frage, wenn sie in den Shop betreten: „Sind Sie Raucher?“ – sonst bekommen sie keine Ware. In Österreich hatten wir einen Fall, in dem eine Frau ein Gerät für ihre Mutter kaufen wollte. Das haben unsere Verkäufer verweigert, weil die Kundin selbst Nicht-Raucherin war, und sie hätte ihre Mutter mitbringen müssen. Daraufhin gab es eine Klage und eine Mediendebatte – aber ich war sehr zufrieden mit unserer Reaktion. Unsere Verkäufer sind so geschult: Sie verkaufen nur an erwachsene Raucher. Wir haben

sonst die Sorge, dass ehemalige Raucher wieder anfangen könnten – und das wollen und brauchen wir nicht. Dieser Austausch von Informationen ist entscheidend, nur werden wir dabei ausgebremst.

Sie werden an der Gesundheitsaufklärung gehindert, wollen Sie sagen? Es ist vergleichbar mit E-Autos: Wenn man über die Vorteile nicht sprechen darf, werden die Leute nie erfahren, warum sie umsteigen sollten auf das alternative Produkt. In unserem Fall ist die Information der Raucher entscheidend, manchmal haben wir dafür die Unterstützung von Regierungen, manchmal ist die Regulierung schwierig, weil Information als Werbung aufgefasst wird.

Deutschland ist besonders stur? Besonders kompliziert. Die Alternativprodukte werden regulatorisch wie steuerlich ans Rauchen geknüpft. Das ist nicht hilfreich. In den USA hat die Gesundheitsauf-

sicht erlaubt, damit zu werben, dass bestimmte Produkte weniger schädlich sind als Zigaretten. Könnte das ein Vorbild für Europa sein?

Das hoffen wir. Ich arbeite seit 2016 für rauchfreie Produkte und kenne die Genehmigungsprozesse in Amerika sehr gut. Wir hatten ein Dossier mit über einer Million Seiten Forschung und klinischen Studien, über 1000 Wissenschaftler arbeiten in unserem Forschungszentrum. 2017 hat PMI nach umfangreicher wissenschaftlicher Prüfung durch die FDA die Zulassung für die Vermarktung unseres erhitzten Tabakprodukts in den USA erhalten. Es gab eine öffentliche Anhörung, bei der unabhängige Wissenschaftler die Daten geprüft haben. Alles sehr transparent – jeder konnte zuschauen.

Folglich sind Sie für eine Aufhebung des Werbeverbots in Deutschland?

Werbung ist das falsche Wort. Wir wollen keine Werbung machen – die Produkte sind schließlich nicht risikofrei. Wir wollen erwachsene Raucher nur gezielt informieren: „Sind Sie Raucher und hören nicht auf? Dann gibt es verschiedene potenziell weniger schädliche Alternativen – E-Zigarette, erhitzter Tabak, Nikotinbeutel, je nach persönlicher Präferenz.“ Die FDA bewertet kontinuierlich unter anderem, ob die von uns bereitgestellten Informationen Raucher zum Umsteigen motiviert oder als Werbung wirkt. Wenn wir auch nur in einem Land etwas machen, das nicht zulässig ist, ist die Genehmigung in den USA gefährdet. Und ob Sie mir es glauben oder nicht: Diese weltweite Kontrolle finde ich gut.

In Deutschland ist der Handel mit Nikotinbeuteln dagegen alles andere als kontrolliert.

Ja, und das ist ein Problem. In Deutschland gab es laut Bundesinstitut für Risikobewertung bereits 2022 um die 1,5 Millionen Nutzer von Nikotinbeuteln. Dem Staat entgehen dabei 400 bis 500 Millionen Euro Steuereinnahmen. Und es ist davon auszugehen, dass diese Zahlen mittlerweile noch angestiegen sind. Wie kann das sein bei illegaler Ware? Es ist juristisch komplizierter. Nikotinbeutel sind falsch kategorisiert als neuartige Lebensmittel ►

»Ich war Sozialraucherin, beim Ausgehen, wenn es gesellig wurde und Alkohol getrunken wurde«

Tabakchefin

Im April 2026 trat Özlem Dikmen als Vorsitzende der Geschäftsführung von Philip Morris Deutschland an

In Istanbul aufwachsen, studierte sie an der Boğaziçi-Universität, seit 16 Jahren arbeitet sie für Philip Morris

Deutsch ist die vierte Sprache der Managerin mit Schweizer und Türkischem Pass

FOCUS 34 – 2026

47


Wirtschaft

Tabakindustrie

– und da Lebensmittel kein zugesetztes Nikotin enthalten dürfen, ist ihre Inverkehrbringung de facto verboten, das Produkt aber nicht gesetzlich als solches. Sie sehen: Es ist rechtlich kompliziert...

...und ein Problem für den Rechtsstaat: Die Politik warnt vor der schädlichen Ware, aber jeder Teenager weiß, wo sie zu kaufen ist – und die Polizei schaut weg.

Der Markt existiert sichtbar, obwohl er regulatorisch nicht klar geregelt ist. Ich war in Berlin und habe die Spätis besucht. Unter dem Ladentisch bekommt man diese Produkte. Ich weiß nicht, woher sie kommen, ob sie von professionellen Unternehmen stammen, wie hoch der Nikotingehalt ist, und damit die Gefahr für die Gesundheit. Wir können davor nicht die Augen verschließen. Für mich als jemand, der Deutschland als Land mit klaren Gesetzen, klarer Regulierung und methodisch-analytisch ausgebildeten Menschen kennt, ist dieses Bild höchst verstörend, das passt nicht zu dem Anspruch Deutschlands an Regulierung und Kontrolle.

Haben Sie das der Politik in Berlin schon mal gesagt?

Ja, wir versuchen, regelmäßig Termine in der Hauptstadt wahrzunehmen, um der Regierung Daten, Zahlen, Fakten zu zeigen.

Mit Erfolg?

Das ist eine andere Frage. Es gibt Politiker, die aufgeschlossen zuhören und offener für Daten und Fakten sind.

Der Drogenbeauftragte der Bundesregierung, Hendrik Streeck, gehört offenbar nicht dazu. Er fühlt sich regelrecht verfolgt von der Tabaklobby. Was sagen Sie zu diesen Vorwürfen?

Das ist sicher nicht mein Verständnis von Interessenvertretung. Für mich geht es darum, Positionen transparent zu vertreten und unterschiedliche Sichtweisen auszutauschen. Gerade bei kontroversen Themen halte ich den Dialog für wichtig. Deshalb würde ich mich auch über ein persönliches Gespräch mit Herrn Streeck freuen.

Beschlossen hat die Regierung eine Erhöhung der Tabaksteuer. Die Packung Zigaretten kostet womöglich bald 12 Euro. Ist das in

Gute Aktie, böse Zigarette

Philip Morris

img-76.jpeg

Die Aktionäre des Tabakkonzerns sind glücklich: Der Kurs zeigt steil bergauf Quellen: Onvista

Pro-Kopf-Verbrauch von Zigaretten in Deutschland in Stück

img-77.jpeg

Die Deutschen rauchen tendenziell weniger, zuletzt allerdings ging der Verbrauch leicht nach oben. Quelle: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Ihrem Sinne?

Wir stellen uns nicht grundsätzlich gegen höhere Steuern. Aber sie sollten planbar, schrittweise und verhältnismäßig erfolgen. Die Erfahrung lehrt: Steigen die Preise für Zigaretten zu steil, blüht der Schwarzmarkt. Dazu kommt: Deutschland ist ja keine Insel. 17 Prozent des Zigarettenvolumens stammen bereits heute aus dem Ausland. Frankreich zeigt, wohin dies führen kann: Etwa jede zweite Zigarette dort ist illegal. Das wiederum bringt im Schlepptau Organisierte Kriminalität, Drogenhandel, Probleme bei Sicherheit und Jugendschutz mit sich. Bei erhitztem Tabak kommen sogar 34 Prozent des Volumens von außen – aus Polen, Tschechien, Österreich. Solche Entwicklungen sieht man bereits jetzt in Teilen Ostdeutschlands: Bis zu 90 Prozent der Sticks für erhitzten Tabak werden in einzelnen PLZ-Gebieten in Polen ein-

eingekauft, weil sie dort aufgrund der niedrigen Steuer günstiger sind. Selbst in Berlin werden je nach PLZ-Gebiet von 43 bis 57 Prozent der Sticks im Ausland erworben.

Schweden gilt als Vorbild im Kampf gegen das Rauchen, Nikotin in anderer Form wird dort trotzdem in rauen Mengen konsumiert.

Was ist damit gewonnen?

In Schweden liegt die Raucherquote bei nur rund 5 Prozent. Die Menschen sind bereit und steigen weiterhin auf orale Nikotinprodukte um, die dort seit Jahrzehnten weit verbreitet sind. Die Statistik zeigt: Zigaretten gehen runter, orale Nikotinprodukte hoch. Mit höchst erfreulichem Ergebnis: Schwedens Lungenkrebsrate ist die niedrigste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Wenn die Raucherbevölkerung auf rauchfreie Produkte umsteigt, entfallen für sie die krebserregenden toxischen Schadstoffe aus der Verbrennung. Die neuen Produkte enthalten zwar Nikotin und machen süchtig – wir sagen nicht, sie seien gesund. Sie geben aber weniger Schadstoffe ab. Lassen Sie mich die amerikanischen Gesundheitsbehörden zu bestimmten ZYN-Produkten, also unseren tabakfreien Nikotinbeuteln, zitieren: „Der Konsum von Zyn anstelle von Zigaretten senkt das Risiko für Mundhöhlenkrebs, Herzerkrankungen, Lungenkrebs, Schlaganfall, Emphysem und chronische Bronchitis.“ Wohlgemerkt, das sage nicht ich, Özlem, das sagt die FDA. Deswegen: Wir müssen den Menschen das Rauchen abgewöhnen.

Werden wir den Tag erleben, an dem die letzte traditionelle Zigarette angezündet wird, und sei es eine Marlboro aus Ihrem Haus?

Ich hoffe sehr, dass es diesen Tag geben wird, auch wenn die Zahlen das leider nicht zeigen. Ich hoffe trotzdem, dass es schneller kommen wird, als wir heute glauben. ■

img-78.jpeg

Julia Gross und Georg Meck, beide Nichtraucher, haben das erste Interview mit der neuen Deutschland-Chefin von Philip Morris geführt.

»Steigen die Preise für Zigaretten zu steil, blüht der Schwarzmarkt«

48

FOCUS 34 – 2026


THE MONEY

ROHSTOFF

BÖRSENBRIEF

Johannes Heinritzi ROHSTOFF-EXPERTE VON FOCUS MONEY

img-79.jpeg

THE MONEY ROHSTOFF BÖRSENBRIEF

JETZT FÜR 1€* TESTEN!

INHALTE im monatlichen Börsenbrief

Marktanalyse zu Edelmetallen & Rohstoffen

Anlageideen mit Top-Renditechancen

Insights aus dem globalen Bergbausektor

Empfehlungs-Update

INHALT

Schwieriger Markt: Achterbahnfahrt bei den Edelmetallpreisen. Aber die Goldminen überzeugen mit starken Zahlen. Seite 2

Anglo American: Der britische Bergbaukonzern bereitet sich für die Fusion mit Teck vor. Seite 4

Hot Stock U.S. Gold: Der Aufbau der CK-Goldmine in Wyoming nimmt Fahrt auf. Die 100-Prozent-Chance. Seite 6

Blue Lagoon: Vor Ort konnten wir uns von der Lage und Ausstattung der neuen Goldmine überzeugen. Seite 7

Rückblick – Arizona Gold & Silver: 89 Prozent Kursplus in sieben Monaten. Seite 10

Silberaktien: starker Hebel auf den Silberpreis Seite 11

Letzte Seite: Rick Rule über Minerinvestments. Seite 13

HIER SCANNEN

img-80.jpeg

focusplus.de/ boersenbrief-rohstoff

*Alle Preise inkl. MwSt. Den ersten Monat für 1 €, danach 79€ / Monat. Jederzeit zum Ende der jeweiligen Abrechnungsperiode kündbar. Angebot nur für Neukunden.


Wirtschaft

img-81.jpeg

Speicherchips von FMC könnten den Energiebedarf von Datenzentren stark senken

A

Preis der Freiheit

Ein Start-up aus Sachsen will eine deutsche Fabrik für Chips bauen, die erste seit 17 Jahren. Klappt das mit der Unabhängigkeit? Es braucht die Politik

Text von Peter Steinkirchner

Als Raj Jammy vor Kurzem das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nahe Chicago besucht, konnte er den Bedarf für seine Ware aus der Nähe erspüren. Im ältesten Atomforschungslabor der USA, einer der renommiertest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der Welt, stehen einige der leistungsfähigsten Supercomputer der Erde. Doch just diese Hochleistungsrechner bereiten den

Forschern Probleme. Speicherbausteine fallen aus, Chips versagen, Daten gehen verloren. Dazu verschlingen die Anlagen sehr viel Energie – all das bremst die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 Das muss besser werden.

Ein Retter ist gefragt. Jemand wie Jammy. Der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der Dresdner Ferroelectric Memory Company (FMC) beschäf-

tigt sich seit Jahrzehnten mit Speichertechnologien. Während ihm US-Wissenschaftler ihre Probleme schildern, denkt der Halbleiterexperte an eine Lösung aus Deutschland. Aus Sachsen.

Über Prozessoren wird viel geredet. Der US-Konzern Nvidia ist zum wertvollsten Unternehmen der Welt aufgestiegen, weil seine Grafikchips die KI-Revolution antreiben. Mindestens ebenso wichtig sind jedoch Speicherchips. Ohne sie funktioniert kein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ein Smartphone, kein Auto, kein Rechenzentrum. Ausgerechnet hier besitzt Europa praktisch keine eigene Industrie mehr.

Seit der Insolvenz des Münchener Speicherherstellers Qimonda im Jahr 2009 beherrschen Samsung Electronics, SK Hynix und Micron Technology den Weltmarkt. Zwei Unternehmen aus Südkorea, eines aus den USA. Gleichzeitig investiert China Milliarden in den Aufbau eigener Hersteller.

Europa dagegen ist abhängig. Dabei zählen Speicherchips heute zur kritischen Infrastruktur. Wer sie kontrolliert, beherrscht große Teile der digitalen Wirtschaft – von KI über Cloud-Dienste bis hin zu Verteidigungstechnologien. Dass Deutschland nun wieder eine Chance bekommt, in dieses Rennen einzusteigen, ist fast schon eine Ironie der Industriegeschichte. Denn FMC baut auf einer Entdeckung auf, die einst bei Qimonda gemacht wurde – jenem Infineon-Ableger, dessen Insolvenz Europas Speicherindustrie vor mehr als 15 Jahren praktisch auslöschte.

Qimondas Forscher hatten entdeckt, dass sich Hafniumoxid – ein Material, das seit Jahren in Halbleiterfabriken eingesetzt wird – unter bestimmten Bedingungen ferroelektrisch verhält. Als hauchdünne Schicht auf Siliziumchips eröffnet es völlig neue Möglichkeiten für Speicher. Doch jahrelang blieb dieses Potenzial ungenutzt.

Erst FMC entwickelte daraus eine marktreife Technologie. Um zu verstehen, warum FMC Hoffnungen weckt, reicht ein Blick auf das Grundproblem. Praktisch alle Computer arbeiten mit zwei Speicherarten. Der extrem schnelle

FOTO: NOAH BERGER/REUTERS

50

FOCUS 34 – 2026


High-Tech

Arbeitsspeicher DRAM hält Daten nur so lange fest, wie Strom fließt. Wird der Rechner ausgeschaltet, sind sie gelöscht. Daneben wirkt der langsamere Flash-Speicher, der Informationen dauerhaft speichert. Rechenzentren benötigen aktuell beide Speicher. Daten müssen ständig zwischen ihnen hin- und herkopiert werden. Dieser permanente Transfer kostet viel Energie und begrenzt die Leistungsfähigkeit moderner Systeme.

Knackpunkt Landtagswahl

Auftritt FMC: Die Dresdner haben mit DRAM+ einen Speicher entwickelt, der nach eigener Darstellung fast so schnell arbeitet wie ein klassischer Arbeitsspeicher, Informationen aber auch ohne Strom behält – er ist nicht volatil, nicht flüchtig.

Nun muss FMC – und das ist das eigentliche Kunststück – aus dem Forschungserfolg Chips machen, die sich in hoher Qualität, zu wettbewerbsfähigen Kosten und in großen Stückzahlen produzieren lassen. Gelingt das, hätte dies weitreichende Folgen: Rechenzentren würden dank der Sparchips deutlich weniger Energie verbrauchen. Daten müssen nicht ständig zwischen verschiedenen Speichertypen verschoben werden. Anwendungen würden schneller reagieren, Systeme robuster laufen.

Mindestens ebenso wichtig: Die Chips können in bestehenden Chipfabriken gefertigt werden. „Wir nutzen Materialien, die sehr fabfreundlich sind“, sagt CTO Jammy. „Was wir hier machen, kann praktisch eins zu eins in einer Halbleiterfabrik eingesetzt werden.“

Technologien allein reichen allerdings nicht. Thomas Rückes weiß das besser als viele andere. Der FMC-Vorstandschef studierte in Harvard, arbeitete viele Jahre in den USA in der Halbleiter-Industrie, kehrte aber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 „Nun bin ich auf einer Mission, um das Silicon Valley nach Deutschland zu holen.“

Für FMC hat er eine Art All-Star-Team zusammengestellt, das eher an einen internationalen Halbleiterkonzern erinnert als an ein deutsches Start-up. Jammy etwa zählt zu den renommiertesten Speicher-

100

Menschen arbeiten für FMC in Dresden; für die geplante Fabrik dürften um die 1000 weitere hinzukommen

experten der Branche. Produktionsvorstand Norm Armour bringt jahrzehntelange Erfahrung beim Aufbau von Chipfabriken mit. Hinzu kommen frühere Führungskräfte von Hewlett-Packard und weitere Spezialisten. Als Berater gewann FMC zuletzt sogar den langjährigen Infineon-Chef Reinhard Ploss. Mit ihrer Hilfe soll ein veritabler neuer Halbleiterkonzern entstehen.

Aktuell arbeitet FMC nach dem „Fabless“-Modell; entwickelt wird in Deutschland, produziert bei Auftragsfertigern in Asien. Die ersten Wafer entstehen bereits dort: „Im zweiten Halbjahr werden wir voraussichtlich das erste fertige Produkt in den Händen halten“, sagt Fertigungschef Armour. „Prototypen, anhand derer wir testen und sie für die Großproduktion qualifizieren können.“ Die Markteinführung könnte 2027 folgen. Ein großer europäischer Automobilzulieferer, heißt es, zählt bereits zu den ersten Kunden. Parallel laufen Gespräche mit den Betreibern großer KI-Rechenzentren. Auch die Auftragsfertiger in Fernost seien sehr interessiert. „Die Foundries wollen, dass unsere Technologie erfolgreich wird“, sagt Armour. „Sie verbessert auch ihre Margen, weil unsere Chips höhere Preise erzielen können als herkömmliche Speicherchips.“

Der zweite Teil von Rückes' Strategie ist noch ehrgeiziger. FMC will eine eigene Speicherchipfabrik bauen. Der Wunschstandort liegt nahe Magdeburg im Hightech-Park Sülzetal, zu dem auch der Eulenberg gehört – jenes Gelände, auf dem ursprünglich Intel seine 30 Milliarden Euro teure Fabrik errichten wollte. Das Areal ist erschlossen; Strom-, Wasser- und Datenanschlüsse liegen bereit. Hier sieht Rückes die Zukunft: „Das ist der beste Standort in Deutschland für ein solch großes Projekt.“ Rund drei Milliarden Euro soll der Fab-Bau kosten. Dort will Rückes neben FMCs DRAM+-Speichern auch klassische Speicherchips produzieren. Das soll die Auslastung sichern. Und FMC helfen, politisch zu punkten. Schließlich könnte das Projekt helfen, Europas Industrie unabhän-

giger zu machen von asiatischen Lieferketten. „Near-shoring ist das Stichwort der Stunde“, sagt Rückes. „Unternehmen in Europa brauchen Speicherchips, und sie wollen sie in ihrer Nähe produziert sehen.“

Noch hängt der Bau allerdings in der Schwebe. FMC hat 1,3 Milliarden Euro staatliche Förderung beantragt. Im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heißt es, das Vorhaben sei „grundsätzlich für eine Förderung ausgewählt worden“. Ob die Voraussetzungen erfüllt sind, werde derzeit geprüft.

Und dann kommt auch noch die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Anfang September. Der Bau der Fabrik nahe Magdeburg entscheidet sich zwar nicht an den Wahlurnen allein. Ausschlaggebend sind Förderzusagen von Bund und EU. Dennoch könnte die Wahl richtungsweisend wirken: Das Land ist Partner des Projekts, entwickelt den Hightech-Park weiter und muss den politischen Rückhalt für eine der größten Industrieinvestitionen Ostdeutschlands sichern.

FMC könnte so zum mehrfachen Testfall werden – nicht nur dafür, ob Deutschland wieder Speicherchips bauen kann. Sondern auch dafür, ob Investoren einer möglichen AfD-geführten Landesregierung trauen. Und schließlich, ob Europa wirklich bereit ist, seine Souveränität mit Milliarden Euro zu stärken.

Immerhin eröffnet sich erstmals seit dem Ende von Qimonda die Chance, dass Europa in einem der wichtigsten Technologiefelder nicht länger nur Zuschauer bleibt. „Aktuell öffnet sich für uns ein Zeitfenster von vielleicht einem Jahrzehnt“, sagt Rückes. „Wir können den Umsatz mit dem Speichergeschäft auf Milliardenhöhe treiben.“

Als Raj Jammy das amerikanische Forschungslabor wieder verließ, dürfte ihm klar gewesen sein: Die Probleme der dortigen Supercomputer sind nur ein Symptom. Im Kern geht es um eine weit größere Frage: Wer beherrscht künftig die Schlüsseltechnologien der digitalen Welt?

Eine Antwort darauf könnte künftig nicht mehr ausschließlich in Kalifornien, Seoul oder Shenzhen liegen. Sondern in Dresden. ■

img-82.jpeg

»Unsere Mission: Wir holen das Silicon Valley nach Deutschland«

FMC-Vorstandschef Thomas Rückes

FOCUS 34 – 2026

51


Wirtschaft

img-83.jpeg

Immobilien als Sehnsuchtsobjekt: Häuserverlosungen gibt es in Deutschland erst seit dem Jahr 2024

Das Traumhaus-Geschäft

Lose statt Immobilienkredit: Die Traumhausverlosung macht aus der Sehnsucht nach dem Eigenheim ein Glücksspiel. Wen das Modell anzieht und warum es Kritiker auf den Plan ruft. Einblicke in ein bizarres neues Gewerbe

52

FOCUS 34 – 2026

FOTO: TRAUMHAUSVERLOSUNG


Lotterie

Wer auf Social Media unterwegs ist, dem könnte dieses Haus bekannt vorkommen: weiße Fassade, Reetdach, Terrasse. Lage: Amrum. Wert: 1,9 Millionen Euro. Verkauf wird diese Immobilie nicht. Interessierte brauchen stattdessen mindestens zehn Euro für ein Paket von 16 Losen – und sehr viel Glück. Hinter den Anzeigen steckt die Traumhausverlosung, eine sogenannte Soziallotterie, die aus Immobilien ein Glücksspielprodukt macht. Das Geschäft wächst, denn es setzt auf den Traum vom Eigenheim, der für immer mehr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unerreichbar scheint. Was also hat es mit der Traumhausverlosung wirklich auf sich?

Ein Bürokomplex im Norden Hamburgs, keine Reetdächer, keine Nordseeidylle. Schon ein Blick auf das Klingelschild zeigt, dass sich hinter der Traumhausverlosung kein romantisches Inselprojekt verbirgt, sondern ein wirtschaftlich klar angedocktes Geschäft. Die Soziallotterie wird von der Dreamify gGmbH veranstaltet, einem gemeinnützigen Unternehmen. Den Vertrieb übernimmt Lotto24. Beide sind an den börsennotierten Konzern Zeal angebunden, den größten deutschen Online-Anbieter für Lotterieprodukte.

Geschäftsführerin Luisa Haxel, tiefblau gekleidet und gut gelaunt, empfängt zum Gespräch. Die 36-Jährige gründete 2019 das Maklerunternehmen Evernest, bevor sie diesen März zur Traumhausverlosung wechselte. Es habe sie gereizt, auf dem Glücksspielmarkt ein neues Produkt aufzubauen, das zugleich an ihre unternehmerischen Wurzeln anknüpfe.

Doch auch, wenn die Traumhausverlosung Häuser ankauft, prüft und vermarktet, sieht Haxel sich nicht mehr als Teil der Immobilienbranche. „Die Traumhausverlosung ist keine Alternative für einen Häuserwerb. Wir ordnen uns sehr klar der Träumeindustrie zu“, betont sie. Wie sehr bei Dreamify tatsächlich der „Dream“ im Vordergrund steht, zeigt schon die eigene Vermarktung. Auf der Website stellt sich das Team vor. Hier arbeitet man nicht im Kundenservice, sondern als „Happiness Specialist“. Man ist nicht Maklerin, sondern „Traumhaus-Expertin“.

Dass Marketing von Anfang an eine tragende Rolle im Aufbau des Geschäfts gespielt hat, überrascht nicht. Erst seit zwei Jahren verlost die Soziallotterie Immobilien – als erster Anbieter Deutschlands. Entsprechend groß war die Skep-

img-84.jpeg

»Wir ordnen uns sehr klar der Träumeindustrie zu, nicht der Immobilienindustrie«

Luisa Haxel, Chefin der Traumhausverlosung

Der Glücksspielmarkt

1,3

Millionen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gelten als süchtig nach Glücksspiel. Weitere 3,1 Millionen weisen problematischen Verhalten beim Glücksspiel auf

36

Prozent der 16 bis 70-Jährigen in Deutschland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12 Monaten mindestens ein Glücksspiel gespielt, davon mehr Männer als Frauen

121,8

Millionen Euro Umsatz machte Zeal, der deutsche Anbieter für Lotterieprodukte,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 der bisher höchste in der Unternehmensgeschichte

sis. In den Suchvorschlägen rund um die Traumhausverlosung taucht der Zusatz „seriös“ auf. Wer Häuser im Millionenwert verlost, muss zunächst ein Vertrauensproblem lösen. Haxel sagt, man habe früh das Team gezeigt, echte Häuser und echte Gewinner. Hinzu kommen Charity-Partner, Gewinnervideos und der Verweis auf Regulierung.

Die Traumhausverlosung läuft als Soziallotterie unter Aufsicht der Gemeinsamen Glücksspielbehörde der Länder (GGL), ist also staatlich lizenziert. Die Vorgaben sind streng. So muss jede Ziehung notariell begleitet werden, die Häuser dürfen maximal drei Millionen Euro wert sein. Es muss immer einen Gewinner geben, egal wie viele Lose verkauft wurden. Und auch die Kostenstruktur ist klar vorgegeben.

Veranstalter Dreamify darf mit der Verlosung keine Gewinne machen. 30 Prozent der Erlöse gehen an Charity-Partner wie die Deutsche Herzstiftung, die Deutsche Krebshilfe oder die Sporthilfe. Rund ein weiteres Drittel wird für die Gewinne aufgewendet, der Rest für betriebliche Kosten und Steuern. Dass Dreamify als gemeinnützige Veranstalterin selbst keine Gewinne macht, bedeutet nicht, dass rund um das Produkt keine kommerzielle Infrastruktur steht. Vertrieb, Marketing und auch Leistungen wie Legal und Finance sind an den Zeal-Konzern angebunden.

Mehr Häuser, mehr Wachstum

Wie wächst ein junges Geschäftsmodell in einem streng regulierten Markt? Die Zahl der verkauften Lose lag bei den jüngsten Verlosungen jeweils in einer ähnlichen Größenordnung zwischen 15,5 und 17,5 Millionen. Das Wachstum ergibt sich durch die immer kürzer werdende Taktung der Ziehungen. „Es ist unser klares Ziel, die Häuserfrequenz zu erhöhen“, sagt Haxel. Zunächst wurden die Immobilien in Abständen von rund 100 Tagen verlost, dann sank die Ziehungsdauer auf etwa 80 Tage. Bei der jüngsten Verlosung lag sie nur noch bei 63 Tagen.

Während der Ziehphase erfahren Teilnehmerinnen und Teilnehmer nicht, wie ihre Chancen stehen. Das kommuniziert die Traumhausverlosung erst im Nachhinein. So lag etwa die Gewinnwahrscheinlichkeit für das Haus an der Nordsee, das Ende Juni verlost wurde, bei eins zu 975 514 für ein Paket mit 16 Losen. Das ist der Mindesteinsatz. Teilnehmer können auch monatliche Abos zwischen je zehn bis 30 Euro abschließen. ►

FOTO: BETTINA THEUERKAUFF FÜR FOCUS-MAGAZIN

FOCUS 34 – 2026

53


Wirtschaft

Lotterie

img-85.jpeg

Es gibt zwar immer einen Gewinner, statistisch ist die Chance trotzdem sehr gering

img-86.jpeg

img-87.jpeg

Auch wenn die Traumhausverlosung den sozialen Aspekt ihres Modells betont, bleibt sie ein Glücksspiel. Auf das Suchtpotenzial weisen die Anzeigen zwar hin, allerdings eher unauffällig. In das Gute-Laune-Marketing des Unternehmens passt dieser Aspekt kaum. „Soziallotterien haben wenig bis kein Suchtpotenzial“, sagt Haxel.

Kritischer sieht das Simone Bueb von der Verbraucherzentrale Bayern. „Verbraucher müssen sich immer vor Augen halten, dass das Glücksspiel ist, hier Suchtgefahr besteht und die Gewinnchancen gering sind“, sagt sie. Besonders Abo-Modelle sind ihr ein Dorn im Auge. Bueb sieht die Gefahr, dass Teilnehmer mehr Geld ins Glücksspiel investieren, als sie ursprünglich wollten. „Die Kosten sollten also sehr genau gecheckt und auch die Teilnahmebedingungen, die Kündigungsmöglichkeit und die AGB geprüft werden“, sagt sie.

Gegen diese Kritik hält Haxel, das Abo sei „super transparent“: Man könne jederzeit kündigen, Fristen gebe es nicht. Zur Verteilung zwischen Einzelkäufen und Abo-Modellen macht das Unternehmen grundsätzlich keine Angaben. Für das Geschäftsmodell dürfte es trotzdem von zentraler Bedeutung sein, dass Kundinnen und Kunden wiederkehren. Im Halbjahresbericht verweist der Mutterkonzern Zeal auf die bislang höchste „customer retention rate“. Gemeint ist damit der Anteil derjenigen, die nach einer Teilnahme auch für eine folgende Ziehung erneut Lose kaufen. Bei den vergangenen drei Verlosungen verzeichnete das Unternehmen jeweils über 300 000 aktive monatliche Nutzer. Was hält diese Menschen?

Lotterien haben schon immer an die Emotionen der Menschen appelliert. Die Traumhausverlosung treibt diese Logik noch weiter. Haxel beschreibt die Häuser selbst als „Erlebnis“: mal mit Pilates-Gerät, mal mit Kräutergarten. Der Gewinn wird auch als Lebensstil verkauft – und gezielt für eine jüngere Zielgruppe inszeniert. Klassische Lotterieprodukte sprechen eher ältere und männlichere Zielgruppen an. „Bei uns ist das Verhältnis von Männern und Frauen sehr ausgeglichen. Außerdem sind unsere Teilnehmer eher jünger, oft um die 30“, sagt Haxel.

Warum der Vermarktung Jüngere anspricht

Genau in dieser Altersparte hat sich beim Thema Immobilienkauf bei vielen Resignation breitgemacht. Laut dem Erschwinglichkeitsbarometer der Landesbausparkassen verfügen nur knapp sechs Prozent der jungen Mieterhaushalte – 30- bis 44-Jährige – über genug Ersparnisse, um die üblichen Anforderungen der Kreditinstitute für die Finanzierung einer Immobilie zu erfüllen. Die Wohnsoziologin Christine Hannemann sieht genau darin den Nährboden für dieses neue Geschäftsmodell. Es entstehe „ein eigener Markt für die Hoffnung auf Wohneigentum“, sagt sie. Wer sich eine Immobilie auf normalem Weg nicht leisten könne, könne sich immerhin das Los leisten.

Haxel wiederum argumentiert: „Dass viele Menschen sich mittlerweile leider keine Häuser mehr leisten können, hat ganz andere Gründe. Die liegen beim Immobilienmarkt. Das sind alles Themen, die ich als Lotterieanbieter nicht lösen kann.“

Es sei nicht so, dass die Menschen als Reaktion darauf, dass sie sich kein Haus leisten könnten, Lotto spielen würden. „Das Traumhaus ist zum Träumen da“, sagt die Geschäftsführerin.

Soziologin Hannemann bemängelt zudem, dass die Vermarktung des Traumhauses einen entscheidenden Punkt ausblendet: Wohneigentum bedeutet nicht nur Sicherheit, sondern auch Arbeit und laufende Kosten. Gerade Häuser in Ferienregionen oder Randlagen seien oft teuer im Betrieb. Die Traumhausverlosung verweist dagegen darauf, dass genau dieses Problem mitgedacht werde. Nach Unternehmensangaben gibt es zu jedem Haus einen zusätzlichen Cash-Betrag. Beim aktuellen Objekt auf Amrum sind das 50 000 Euro. Haxel sagt, diese Summen seien so kalkuliert, dass Gewinner die laufenden Kosten eines Hauses fünf bis zehn Jahre tragen könnten. Die bisherigen acht Gewinner gehen unterschiedlich mit ihren Immobilien um. Es steht ihnen frei, ob sie in den Häusern wohnen, sie vermieten oder verkaufen wollen.

Noch ist der Markt für Hausverlosungen in Deutschland überschaubar, aber er wächst. Seit 2025 ist mit Omaze auch ein US-Anbieter hierzulande aktiv, ebenfalls als staatlich lizenzierte Soziallotterie. Neben Häusern im Millionenwert werden dort auch Penthouses verlost.

Für die Traumhausverlosung ist das ein Signal, dass aus dem Nischenprodukt ein Markt werden kann. Zeal denkt derweil längst über Deutschland hinaus und ist über eine Übernahme bereits in den britischen Markt für Haus- und Autoverlosungen eingestiegen. Weitere Länder könnten folgen.

Das Geschäftsmodell legt offen, welche Zutaten es heute braucht, um ein neues Produkt groß zu machen: hohe Sichtbarkeit in sozialen Medien, starke Emotionalisierung und ein Versprechen, das größer ist als der Einsatz. Ein illegales oder ungeregeltes Angebot ist die Traumhausverlosung nicht. Am Ende bleibt die Rechnung trotzdem einfach: Es kann nur einen Gewinner geben – und viele, viele, die weiterzahlen und weiter hoffen. „Leute träumen gerne, Leute spielen gerne. Deshalb ist dieses Modell relativ krisenresistent“, fasst Luisa Haxel zusammen. ■

Lara Wernig bekommt seit Beginn ihrer Recherche zu den Hausverlosungen ständig Werbung dazu auf Social Media angezeigt und fragt sich, wie lange das so bleiben wird.

FOTOS: TRAUMHAUSVERLOSUNG

54

FOCUS 34 – 2026


Krankenversicherungen

Wirtschaft

So finden sie eine stabile Krankenversicherung

Das Gesundheitssystem wird immer teurer – das macht auch Privatpatienten zu schaffen. Wo sind am ehesten stabile Beiträge zu erwarten? Ein Überblick von Werner Müller

Nicht nur die gesetzliche Krankenversicherung, auch die privaten Kassen leiden untern den steigenden Ausgaben im Gesundheitswesen. Sie spüren mit voller Wucht, wie das System aus dem Ruder läuft. Auf Zuschüsse aus dem Steuersäckel, wie die gesetzlichen Kassen, dürfen sie nicht hoffen. Die Versicherten müssen am Ende die höheren Kosten selbst abdecken. Viele Versicherungen erhöhten ihre Beiträge dieses Jahr deshalb deutlich. Umso wichtiger ist es, auf langfristig moderat steigende Tarife zu setzen. Zusammen mit dem Analysehaus Morgen & Morgen (M&M) hat FOCUS MONEY die Beitragsstabilität der Anbieter untersucht. Sie ist „zunehmend ein Differenzierungsmerkmal im Wettbewerb“, sagt Iris Portugall, Spezialistin für Ratings und Aktuarin bei M&M. „Es gibt weiterhin zahlreiche Tarife mit sehr stabilen Beitragsverläufen, gleichzeitig sinkt jedoch die Zahl der Spitzenbewertungen.“ Die Tabelle zeigt einen Auszug der Studie. ■

img-88.jpeg

Die Kosten für die Gesundheit laufen aus dem Ruder. Da hilft nur eine genaue Analyse der Kassen

Gesellschaft Tarife Gesamtbeitrag in Euro Selbstbehalt in Euro Zahnersatz in Prozent Bewertung Beitragsstabilität
Premiumtarife Einzelzimmer
Arag MB300, PVN (800) 633,47 300 90 ★★★★★
Concordia AV1, SV1, ZV1, VV PLUS, PVN 826,01 0 80 ★★★★★
Württembergische Ambulant Premium Hausarzt 480 SB, Stationär Premium, Zahn Premium, PVN 713,60 480 90 ★★★★★
Ottonova FC100-10, PVN 605,45 max. 500 90 ★★★★★
SDK AM11, S1, Z9, PVN (PPN) 850,61 max. 240 90 ★★★★★
Komforttarife Zweibettzimmer
Hallesche Primo.Bonus Z plus, PVN 539,67 0 75 ★★★★★
Concordia AV1, SV2, ZV1, VV PLUS, PVN 798,56 0 80 ★★★★★
Ottonova FC100-10Z, PVN 593,79 max. 500 90 ★★★★★
Alte Oldenburger A 106, K 20, Z 100/80, PVN 736,52 500 80 ★★★★★
LVM A 300, S 2, Z 100/80, PVN 736,62 300 80 ★★★★
Standardtarife Mehrbettzimmer
Hallesche Primo.Bonus Z, PVN 451,85 0 75 ★★★★★
Signal Iduna START-PLUS, PVN 409,43 480 70 ★★★★★
Concordia AV1, SV3, ZV1, VV PLUS, PVN 765,81 0 80 ★★★★★
SDK AM11, S3, Z9, PVN (PPN) 782,56 max. 240 90 ★★★★
Alte Oldenburger A 106, K 30, Z 100/80, PVN 713,45 500 80 ★★★★

Quelle: FOCUS MONEY, Morgen&Morgen

FOCUS 34 – 2026

55

FOTO: IMAGO IMAGES


Wissen

Die lange Durststrecke

Flüsse trocknen aus, Felder verdorren, Städte erlassen strenge Verbote – in Teilen Deutschlands herrscht in diesem Sommer massiver Wassermangel. Was droht, wenn unsere wichtigste Ressource knapp wird

Text von Alina Reichardt und Julius Reinmuth

56

FOCUS 34 – 2026


img-89.jpeg

Am Münchner Marienplatz sprudelt das Wasser noch. Im Juli erließ die Stadt als erste Metropole strenge Spar- maßnahmen. Rasensprengen oder privates Autowaschen sind vorübergehend verboten

FOTO: WOLFGANG MARIN, GUTSCH, SCHULZMANN

57


Wissen

F

Der Rhein (hier bei Düsseldorf) hat einen historischen Tiefstand erreicht. Bald schon könnte er nicht mehr durchgängig befahrbar sein

Feldfrüchte vertrocknen. Futter für Tiere wird bereits knapp. Baden-Württemberg hat für seine Biobetriebe den Katastrophenfall ausgerufen

Wasserabfüllung in der Fabrik der Firmen Red Bull und Rauch im brandenburgischen Baruth. Das Dorf wehrt sich gegen die Konkurrenz ums Wasser

Ein Vogel zwitschert im nahen Laubwald. In der Ferne rauscht es auf der A3. Neben einem braun gebrannten Feld steht einsam ein grünes Wellblechhaus. Die Adresse ist geheim. Keine App zeigt sie an, in keiner Websuche taucht sie auf. Den genauen Standort kennt nur eine kleine Gruppe: die Wassermeister der Ratinger Stadtwerke.

Wie ein Bullauge ragt vor dem Haus eine breite Luke aus dem Boden. Was darunter durch hundert Meter lange Rohre nach oben rauscht, ist die Lebensgrundlage einer ganzen Stadt. Das Wasser, das die Menschen hier am Rande des Bergischen Lands täglich trinken, mit dem sie sich duschen, ihr Essen kochen: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Diese Verantwortung wiegt manchmal schwer“, sagt der leitende Mitarbeiter Frank Kluitmann. 1,5 Millionen Kubikmeter dürfen die Stadtwerke hier pro Jahr aus dem Grundwasser zapfen, 130 pro Stunde, etwa 650 Badewannen. Der kleine Brunnen ist Teil eines Netzes, das 60 000 Menschen versorgt.

Im Vergleich zur nahe gelegenen Metropole Düsseldorf klingt das bescheiden. Vom System des dort fließenden Rheins sind 30 Millio-

nen abhängig. Und Deutschlands wichtigste Wasserstraße hat derzeit kaum noch Wasser. Wie bei Elbe und Donau liegt der Pegel des Flusses auf einem Rekordtief. Immer weniger Schiffe schaffen es durch sein Becken. Hitze und Trockenheit setzen der gesamten Region zu.

Auch in Ratingen steht es in diesem Sommer unter Strafe, Wasser aus Seen, Bächen und Teichen zu schöpfen. Die Stadt gehört zu einem der mittlerweile mehr als 60 Kreise in ganz Deutschland (s. S. 65), die per Verordnung die Nutzung von Wasser einschränken. Anders als viele seiner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musste Frank Kluitmann den Ratingern bislang immerhin nicht verbieten, den Garten zu gießen oder zu bestimmten Zeiten zu duschen. Noch.

Längst ist Wassermangel nicht mehr nur ein Problem des globalen Südens. Deutschland steckt mitten in der Krise. Viele Wasserversorger bezweifeln, dass sie uns Trinkwasser künftig noch zuverlässig liefern können. Erste Gemeinden müssen die Menschen bereits per Tankwagen versorgen. Ausgetrocknete Flüsse verursachen in der Binnenschifffahrt Millionenschäden. Auf den Feldern verdorren Getreide und Gemüse. Kleine Gemeinden müssen mit Konzernen um ihr Grundwasser ringen. Im September werden Bund und Länder wohl erstmals Regeln vorschlagen, die klären sollen, wer Vorrang hat, wenn unsere wichtigste Ressource knapp wird.

Meeresrauschen im Hightech-WC

Denn Wasser ist für uns überlebenswichtig. Ohne sterben wir nach wenigen Tagen. Es steckt in jeder Zelle unseres Körpers, in jedem Organ, selbst in unseren Knochen (s. S. 61). Wasser löst Nährstoffe aus unserem Essen und transportiert sie durch den Körper. Es reguliert unsere Temperatur, hält die Gelenke geschmeidig und liefert uns wichtige Mineralstoffe.

Unser Blutplasma besteht zu 90 Prozent aus Wasser. Hunderte Male am Tag rauscht es durch unsere Nieren, die so etwa 1700 Liter Blut am Tag reinigen. Die Abfallstoffe verlassen uns mit dem Urin. Wir verlieren fast einen halben Liter

Flüssigkeit beim Atmen und beim Schwitzen über die Haut, bei Hitze bis zu dreimal so viel.

Regelmäßiges Auffüllen ist also dringend nötig. „Der Bedarf eines Erwachsenen liegt bei normaler Belastung im Schnitt bei zwei bis drei Litern am Tag“, erklärt Ernährungsmedizinerin Yael Adler. Als Richtwert gelten 35 Milliliter Flüssigkeit pro Kilogramm Körpergewicht. Bis zu 30 Prozent dieser Menge liefert die Nahrung. Der Rest lässt sich am besten mit ungesüßten Tees und natürlich mit Wasser decken. „Auch Kaffee darf man zur Flüssigkeitsmenge addieren“, sagt Adler. Trotzdem trinkt jeder Zweite hierzulande zu wenig, rund jeder Dritte ist gelegentlich dehydriert. Bei Hitze kommt es dann zu Schwäche, Schwindel, Kreislaufproblemen, im schlimmsten Fall zu Organversagen. Bei extremer Hitze wird das vielen zum Verhängnis. In Deutschland starben seit Anfang April fast 12 000 Menschen an den Folgen hoher Temperaturen – Dehydrierung ist der häufigste Auslöser.

Und nicht nur unser Körper braucht das Wasser, sondern auch unser Geist. Das Meer zu sehen, macht uns glücklicher, als auf Berge, Wälder oder Wiesen zu blicken, wie Studien zeigen. Je näher wir an der Küste leben, desto zufriedener sind wir. Selbst in der Stadt lässt uns die Nähe zu einem Fluss an Freiheit, Weite und Veränderung denken. Dabei mag es auch eine Rolle spielen, dass uns die Farbe Blau kulturübergreifend beruhigt.

Schon das Geräusch von Wasser wirkt besänftigend. In Japan, wo dieser Effekt untersucht wurde, spielen öffentliche Hightech-Toiletten Meeresrauschen ab, um die Blase zu lockern. Das Gefühl des Ins-Wasser-Gleitens kann genauso entspannen wie eine Meditation. Sogar eine Dokumentation über Wasser kann Stress mindern.

Obwohl wir so sehr auf Wasser angewiesen sind, verschwinden und verschmutzen wir es, kritisiert der Klimaforscher Mojib Latif. In Kiel lehrt er an der 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und am Helmholtz-Zentrum für Ozeanforschung. Mit unserer Art zu leben zer-

img-90.jpeg

58

FOCUS 34 – 2026

FOTOS: FASSBENDER / AFP / GETTY IMAGES, LISI NIESNER/REUTERS, PATRICK PLEUL/DFA


img-91.jpeg

img-92.jpeg


Wissen

»Die Konkurrenz ums Wasser wird zunehmen«

In Teilen der Welt könnten die Grundwasserreserven bald erschöpft sein, fürchten Klimaforscher wie Mojib Latif. Was nun zu tun ist

img-93.jpeg

Mojib Latif fordert in seinem Buch „Wasser“ dringlich mehr Umweltschutz

Herr Latif, unser Vorrat an Grundwasser könnte bis zum Ende des Jahrhunderts erschöpft sein, wenn man einigen aktuellen Studien glaubt. Wie realistisch ist das?

Ich hoffe sehr, dass es nicht so weit kommt – zumindest nicht global. In einigen Regionen der Welt könnte dieser Ernstfall aber schon deutlich früher eintreten, etwa in Teilen der USA.

Wasser aus dem Hahn ist für uns selbstverständlich. Müssen wir uns umgewöhnen?

So weit würde ich nicht gehen. Aber in Südeuropa beispielsweise ist die Wasserknappheit bereits heute sehr ausgeprägt, und wir werden dort Wasser künftig nicht mehr so nutzen können wie bisher. Das betrifft insbesondere den Tourismus.

Die Wissenschaft warnt seit Langem vor Wasserknappheit. Warum ändert sich nichts?

Ich glaube, das liegt in der menschlichen Natur. Risiken nehmen wir oft erst dann wirklich wahr, wenn die Folgen bereits spürbar sind. So ist es auch beim Wasser. Extreme Trockenheit, niedrige Flusspegel und Einschränkungen in der Schifffahrt wie auch Starkregen erleben wir immer häufiger, aber vieles wird schnell wieder verdrängt. Das ist wohl auch eine Form von Selbstschutz.

Warum hat Wasser keine politische Priorität?

Wir erleben derzeit, dass wirtschaftliches Wachstum vielen Entscheidungen übergeordnet wird. Das sieht man beim Klimaschutz ebenso wie beim Gewässerschutz, wo Regelungen wieder

aufgeweicht werden, weil sie angeblich zu teuer seien. Ohne Umweltschutz wird es aber noch viel teurer werden.

Braucht Deutschland ein Wasserministerium?

Noch nicht. Unsere Lage ist nicht mit besonders betroffenen Weltregionen vergleichbar. Wir haben ein Umweltministerium, das sich um diese Fragen kümmern sollte. Entscheidend ist weniger eine neue Behörde als der Wille zum Handeln.

Wer profitiert von weniger Wasserschutz?

Wasser ist längst auch ein kommerzielles Gut geworden. Es gibt Unternehmen, die Grundwasser fördern, dafür kaum etwas zahlen und es dann teuer verkaufen. Das halte ich für falsch. Wasser ist ein Menschenrecht und darf nicht davon abhängen, wer es sich leisten kann.

In Kriegen wird Wasser bereits als Druckmittel eingesetzt.

Im Kriegsrecht ist festgelegt, dass nur militärische Ziele angegriffen werden dürfen. Aber das scheint heute nicht mehr zu gelten. Das sehen wir in den Konflikten um die Ukraine und Gaza, aber auch im Krieg zwischen den USA und dem Iran. Der Iran hat nicht nur die Ölinfrastruktur der mit den USA verbündeten Golfstaaten bombardiert, sondern auch ihre Wasserversorgung. Sollte die versagen, wäre das der weitaus größere Schaden.

Wird es künftig Kriege um Wasser geben?

Die Konkurrenz ums Wasser wird zunehmen, daraus können sich Konflikte entwickeln. Mit zunehmender Wasserknappheit wächst auch die Gefahr, dass es dabei zu gewaltsamen Auseinandersetzungen kommt. Bei schon bestehenden Konflikten kann Wasserknappheit als Brandbeschleuniger wirken.

Was können wir tun, um diese Entwicklung zu bremsen?

Das Wichtigste ist, sorgsam mit Wasser umzugehen und nicht mehr zu entnehmen, als zur Verfügung steht. Außerdem müssen wir die Wasserqualität schützen und dürfen Gewässer nicht weiter wie eine Müllkippe behandeln. Ohne Wasser gibt es kein Leben. Wasser ist die Grundlage unserer Existenz. Viel mehr muss man eigentlich nicht sagen. ■ INTERVIEW: ALINA REICHARDT

Das gesamte Interview mit Mojib Latif lesen Sie auf FOCUS+. Bitte den QR-Code scannen

störten wir unsere wichtigen Reserven. Wir graben in den Tiefen der Erde nach Kohle und Gas und verbrennen immer mehr davon. Die dabei frei werdenden Treibhausgase reichern sich in der Atmosphäre an und speichern dort Wärme, die der Planet sonst wieder abgegeben hätte. Je mehr Gase, desto stärker der Effekt.

So steigen die Temperaturen Jahr für Jahr. Und diese Erwärmung bringt den ausgeklügelten Kreislauf des Wassers (s. S. 68) ins Wanken. Forscher wie Latif warnen seit Jahrzehnten vor den Folgen. Denn das für unser Überleben notwendige Süßwasser ist ohnehin knapp auf dem Planeten. Es macht gerade mal 2,5 Prozent des gesamten Wasservorkommens aus. Das meiste davon liegt als Eis und Schnee in den Polarregionen, nur ein Drittel steht uns in flüssiger Form zur Verfügung.

„Und ein noch kleinerer Teil ist für uns leicht zugänglich“, sagt Latif – unter anderem in Form von Grundwasser, in Flüssen, Seen oder Talsperren. Das sind sogenannte terrestrische Wasserspeicher, auf die wir zum Überleben angewiesen sind. Sie schrumpfen seit Beginn des Jahrtausends. Besonders stark war der Einbruch im Jahr 2014 – die Ursachen sind bis heute nicht vollständig geklärt. Seither haben sich die Speicher nicht mehr erholt.

Das hängt eng mit der Klimaverwärmung zusammen. „Dauerhaft höhere Temperaturen führen zu mehr Verdunstung, und eine wärmere Atmosphäre kann mehr Wasser in Form von Wasserdampf speichern“, erklärt der Klimaforscher. Seen, Flüsse, jedoch auch Pflanzen, Wälder und Städte verlieren also mehr Wasser und bekommen weniger zurück. Folglich sinkt die Bodenfeuchte, Ökosysteme geraten unter Stress. Schädlinge haben leichteres Spiel, die Gefahr von Waldbränden steigt.

Doch das Wasser verschwindet nicht einfach, sondern bricht sich an anderer Stelle Bahn. „Wasserkrise heißt nicht nur mehr Dürre, sondern auch immer häufigere Starkregenereignisse“, sagt Latif. Sturzflutartig geht Regen nieder und überschwemmt ganze Städte. Anders

60

FOCUS 34 – 2026

FOTO: MELINA MÖRSORF/LAIF


Titel

als es scheint, löst er das Wasserproblem nicht. Regen muss versickern können, um ihn im Kreislauf zu halten. Stattdessen trifft er vielerorts auf betonierte oder ausgetrocknete Böden, die solche Massen nicht aufnehmen können. So läuft viel Wasser an der Oberfläche ab, landet über Flüsse in den Meeren und kann nicht dabei helfen, die Grundwasserspeicher zu füllen.

Verlust in Größe des Bodensees

In der Theorie stehen Deutschland knapp 176 Milliarden Kubikmeter Wasser im Jahr zur Verfügung. Das klingt erst einmal viel. Es ist ein Mittelwert, errechnet aus Tausenden Daten der Jahre 1991 bis 2020. Die Wassermenge in Etappen von 30 Jahren zu berechnen, ist internationaler Standard. Das bereitet Expertinnen und Experten zunehmend Schwierigkeiten, denn das Klima verändert sich zu schnell. Es gibt Vorschläge, die Zeiträume enger zu fassen, trockene Jahre besonders zu berücksichtigen.

Noch rechnen wir jedoch mit 176 Milliarden Kubikmetern. Von dieser Menge verbrauchen wir aktuell nur 10,1 Prozent. Der Rest bleibt der Natur. Auch das klingt vorbildlich. Als kritisch gilt ein Verbrauch von 20 Prozent. Deutschland liegt seit 2007 konstant darunter. „Doch trotz eines unauffälligen nationalen Werts erleben wir seit 2017 massive, regional und zeitlich begrenzte Wasserknappheiten“, sagt Dietrich Borchardt, leitender Wissenschaftler am Helmholtz-Zentrum für Umweltforschung. „Solche Situationen werden durch den nationalen Mittelwert nicht erfasst. Genau darin liegt im Moment die deutsche Realität.“

Messungen der Grace-Satelliten zeigen, dass Deutschland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reichlich Wasser verloren hat. Die Zwillingssonden sind ein deutsch-amerikanisches Gemeinschaftsprojekt und erfassen die Umverteilung von Wassermassen. „Die terrestrischen Wasserspeicher sind Schätzungen zufolge etwa um das Volumen des Bodensees geschrumpft“, sagt Tim aus der Beek. Er leitet den Bereich Wasserressourcen-Management beim Institut für Wasserforschung

(IWW) in Mülheim an der Ruhr. Städte, Kommunen und Wasserversorger setzen bei Problemen auf seinen Rat. Immer häufiger empfiehlt er, zusätzliche Wasserquellen zu erschließen und bestehende Versorgungsnetze miteinander zu verbinden. „Wer sich ausschließlich auf eine einzige Wasserressource verlässt, macht sich verwundbar“, so der Experte.

Üblicherweise fällt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Herbst und Frühling so viel Regen, dass sich die Speicher wieder füllen. Aber darauf können sich Wasserversorger nicht mehr verlassen. „In diesem Jahr hatten wir ein außergewöhnlich trockenes Winterhalbjahr. Dadurch sind viele Regionen bereits mit deutlich geringeren Wasserreserven in den Sommer gestartet“, sagt aus der Beek.

Die Hitze steigert den Bedarf zusätzlich. Wir trinken mehr, wir duschen öfter, gießen die Pflanzen, füllen Pools. Dadurch kommt es besonders abends zu Engpässen. Aus der Beek: „Dann kommen Versorger selbst da an ihre Grenzen, wo es eigentlich genug Wasser gibt.“ Zum einen seien die Leitungsnetze nicht für so einen Ansturm gewappnet, zum anderen stießen Versorger an die Grenzen dessen, was sie an Wasser abgeben dürfen.

Wasserrechte werden in der Regel für 20 bis 30 Jahre vergeben. Versorger dürfen dann eine bestimmte Menge aus dem Grundwasser oder aus Oberflächengewässern entnehmen. Entscheidend dafür ist, wie viel Grundwasser sich in dem jeweiligen Gebiet neu bildet. „Dabei wird normalerweise ein Sicherheitspuffer eingeplant. Rund 20 Prozent sollten zwischen der genehmigten Menge und dem tatsächlichen Verbrauch liegen“, sagt Wasserexperte aus der Beek.

Doch weil immer mehr Nutzer auf dieselben Wasserressourcen zugreifen, reduzieren Behörden in einigen Regionen die Puffer. Die Industrie braucht in den heißen Monaten mehr Wasser, um ihre Anlagen zu kühlen. Und auch Landwirtinnen und Landwirte müssen mehr wässern. Lange konnten sie mit 700 bis 800 Liter Niederschlag pro Quadratmeter rechnen. Die Böden waren aus-

»Wer sich auf eine einzige Wasserressource verlässt, macht sich verwundbar«

Tim aus der Beek, Institut für Wasserforschung

Der Wasserhaushalt des Menschen

So viel Wasser steckt im Körper

Angaben in Prozent

img-94.jpeg

Frauen haben mehr Fettgewebe und darum einen geringeren Wassergehalt

Wassergehalt der Organe

Angaben in Prozent

img-95.jpeg

Wasser ist ein Transportmittel, leitet Gifte ab und reguliert die Temperatur

Wasserverlust des Körpers pro Tag

Angaben in Liter

img-96.jpeg

Die Haut gibt am Tag etwa 0,6 Liter ab. Bei Sport oder hohen Temperaturen kann der Verlust auf bis zu zwei Liter pro Stunde steigen

Verdauung

img-97.jpeg

Ein bis zwei Liter Urin scheidet der Mensch am Tag aus, aber auch der Stuhlgang trägt mit 0,1 bis 0,2 Liter zum Wasserverlust bei

Quelle: Yael Adler

FOCUS 34 – 2026

61


Wissen

So nutzen wir unser Trinkwasser

Tägliche Wasserverwendung in Liter pro Kopf

img-98.jpeg

Anteil am Wasserverbrauch in Deutschland

img-99.jpeg

Trinkwassernutzung im Haushalt

img-100.jpeg

Aus diesen Quellen stammt unser Trinkwasser in Prozent

img-101.jpeg

reichend feucht. Noch immer ist die Landwirtschaft beim Wasser- verbrauch in Deutschland einer der kleinsten Posten – weltweit ist er mit Abstand der Größte.

Doch die gestiegenen Tempe- raturen setzen den Pflanzen auch hier zu. Allein zwischen 2012 und 2022 hat sich die bewässerte Flä- che in Deutschland von 370 000 auf 550 000 Hektar vergrößert. Das macht sich bei den Versorgern be- merkbar. „Manche verfügen kaum noch über Sicherheitsreserven. Kommt dann ein besonders tro- ckenes Jahr hinzu, müssen sie Ausnahmegenehmigungen bean- tragen oder riskieren, die erlaubten Mengen zu überschreiten“, erklärt aus der Beek.

Versorgung in ernsthafter Gefahr

Laut einer ARD-Umfrage fürchten viele Anbieter, dass sie Trinkwasser mit der bestehenden Infrastruktur künftig nicht mehr zuverlässig lie- fern können. Von 140 Unternehmen in den 50 größten und den 50 be- völkerungsreichsten Kreisen und kreisfreien Städten glauben 19 Pro- zent, die Versorgung sei bei häufi- geren Hitzeperioden „kaum noch“ oder „gar nicht“ zu bewältigen. 45 Prozent sagten, es funktioniere „gerade noch“. Nur 36 Prozent sa- hen sich „gut“ gerüstet.

Die Aussagen zeigen auch, dass Deutschland nicht überall gleich stark von Wasserknappheit be- troffen ist. Regionen mit mächti- gen Porengrundwasserleitern, also Hohlräumen in tiefen Gesteins- schichten wie in Teilen Nieder- sachsens, können sinkende Grund- wasserstände länger ausgleichen. Dort lagern große Wasservorräte. „Ganz anders sieht es zum Beispiel auf der Schwäbischen Alb aus“, sagt aus der Beek. „Dort dominie- ren Karstgesteine, in denen Was- ser kaum gespeichert wird. Sol- che Gebiete reagieren wesentlich empfindlicher.“ Ähnlich ist es in Regionen mit sandigen Böden wie in Brandenburg – dort wird Was- ser kaum gespeichert. Und es sind diese Regionen, in denen bereits Verteilungskämpfe stattfinden.

Im 4000-Einwohner-Städtchen Baruth kann man weit über Wie- sen und Felder blicken. Nur eine

Autostunde vom dicht bebauten Berlin entfernt fällt jeder vertrock- nete Baum ins Auge. Oft sind die Böden schon im Mai ausgedorrt. Schilder mit Waldbrandwarnun- gen flankieren die Straßen. Schon lange vermuten Anwohner Bar- uths, dass das Grundwasser unter ihren Häusern sinkt. Früher hätten die Kinder im Flüsschen Hammer- fließ schwimmen gelernt, erzäh- len die Alten. „Das kann man sich heute nicht mehr vorstellen“, sagt Klaus Axenkopf. Am Rande von Baruth fließt nur noch ein knö- cheltiefes Rinnsal. Zusammen mit seiner Frau Petra Liesenfeld enga- giert er sich im Ressourcen-Bünd- nis Baruth, einer von mehreren Ini- tiativen, die Angst um ihr Wasser haben. Denn sie haben mächtige Konkurrenten.

Der Getränkeeise Red Bull lässt hier seine Energydrinks vom Fruchts- saffhersteller Rauch produzieren. Gemeinsam kauften die Firmen 2023 die örtliche Getränkefabrik Brandenburger Urstromquelle. Da- mit übernahm das Duo auch die Jahre zuvor genehmigten Wasser- rechte. Von den 7000 Kubikmeter Grundwasser, die pro Tag in Baruth gefördert werden dürfen, können die Getränkeunternehmen bis zu 6500 Kubikmeter für sich nutzen, rund 2,35 Millionen Kubikmeter Wasser pro Jahr. Das sind etwa 30 Prozent mehr, als die umstritte- ne Gigafactory des Elektroautoher- stellers Tesla im brandenburgischen Grünheide verbrauchen darf.

Die Wasserversorgung der Bevöl- kerung habe stets Vorrang, betont der lokale Wasserversorger Wabau. Das sei in den Verträgen festge- schrieben. Das Versprechen gelte auch für die Zukunft, sollte es in der Region noch trockener werden. Einsehen dürfen die Anwohner die Verträge nicht.

Nun wollen die Getränkegigan- ten zusätzlich eine Dosenfabrik bauen. Auch ein Logistikzentrum und eine Kläranlage sind geplant. Von Baruth aus wollen Red Bull und Rauch ganz Nordosteuropa mit ihren Produkten versorgen. Das dafür vorgesehene Gelände ist ein Wasserschutzgebiet, dessen Regeln ausgesetzt werden müssten. Die Stadtverwaltung unterstützt ►

Bei weit über 30 Grad kühlen sich Badegäste im sächsischen Radebeul ab. In Deutschland starben in die- sem Sommer fast 12 000 Men- schen an den Folgen der Hitze

Bei Hitze und Trockenheit vermehren sich Cyanobakterien, besser bekannt als Blaualgen, besonders gut. In Gewässern bilden sie grüne Schlieren und sondern teilweise Giftstoffe ab

Quelle: Umweltbundesamt

62

FOCUS 34 – 2026


img-102.jpeg

img-103.jpeg

FOTOS SEBASTIAN KAHNEB TÖPA, SOËSEN STACHE IWLA

FOCUS 34 – 2026

63


Wissen

img-104.jpeg

In den Reinwasserbecken des Zweckverbands Bodensee-Wasserversorgung lagern riesige Trinkwasservorräte. Derzeit wird ein vierter Speicher errichtet

das Vorhaben. Die Anwohnerinitiativen wehren sich. Einen ersten Bebauungsplan kippte das Oberverwaltungsgericht Berlin-Brandenburg im Februar – allerdings wegen eines Formfehlers. Um Wasser ging es in dem Urteil nicht.

Ohnehin würde für ihre Pläne kein weiteres Wasser gebraucht, erklären die Getränkehersteller. Man wolle recyceltes Abwasser zur Kühlung der Anlage verwenden. Sie halten an der Dosenfabrik fest. Ende 2026 soll der Bau beginnen. Die Anwohner fordern indes neue Gutachten, um zu prüfen, ob der Verbrauch der Unternehmen noch mit den veränderten Klimabedingungen vereinbar ist.

Ihr Kampf ums Wasser geht weiter. Allein sind sie damit nicht. In

Bayern ringen Menschen im malerischen Traunstein am Chiemsee mit dem Wasserproduzenten Adelholzener. Es geht um Grundwasser unter dem Naturschutzgebiet Bergener Moos. Im fränkischen Treuchtlingen streitet eine örtliche Aktionsgruppe mit Aldi Nord um hohe Grundwassermengen, die der Discounter hier lange kostenlos zapfte, um sie zu verkaufen.

Um Konflikte künftig zu vermeiden, erarbeitet eine Gruppe aus Bund und Ländern nun Regeln für den Ernstfall. Wenn Wasser knapp wird, soll Trinkwasser Vorrang haben – vor Industrie und Landwirtschaft und auch vor der Natur.

Im September soll es die erste Fassung geben. „Es sind Empfehlungen. Jedes Bundesland muss

anschließend selbst entscheiden, wie es sie in Recht umsetzt“, sagt Manuela Helmecke vom Umweltbundesamt. Vorgesehen sei unter anderem ein Ampelsystem – Grün für ausreichende Versorgung, Rot für akute Trockenheit und Wassermangel. Zu klären bleibt, wann die Ampel umspringt. „Bislang gibt es keine rechtliche Definition von Dürre, Wasserstress und Wasserknappheit“, sagt Helmecke.

Es ist eine weitere Baustelle für die Regierung. Mitte Juli lud Bundesumweltminister Carsten Schneider (SPD) die Hauptstadtpresse in seine Behörde in der Berliner Stresemannstraße. „Wir müssen Wasserknappheit früher erkennen und besser vorsorgen“, so der Politiker. Er stellte ein neues Tool namens

FOTO: FELIX KÄSTLE/DPA

64

FOCUS 34 – 2026


Titel

Deutschland in der Wasserkrise

Grundwasserstände in Deutschland

img-105.jpeg

Prognose der Grundwasserstände Anfang August im Vergleich zur Referenzperiode 1991 bis 2020

In über 60 Kreisen und kreisfreien Städten (Stand Juli) dürfen Menschen teils kein Wasser mehr aus Gewässern entnehmen, in anderen Regionen ist Gartenwässerung oder Poolbefüllung verboten

Einschränkungen der Wasserversorgung

img-106.jpeg

Quelle: eigene Recherchen

Niwis vor, kurz für Niedrigwasserinformationssystem. Wer will, kann hier erfahren, wie viel Wasser die Flüsse führen oder wie niedrig das Grundwasser am eigenen Wohnort steht. Solche Daten bundesweit zusammenzuführen, ist Teil der nationalen Wasserstrategie, die Schneiders Ministerium von der Ampelregierung geerbt hat. Das damalige Kabinett beschloss den ambitionierten Plan 2023.

Er enthält 78 Aktionen, die dabei helfen sollen, das Wasser in Deutschland zu schützen, es nachhaltiger zu managen, es effektiver zu reinigen und wiederzuverwerten und Städte und Wassernetze für das sich erwärmende Klima umzurüsten. 38 davon werden als dringlich behandelt. Das Umweltbundesamt

unterstützt bei der Koordinierung und Forschung. „Dass es keinen eigenen Finanztopf für die Nationale Wasserstrategie gibt, macht die Umsetzung schwieriger“, sagt Helmecke. Auch dass andere Themen derzeit höhere Priorität genießen als der Gewässerschutz, lasse sich nicht abstreiten. „Es wäre besser, wenn alle Ressorts an einem Strang ziehen würden.“

Doch trotz zahlreicher Konflikte sei schon viel erreicht worden. Überall, wo Trinkwasser gewonnen wird, müssen die Länder nun Risiken analysieren. Sie müssen untersuchen, wie stark Industrie, Landwirtschaft oder Kläranlagen das Wasser vor Ort belasten und wie sich diese Belastung verringern lässt. Bislang gab es diese

Daten nicht. „Deutschland ist mit seiner Wasserstrategie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weit. Viele Länder auch in Europa haben so etwas nicht“, sagt Helmholtz-Forscher Dietrich Borchardt. Die zunehmenden Engpässe beim Wasser solle die Politik als Chance begreifen. „Wir haben es nach wie vor in der Hand, gegenzusteuern“, glaubt Borchardt. „Wenn wir jetzt konsequent handeln, kann das am Ende zu mehr Wassersicherheit führen, zu mehr Lebensqualität und einer gesünderen Umwelt.“

Alina Reichardt hat seit Monaten eine leere Regentonne. Die Balkonpflanzen müssen mit dem Badewasser des Kindes vorliebnehmen – wohl bekomm’s!

»Wir müssen Wasserknappheit früher erkennen und besser vorsorgen«

Carsten Schneider, Bundesumweltminister

FOCUS 34 – 2026

65


Wissen

Titel

»München schmeckt anders als das Ruhrgebiet«

Pat Eckert verkostet und vertreibt exklusive Mineralwässer. Bei einem Tasting mit unserer Redakteurin erklärt er, wie stark sich Wässer geschmacklich unterscheiden – und bei welchen Vorsicht geboten ist

img-107.jpeg

Wassersommelier Pat Eckert bewertet als Juror Wässer aus aller Welt bei Wettbewerben und schult andere im Schmecken

Was ist besser: Flasche oder Leitung?

Ich bin ein großer Verfechter von Leitungswasser für den täglichen Verzehr.

Und wie schmeckt es für Sie?

Leitungswasser ist keine stabile Größe. Es wird je nach Verfügbarkeit laufend neu gemischt, aus unterschiedlichen Quellen, Talsperren oder Grundwasserbrunnen, je nach Jahreszeit und Wasserstand.

Mein Tee schmeckt also im Winter anders als im Sommer?

Genau. Und auch regional gibt es Unterschiede: Heidelberg schmeckt anders als Frankfurt, München anders als das Ruhrgebiet.

Sie verkosten meist hochpreisiges

Flaschenwasser aus aller Welt. Wie wählen Sie aus?

Für mich wird ein Wasser dann besonders, wenn es ein starkes sensorisches Profil hat oder eine besondere Funktion erfüllt.

Trinkwasser wird knapp, Transport und Verpackung schaden der Umwelt.

Verschärft das sogenannte Fine Water diese Probleme?

Die Frage ist berechtigt. Allerdings macht Fine Water nur einen Bruchteil des globalen Abfüllwassers aus. Die Grundwasserausbeutung, die Quellenvernichtung, der Plastikmüll – das geht auf das Konto der großen Konzerne.

Fine Water sollte man also als Delikatesse und nicht als Alltagsprodukt betrachten?

Absolut.

Wir verkosten Isbre aus Norwegen.

Schwer zu beschreiben.

Das ist normal. Für Wasser haben wir anders als bei Wein kaum ein Vokabular.

Ich hatte Berge und Eis im Kopf.

Ich höre oft: Das schmeckt nach Schnee. Isbre ist ein Gletscherwasser. Das war 20000

Jahre gefroren auf den norwegischen Bergen. Es wurde nicht durch Gesteinsschichten gedrückt und enthält deswegen kaum Mineralien, nur vier bis sechs Milligramm pro Liter. Es ist das leichteste natürliche Wasser Europas.

Wann trinkt man ein so leichtes Wasser?

Wenn man bei Hitze Schwierigkeiten hat, genug zu trinken, ist es eine Möglichkeit. Es eignet sich auch als Fastenwasser. Man kann schnell viel ausspülen. Aber um den gesamten Bedarf zu decken, würde ich es nicht empfehlen. Dann käme es zu einer schleichenden Demineralisierung, die dem Körper schadet.

Wir verkosten Golden Bar Aqua aus Rumänien.

Ganz weich und voll, leichte Bitternote, leicht adstringierend.

Wo dieses Wasser gewonnen wird, gibt es gelöste Gold- und Silberionen in den geologischen Strukturen. Das kann die leichte Bitternote erklären.

Und das Mundgefühl?

img-108.jpeg

Leitungswasser für den Alltag, Fine Water als Delikatesse – so empfiehlt es der Sommelier

Kommt vom pH-Wert, also einer Skala von 0 bis 14 zwischen sauer (0) und seifig (14). Golden Bar Aqua liegt bei 8, und sobald Wasser in diesen Bereich kommt, wirkt es oft süßlicher, runder und harmonischer.

Wir verkosten Vichy Catalan aus Spanien.

Lecker salzig, erinnert an das Gefühl, in einer Thermalquelle zu sitzen.

Für mich ein Paradebeispiel dafür, wie viel ein Wasser erzählen kann. Am Anfang ist da diese starke Salzigkeit, dann treten nach und nach weitere Mineralien hervor. Ich nenne das gern Erwachsenenbrause.

Ist es teuer?

Hier bekommt man es für knapp vier Euro pro Liter. In Spanien ist es ein Alltagsklassiker; großartig zu Steak, statt Hefeweizen oder auch als Katerwasser.

Wir verkosten Roi aus Slowenien.

Oha. Sehr salzig, riecht ein bisschen antiseptisch, wie ein Pflaster.

So geht es vielen am Anfang. Roi hat den höchsten Magnesiumgehalt weltweit. Wenn man sich von der Idee löst, Wasser müsse immer neutral schmecken, eröffnet sich eine andere Welt.

Manche mögen diesen Geschmack...

Solche Wässer waren der Ursprung des modernen Kurbetriebs. Das wurde in Flaschen an den österreichischen Hof geliefert. Wenn die Adligen nach der Völlerei ein schlechtes Gefühl im Bauch hatten, dann hat man eben das getrunken.

Wem empfehlen Sie solche Wässer?

Viele trinken abends nichts mehr, damit sie nachts nicht aufs Klo müssen, und sind dann dehydriert. Für die ist das eine Option. Wässer mit hohem Mineralgehalt brauchen viel länger, um durch den Körper zu wandern. Aber Obacht: Von Produkten mit einem hohen Magnesiumgehalt sollte man als Anfänger nicht mehr als ein Glas am Tag trinken – sonst sitzt man aus ganz anderen Gründen auf dem Klo, und zwar lange. ■ INTERVIEW: ALINA REICHARDT

Das gesamte Interview mit Pat Eckert lesen Sie auf FOCUS+. Bitte den QR-Code scannen

66

FOCUS 34 – 2026

FOTOS: PLAINPICTURE


Wählen Sie Wissen – Abonnieren Sie FOCUS.

Jetzt 52 Ausgaben FOCUS lesen + 150 € Gutschein sichern!

img-109.jpeg

Lesen Sie 52 Ausgaben FOCUS für nur 283,20 € anstatt 306,80 €!

Zusätzlich erhalten Sie als Dankeschön einen 150 € ShoppingBON (Pr. Nr. H487).

Sie profitieren: Das gedruckte Magazin inklusive Zugang zu FOCUS+

Inklusive: Zugriff auf alle Inhalte von FOCUS und FOCUS MONEY Aktuell: Inhalte jederzeit digital abrufbar in der FOCUS+ App und auf focusplus.de Bequem: Printmagazin punktlich & portofrei jede Woche zu Ihnen nach Hause Flexibel: Jederzeit kündbar nach Mindestlaufzeit

img-110.jpeg

Einfach einscannen und bestellen

Aktionsnr.: FO1PRE11

Gleich bestellen:

0781 639 65 20*

focus-abo.de/11monate

Für zunächst 48 Ausgaben zum Preis von zrt. 283,20 € + 4 Ausgaben gratis. Das Abo kann ich nach der Erstbezugszeit jederzeit mit einer Kündigungsfrist von einem Monat kündigen. Bei Weiterbezug gilt der reguläre Abpreis ggf. inkl. FOCUS-Sonderausgaben zum Preis von zrt. je 5,90 €. Alle Preise in Euro inkl. der gesetzl. MwSt. sowie inkl. Versandkosten. Auslandskonditionen auf Anfrage: 0049 781 639 65 20*. Sie haben ein gesetzl. Widerrufsrecht. Die Belehrung können Sie unter www.focus-abo.de/agb abrufen. Der Versand des Dankeschöns erfolgt nach Zahlungseingang. Zum Ortstarif, Mobilfunknetze können abweichen. Verantwortlicher und Kontakt: BurdaVerlag Consumer Sales & Services GmbH, Hubert-Burda-Platz 1, 77652 Offenburg für die BurdaVerlag Publishing GmbH, in gemeinsamer Verantwortlichkeit mit mehreren Verlagen von Hubert Burda Media (siehe www.burda.com/de/gvv). Informationen zum Datenschutz können Sie unserer Impressum-Seite entnehmen.


Titel

Die Quelle des Lebens

Wie Wasser einst auf unseren Planeten gelangte, ist bis heute ungeklärt. Ein Teil reiste mit Asteroiden aus den Grenzgebieten unseres damals noch jungen Sonnensystems an. Ein weiterer war wohl in den Gesteinsbrocken gespeichert, aus denen die Erde vor über vier Milliarden Jahren zusammenwuchs. Als sie sich abkühlte, löste sich aus dem Dampf der Uratmosphäre erstmals Regen. Es begann, was uns noch heute am Leben hält – der Wasserkreislauf. Nie verlässt das Wasser den Planeten. Doch der Klimawandel stört zunehmend sein uraltes Gleichgewicht. ■

Texte von J. Reinmuth und A. Reichardt Infografik von Sebastian Müller

Wasserkreislauf

Verdunstung

Ist es warm genug, steigt Wasser auf – je heißer das Wetter, desto größer die Menge. In höheren Schichten kühlt sich der Dampf wieder ab. Aus unzähligen Tröpfchen werden Wolken.

Abfluss

Tage, Monate oder Jahre ist unser Lebenselixier auf Wanderschaft. Am Ende fließt es meistens ins Meer. Dort befinden sich fast 97 Prozent des Weltwassers. Nur ein Bruchteil ist nutzbar.

Wasseraufbereitung

Gewinnung

Trinkwasseraufbereitung

Grundwasser ist das Rückgrat der Versorgung. Reicht es nicht, werden die Vorkommen mit See- oder Flusswasser aufgestockt. Auch Stauseen decken einen Mehrbedarf.

Schichten aus Sand und Kies filtern Trinkwasser. Wird Sauerstoff beigemischt, können Mangan und Eisen entfernt werden. UV-Licht oder eine Spezialmembran desinfiziert.

img-111.jpeg

Quelle: Umweltbundesamt, DVGW, SMC

FOCUS 34 – 2026


Grafik der Woche

img-112.jpeg

wasser- undurchlässige Gesteinsschicht

Speicherung und Verteilung

Damit der Wasserhahn funktioniert, braucht es Druck. Speichertürme und Pumpen halten ihn aufrecht. Beschichtungen, Mineralstoffe und Strom schützen Leitungen vor Rost.

Grundwasserleiter

Das sind je nach Gesteinsart Höhlen, Risse oder Sand- und Kiesvorkom- men. Letztere können als sogenannte Porengrundwasserleiter besonders viel Flüssigkeit speichern und filtern.

Verbrauch

img-113.jpeg

Haushalte nutzen Trinkwasser – aber auch Kraftwerke, etwa zum Kühlen. Global steht die Landwirtschaft an der Verbrauchsspitze. Hierzulande macht sie nur einen Bruchteil aus.

Abwasser- aufbereitung

img-114.jpeg

Nach einer Grobreinigung nehmen Bakterien organischen Schmutz auf, Fällmittel Stickstoff und Phosphor. Aus eingedicktem Schlamm kann in Faultürmen Strom erzeugt werden.

FOCUS 34 – 2026

69


Wissen

Spritztour durch das Silicon Valley

In Kalifornien optimiert die Tech-Elite nicht mehr nur ihre Algorithmen, sondern den eigenen Stoffwechsel. Gründer bestellen nicht zugelassene Peptide in China, mischen sie mit sterilem Wasser und spritzen sich selbst – um schärfer zu denken, das Altern zu bremsen oder besser Blickkontakt zu halten. Ärzte warnen vor Langzeitschäden. Die Szene hört lieber auf Joe Rogan, TikTok und ChatGPT

Text von Jasmine Sun (New York Times)

img-115.jpeg

Eine Mitarbeiterin der Forscher-Community Biopunk Lab führt bei einer Peptid-Party vor, wie man sich die Mittel selbst spritzt

70

FOCUS 34 – 2026


Die Story

Zum ersten Mal von Peptiden hörte Jayden Clark im vergangenen Jahr, auf einer Party am 4. Juli. Im Hinterhof eines viktorianischen Hauses in San Francisco standen Mitarbeiter von Tech-Start-ups herum und plauderten – alle in den Zwanzigern und Dreißigern, umgeben von Sonnenschein, Grillfleisch und einer riesigen amerikanischen Flagge. Ein KI-Gründer erzählte, dass er billige Wirkstoffe direkt bei chinesischen Herstellern einkaufe. Schnell scharte sich eine Gruppe um ihn und tauschte sich über die eigenen Bezugsquellen aus. Die Peptide helfen angeblich dabei, abzunehmen, produktiver zu sein und fitter zu werden.

Clark, 27, hatte in der Bodybuilding-Szene schon mehrere Spritzen-Manien miterlebt. Dass nun aber sogar die KI-Leute darüber sprachen, überraschte ihn dann doch. „Was ich an diesem langen Wochenende in SF gelernt habe: Alle in dieser Elite haben einen chinesischen Peptid-Dealer“, schrieb Clark auf der Plattform X. Der Begriff „chinesische Peptide“ wurde schnell zum Internet-Trend.

Peptide vom Graumarkt haben zuletzt die Tech-Szene geradezu überschwemmt. Sie tauchen in den Wohngemeinschaften von Hackern auf, in Start-up-Büros und sogar auf „Peptid-Raves“, die von Zulieferern gesponsert werden. Bei einer Veranstaltung im Frontier Tower in San Francisco gab es kürzlich einen Workshop zum Selbstmischen von Peptiden, ein DJ legte Techno auf, während im Hintergrund chemische Strukturformeln an die Wand projiziert wurden. Der Dresscode auf der Einladung verlangte „futuristische Cyberpunk-Klamotten“.

„Das sieht aus wie ein Haufen Heroinsüchtiger“

Peptide sind kurze Ketten aus Aminosäuren, die im Körper Hormone steuern und Entzündungen dämpfen. Am bekanntesten sind sie als das „P“ in den GLP-1-Wirkstoffen – jener Medikamentenklasse, zu der Ozempic und Wegovy gehören.

Doch im Silicon Valley sind auch andere, unerprobte und unregulierte Peptide beliebt: Manche probieren BPC-157 und TB-500, um Verletzungen zu heilen – die Mittel sollen neue Blutgefäße wachsen lassen. Andere nehmen Oxytocin, um besser Blickkontakt zu halten (ein OpenAI-Forscher nannte es „Ozempic für Autismus“), Epitalon, um besser zu schlafen, oder Retatrutid – ein Abnehmmittel, das noch in klinischen Studien getestet wird – für alles Mögliche.

Laut dem US-Zoll haben sich die Importe von Hormon- und Peptidverbindungen aus China in den ersten drei Quartalen 2025 auf 328 Millionen Dollar rund verdoppelt. Gegenüber 164 Millionen Dollar im selben Zeitraum 2024.

Abgesehen von den GLP-1-Mitteln zum Abnehmen hat die US-Arzneimittelbehörde FDA keines davon für den Verkauf an Menschen zugelassen. Pharmakonzerne zögern, in Peptid-Studien zu investieren, weil sich die meisten leicht herstellen lassen und keine bestimmte Krankheit bekämpfen. Unter diesen Bedingungen ist ein blühender Graumarkt entstanden.

Bei einem Treffen von Biohackern, also Menschen, die mit Kuren und Nahrungsergänzungsmitteln experimentieren, um ihren Körper leistungsfähiger zu machen, „bringt jede Woche

img-116.jpeg

Peptid-Fläschchen als Ohrringe: Auf den Partys verteilen die Peptid-Händler auch kleine, ver- spielte Werbegeschenke

jemand etwas Neues mit, und alle spritzen es sich“, sagt der Tech-Investor David Petersen. „Das sieht aus wie ein Haufen Heroinsüchtiger“, scherzt er. Er nimmt seit 2018 Peptide und schreibt Epitalon zu, dass er „anderthalb Stunden“ länger schlafe. Das Melanotan, das die Melaninbildung ankurbelt, habe außerdem seine Rosazea, eine Hautkrankheit, geheilt.

Die FDA warnt, dass viele Peptide „erhebliche Sicherheitsrisiken“ bergen. Wegen möglicher Verunreinigungen und Immunreaktionen. Die Behörde untersagt es Apotheken, die Mittel selbst anzumischen. Das Verbot wird allerdings nicht einheitlich durchgesetzt.

Der Eigengebrauch ist legal, auch wenn die meisten Ärzte davon abraten. „Das ist unbegründet und leichtsinnig“, sagt Eric Topol, der das Scripps Research Translational Institute leitet, ein Forschungszentrum für individualisierte Medizin.

Solche Peptid-Spritzen führen teils zu medizinischen Notfällen. Im Juli mussten zwei Frauen ins Krankenhaus, mit angeschwollenen Zungen, Atemnot und erhöhtem Puls, nachdem sie sich auf einem Anti-Aging-Festival in Las Vegas Peptide besorgt hatten. Welche Stoffe sie genau bekamen, ist unklar.

Für manche in der Techwelt ist es dennoch eine Art Glaubensbekenntnis, Peptide zu nehmen. Der Glaube daran, dass man sich unendlich selbst optimieren könne. Peptide, so Clark, gelten als Abkürzung: „Warum sollte ich sechs Wochen lang ins Fitnessstudio gehen, wenn ich 16 Stunden in meinem Forschungsjob arbeiten kann?“

Was sich hier zeigt, ist eine ganz bestimmte Denkweise, die im Silicon Valley verbreitet ist. Viele sehen sich als Innovatoren, welche die Welt gestalten. Sie glauben, sie stünden über den Dingen, und bräuchten keinen Rat von Staat oder Ärzten und könnten einfach selbst experimentieren.

Die Peptide kommen als Pulver in Ampullen an, beschriftet mit dem Hinweis „nur zu Forschungszwecken“ – eine haltlose juristische Fiktion. Die Nutzer mischen die Peptide mit sterilem Wasser und spritzen sie sich selbst, oft mit Insulinspritzen, die sie bei Amazon bestellen. Finanziell lohnt sich das zweifellos. Verschreibungspflichtige GLP-Mittel wie ►

img-117.jpeg

»Ich bin ein Fan von Peptiden. Ich habe sie selbst mit guter Wirkung bei Verletzungen angewendet«

Robert F. Kennedy Jr.

FOTOS: JASON HENRY/THE NEWYORK TIMES/REDUX/LAIF, MARK SCHIEFELBEIN/AP

FOCUS 34 – 2026

71


Wissen

img-118.jpeg

Die Spritzen verabreichen sich die meisten Gäste nach einer kurzen Einführung einfach gleich selbst

img-119.jpeg

Auf einer Tafel wird erklärt, wie die Peptide dosiert und die Spritzen vorbereitet werden müssen

Ozempic (Semaglutid) und Zepbound (Tirzepatid) kosten teils mehr als 1000 Dollar im Monat, die „Forschungs“-Pendants dagegen nur ein Fünftel davon.

Die Online-Werbung für nicht zugelassene Präparate wuchs zwischen 2022 und 2024 fast auf das Achtfache, sagt Gerard Olson, Forschungsleiter bei LegitScript, einer Firma, die problematisches Onlinemarketing verfolgt. Paul Abramson, ein Privatarzt in San Francisco, sagt, er habe 2025 einen starken Anstieg beim Peptidgebrauch beobachtet, vor allem unter jungen Männern aus der Tech-Branche.

Noch immer treibt der Wunsch abzunehmen die meisten Menschen zu Peptiden. Doch viele Patienten nehmen kleine Mengen der GLP-Mittel – sie „microdosen“ –, in der Hoffnung, damit andere Laster zu bekämpfen: Alkoholsucht, exzessives Videospielen oder ständiges Onlineshopping. Klinische Studien, die dieses Microdosing stützen, gibt es nicht, doch manche lassen sich von einzelnen Erfahrungsberichten locken.

Sie hoffen auf besseren Schlaf, mehr Energie, mehr Muskeln

„Es wirkt einfach wie eine Besessenheit vom Cognitive Maxxing“, sagt Clark. Damit meint er den Drang, die eigene Denkleistung mit verschiedenen Mittelchen zu maximieren.

Anelya Grant, 41, ist tagsüber Mitgründerin eines KI-Abrechnungs-Start-ups und nachts Amateur-Peptidbloggerin. 2023 begann sie, Semaglutid zu microdosen, nachdem eine Freundin ihr dazu geraten hatte, um ihr Stressessen in den Griff zu bekommen. Es habe so gut gewirkt, sagt sie, dass sie sich immer tiefer in die eigene Peptid-Recherche verrannt habe.

Nachdem sie einen Sportmediziner befragt hatte, nahm Grant fünf weitere Peptide in ihr Programm auf: MOTS-c, Epitalon, GHK-Cu, Ipamorelin und Kisspeptin-10. Sie erhofft

sich davon einen besseren Stoffwechsel, mehr Muskeln, schönere Haut, besseren Schlaf, mehr Energie und ausgeglichenere Hormone. Sie bestellt sie bei chinesischen Herstellern, die 50 bis 100 Dollar pro Set verlangen (ein Zehntel dessen, was von der FDA zugelassene US-Labore nehmen), und zahlt dann noch einmal 250 Dollar, um sie an Janoshik Analytics zu schicken, ein Labor in Tschechien, das die Reinheit prüft.

Auf die Frage, ob sie eine biologische Vorbildung habe, lacht sie. „Überhaupt nicht“, sagt sie. Wie viele Peptid-Fans bezieht sie ihr Wissen vor allem aus Online-Foren, Podcasts und Gesprächen mit ChatGPT. „Es ist noch so eine Stellschraube, an der ich drehen kann“, sagt sie.

Viele Gründer vergleichen ihre Offenheit für ungetestete Peptide mit ihrer Bereitschaft, geschäftliche Risiken einzugehen. Privatmediziner Paul Abramson überzeugt das weniger. „Die unternehmerische Parallele ist nicht, ein riskantes Startup zu finanzieren“, sagt er. „Sondern Geld an eine Offshore-Firma zu überweisen, nur auf Basis eines Pitch-Decks.“

Forscher Topol, der diese Trends in seinem Newsletter begleitet, sorgt sich, dass die Menschen vom Erfolg der GLP-1-Mittel voreilig auf ungetestete, andere Peptide schließen und sich dabei langfristigen Gesundheitsrisiken aussetzen.

„Recherchiere selbst“ birgt viele Gefahren“, sagt Topol. „Wenn sie gute Selbst-Forscher wären, wüssten sie, worauf es ankommt: randomisierte, placebokontrollierte Studien, von Fachleuten geprüfte Veröffentlichungen, unabhängig vom Hersteller. Für die meisten dieser Peptide gilt das nicht.“

Die eigentliche Wurzel dieses Amateur-Biohackings sieht Topol im wachsenden Misstrauen gegenüber der Medizin seit Corona. Wo die Menschen der FDA nicht mehr vertrauen, haben Influencer wie Andrew Huberman und Joe Rogan

FOTOS: JASON HENRY/THE NEWYORK TIMES/REDUX/LAIF

72

FOCUS 34 – 2026


Die Story

img-120.jpeg

img-121.jpeg

DJ Lightmotif legt Techno auf. An die Wand hinter ihm werden chemische Formeln von Peptiden projiziert

den experimentellen Peptidgebrauch in die Mitte der Gesellschaft geholt. Im Fall von Rogan gesponsert von einer Firma, die „ärztlich betreute Peptidtherapie“ verkauft.

In einem Beitrag auf X vom Oktober 2024 versprach Robert F. Kennedy Jr., heute US-Gesundheitsminister, die „aggressive Unterdrückung“ von Peptiden zu beenden. (Unter Präsident Joe Biden ging die FDA gegen einige Peptidverkäufer vor.)

Anmerkung der FOCUS-Redaktion: Seit Anfang 2026 drängt Kennedy die FDA, die Beschränkungen zu lockern. Ende Februar kündigte er im Podcast von Joe Rogan an, die Behörde

»Nach einem Monat fielen mir die Haare aus, weil ich unterernährt war. Aufhören will ich nicht«

Brooke Bowman, Peptid-Nutzerin

werde binnen weniger Wochen den Status von „etwa 14“ Peptiden ändern, damit Verbraucher sie bei „seriösen Anbietern“ bekämen. Doch die Sache stockt. Ende Juni erklärten die eigenen Wissenschaftler der FDA, für die betreffenden Peptide fehle es schlicht an Belegen für Nutzen und Sicherheit. Ende Juli stimmte ein Beratungsgremium der Behörde knapp und gespalten dafür, wenigstens sechs der sieben geprüften Peptide in spezialisierten Apotheken herstellen zu lassen. Bindend ist dieses Votum allerdings nicht. Wie es weitergeht, ist offen. Und die Meinungen sind gespalten.

Eine 29-jährige Start-up-Gründerin nahm fast zwei Jahre lang GLP-1-Mittel. Ihr Gewicht sank, doch damit kamen depressive Stimmungstiefs. „Ich kam nicht aus dem Bett und konnte nicht arbeiten“, sagt sie. (Sie wollte anonym bleiben, weil sie fürchtet, der Griff zu den Mitteln könne ihren Karrierechancen schaden. Biohacker reden bereitwilliger öffentlich darüber als jene, die abnehmen wollen.)

Für die Gründerin wog der Nutzen des Abnehmens schwerer als die Risiken. Sie fühle sich beruflich unter Druck, vor der Kamera gut auszusehen. „Ich habe unzählige Launch-Videos angesehen“, sagt sie. „Mir fällt inzwischen deutlich auf, dass Gründer nicht übergewichtig sind.“

Viele Nutzer, die Peptide zweckentfremdet einsetzen, sind begeistert vom Vorstoß der Trump-Regierung. Auch Silicon-Valley-Größen wie Balaji Srinivasan und Joe Lonsdale, die den FDA-Aufsehern übertriebene Vorsicht vorwerfen.

Doch Mediziner sind besorgt. „Die FDA gibt es, um Patienten und Verbraucher vor zwielichtigen Medizin-Unternehmern zu schützen, die ahnungslosen Menschen gefährliche Dinge andrehen würden“, sagt Aaron Kesselheim, Professor an der Harvard Medical School. „Diese Leute tun meiner Ansicht nach Dinge, die ihrer Gesundheit schaden – und die Beweislage dafür lautet: Es gibt keine.“

Die Silicon Valley-Haltung zur FDA formuliert die Gründerin, die abnehmen wollte, dagegen so: „Vielleicht wäre es besser, wenn wir die Verrückten die irren Peptide ausprobieren ließen und das Ergebnis dann zu uns durchsickern würde, statt auf ein System zu setzen, das zehn Jahre braucht und alle vor allem schützen soll.“ ■

Dieser Text erschien zuerst in der New York Times

FOCUS 34 – 2026

73


Wissen

Ein Hochsommerabend 2026. Anderswo dröhnt der Feierabendverkehr über die Straßen. Doch hier herrscht Stille. Nur die Sonne brennt auf den Asphalt der Zufahrt zur Friedrich-Ebert-Brücke an der A565 in Nordrhein-Westfalen. Dabei gehört die Autobahn eigentlich zu den wichtigsten Verkehrssachsen in der Region Bonn und im Rhein-Sieg-Kreis. Über die Rheinquerung, die auch Bonner Nordbrücke genannt wird, fuhren bis Anfang des Jahres noch durchschnittlich 90 000 bis 100 000 Fahrzeuge pro Tag. Das über tausend Meter lange Bauwerk besteht aus drei Abschnitten: einer links- und rechtsrheinischen Vorlandbrücke und der Strombrücke. „Bei einer turnusmäßigen Überprüfung fielen am linksrheinischen Brückenteil Schäden auf“, erläutert Friederike Ascheid, Leiterin der verantwortlichen Außenstelle der Autobahn GmbH. Im Februar dieses Jahres wurde die Brücke gesperrt – zunächst für Fahrzeuge mit einem Gewicht von mehr als 7,5 Tonnen.

Das Risiko war zu hoch

Die Teilsperrung konnte weitere Schäden jedoch nicht stoppen. „Die Mängel betreffen unter anderem Koppelfugen und Spannglieder“, erklärt Ascheid. Vereinfacht gesagt sind das Bauteile, die für den Zusammenhalt und die Stabilität der Brücke sorgen. Anfang Juni war deshalb unklar, wie sicher die Brücke noch war. „Wir konnten keine verlässliche Aussage über den statischen Zustand der Brücke treffen“, sagt Ascheid. Eine genaue Berechnung hätte jedoch mehrere Monate gedauert. So lange wollte man nicht warten. Das Risiko, die Nordbrücke weiter für den Verkehr freizugeben, war zu groß. Am 3. Juni 2026 wurde die Friedrich-Ebert-Brücke deshalb vorsorglich gesperrt.

Der Fall der Nordbrücke steht dabei beispielhaft für ein größeres Problem. Viele Brücken in Deutschland sind in die Jahre gekommen (s. Grafik S. 76). Jahrzehntelang wurden sie stark beansprucht, gleichzeitig kommen der Ausbau und der Ersatzneubau vielerorts nur langsam voran. Wenn eine Brücke plötzlich gesperrt werden muss, zeigt sich deshalb schnell, wie wenige Ausweichmöglichkeiten es gibt.

Von Köln im Norden bis Koblenz im Süden gibt es in der Region zwölf Rheinbrücken. Autofahrern bleiben damit nur begrenzte Alternativen. Dazu zählen etwa die Kennedybrücke in Bonn und die Rheinbrücke Köln-Rodenkirchen.

Deutschland, dein Brückendesaster

Der Teilabriss läuft, Ersatz nicht vor 2028: Die gesperrte Nordbrücke in Bonn steht sinnbildlich für die marode Verkehrsinfrastruktur im Land. Nicht nur NRW flucht

Text von Pia Krämer

img-122.jpeg

Die Rheinbrücke Bonn-Nord besteht aus jeweils einer links- und rechtsrheinischen Vorlandbrücke

74

FOCUS 34 – 2026


Infrastruktur

Ein großräumiges Umleitungskonzept der Autobahn GmbH setzt bereits in Koblenz an. Doch auch damit lassen sich Verkehrsbehinderungen nicht vermeiden. „Wir sind uns bewusst, dass die Nordbrückensperrung zu wesentlichen Engpässen im Verkehrsnetz führt“, räumt Ascheid ein.

Nicht nur auf den Straßen wird die gesperrte Nordbrücke zum Problem. Auch auf dem Rhein ist mehr los. Werner Mauel, 72, steuert seit 1994 die Autofähren der Lux-Werft und Schifffahrt GmbH. Die „Christophorus“ pendelt derzeit etwa alle fünf Minuten zwischen den Ufern – von 6 Uhr morgens bis 21 Uhr abends. Pro Überfahrt befördert die „Christophorus“ etwa 20 Autos sowie einige Fußgänger und Radfahrer zwischen den gegenüberliegenden Anlegestellen Niederkassel-Mondorf und Bonn-Graurheindorf. „Als die Nordbrücke im Juni frisch gesperrt wurde, war das hier eine Katastrophe“,

img-123.jpeg

und der Strombrücke. Letztere ist 520 Meter lang

Protokolle einer Krise

Die Straßen sind hoch belastet. Aber das weiß man schon länger

img-124.jpeg

Oliver Krischer

Minister für Umwelt, Naturschutz und Verkehr in Nordrhein-Westfalen

„Nordrhein-Westfalen zeigt, dass mehr Tempo bei der Brückensanierung möglich ist. Der Ersatzneubau der Rahmedetalbrücke im Sauerland hat zwischen 2021 und 2026 deutlich gemacht, dass Infrastrukturprojekte schneller gelingen können. 2023 haben wir eine landesweite Sanierungsoffensive gestartet mit dem Ziel, 400 Brücken in zehn Jahren zu erneuern. Aktuell liegen wir vor dem Plan.“

img-125.jpeg

Friederike Ascheid

Autobahn GmbH des Bundes, Leiterin der Außenstelle Köln

„Viele Brücken im Rheinland sind hochbelastet und erreichen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ihre Restnutzungszeit, wie zum Beispiel die Strombrücke der Rheinbrücke Bonn-Nord. Man stelle sich vor: Eine Lkw-Achse mit einer Achslast von rund acht Tonnen verursacht einen Verschleiß, der etwa dem von 60 000 Pkw-Achsen entspricht. Als unsere Brücken in den 60er- und 70er-Jahren oder noch früher geplant und gebaut wurden, waren das heutige Verkehrsaufkommen und der stark gestiegene Schwerlastverkehr in diesem Ausmaß kaum vorhersehbar.“

img-126.jpeg

Martin Claßen

Leiter des Instituts für Massivbau an 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Technischen Hochschule Aachen (RWTH)

„Viele kritische Schäden entwickeln sich kontinuierlich – etwa Rissbildung und Materialermüdung. Hier brauchen wir moderne Messverfahren wie faseroptische Sensorik. Sie ermöglichen erstmals eine hochaufgelöste Erfassung von Dehnungen und Rissentwicklungen in Echtzeit. Wenn wir den realen Zustand einer Brücke kontinuierlich kennen, können Instandsetzungen gezielter geplant, Lebensdauern verlängert und Ersatzneubauten besser priorisiert werden.“

img-127.jpeg

Nicht zu retten: Die linksrheinische Vorlandbrücke wird bereits abgerissen

erinnert sich Mauel. „Wir hätten damals sofort drei Fähren einsetzen müssen.“ Neben der „Christophorus“ fährt derzeit noch eine Fähre zwischen Bad Godesberg und Niederdollendorf. Eine dritte Fähre fällt wegen eines Defekts aus. „Gerade jetzt, wo wir 200 bis 300 Autos mehr am Tag transportieren müssen, hätte das nicht passieren dürfen“, sagt Mauel. Er hofft auf eine schnelle Reparatur.

Vor den Fähranlegern in Mondorf und Graurheindorf bildet sich unterdessen eine scheinbar endlose Autoschlange – wie an fast jedem Feierabend seit dem 3. Juni. Ein Garten- und Landschaftsbauer aus Bergisch-Gladbach lenkt seinen Wagen auf die Fähre. Schon lange fahre er mit der Fähre zur Arbeit. „Das hat mir mal 45 Minuten gespart“, berichtet er durch das offene Autofenster. Seit der Brückensperrung verbringt er täglich zweieinhalb Stunden im Stau vor dem Anleger. Doch würde er auf die Kennedybrücke ausweichen, müsste er derzeit bis zu drei Stunden zusätzliche Fahrzeit einplanen.

Ein anderer Autofahrer in der Schlange vermutet, dass das Problem in der mangelnden Wartung der Brücken liegt. „Man wusste schon viel früher um den schlechten Zustand der Nordbrücke. Gehandelt wurde jedoch offensichtlich zu spät.“ Tatsächlich war bereits 2007 klar, dass die Friedrich-Ebert-Brücke, Baujahr 1967, grundlegend saniert werden müsste. Die geplante Generalüberholung wurde jedoch mehrfach verschoben.

Viele der bundesweit heute besonders belasteten Brücken stammen aus den 1960er bis 1980er-Jahren. Damals seien sie für Verkehrs- und Lastannahmen ►

FOCUS 34 – 2026

75


Wissen

Und ewig bremst die Baustelle

Vom Nord-Ostsee-Kanal zur Donau, von der Elbe zum Rhein erweist sich die Infrastruktur der Überwege immer mehr als alt und marode

Aktuelle Brückensanierungsprojekte in Deutschland (Auswahl)

img-128.jpeg

Quelle: Autobahnatlas (Stand: April 2026)

Wann wurden die deutschen Autobahnbrücken gebaut? Baujahr der rund 28 000 Brücken (Teilbauwerke) an Autobahnen

img-129.jpeg

Quelle: Bundesanstalt für Straßen- und Verkehrswesen

In welchem Zustand befinden sich die Autobahnbrücken?

Die Bundesanstalt für Straßen- und Verkehrswesen bewertet die Teilbauwerke mit Zustandsnoten zwischen 1,0 und 4,0 und unterscheidet in sechs Notenbereiche*

img-130.jpeg

*Bewertungsskala: 1,0–1,4 (sehr guter Zustand), 1,5–1,9 (guter Zustand), 2,0–2,4 (befriedigender Zustand), 2,5–2,9 (ausreichender Zustand), 3,0–3,4 (nicht ausreichender Zustand) und 3,5–4,0 (ungenügender Zustand)

76

FOCUS 34 – 2026


Infrastruktur

konzipiert worden, die deutlich unter den heutigen Belastungen liegen, sagt Martin Claßen, Leiter des Instituts für Massivbau an 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Technischen Hochschule Aachen (RWTH). Insbesondere der Schwerlastverkehr habe massiv zugenommen, so Claßen. „Zudem sehen wir bei unseren Brücken Alterungseffekte und Materialermüdung sowie Chloridschäden durch Streusalz.“

Viele Brücken haben dadurch schlicht das Ende ihrer Lebensdauer erreicht. Für die Region zwischen Köln und Koblenz bedeutet das: Früher oder später müssen nach Einschätzung der Experten und Expertinnen sämtliche Rheinbrücken erneuert werden.

Der kritische Zustand, so Claßen, beschränkt sich keineswegs auf das hochbelastete Autobahnnetz. Auch kommunale Straßen und Landstraßen sind betroffen. Allein beim Brückennetz des Bundes ist der Sanierungsbedarf enorm. Das Bundesverkehrsministerium identifizierte während der Ampel-Regierung rund 4000 Brücken an wichtigen Autobahnkorridoren, die vorrangig erneuert oder instandgesetzt werden müssen. Hinzu kommen etwa 500 weitere Brücken, die wegen ihres besonders schlechten Zustands zu modernisieren wären. Zu ihnen zählt die Bonner Nordbrücke.

Die Belastbarkeit deutscher Brücken wird derzeit durch regelmäßige Bauwerksprüfungen überwacht, die in der DIN-Norm 1076 geregelt sind. Diese Prüfungen erfolgen jedoch nur punktuell und in größeren zeitlichen Abständen. Kritische Schäden können sich daher zwischen zwei Prüfzyklen entwickeln und unbemerkt fortschreiten. Um solche Veränderungen frühzeitig zu erkennen, wäre ein kontinuierliches Brückenmonitoring notwendig, sagt Claßen.

Die erforderliche Technik gibt es bereits. Dazu gehören Schallsensoren, also Mikrofone, die kontinuierlich messen, was in einer Brücke passiert. Sie könnten entscheidende Hinweise liefern, ob eine Brücke gesperrt werden muss oder nicht. Ebenso lassen sich Brückenschäden mit faseroptischen Sensoren feststellen. Dabei werden Glasfasern im Beton verbaut, die sich messbar dehnen, wenn Risse entstehen. Kontinuierliche Sensormesstechnik könnte dazu beitragen, Brücken deutlich länger und sicherer zu betreiben.

Bisher kamen Sensormessungen vor allem in der Forschung und bei Pilotprojekten zum Einsatz. Grund dafür war, dass solche Verfahren lange nicht als etab-

img-131.jpeg

img-132.jpeg

img-133.jpeg

Fährführer Werner Mauel versieht seit 32 Jahren Dienst. Aktuell ist er von 6 bis 21 Uhr auf dem Rhein im Einsatz, etwa im Fünf-Minuten-Takt. Dennoch bilden sich Warteschlangen

lierter Bestandteil der Bauwerksüberwachung galten. Das könnte sich nun ändern – seit Januar gibt es eine neue Fassung der DIN-Norm 1076. Darin wird das sensorbasierte Bauwerksmonitoring erstmals ausdrücklich als Instrument der Bauwerksprüfung berücksichtigt. Für Claßen ist das ein wichtiger Schritt.

Die maroden Brücken sind längst zum politischen Problem geworden. Ende Juli übernahm Steffen Bilger (CDU) das Amt des Bundesverkehrsministers von Patrick Schnieder. Nun steht er vor der Aufgabe, einen jahrzehntelang gewachsenen Sanierungsstau aufzulösen. Sein NRW-Amtskollege Oliver Krischer von den Grünen sagt, er erwarte, „dass der neue

Bundesverkehrsminister die Sanierung der maroden Autobahnbrücken sowie des Schienennetzes in NRW zur Priorität“ mache. Das Sondervermögen des Bundes müsse dort eingesetzt werden, wo der größte Handlungsbedarf bestehe.

Die Sperrung der Friedrich-Ebert-Brücke erhöhte den politischen Druck zusätzlich. Auf Initiative Nordrhein-Westfalens stellte der Bundesrat am 10. Juli unmittelbaren Handlungsbedarf fest. Bundesweit soll nun das Tempo bei der Brückensanierung verdoppelt werden – von derzeit rund 200 auf mindestens 400 Brücken-Teilbauwerke pro Jahr.

Chaos droht bis Ende 2028

Inzwischen hat der Rückbau der Nordbrücke begonnen. Nach Angaben der Autobahn GmbH erfolgt er in 14 Schritten. Bevor der eigentliche Abriss starten konnte, mussten Schallschutzwände und Asphalt weichen. Knapp 1700 Quadratmeter Asphalt wurden abgefräst, rund 2100 Kubikmeter Beton abgetragen. Für die Anwohner bedeutet das neben den Verkehrsproblemen nun auch Baulärm. Die Autobahn GmbH verspricht, die Belastung möglichst gering halten zu wollen. Ascheid sagt: „Wir verwenden lärmarmes Baugerät, und der Abtransport von Bauschutt erfolgt nicht durch die Wohngebiete, sondern über die Autobahnen.“

Bis Jahresende soll der linksrheinische Brückenteil vollständig zurückgebaut sein. Bis dahin wird der Auftrag für den Ersatzneubau der Friedrich-Ebert-Brücke vergeben. In welcher Bauart sie errichtet wird, soll das Ausschreibungsverfahren klären. Fußgänger und Radfahrer können die Nordbrücke womöglich noch in diesem Sommer wieder nutzen. Dafür ist ein Rampenturm geplant, der auf die intakten Brückenteile führt.

Ende 2028, betont Ascheid, sei „das gesetzte Ziel“. Dann sollen über die Friedrich-Ebert-Brücke auch wieder Autos aller Art rollen dürfen. Der Ersatzneubau wird zunächst vierspurig. In den 2030er-Jahren könnte die Brücke auf sechs Spuren erweitert werden – dann, wenn ohnehin weitere Bauarbeiten anstehen. Denn auch der mittlere Teil, die Strombrücke, muss perspektivisch erneuert werden. Das steht laut Autobahn GmbH bereits fest. ■

Pia Krämer führte die Recherche in ihr Heimatbundesland. Sie staunte darüber, wie sehr die Sperrung den Alltag der Menschen verändert.

FOTOS: IMAGO IMAGES, PIA KRÄMER FÜR FOCUS MAGAZIN

FOCUS 34 – 2026

77


Kultur

img-134.jpeg

78

FOCUS 34 – 2026


Perfektes Chaos: Als Zugabe des Konzerts in Berlin präsentierte das EUVO eine selbst einäudierte Chorea.

So klingt Europa

Das European Union Youth Orchestra ist das offizielle Jugendorchester der EU – und eine Talent- schmiede für künftige Klassik-Stars. In diesem Jahr feiert das Ensemble sein 50. Jubiläum

Text von Bruno Gaigl

FOCUS 34 – 2026

79


Kultur

img-135.jpeg

Jubiläumsklänge Zum 50-jährigen Bestehen trat das EUYO im Rahmen des Festivals „Young Euro Classic“ in Berlin auf

Ü

Über die kulinarische Vielfalt Europas hat Anna Pintér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viel gelernt. Die Kollegen aus Italien haben ihr beigebracht, wie man eine echte Carbonara zubereitet. Und mit den Spaniern hat sie eine saftige Tortilla gebraten. Im Gegenzug gab’s eine Einführung in den Pálinka-Schnaps. „Dafür ist Ungarn berühmt.“ Die 24-Jährige kichert.

Auch wenn das hier nicht die Geschichte eines partylastigen Erasmus-Austauschs ist, sondern ein Text über eines der besten Jugendorchester der Welt, darf der Spaß natürlich nicht zu kurz kommen. Weder abseits der Bühne noch während großer

Konzerte. „Denn wenn wir Spaß haben, hat auch das Publikum Spaß“, erklärt die Flötistin.

Pintér sitzt an diesem Nachmittag Anfang August am oberen Ende der Steintreppe des Berliner Konzerthauses. Sie trägt ein gepunktetes Top und hat sich ihre Sonnenbrille ins Haar gesteckt. Zu ihren Füßen liegt ein langer Teppich, der bis hinunter auf den Gendarmenmarkt führt. Der Teppich ist blau mit eingestickten gelben Sternen. Eine Reinigungskraft saugt gerade mit größter Sorgfalt die letzten Staubkörner vom Stoff. Besonders den gelben Sternen widmet sich die Frau mit fast schon übertriebener Hingebung. Für den heutigen Abend soll eben alles perfekt sein.

Denn in diesem Jahr feiert das European Union Youth Orchestra (EUYO), das offizielle Jugendorchester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mit dem auch Anna Pintér hier ist, seinen 50. Geburtstag. Und gibt in ein paar Stunden im Rahmen des all-

jährlichen Festivals „Young Euro Classic“, das gerade im Berliner Sommer stattfindet, eines seiner Jubiläumskonzerte.

Zusammenarbeit für den Frieden

Die Idee, durch gemeinsames Musizieren die Einheit auf unserem Kontinent zu stärken, setzte man 1976 um. Das EUYO wurde damals nach einer einstimmigen Entscheidung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gegründet. Seitdem ist das Orchester nicht nur ein Projekt, über das sich junge Menschen aus ganz Europa vernetzen, sondern auch eine Kaderschmiede für die Stars von morgen. Ein Sprungbrett – rund 90 Prozent der Mitglieder werden anschließend zu professionellen Musikern.

Als Gründungsmusikdirektor prägte der Italiener Claudio Abbado das Orchester maßgeblich in seiner Anfangsphase. Als Chefdirigenten folgten ihm Bernard Haitink und Vladimir Ashkenazy. Von 2015 bis 2024 führte der Russe Vasily Petrenko das EUYO. 2024 übernahm Iván

80

FOCUS 34 – 2026


Klassik

img-136.jpeg

Klangreise

Die ungarische Flötistin Anna Pintér ist bereits im zweiten Jahr mit dem EUYO auf Tournee

img-137.jpeg

Stargäste

In Berlin wurde das EUYO von Dirigentin Elim Chan und Geigerin Maria Dueñas unterstützt

img-138.jpeg

Chefsache Iván Fischer dirigiert das EUYO beim Bolzano Festival Bozen 2025

img-139.jpeg

Volle Puste

Das Bläserensemble spielt vor Flaggen von Mitgliedstaaten der EU

Fischer aus Ungarn. Im Laufe der Jahrzehnte arbeiteten außerdem weltberühmte Gastdirigenten wie Herbert von Karajan oder Daniel Barenboim mit den jungen Talenten.

Doch nicht nur musikalisch bekam das Orchester prominente Unterstützung. Auch politisch hatte das EUYO Fürsprecher auf höchster Ebene. Jean-Claude Juncker machte das Orchester 2016 zur Chefsache: Als dem Ensemble überraschend die Fördergelder entzogen werden sollten, betonte der damalige Kommissi-

»Auf der Bühne bilden sie ein unglaublich harmonisches Orchester. Hinter den Kulissen sind diese jungen Menschen extrem unterschiedlich«

Marshall Marcus, Orchesterleiter

anspräsident öffentlich dessen Bedeutung als lebendiges Symbol für die europäische Identität.

Anna Pintér steht jetzt am Bühneneingang des Konzerthauses. Gleich beginnt die letzte Probe. Pintér schwärmt von der Diversität des Orchesters. Menschen aus so vielen Ländern kennenzulernen, das sei es, was sie mit am schönsten fände. Nicht nur ihr professionelles Netzwerk erweiterte sich so. „Ich habe mittlerweile Freunde in ganz Europa.“ Flötistin Pintér begann schon vergangenes Jahr, auf Reisen ►

FOTOS: KAI BIENERT, ANNA CERRATO

FOCUS 34 – 2026

81


Kultur

Klassik

mit dem EUYO neue Freundschaften zu schließen. Sie ist nun das zweite Jahr in Folge mit dem Orchester unterwegs. Dennoch musste sie sich zuletzt erneut dem Auswahlprozess unterziehen.

Man kann sich den Ablauf eines Jahres beim EUYO ein bisschen wie das Programm einer Fußball-Nationalmannschaft vorstellen – würde jeden Sommer ein großes Turnier stattfinden und der Kader dafür jeweils zu Beginn eines neuen Jahres vorgestellt.

Circa 120 Musikerinnen und Musiker aus allen EU-Mitgliedstaaten werden alle zwölf Monate aus über 3000 Bewerbern ausgewählt. Höhepunkt des Jahres für das Ensemble des EUYO ist die große Sommertournee, in der das Orchester an verschiedenen Orten in Europa auftritt – so wie eben an diesem Montag Anfang August in Berlin.

Besonders zusammenschweißende Momente erleben die jungen Talente im österreichischen Grafenegg, der Homebase des EUYO, wo sich das Orchester auf die großen Konzerte im Sommer vorbereitet. Während dieses mehrwöchigen Trainingslagers, um beim Fußballvergleich zu bleiben, sind die jungen Erwachsenen zu je acht Personen in kleinen Häusern untergebracht. Es wird darauf geachtet, dass möglichst viele Nationen unter einem Dach wohnen, um einen maximalen Austausch anzuregen und zu verhindern, dass sich Cliquen bilden.

Der besondere Vibe des EUYO

Einer, der es immer wieder schafft, aus einem Haufen begabter junger Menschen in kürzester Zeit ein funktionierendes Orchester zu bilden, ist Marshall Marcus. Ein paar Stunden, nachdem Anna Pintér von ihrer prägenden Zeit mit Gleichgesinnten aus ganz Europa geschwärmt hat, empfängt der 71-Jährige in der Konzertpause zu einem kurzen Plausch hinter der Bühne.

Marcus, dunkelblauer Anzug mit Europa-Stecker am Revers, lockige Haare, ist ein kleiner, zugewandter Mann. Der Brite verdiente selbst einst als Geiger sein Geld. Seit 2013 führt er die Geschäfte des Jugendorchesters und ist für die künstlerische Leitung zuständig.

Marcus hat natürlich eine genaue Vorstellung von dem, was Bewerber mitbringen müssen, um Teil des EUYO zu werden. Vor allem drei Dinge sind ihm wichtig.

Grundvoraussetzung, logischerweise, ist das technische Know-how. „Wir sprechen hier von einem der besten Orchester

Chefdirigenten des EUYO

img-140.jpeg

Claudio Abbado

Der Italiener prägte das Orchester ab 1976. Abbado war in seiner Laufbahn außerdem unter anderem Chefdirigent der Mailänder Scala und der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Bernard Haitink

Der Niederländer führte das Jugendensemble von 1994 bis 2000. Er leitete auch das Amsterdamer Concertgebouw-Orchester über viele Jahre

Vladimir Ashkenazy

Der Russe mit isländischer Staatsbürgerschaft dirigierte das EUYO bis 2015. Er leitete Orchester wie das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oder die Tschechischen Philharmoniker

img-141.jpeg

Vasily Petrenko

Petrenko, ebenfalls Russe, übernahm von 2015 bis 2024. Aktuell ist er Musikdirektor des Londoner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ván Fischer

Derzeit ist der Ungar Chefdirigent der Jugendlichen. Der weltberühmte Musiker gründete 1983 das Budapest Festival Orchestra

der Welt.“ Aber ob jemand sein Instrument beherrscht, ist natürlich nicht alles. Die zweite wichtige Frage lautet: Wie musikalisch flexibel ist die Person? „Sie muss zuhören und sich in das Orchester einfügen können.“ Doch das Ausschlaggebende, was letztlich darüber entscheide, ob es jemand ins European Union Youth Orchestra schafft, beschreibt Marcus als den „EUYO-Spirit“: Man könne noch so fantastisch spielen, aber es gebe da eine Art Vibe, der alle vereint. Und der zeige sich in der Freude daran, für das Publikum zu spielen.

Was Marcus meint, wird dann gegen Ende des Abends in Berlin deutlich. Eigentlich ist das Konzert schon vorbei. Die Dirigentin hat bereits die Bühne verlassen. Aber das EUYO will noch mehr. Trompeten, Posaunen und Trommeln setzen zu einer Marschmusik an. Alle Mitglieder des Orchesters erheben sich, fangen an, kreuz und quer über die Bühne zu laufen. Sie hüpfen, lachen, tanzen. Und spielen dabei komplett auswendig, ganz nach Gehör.

Von den oberen Rängen des Konzerthauses am Berliner Gendarmenmarkt sieht die Szene ziemlich chaotisch aus. Eigentlich wartet man nur darauf, dass irgendwer stolpert und die ganze Nummer schiefgeht. Aber „Amparito Roca“, das Stück des spanischen Komponisten Texidor, geben die Musiker da unten selbst im Stehen so brillant zum Besten, wie zuvor auch schon Johannes Brahms’ Violinkonzert und Rachmaninows Zweite Sinfonie im Sitzen.

Die selbst einstudierte Zugabe, zu der selbst die Ältesten im Saal rhythmisch in die Hände klatschen, könnte bei einem Berufsorchester, das nicht aus 16- bis 26-Jährigen besteht, das Publikum wahrscheinlich eher irritieren. Bei diesem Ensemble wirkt sie erfrischend frech. Und vermittelt vor allem etwas, das ziemlich ansteckend ist: Da haben 120 junge Leute richtig Spaß.

Klingt ein bisschen kitschig, aber wenn man so will, ist diese Darbietung wie die Wunschvorstellung einer Europäischen Union: Stimmen aus allen 27 Mitgliedstaaten, die sich zuhören, mit Freude aufeinander eingehen und so einen gemeinsamen Klang erzeugen. ■

Bruno Gaigl würde gern erleben, wie es sich anfühlt, mit einem großen Orchester zu spielen. So viele Menschen, die zu einem Klangkörper verschmelzen – das hat für ihn etwas Magisches.

82

FOCUS 34 – 2026

FOTOS: KAI BIEHERT/ULSTEN BILD (1)


Mit FOCUS den Sommer genießen.

10x FOCUS zum Vorzugspreis + eines unserer TOP Produkte!

img-142.jpeg

Sie profitieren:

Das gedruckte Magazin inklusive Zugang zu FOCUS+

  • Inklusive: Zugriff auf alle Inhalte von FOCUS und FOCUS MONEY
  • Aktuell: Inhalte jederzeit digital abrufbar in der FOCUS+ App und auf focusplus.de
  • Bequem: Printmagazin pünktlich & portofrei jede Woche zu Ihnen nach Hause
  • Flexibel: Jederzeit kündbar nach Mindestlaufzeit

FOCUS Das Magazin.

HIER HERRI FAKTEN

GARDENA Gartenset

Lesen Sie den FOCUS und sichern Sie sich das vierteilige GARDENA Gartenset. Die wichtigsten Kleingeräte und praktischen Gartenhelfer in einem Set. Inhalt: je 1 Blumenkelle, 1 Unkrautstecher, 1 Gartenschere, 1 Paar Pflanz- und Bodenhandschuhe mit Latexbeschichtung.

Zuzahlung nur 1,00 € inkl. MwSt. und Versand

Pr.Nr. T193

Einfach einscannen und bestellen:

Aktionsnr.: F01PRM10

img-143.jpeg

Gleich bestellen:

☎ 0781 639 65 20*

Angebot und weitere tolle Prämien unter:

📞 focus-abo.de/mini

Ich teste FOCUS 10x für nur 39,00 € + GARDENA Gartenset mit 1 € Zuzahlung. Das Abo kann ich nach 10 Ausgaben jederzeit mit einer Kündigungsfrist von einem Monat kündigen. Bei Weiterbezug gilt der reguläre Abpreis ggf. inkl. FOCUS-Sonderausgaben zum Preis von zrt. je 5,90 €. Alle Preise in Euro inkl. der gesetzl. MwSt. sowie inkl. Versandkosten. Auslandskombinationen auf Anfrage: 00439 781 639 65 20. Sie haben ein gesetzl. Widerrufsrecht. Die Belehrung können Sie unter www.focus-abo.de/agb abrufen. Der Versand des Dankeschöns erfolgt nach Zahlungseingang. Zum Ortstarif, Mobilfunknetze können abweichen. Verantwortlicher und Kontakt: BurdaVerlag Consumer Sales & Services GmbH, Hubert-Burda-Platz 1, 77652 Offenburg für die BurdaVerlag Publishing GmbH, in gemeinsamer Verantwortlichkeit mit mehreren Verlagen von Hubert Burda Media (siehe www.burda.com/de/gvv). Informationen zum Datenschutz können Sie unserer Impressum-Seite entnehmen.


Kultur

W

Wer sich mit Sasa Hanten unterhält, muss hellwach sein, sonst hat er schon wieder einen Gedankensprung verpasst. Sie spricht schnell, pointiert, wechselt von Erbschaftsteuer zu Liebeskummer und von Demenz zu Leopardenmuster. Hanten ist Rechtsanwältin, Autorin, Model, Sammlerin, Atelierleiterin und Sachverständige für zeitgenössische Kunst. Die Mittfünfzigerin lebt zwischen Köln und Wien, ist Muse der Malerin Xenia Hausner und betreut seit rund 15 Jahren das Atelier der Bildhauerin Angela Glajcar. Dort sei sie „für alles zuständig, außer der Kunst selbst“.

Ihr Wiener „Kontor“ in einer ehemaligen Filzfabrik ist Kanzlei, Atelier und Salon zugleich. „Hier geht es um Kunst, aber auch um Euros und Cents“, sagt Hanten. Sie schreibt Liebesbriefe zum Stundensatz einer Sachverständigen, bewertet Sammlungen und ordnet Nachlässe in einer Branche, die Preise liebt, über Ökonomie aber ungern spricht.

Nun taxiert sie Lebensentwürfe statt Leinwände. Ihr Debütroman „Talent zum Glück“ (Blessing Verlag) führt in eine Welt aus Familienvermögen, Spitzeninternat und nobler Fastenklinik – zu Menschen, die im Meer der Möglichkeiten versinken.

Im Mittelpunkt stehen Charlotte Maybach und Eberhard „Eby“ Tusch. Die beiden Mittdreißiger kennen sich seit der Schulzeit am Bodensee. Hanten macht aus dem Vorbild kein Geheimnis: Gemeint ist Schloss Salem, Deutschlands berühmtestes Internat, gegründet 1920. Charlotte ist eine reiche Kölner Bäckerstochter, wird Notarin und zur „braven Übererfüllerin gesellschaftlicher Erwartungen“.

Eby wiederum stammt aus einer wohlhabenden Kölner-Wiener Schaustellerdynastie. Sein Vater Charly war Unternehmer, Lebemann und der Mittelpunkt seines Daseins. Als er an frontotemporaler Demenz erkrankt, übernimmt Eby die

img-144.jpeg

Mehr Träume wagen!

Die Kunstanwältin und Lebefrau Sasa Hanten hat einen wunderbaren Roman geschrieben: über Lebenskunst und die Lust, gewohnte Denkmuster aufzubrechen

84

FOCUS 34 – 2026


Literatur

Firma und macht aus der Pflege ein Familienprojekt. Er lässt Charlys Wohnräume bunt streichen, installiert helleres Licht und sorgt mit Essen, Gästen und Musik für Leben. Statt „Demenz“ sagen beide FTD – eine Abkürzung, die Charly eher an ein PS-starkes Auto erinnert. „FTD getuned, das lässt sich hören!“, findet er.

Gleichzeitig zerbricht Ebys Beziehung zu Georg, den er zu seiner großen Liebe erklärt hat. Während Eby von einer gemeinsamen Wohnung, Reisen und Ritualen träumt, bleibt Georg auf Abstand und verteilt Zuneigung in homöopathischen Dosen. In dem verschwenderisch liebenden Eby steckt womöglich besonders viel Sasa Hanten: Sie nennt sich selbst einen „Eby-Typ“.

„Wir versuchen, wenn sich jemand komisch verhält, uns vorzustellen, dass er nur genug geliebt und genährt werden muss“, sagt sie. Bei Georg jedoch helfe keine Liebesoffensive: „Jedes Licht, das man da reingeben will, versinkt in diesem Dunkel.“ Er besitze „das Antitalent zum Glücklichsein“.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Wert und Preis

Charlotte und Eby sind Gegenfiguren und Spiegel. Sie kontrolliert Gefühle, Essen und Körper; er kaschiert Schmerz mit Schlagfertigkeit, Witz und Anekdoten. Ihre Liebesgeschichte beginnt als Freundschaft. Selbst nach Jahren der Distanz kennen sie einander genauer als ihre Partner.

Wieder zusammengeführt werden sie an einem zweiten berühmten Bodensee-Ort: Die Klinik des Romans ist unschwer als Buchinger-Wilhelmi in Überlingen zu erkennen, jene mondäne Fastenadresse, an der Prominente und Topmanager bei Brühe und Leberwickeln diskret aus der Welt verschwinden.

Zwischen Kurgängen erzählen Charlotte und Eby sich ihre Leben neu. Sie führt ihm vor Augen, wie sehr er Georg idealisiert hat. Er fragt sie dafür: Was fehlt dir trotz allem? Hantens Antwort klingt fast banal: „Sachen müssen in den Fluss kommen und nicht in den Griff.“ Glück ist kein Preis für korrektes Verhalten. Es beginnt damit, die eigenen Wünsche zu erkennen – auch jene, die nicht in die bürgerliche Ordnung passen.

Am Ende steht deshalb keine klassische Hochzeit, sondern ein Lebensentwurf. Charlotte und Eby, der bislang Männer liebte, wollen gemeinsam leben, ohne sich in die Schablone von Ehe, Exklusivität und Kleinfamilie zu pressen. Ihr „Wir“ soll Freundschaft und Liebe, Kinder und

Liebhaber, Verwandte und Wahlverwandte einschließen. Nicht das Paar bildet die kleinste Einheit, sondern das „Rudel“.

Das kennt Sasa Hanten aus dem eigenen Leben. Sie wuchs auf einem Gehöft in einer großen Familie auf. Ihre Söhne lebten früh in Gemeinschaften, erst bei den Wiener Sängerknaben und später im Internat. Bindung bedeutet für sie nicht Festhalten,

»Es ist sicherlich ein Vorteil, dass ich sowohl die Sprache des Rechts als auch die der Kunst beherrsche«

Sasa Hanten

sondern ein Netz, das trägt. „Wo fühlt man sich zu Hause? Was macht einen satt?“, fragt Hanten. Die Zweierbeziehung werde mit Erwartungen überladen: Ein Mensch soll Liebhaber, bester Freund, Therapeut, Familienersatz und Altersvorsorge sein. Hanten hält dagegen: „Es braucht auch ein Dorf, um alt zu werden.“ Sie denkt an Mehrgenerationenhäuser, WGs und Nachbarschaften. „Vereinzelung scheint mir keine besonders geschickte Lösung.“

Die Kunst liefert ihr dabei das Denkmodell für den Roman. „Jede Reaktion auf ein Kunstwerk erzählt etwas über das eigene Innenleben“, sagt Hanten. Zwei Menschen sehen dieselbe abstrakte Skulptur: Der eine findet sie zu schön, der andere fühlt sich angegriffen. Beide betrachten dasselbe Werk – und doch vor allem sich selbst.

Auch Sammlungen sind für Hanten Selbstporträts. Neben bedeutenden Werken können 150 Aquarelle eines Lieblingskünstlers lagern, dessen Ruhm nur im Kopf seines Förderers stattfindet. „Nur bei Bewertungen wird’s dann traurig“, sagt sie. Selbst zum Schleuderpreis finde sich für manches Konvolut kein Käufer. „Der Wert ist nicht der Preis.“

Was aus solchen Lebenswerken wird, wenn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dankend abwinkt, beschäftigte Hanten schon in ihrem ersten Buch „Sieh mich an!“, das sie 2017 mit ihrem Mann, dem Sammler Klaus F. K. Schmidt, veröffentlichte. Darin untersucht sie, warum Kinder mitunter weniger die Kunst als die Sammelwut ihrer Eltern erben.

Wo Geld, Leidenschaft und Eitelkeit zusammentreffen, ist der Kunstkrimi oft nah.

Als Sachverständige zur Bewertung einer Sammlung bestellt, zweifelte Hanten einmal an einer angeblich bewohnten Wohnung. Im Bad fand sie weder Shampoo noch Zahnbürste: Die Wohnung war Kulisse für Fälschungen und Hehlerware, dazwischen waren ein paar echte Bilder eingestreut.

Schon mit 14 Jahren zog Hanten durch Ateliers, anfangs „oft als Kaffeeköchin“. Später studierte sie Jura, arbeitete in Galerien und unterstützte Künstler bei Kunstam-Bau-Wettbewerben. „Es ist sicherlich ein Vorteil, dass ich sowohl die Sprache des Rechts als auch die der Kunst beherrsche.“

Ihre Lust am Rollenwechsel trägt sie buchstäblich am Körper. Statt grauer Kanzleiumform liebt Hanten auffällige Couture: Entwürfe des Tiroler Designers Markus Spatzier und seiner Manufaktur Herzblut ebenso wie Mode der Wienerin Susanne Bisovsky. Historische Silhouetten, lange Röcke, Korsagen und starke Muster sind für sie keine Verkleidung, sondern Haltung. Sie zeigen: Ein Leben kann mehr als eine zulässige Form haben. Davon erzählt auch ihr Roman.

Der Kritiker Denis Scheck vergleicht „Talent zum Glück“ mit Klassikern, etwa „Jules und Jim“. Hanten bescheinigt er „die Beobachtungsgabe einer Jane Austen“ und „das soziologische Gespür eines Henry James“. Das ist hohes Lob: Austen sezierte in „Stolz und Vorurteil“ Liebe, Geld und Standesdünkel; der amerikanisch-britische Klassiker James machte die Machtspiele der besseren Gesellschaft zum literarischen Ereignis.

„Talent zum Glück“ tut Ähnliches für die Gegenwart. Der Roman erzählt von Demenz und Trauer, Snobismus und Begehren – und von der Hoffnung, dass Menschen nicht auf eine fertige Lebensform warten müssen. Sie können eine erfinden. „Es wird zu wenig geträumt“, sagt Sasa Hanten. Ihre Figuren beginnen damit: nicht allein, sondern gemeinsam. ■

GABI CZÖPPAN

img-145.jpeg

Das Leben als Achterbahnfahrt: Hantens Roman „Talent zum Glück“ erscheint im Blessing Verlag

FOTO: LUKAS BECK

FOCUS 34 – 2026

85


Kultur

SEHEN

img-146.jpeg

»The End of Oak Street« Anne Hathaway und Ewan McGregor in einem feinsinnigen Drama über die Familie Platt, deren gesamte Nachbarschaft in eine Welt transportiert wird, in der es noch Dinos gibt. Wie sich zeigt, halten die Dinos wenig von den Platts. Werden sie sich arrangieren? (Kino) ●●●○○

img-147.jpeg

»Im Spiegel meiner Mutter« Corinna Harfouch als Archäologin, deren Mutter stirbt, die eine Moormumie findet und es mit einer rätselhaften Assistentin zu tun bekommt. Alles über ihre Mutter – oder wie Jutta Brückner die Filmtrilogie abschließt, die sie in den 70er Jahren begann. (Kino) ●●●○○

img-148.jpeg

»Exit 8« Über einen Mann in einem U-Bahn-Gang, der die Anweisung bekommt, auf Ungewöhnliches zu achten. Bemerkt er etwas, soll er umkehren, bemerkt er nichts, kann er weitergehen – mit dem Ziel, Ausgang 8 zu erreichen. Japanischer Film nach dem gleichnamigen Videospiel. (Kino) ●●●○○

img-149.jpeg

»Lanterns« Wenn „True Detective“ ein Superheldenformat wäre: Zwei Weltraumpolizisten untersuchen in Nebraska einen Mord und entdecken dabei eine Verschwörung intergalaktischen Ausmaßes. Serie aus dem DC-Universum, in dem auch Superman und Batman zu Hause sind. (HBOMax) ●●●○○

img-150.jpeg

»Sunny Dancer« Bella Ramsey als die 17-jährige Ivy, die den Sommer in einem Ferienlager für Krebspatienten verbringen soll, einem „Chemo Camp“. Sie kann sich nichts Uncooleres vorstellen – was die beste Ausgangslage ist, wenn ein Film mit den Erwartungen des Publikums spielt. (Kino) ●●●○○

img-151.jpeg

Hochtourige Truppe: Daniel Christensen, Sebastian Bezzel, Max Schmidt, Stephan Zinner

KOMÖDIE

Liebeswirren und Saunaleiche

Bewährt verschoben: Die Kino-Krimireihe nach den Büchern von Rita Falk feiert mit »Steckerlfischfiasko« ihr zehntes Jubiläum

Bäuchlings und nackt: Das Mordopfer findet der niederbayerische Dorfsheriff Franz Eberhofer (Sebastian Bezzel) in der Sauna. Im neu errichteten Niederkaltenkirchener Golfklub des Verstorbenen selbst – Steckerlfisch-König Sebastian Paulus (Christian Tramitz). Hauptverdächtig ist zunächst die Volksfestfamilie Dottinger, mit deren Angehörigen das Opfer jahrelang verfeindet war. Gemeinsam mit seinem Freund und Kollegen Rudi Birkenberger (Simon Schwarz) geht Eberhofer den Mordfall an und stößt dabei auf ein Geflecht aus Familienkonflikten, alten Rivalitäten und geheimen Liebschaften.

Wie bei den Eberhofer-Krimis üblich, geht es aber auch im neuesten Fall „Steckerlfischfiasko“ nicht allein um

die Aufklärung der Tat. Privat hat der phlegmatische Dorfpolizist ebenfalls Ärger: Während sein Haus renoviert wird, muss Hündin Hinkelotta in einer Hütte vor der Tür wohnen – in komödiantisch exakter Miniatur-Nachbildung des Eberhofer-Neubaus. Franz’ Langzeitfreundin Susi Gmeinwieser (Lisa Maria Potthoff) stellt schließlich klare Regeln auf und macht auch in der Karriere ihr Ding: Die Verwaltungsangestellte kandidiert als Bürgermeisterin, wünscht sich dabei jedoch mehr Unterstützung von ihrem Liebsten.

Sohn Paul mischt unterdessen die Familie mit seinem neuen Hobby auf: Ballett. Bei einer Aufführung soll ausgerechnet sein Vater Franz auf der Bühne stehen, als Baum verkleidet. „Eine Fichte? Bei der Figur eher eine Buche“, scherzt Kollege Rudi.

Zehn Millionen Kinobesucher haben die bisherigen neun Eberhofer-Folgen insgesamt gesehen

86

FOCUS 34 – 2026

FOTO: CONSTANTIN FILM


Tipps

Mit „Steckerlfischfiasco“ feiert die niederbayerische Provinzkrimi-Filmreihe ihr zehntes Jubiläum. Seit der ersten Verfilmung der Bestseller von Rita Falk, dem „Dampfnudelblues“ aus dem Jahr 2013, hat sich die Heimatserie zu einem der erfolgreichsten deutschen Kinofranchises entwickelt. Die ersten neun Folgen sahen mehr als zehn Millionen Besucher. Spitzenreiter dabei ist bislang das „Rehragout-Rendezvous“ mit mehr als 1,5 Millionen Kinobesuchern.

Der Erfolg wurde allerdings vom öffentlichen Streit zwischen Autorin Rita Falk und der Produktionsfirma Constantin überschattet. Falk kritisierte, die Verfilmungen hätten sich zunehmend von ihren Romanvorlagen entfernt. „Rehragout-Rendezvous“ beschrieb sie etwa als ihr „völlig fremd“. Nach der öffentlichen Auseinandersetzung war die Zusammenarbeit rund um den jetzigen Jubiläumsfilm dann wieder weniger konfliktreich.

Selbstfindung in Niederbayern

Regisseur Ed Herzog und Drehbuchautor Stefan Betz setzen auf die bewährte Mischung aus Kriminalfilm und Klamauk. Der Mordfall ist lediglich der Anlass für skurrile Figuren, pointierte Dialoge und den unverwechselbaren niederbayerischen Wortwitz.

Besonders das eingespielte Duo Sebastian Bezzel und Simon Schwarz, aber auch Lisa Maria Potthoff, begeistert immer wieder. Der Film lebt vor allem vom Charme der liebevoll überzeichneten Dorfbewohner. So hat Susi etwa eine Vorliebe für die Farbe Rosa, was sich in der Inneneinrichtung ihres Hauses, ihrer Hosenfarbe oder bei ihrem Smart zeigt. Ebenso funktionieren die Running Gags, wie die über den gewöhnungsbedürftigen Körpergeruch von Rudi.

Der steckt nämlich in einer Selbstfindungsphase, in der er sich augenscheinlich kaum wäscht, aber das Gesichtshaar sprießen lässt. Nicht zu vergessen: der niederbayerisch angelehnte Dialekt, der (zumindest den bayerischen) Fans ein heimeliges Gefühl beschert.

Wer also trockenen Humor, urkomische Charaktere und Regionalkrimis mag, sollte sich das „Steckerlfischfiasco“ nicht entgehen lassen. Zwar tritt die eigentliche Krimihandlung in der Eberhofer-Reihe gegenüber den privaten Dramen immer mehr in den Hintergrund, doch der Film überzeugt durchweg mit seiner Komik. Für Provinzklamauk-Liebhaber also ein Muss. ■ ANTONIA BENZ

LESEN

img-152.jpeg

Jan Eike Dunkhase »Kühle neue Welt« Die Sehnsucht nach ein wenig Frische ist groß in diesen Wochen. Dass die Hitze da draußen mit unserem runtergekühlten Alltag zusammenhängt, mit Klimaanlagen, Monster-Kühlregalen, Serverfarmen, darauf weist diese Kulturgeschichte der Kälte hin. (Reclam) ●●●●○

img-153.jpeg

Ulrich Peltzer »Der verlorene Schlaf« Der Roman erzählt auf zwei Zeitebenen von einem Drehbuchautor und seinem Versuch, einen gewaltigen Stoff zu bändigen: die Geschichte des jungen Revolutionärs und genialen Mathematikers Évariste Galois, der 1832 bei einem Duell stirbt. (S. Fischer) ●●●●○

img-154.jpeg

Sarah Diehl »Ins tiefe Blau« Dass die Welt unter der Wasseroberfläche Staunenswertes zu bieten hat, wissen wir spätestens seit Jules Verne: Die passionierte Taucherin Diehl führt uns zu Haien, versunkenen Schiffen und allerhand See-Ungeheuerlichkeiten – eine Lese-Expedition. (Gutkind) ●●●●○

img-155.jpeg

Antonio Scurati »M. Das Ende und der Anfang« In gleich fünf Büchern erzählt Scurati das Leben Benito Mussolinis. Der letzte Akt handelt vom tiefen Fall des „Duce“ – wie die Vorgängerbände unglaublich detailversessen, man kommt dem Monster auf schauerliche Weise nah. (Klett-Cotta) ●●●●○

img-156.jpeg

Anne Goscinny »Das Klimpern der Schlüssel« Die Tochter des legendären „Asterix“-Autors René Goscinny schreibt einen langen Schmerzensbrief an den geliebten Vater. Er starb 1977, als sie neun Jahre alt war, plötzlich an Herzversagen. Sie versucht, eine Brücke ins Jenseits zu schlagen. (Diogenes) ●●●●○

HÖREN

img-157.jpeg

Carly Simon »Comes in Waves« Endlich ein Album mit neuem Material von der Musikerin, die vor 53 Jahren mit „You’re So Vain“ ihren größten Hit hatte. Dem Titel nach zu urteilen, waren die Wellen der 83-Jährigen wieder gewogen, was sich auch in dem sehr lebendigen Folkshop niederschlägt. ●●●●○

img-158.jpeg

Sparks »Live on the Moon« Fantasiebegabt waren die Sparks schon immer: Das erste vollständige Livealbum der 58-jährigen Bandgeschichte haben die Brüder Ron und Russell auf dem Mond aufgenommen, behaupten sie. Und Cate Blanchett sei auch mit von der Partie gewesen. ●●●●○

img-159.jpeg

Phoebe Bridgers »Lost Weekend« Unpopuläre Meinung, aber Bridgers vorheriges Album „Punisher“ war trotz seines sagenhaften Erfolgs eine relativ trantütige Angelegenheit – bis auf den Indiepop-Hit „Kyoto“. Und auf dem neuen Albums ist so ein Hit „Lost Boys“, so viel ist sicher. ●●●●○

img-160.jpeg

The Womack Sisters »The Womack Sisters« Verwandtschaft verpflichtet: BG, Zeimani und Kucha Womack sind Enkelinnen von Sam Cooke und Töchter von Womack & Womack. Da blieb ihnen praktisch gar nichts anderes übrig, als mit einem traditionsbewussten Soulalbum zu debütieren. ●●●●○

img-161.jpeg

Jungle »Sunshine« Auch wenn das Land mittlerweile ein psychotisches Verhältnis zu schönem Wetter entwickelt hat, verdient jeder Sommer ein anständiges Sommeralbum. Und das britische Trio liefert es verlässlich mit einer lockeren Mischung aus Disco, Soul und Funk. ●●●●○

FOCUS 34 – 2026

87


Kultur

img-162.jpeg

88

FOCUS 34 – 2026


Mode

»Wer in ein Familienunternehmen einsteigt, muss das wirklich wollen«

Mark Bezner leitet die Modemarke Olymp seit 1995 in dritter Generation, Sohn Louis die Tochterfirma Maerz Muenchen: ein Gespräch über Fashion und Firmenübergaben

Interview von Barbara Jung-Arntz, Fotos von Verena Müller

Hellgelbe Hemden, dunkelrote Leinenhosen, leichte Jacken: Im Showroom der Firma Olymp in Bietigheim-Bissingen hängt schon die Kollektion für das Frühjahr 2027. An einem langen Tisch in der Mitte sitzen Mark Bezner, 63, Geschäftsführer des Familienunternehmens, und sein ältester Sohn Louis, 28, der seinem Vater bald in vierter Generation nachfolgen soll. Die Atmosphäre: im besten Sinne familiär.

Nicht in allen Familienunternehmen verstehen sich die Generationen gut.

Wie gelingt bei Ihnen das Miteinander?

Mark Bezner: Wir sind sehr eng verbunden. Meine Frau kommt aus Brasilien, wo die Familie noch einmal einen anderen Stellenwert hat als in unserer Kultur. Uns gelingt es oft, Quality Time mit unseren vier Kindern zu verbringen, auch wenn sie überall verstreut sind. Louis in München, seine Schwester bei einer Werbeagentur in Barcelona, Paul in Amsterdam. Unsere Jüngste hat gerade Abitur gemacht. Wir fahren auch gemeinsam in den Urlaub.

Und das hilft auch in unternehmerischer Hinsicht?

Mark Bezner: Es hilft vor allem, wenn niemand zu etwas gedrängt wird. Wer in ein Familienunternehmen einsteigt, muss das wirklich wollen. Sonst wird es weder für die Familie noch für das Unternehmen gut.

Louis Bezner: Wir transportieren im Grunde etwas ins Berufliche, das uns auch privat wichtig ist: Vertrauen, Respekt, Austausch auf Augenhöhe. Ich habe bei Maerz Muenchen unternehmerische Freiheit, gleichzeitig aber einen hohen Anspruch von Seiten meines Vaters.

Wie haben Sie Ihren Vater als Kind erlebt? Autoritär oder verständnisvoll?

img-163.jpeg

1951

gründete Eugen Bezner mit sechs Mitarbeitern die Firma Olymp

198 Millionen

Euro Umsatz machte der Modeanbieter aus Bietigheim-Bissingen im Jahr 2025

2010

übernahm Olymp den Strick-spezialisten Maerz Muenchen, den Louis Bezner leitet

Louis Bezner: Sehr präsent, klar und diszipliniert, aber nicht autoritär im negativen Sinn. Er hatte immer hohe Ansprüche – an sich selbst, geprägt aus seiner Zeit als Leistungsschwimmer mit Olympia-Ambitionen. Aber auch an uns Kinder. Das war nie mit Druck verbunden. Uns stand offen, was wir aus unserem Leben machen. Ich bin ja der Einzige von vier Geschwistern, der bisher im Unternehmen tätig ist. Die anderen gehen andere Wege. Das zeigt eigentlich schon, dass nie jemand in eine Richtung geschoben wurde.

Was schätzen Sie an Ihrem Vater?

Louis Bezner: Dass er Leistung nicht nur einfordert, sondern vorlebt. Er ist extrem fokussiert, denkt langfristig und scheut keine Entscheidungen.

Und umgekehrt, Herr Bezner:

Was schätzen Sie an Ihrem Sohn?

Mark Bezner: Dass er seinen Weg erst einmal selbst gegangen ist. Das war mir wichtig. Externe Erfahrung, anonym, ohne den Bonus des Familiennamens. Ich habe ihm nie ein Praktikum organisiert. So baut man Selbstvertrauen auf und lernt, wie man wirklich wahrgenommen wird. Louis hat bei internationalen Marken gearbeitet und bringt jetzt frische Impulse mit. Dazu kommt: Er hat Ehrgeiz, Disziplin und ein Gespür für die Marke.

Olymp wurde 1951 von Ihrem Großvater Eugen gegründet – mit Hemden aus Fallschirmseide. Was ist von den Werten dieser Anfangszeit heute noch relevant?

Mark Bezner: Sehr viel. Die Basis ist bis heute das Streben nach herausragender Qualität und einem starken Preis-Leistungs-Versprechen. Das klingt einfach, ist aber im Alltag sehr anspruchsvoll. Viele Menschen im Unternehmen und in den Produktionsstätten arbeiten genau dafür. Darauf baut alles andere auf: Marketing, Logistik, Internationalisierung, Marke.

Wie ist es Ihrer Familie gelungen, aus diesem Waschküchenunternehmen den Marktführer für Herrenoberhemden in Deutschland zu machen?

Mark Bezner: Marktführer sind wir erst 2007 geworden. Anfang der neunziger Jahre waren wir in der deutschen Hemdenliga die Nummer 14. Der entscheidende Schritt war, dass wir die Strategie konsequent überarbeitet haben: neue Kollektionsausrichtung, professionelleres Marketing, Internationalisierung. Aber all das hätte ohne die Substanz nicht funktioniert. Wenn die Qualität nicht stimmt, nützt auch die beste Kampagne nichts.

Würden Sie sich als Patriarch bezeichnen? ►

FOCUS 34 – 2026

89


Kultur

Mark Bezner: Nein, überhaupt nicht. Ich bin ein Teamplayer. Wenn Dinge funktionieren, habe ich kein Problem damit, Verantwortung zu delegieren. Wenn ich das Gefühl habe, etwas entgleist, greife ich ein. Aber grundsätzlich führe ich auf Augenhöhe mit meinen Führungskräften.

Sie wurden mit 26 von Ihrem Vater gebeten, früher als geplant in die Firma einzusteigen. Eine leichte Entscheidung?

Mark Bezner: Sie kam überraschend. Für mich war immer klar, dass das Familienunternehmen langfristig eine Rolle spielen würde. Ich hatte aber zunächst bewusst außerhalb der Branche gearbeitet, war gerade bei Procter & Gamble. Dann kam der Anruf meines Vaters mit der Bitte, meine Lebensplanung zu überdenken. Das war kein Zwang, sondern eine Diskussion. Ich habe mir Bedenkzeit genommen, mit wichtigen Menschen gesprochen und mich dafür entschieden.

Sie haben damals jeden Stein im Unternehmen umgedreht. Führte das zu Konflikten mit Ihrem Vater?

Mark Bezner: In der Strategie erstaunlicherweise nicht. Mein Vater hat mir da sehr vertraut. Konflikte gab es weniger bei inhaltlichen Fragen als bei der Übergangsphase an sich. Es gab keinen klaren Plan, wann ich übernehme. Und genau daraus habe ich gelernt: Wenn ich einmal übergebe, dann nur mit einem klar definierten Zeitplan. Unklare Übergänge sind nicht gut für Familienunternehmen.

Herr Bezner junior, wann haben Sie gemerkt, dass Sie im Unternehmen arbeiten wollen?

Louis Bezner: Relativ früh. Ich bin mit dem Unternehmen groß geworden. Ich trage, seitdem ich klein bin, jeden Tag ein Hemd von Olymp. Trotzdem war es mir wichtig, erst einmal woanders Erfahrungen zu sammeln – im Ausland, bei großen Marken, zuletzt bei Adidas. Ich wollte lernen, wie Markenführung auf höchstem Niveau funktioniert, wie globale Player denken.

Ihr Einstieg erfolgte bei Maerz Muenchen, dem Strickwarenhersteller, den Olymp vor Jahren übernommen hat.

Louis Bezner: Das kam auch für mich überraschend. Die Chance bei Maerz Muenchen ergab sich dann über die Nachfolge der bisherigen Geschäftsführerin. Rückblickend war das der perfekte Einstieg: ein eigenständig geführtes Unternehmen mit Substanz, relevanter Größe und großem Potenzial. Wenn man so will, ist das mein unternehmerisches Gesellenstück.

Maerz Muenchen wurde berühmt durch den gelben Pullunder von Hans-Dietrich

img-164.jpeg

Logistikanlage in der Firmenzentrale: 80 Prozent der Erlöse erzielt Olymp noch immer mit dem Kernprodukt Hemd

Genscher und die Troyer, die Hermann Buhl und sein Team bei der Erstbesteigung des Nanga Parbat trugen. Wie modernisiert man so eine Traditionsmarke?

Louis Bezner: Indem man die Herkunft nicht verleugnet. Maerz Muenchen lebt von Substanz, von Strickkompetenz und von einer großen Geschichte. Aber Herkunft allein reicht heute nicht mehr. Aus einem Produktspezialisten muss eine echte Marke werden. Das heißt: das Pro-

img-165.jpeg

»Fleiß, Leistungsbereitschaft und Disziplin werden wieder wichtiger«

Louis Bezner

dukt modernisieren, Storytelling aufbauen, emotionaler kommunizieren, Verfügbarkeit verbessern, die Marke in den relevanten Kanälen sichtbarer machen.

Und wann genau übernimmt Ihr Sohn bei Olymp, lieber Herr Bezner senior?

Mark Bezner: Es ist nicht klar auf den Tag festgelegt, aber es wird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verlässlich geplant werden.

Hand aufs Herz: Wenn er jetzt gesagt hätte, ich will Schriftsteller werden, wäre das für Sie okay gewesen?

Louis Bezner: Oder Pilot.

Mark Bezner: Wie ich damals. So ein Commitment, ein Unternehmen zu führen, kann man nicht erzwingen, und dann noch eines in unserer Branche bei den aktuellen Rahmenbedingungen. Da ist der Druck enorm. Und wenn jemand eine künstlerische Ader und keine Affinität zu einer ambitionierten Firmenführung hat, dann wäre es verantwortungslos, ihm 800 Mitarbeitende anzuvertrauen. So was muss man schon wollen. Louis hat früh mitbekommen, was es bedeutet: viele schlaflose Nächte und viel Abwesenheit.

Sie haben drei weitere Kinder, die nicht – oder noch nicht – im Unternehmen sind. Wie verhindert man in so einer Konstellation Streit um Erbe und Firmenanteile?

Mark Bezner: Durch Transparenz. Jedes meiner Kinder ist eingeladen, sich einzubringen. Die Unternehmensgruppe ist groß genug. Aber am Ende gilt auch: Wer operative Verantwortung übernimmt, muss gestalten können.

Louis Bezner: Und man muss Familie und Firma trennen können. Bei uns sind Bereiche wie Anteile oder Erbe im Alltag kein Thema. Im Urlaub oder beim Abendessen geht es nicht ums Unternehmen. Auch das hilft. Wenn Familie nur noch aus Geschäft besteht, wird es schwierig.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schwächelt seit Jahren. Wie blicken Sie als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r auf den Standort?

Mark Bezner: Mit großer Sorge. Wir haben unser Headquarter hier, die meisten Mitarbeitenden und einen großen Teil unserer Kostenstrukturen – und auch einen starken Absatz in Deutschland. Anders als global aufgestellte Großkonzerne können wir Schwächen des Heimatmarktes nicht einfach ausgleichen. Diese gedrückte Stimmung und die geringe Konsumbereitschaft treffen uns sehr direkt.

Louis Bezner: Bei Maerz Muenchen ist das besonders spürbar, weil wir rund 90 Prozent unseres Umsatzes in Deutschland machen. Gleichzeitig will ich nicht in die Standorttheorik des Niedergangs verfall-

90

FOCUS 34 – 2026


Mode

len. Ich spüre in meiner Generation die Bereitschaft, Dinge anzupacken. Fleiß, Leistungsbereitschaft und Disziplin werden wieder wichtiger.

Was wünschen Sie sich als Firmeninhaber von der Regierung?

Mark Bezner: Zumindest eine Art von Vision. Die Schritte, die bislang angekündigt wurden, sind sehr klein, sei es bei der Einkommensteuer, der Rente oder im Gesundheitswesen. Das ist alles too little, too late. Wir brauchen größere Ansätze. Ich glaube, die Bereitschaft für Reformen ist in der Bevölkerung viel deutlicher ausgeprägt, als die Regierung denkt. Das spüre ich, wenn ich hier mit unserem Betriebsrat und der Belegschaft spreche. Es wissen doch alle, dass wir es uns zu lange zu bequem gemacht haben und dass wir in vielen Bereichen schmerzhafter reformieren müssen. Ich verstehe nicht, warum sich die Politik dessen so massiv verweigert.

Auch für Olymp waren die letzten Jahre nicht einfach. Der Umsatz ging seit Beginn der Pandemie um 26 Prozent zurück. Wie steuern Sie dagegen?

Mark Bezner: Mit Disziplin. Wir haben ein Kostenmanagementprogramm aufgesetzt, Budgets reduziert und seit längerer Zeit einen Einstellungsstopp. Gleichzeitig investieren wir dort weiter, wo wir strategisch überzeugt sind: in Produktentwicklung, in Marke, in Direktvertrieb. Als Familienunternehmen können wir Entscheidungen treffen, die kurzfristig vielleicht nicht populär, aber richtig sind.

Das Business-Outfit – Ihre Kernkompetenz – hat an Bedeutung verloren.

Mark Bezner: Die Zeiten, in denen jeder selbstverständlich im klassischen Hemd ins Büro ging, sind tatsächlich vorbei. Deshalb definieren wir Businessmode heute vollkommen neu. Aber ich sehe auch eine Gegenbewegung. Gerade bei jüngeren Zielgruppen sieht man wieder mehr Lust auf gepflegtere Looks.

Seit über einem Jahr wirbt Hollywoodstar Matthew McConaughey für Olymp.

Beim letzten Interview sagten Sie, es gehe Ihnen dabei um Emotionen und gute Laune. Ist die Strategie aufgegangen?

Mark Bezner: Ja. Und das sagen wir nicht aus dem Bauch heraus. Wir messen Markenbekanntheit, Begehrlichkeit und Kaufbereitschaft sehr genau. Die Werte entwickeln sich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Matthew hilft uns, Olymp emotionaler, internationaler und stärker auch mit Casual- und Total-Look-Themen aufzuladen.

Schon Ende Juni wurden Hitzerekorde gebrochen, der Klimawandel ist deutlich zu

img-166.jpeg

»Die Bereitschaft für Reformen ist da. Ich verstehe nicht, warum sich die Politik dessen verweigert«

Mark Bezner

spüren. Nachhaltigkeit gehört bei Olymp zur DNA. Gleichzeitig hat das Thema in der Krise an Dringlichkeit verloren. Was merken Sie von dieser Agenda-Verschiebung?

Mark Bezner: Viele Menschen müssen stärker aufs Geld schauen und sind weniger bereit, für nachhaltige Produktion einen Aufpreis zu bezahlen. Das ist bedauerlich. Aber es ändert nichts an unserer Haltung. Wir fahren unsere Bemühungen nicht zurück, sondern stellen Verantwortung für Mensch und Umwelt weiterhin in den Mittelpunkt.

Warum das, wenn der Markt es gerade weniger belohnt?

Mark Bezner: Weil unternehmerische Verantwortung für uns kein Konjunkturthema ist. Wir haben uns das über viele Jahre erarbeitet, auch kommunikativ. Wir arbeiten mit der Fair Wear zusammen, wir haben eine eigene Nachhaltigkeitsabteilung, wir schauen genau auf soziale Standards in den Produktionsländern. Und zwar nicht, weil es gerade gut klingt, sondern weil wir davon überzeugt sind, dass gute Qualität nur unter guten Arbeitsbedingungen entstehen kann.

Wie sieht das bei Maerz Muenchen aus?

Louis Bezner: Bei uns ist die Antwort auf Nachhaltigkeit das Produkt selbst: Qualität und Langlebigkeit. Ein hochwertiger Pullover, der lange getragen wird, ist nachhaltiger als schneller Austausch. Dazu kommt die Produktionsstruktur. Wir fertigen zu einem erheblichen Teil in Europa, haben ein eigenes Werk in Ungarn und

arbeiten aus Tierschutzgründen nur mit Merinowolle aus Regionen wie Australien, Neuseeland oder Südamerika, die auf das sogenannte Mulesing verzichten. Dabei werden den Lämmern zum Schutz vor Fliegenbefall Hautpartien am Hinterteil ohne ausreichende Betäubung entfernt. Auch das ist Teil unseres Verständnisses von verantwortungsvoller Produktion.

Olymp hat im März die Markenrechte des Hemdenherstellers Eterna übernommen. Was versprechen Sie sich davon?

Mark Bezner: Zunächst einmal fand ich es bedauerlich, dass ein traditionsreiches Unternehmen nach der Insolvenz am Ende zerschlagen wurde. Und strategisch war es sinnvoll, die Marke zu sichern, bevor sie womöglich in die Hände eines offensiv agierenden Wettbewerbs geraten wäre. Wir haben nicht das Unternehmen als Ganzes übernommen, sondern die Markenrechte. Jetzt arbeiten wir an einem tragfähigen Modell, um Eterna zu revitalisieren.

Wo sehen Sie Ihre Unternehmen in zehn oder zwanzig Jahren?

Mark Bezner: Olymp entwickelt sich weiter in Richtung einer der führenden Menswear-Brands Europas. Wir werden deutlich unabhängiger vom klassischen City-Hemd sein, stärker im Total Look und insgesamt klarer als Lifestylemarke wahrgenommen werden.

Louis Bezner: Ich sehe Maerz Muenchen als zugängliche Premium-Strickmarke mit mehr internationaler Relevanz, stärkerem Markenprofil und einer klaren Verbindung aus Heritage und Gegenwart. Der Standort München wird als Resonanzraum dabei noch wichtiger – wir werden hier im Herbst unseren ersten Flagship-Store eröffnen.

Sie segeln beide gern, auch zusammen mit ihrem eigenen Boot bei Wettkämpfen im Mittelmeer. Was lernt man dabei?

Mark Bezner: Sehr viel über Führung und Teamarbeit. Auf einem Regattaboot mit zwölf Leuten hat jeder eine glasklare Rolle. Wenn einer seine Aufgabe nicht erfüllt, verliert man nicht nur Tempo, man kommt komplett vom Kurs ab. Segeln ist deshalb ein Paradebeispiel für Teamgeist, klare Arbeitsverteilung und Vertrauen.

Wer hat an Bord das Kommando?

Mark Bezner: In unserer Klasse muss der Eigner steuern. Also sitze ich am Ruder.

Louis Bezner: Ich bin Teammanager und arbeite im Trimm mit. Aber wir haben einen internen Deal: Bei einer der vier Regatten, die wir im Jahr bestreiten, darf ich ans Steuer. ■

FOCUS 34 – 2026

91


Genuss

img-167.jpeg

Yotam Ottolenghi ist Chefkoch der Ottolenghi-Delis sowie der Restaurants „Nopi“ und „Rovi“ in London. Seine elf Kochbücher sind Bestseller – sein neuestes heißt „Comfort: Rezepte, die du lieben wirst“ (DK Verlag)

Früchte des Friedens

Folge 352: Gemeinsames Essen hat eine große verbindende Kraft – gerade in diesen schwierigen Zeiten

Als ich dieses Salatrezept mit Trauben für diese Woche heraussuchte, brachte mich der Anblick von John Steinbecks „Früchte des Zorns“ in meinem Bücherregal zum Nachdenken. Steinbecks Themen sind hochaktuell: Wirtschaftskrise, Dürre, Migration, Fremdenfeindlichkeit. Und ich bin der festen Überzeugung, dass in dieser Gemengelage gemeinsames Essen verbindend und friedensstiftend sein kann. Es ist zwar nicht das einzige Mittel, aber es ist ein Schritt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Es mag etwas übertrieben erscheinen, Trauben für einen sogenannten „einfachen“ Salat zu rösten, aber eigentlich muss man sie dafür nur auf ein Backblech legen und in den Ofen schieben. Man kann sie auch schon im Voraus zubereiten: Bei Zimmertemperatur halten sie sich einen Tag lang. ■

img-168.jpeg

Fenchelsalat mit Pistazien und im Ofen gerösteten Trauben

Für die Trauben:

  • 500 g kernlose rote Trauben
  • 2½ TL Fenchelsamen, leicht zerdrückt
  • 2 TL brauner Zucker (möglichst weich)
  • Meersalzflocken und schwarzer Pfeffer

Für den Fenchel:

  • 2 kleine Fenchelknollen, längs in 3–4 mm dicke Scheiben geschnitten (idealerweise mit einer Mandoline); Fenchelgrün beiseitestellen
  • 60 ml Olivenöl
  • 1 Zitrone, Schale fein gerieben (1 TL), anschließend ausgepresst (2 EL Saft)
  • Fein geriebene Schale von ½ Orange
  • ½ TL Schwarzkümmel
  • 30 g Minzblätter, grob zerkleinert
  • 50 g geschälte Pistazien, leicht geröstet und grob gehackt

img-169.jpeg

Für 4–6 Personen als Vorspeise oder Beilage Vorbereitung 15 Minuten Garzeit 60 Minuten

Den Backofen auf 140 °C vorheizen.

Ein Backblech mit Backpapier auslegen. Die Trauben zusammen mit den Fenchelsamen, dem Zucker, einem viertel Teelöffel Salz und zwei Esslöffeln Wasser in eine Schüssel geben, gut vermengen, damit die Früchte gleichmäßig mit der Mischung überzogen sind, und anschließend auf dem vorbereiteten Backblech verteilen.

Eine Stunde lang rösten, bis die Trauben geschrumpft und weich sind, dann abkühlen lassen.

Den Fenchel in eine große Schüssel geben. Olivenöl, Zitronensaft, einen viertel Teelöffel Salz und reichlich gemahlenen schwarzen Pfeffer verquirlen, diese Mischung über den Fenchel gießen und umrühren, damit alles mit dem Dressing überzogen ist. 10 Minuten ziehen lassen.

Kurz vor dem Servieren die Zitronen- und Orangenschale, den Schwarzkümmel, die Minze, eventuelles Fenchelgrün und die Hälfte der Pistazien unter den Fenchel in der Schüssel mischen. Die Hälfte der gerösteten Trauben unterheben und den Salat anschließend auf einer großen Platte anrichten. Die restlichen Trauben und Pistazien darüber streuen, zum Schluss einen halben Teelöffel Salz darüber streuen und servieren.

92

FOCUS 34 – 2026

FOTOS: LOUISE HAGGER/PHOTOGRAPHY, EMILY KYOD/FOOD STYLING, JENNIFER KAY/PROP STYLING EROL GURIAN/LAIF ISTOCK


VERDAMMT,

ICH LES

DICH!

Bild


Kultur

img-170.jpeg

Höherer Beistand: Reals Präsident Florentino Pérez mit Papst Leo XIV., einstiger Verteidiger und bekennender Fußball-Fan – allerdings des AS Rom

Die neue Real-ität

¡Ay dios mío! Zwei Mal hintereinander blieb Real Madrid zuletzt ohne Titel. Jetzt plant der Klub die x-te Wiedergeburt. Mit alten Bekannten und überraschenden Hoffnungsträgern

Text von Jobst-Ulrich Brand

M

München, Allianz Arena, Mitte April: das Champions-League-Viertelfinale FC Bayern gegen Real Madrid, einer der großen Klassiker des Wettbewerbs. Die Bayern waren drei Mal in Rückstand geraten, aber hatten jeweils ausgeglichen. Und dann nahm sich der Rechtsaußen der Münchener, der Franzose Michael Olise, in der Nachspielzeit den Ball und schlenzte ihn mit sensationeller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in den linken Torwinkel. Bayern zog ins Halbfinale ein, Madrid

FOTO: SIMONE RISOLUTI / VATICAN MEDIA / GETTY IMAGES

94

FOCUS 34 – 2026


Sport

war ausgeschieden. Schon wieder im Viertelfinale wie in der Spielzeit zuvor. Und weil die – nach eigener Ansicht – Regenten des europäischen Fußballs auch in der heimischen Liga klar hinter Barcelona ins Ziel kamen, war es die zweite Saison nacheinander ohne Titel.

Die nächste Schmach kam bei der Weltmeisterschaft in den USA, Mexiko und Kanada. Spanien holte den Titel, ja natürlich. Aber ohne einen einzigen Spieler von Real Madrid im Aufgebot. Stattdessen kamen sechs Akteure aus Barcelona im Finale gegen Argentinien zum Einsatz. Sechs! Und Barça-Angreifer Ferran Torres wurde mit seinem Siegetreffer zum Nationalhelden. Ein schwerer Schlag für das Selbstbewusstsein der Madrilenen. Im Grunde eine Katastrophe.

Prügelei in der Kabine

Dass der Klub reagieren musste,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 Trainer Álvaro Arbeloa wurde geschasst. Er war ja ohnehin nur eine Notlösung, nachdem der eigentliche Hoffnungsträger, der ehemalige Leverkusener Xabi Alonso, schon im Januar gefeuert worden war.

Immerhin ging die Spielzeit wirtschaftlich gut aus: Der Klub hat sie mit einem Rekordumsatz von 1,22 Milliarden Euro abgeschlossen. Allerdings kann man sich Geld nun mal nicht in den Trophäen-Schrank stellen. Eine Saison ohne Pokale ist eine verlorene Saison, vor allem bei Real Madrid.

Der Zeitpunkt für die sportliche Krise war denkbar schlecht. Schließlich stand Anfang Juni die Präsidentschaftswahl an. Amtsinhaber Florentino Pérez tat, was zu solchen Anlässen in Madrid Sitte ist – er versprach Galaktisches. Was natürlich vor allem heißt: einen neuen Superstar für die Offensive. Bis zu 150 Millionen Euro stünden dafür zur Verfügung. Natürlich ließ er anklingen, auf wen er es abgesehen hatte: Michael Olise. Schließlich hatte keiner den Königlichen heftigere Schmerzen zugefügt als der Münchener Siegtorschütze.

Und auch beim Trainerposten verfolgte Pérez den traditionellen Ansatz. Er verpflichtete den Portugiesen José Mourinho, der bereits

»Bevor ich überhaupt richtige Fußballschuhe hatte, hast du jedem gesagt: Mein Bruder wird mal der Beste der Welt«

Yan Diomande in einem Brief an seine verstorbene Schwester

img-171.jpeg

img-172.jpeg

Wertvolles Duo: Yan Diomande mit Rapper Jay-Z, dessen Firma ihn berät

Mächtiges Trio: José Mourinho (l.) mit seinen Assistenten João Tralhão und Sami Khedira (r.)

2010 bis 2013 Chefcoach war – und 2012 mit dem Meistertitel die Dominanz Barcelona unter Pep Guardiola brechen konnte. Hinzu kommt einer der Leistungsträger aus der damaligen Zeit als Co-Trainer, Sami Khedira, deutscher Weltmeister von 2014. Mehr Stallgeruch geht kaum.

Pérez' Programm der Restauration verschaffte ihm den Wahlsieg gegen seinen hartnäckigen Mitbewerber Enrique Riquelme. Danach geriet es jedoch ins Stocken. Zwar wurde die Verpflichtung Mourinhos kurz nach der Abstimmung verkündet, aber ein ernsthaftes Werben um Olise verbaten sich die Bayern entschieden. Während der WM kamen kurz noch einmal Gerüchte auf, der Franzose könne sich einen Wechsel nach Madrid vorstellen, doch die verliefen recht schnell im Sande. Eine Verpflichtung des argentinischen Stürmers Julián Álvarez von Atlético Madrid konnte ebenfalls nicht realisiert werden: Der Lokalrivale ließ alle Avancen fast schon höhnisch abblitzen.

Es ist eine neue Erfahrung für den 15-fachen Champions-League-Sieger Real, dass umworbene Spieler nicht einfach zu bekommen sind. Und noch schlimmer: gar nicht kommen wollen. Das Vertrauen in die neue Konstruktion mit Mourinho scheint nicht besonders ausgeprägt zu sein.

Ohnehin ist die Machtstruktur nicht wirklich klar, was sich etwa an einem zünftigen Handgemenge in der Kabine Anfang Mai zeigte, ausgerechnet vor dem wichtigen Clásico gegen Barcelona. Die Mittelfeld-Akteure Federico Valverde und Aurélien Tchouaméni waren derart aneinandergeraten, dass Valverde mit einer blutenden Platzwunde und einem Schädel-Hirn-Trauma ins Krankenhaus musste. Die Kontrahenten hatten schließlich eine Geldstrafe von je 500 000 Euro zu zahlen. Noch ärgerlicher für den Klub war jedoch, dass die Anekdote postwendend an die Medien durchgesteckt wurde.

Zudem führt die Gehaltsstruktur zu Eifersüchteleien. So nahm es der brasilianische Edeltechniker Vinícius Jr. dem Klub übel, dass der Kollege Kylian Mbappé bis dato ►

FOTOS: PAUL GORST/FACEBOOK: REALMADRID/INSTAGRAM

FOCUS 34 – 2026

95


Kultur

Sport

so deutlich besser entlohnt wurde. Bis zuletzt drohte Vini damit, seinen nach der kommenden Saison auslaufenden Vertrag nicht zu verlängern. Was dazu geführt hätte, dass Real ihn sofort hätte veräußern müssen, um eine dreistellige Millionen-Ablösesumme zu erhalten. Der FC Arsenal hatte sich schon intensiv um den Stürmer beworben.

Nach einem klärenden Gespräch kurz vor Saisonbeginn sagte Vini endlich zu. Ein Abgang wäre für Pérez' Reputation auch verheerend gewesen, trotz aller Kritik, die der manchmal arg selbstverliebte Stürmer auch bei den Fans regelmäßig auf sich zieht. Bis zu 25 Millionen Euro soll das Jahresgehalt künftig betragen. Damit verdient er zwar noch immer nicht so viel wie Mbappé, der inklusive aller Sonderzahlungen mehr als 30 Millionen brutto beziehen soll, aber anscheinend doch genug, um das Ego angemessen zu streicheln.

Angriff mit vollem Tempo

Für den Sinneswandel scheint auch ein Treffen mit Mourinho ausschlaggebend gewesen zu sein. Der hatte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noch als Trainer von Benfica Lissabon Vinícius eine Art Mitschuld gegeben, als der vom Lissabonner Spieler Gianluca Prestiani übel rassistisch beleidigt worden war: „In einem Stadion, in dem Vinícius spielt, passiert immer etwas.“

Nicht verwunderlich, dass sich der Gescholtene auf die Zusammenarbeit mit Mourinho nicht eben gefreut hatte. Aber anscheinend sind die Differenzen ausgeräumt. Mourinho hat Vini wohl versichert, dass er sehr auf ihn setzt.

Ein anderer avisierter Topstar hat Real unterdessen einen Korb gegeben – und auch das indirekt wegen Mourinho. Eigentlich war Rodrigo Hernández Cascante, kurz Rodri, als neuer Spielgestalter im Mittelfeld vorgesehen. Der spanische Weltmeisterkapitän und offiziell beste Spieler des Turniers sollte von Manchester City kommen. Wochenlang hieß es, Spieler und Klub seien sich einig, allein die Ablösesumme von vergleichsweise moderaten 80 Millionen Euro sei noch ein Problem.

El Capitano: Rodri feiert den WM-Triumph. Real hat ihn umworben, aber er will lieber nach Barcelona

Große Klasse, große Kasse

1,22

Milliarden Euro hat Real zuletzt umgesetzt – Weltrekord

1,46

Milliarden Euro ist der Kader laut transfermarkt.de wert

200

Millionen Euro beträgt der geschätzte Wert des teuersten Spielers: Kylian Mbappé

140

Millionen Euro könnte Yan Diomande kosten, inklusive erfolgs-abhängiger Boni

Glamour-Kick: Vinícius Jr. (mit neuer Kinnpartie) und Freundin Virginia Fonseca beim Feiern in Brasilien

img-173.jpeg

Aber dann entschied sich der 30-Jährige für den Erzrivalen Barcelona, weil ihm der Ballbesitz-Stil von Hansi Flick besser gefalle, so heißt es, und er dort eben auf die halbe spanische Nationalmannschaft treffe. Insofern gerät Reals Transferoffensive etwas erratisch. Weltmeister Marc Cucurella kommt für 55 Millionen Euro von Chelsea (Hurra, also doch ein Weltmeister!). Dazu die neuen Abwehrkollegen Denzel Dumfries (für 20 Millionen von Inter Mailand) und Ibrahima Konaté (ablösefrei aus Liverpool) sowie die Angreifer Bernardo Silva (ablösefrei von Manchester City) und Carlos Espi (für 25 Millionen aus Levante).

Die größte Investition tätigen die Königlichen aber für Yan Diomande von RB Leipzig. 125 Millionen lässt sich Madrid den Transfer des 19-

img-174.jpeg

Jährigen kosten, mit Bonuszahlungen könnten gar 140 Millionen daraus werden. So oder so platziert sich Diomande damit unter den Top Ten der teuersten Spieler aller Zeiten.

Nun ist der Ivorer sicherlich herausragend talentiert, wie nicht zuletzt DFB-Kapitän Joshua Kimmich beim Gruppenspiel während der WM in Toronto erfahren durfte, aber dass man nach nur einer einigermaßen erfolgreichen Bundesliga-Saison gleich in den Fußball-Olymp erhoben wird, ist dann doch ungewöhnlich. Diomande ist nicht Michael Olise. Und ein defensiver Mittelfeldstratege vom Schlage Rodris fehlt eben weiterhin.

Wie auch Vinícius Jr. wird Diomande durch Roc Nations Sport beraten, dem Ableger des Unternehmens von Rap-Mogul Jay-Z. Der hat mal erklärt: „Ich bin kein Geschäftsmann, sondern ein Geschäft, Mann.“ Jedenfalls verstehen er und seine Fußballstatthalter ihr Business.

Was Real mit Diomande eigentlich vorhat, ist nicht ganz ersichtlich. Vermutlich wird er statt des Brasilianers Rodrygo auf der rechten Außenbahn stürmen. Links und in der Mitte sind Vinícius und Mbappé vorgesehen. Einen Hinweis könnte das Testspiel an diesem Sonntag auf Schalke geben. Jedenfalls soll er der absolute Wunschspieler Mourinhos gewesen sein, was die Freigabe der gewaltigen Summe erklärt.

Ein neues Team der Galaktischen wie zu Zeiten von David Beckham und Zinédine Zidane hat Pérez seinem Trainer freilich nicht beschert. Vielleicht will Mourinho aber auch gar keine weiteren Topstars neben sich, schließlich sieht er sich selbst als Attraktion. Das jedenfalls legt eine Netflix-Doku nahe, die gerade angelaufen ist. Darin sagt er etwa auch, warum er sich 2013 nach der Demission in Madrid für den FC Chelsea entschied: „Nach Real wollte ich wahre Zuneigung spüren.“ Es ist ihm zu wünschen, dass er sie dieses Mal in Madrid empfängt. ■

Jobst-Ulrich Brand war eine Zeit lang Mitglied bei Real Madrid. Um an Tickets für das oft sagenhaft stimmungsvolle – Estadio Bernabéu zu kommen.

96

FOCUS 34 – 2026

FOTOS: DYLAN MARTINEZ/REUTERS, VIRGINIA/INSTAGRAM


Auto

img-175.jpeg

Auch für die Langstrecke: Der elektrische Cayenne Turbo kommt auf eine offizielle Reichweite von 623 km

Cayenne Turbo Electric

Motor Elektro (max. 1156 PS)

Maße (L×B×H) 4,99×1,98×1,67 m

Höchstgeschw. 260 km/h

Ladedauer von 10 auf 80 Prozent in 16 Minuten

Reichweite max. 623 km*

Preis ab 165 500 Euro

*nach WLTP

Stromschlag mit 1156 PS

Mit dem Cayenne Turbo Electric präsentiert Porsche sein bislang stärkstes Serienmodell

Ich fahre eigentlich keine Achterbahnen. Aber ich bin mir relativ sicher: Auch der neue Porsche Cayenne Electric Electric kann jenes Gefühl erzeugen, das Rollercoaster-Fans sonst zum Beispiel aus dem Silver Star im Europa-Park kennen. Wer im Sport-Plus-Modus das Gaspedal durchdrückt und dann die Bremse loslässt, wird in 2,5 Sekunden auf 100 km/h katapultiert. Per Launch-Control entfesselt das SUV dann brutale 1156 PS. Und ist damit das stärkste Serienmodell, das Porsche jemals gebaut hat.

Mit dem ersten komplett elektrifizierten Cayenne lässt sich aber auch ganz gemütlich fahren. Etwa im Komfort-Modus. Dann sind im Gegensatz zu den direkter abgestimmten Sportgängen Unebenheiten auf der Straße kaum spür-

bar. Angenehm gefedert fühlt man so auch in höheren Speedsphären kaum die Geschwindigkeit.

Auf der Autobahn mag das nicht so problematisch sein. Auf der Landstraße oder im Straßenverkehr verliert man so aber schnell den Bezug zum eigenen Tempo – wofür es einen synthetischen Verbrennersound gibt, der einem das Gefühl für die reale Geschwindigkeit zurückgeben soll. Bei künstlichen Motorengeräuschen scheiden sich ja bekanntermaßen die Geister – auch wenn der V8-Sound im fast fünf Meter langen Turbo ziemlich gut imitiert ist.

Der Stromer ist ebenso optisch ein klarer Cayenne – auch wenn die Matrix-LED-Lichter vorn ein bisschen schmaler geworden sind. Und dort, wo beim Verbrenner und

Hybrid noch Lufteinlässe waren, ist der Elektrische nun vollverkleidet. Nur das Heckteil mit dem beleuchteten Porsche-Schriftzug irritiert ein wenig, erinnert es doch irgendwie an das Design des weitaus günstigeren Opel Grandland.

Der Innenraum erzeugt dagegen kein Befremden. Herzstück des neuen Cockpits ist das gebogene „Flow-Display“, das nahtlos in die Mittelkonsole übergeht. Und über dem zentralen Bildschirm darf natürlich auch im Elektro-Zeitalter eines der typischsten Porsche-Details nicht fehlen – die analoge Uhr.

Mit dem Cayenne Electric Turbo lässt sich nicht nur raketenmäßig unterwegs sein und mit viel Reisegepäck in den Urlaub düsen (Kofferraumvolumen: 747 Liter). Er ist auch ein belastbares Nutztier: Für die maximale Anhängelast sind 3,5 Tonnen freigegeben. So verbindet Porsches neue E-Hoffnung brachiale Leistung mit Alltagstauglichkeit, allerdings zu einem exklusiven Tarif: Der Turbo startet bei 165 500 Euro. ■

img-176.jpeg

Bruno Gaigl war beeindruckt von der Spreizung des Turbos: Je nach Fahrmodi wird der Cayenne mal zur Luxus-Limo, mal zum Sportwagen

FOCUS 34 – 2026

97


VERLAGSSONDERVERÖFFENTLICHUNG

img-177.jpeg

Mehr Freizeit Smarte Geräte können längige Aufgaben im Alltag übernehmen

img-178.jpeg

Studie 2026

Die Lieblings-Helfer

Ein gepflegter Garten macht Arbeit. Moderne Geräte sind dabei fleißige Helfer. Welche Marken und Modelle die Kunden wirklich überzeugen

An warmen Sommerabenden wird deutlich, wie selbstverständlich technische Helfer inzwischen sind. Während der Mähroboter beinahe lautlos über den Rasen rollt, gleitet ein paar Meter weiter der Poolroboter durch das Wasser. Beide erledigen Arbeiten, die früher Zeit, Mühe und oft auch Nerven gekostet haben.

Was einst als technische Spielerei galt, ist heute ein Wachstumsmarkt. Smarte Helfer für Haus und Garten stehen für Komfort und Effizienz und müssen auch kein Vermögen kosten. Dahinter

steckt viel mehr als nur ein Lifestyle-Trend. Gerade in Zeiten, in denen Verbraucher bewusster investieren, gewinnen Produkte an Bedeutung, die Arbeit abnehmen und im Alltag zuverlässig funktionieren. Mäh- und Poolroboter bedienen genau dieses Bedürfnis: Sie automatisieren Routinen, versprechen eine spürbare Entlastung und stehen exemplarisch für den Einzug intelligenter Technik in private Lebenswelten.

DEUTSCHLAND TEST hat deshalb untersucht, welche Mäh- und Poolroboter besonders gute Arbeit leisten. Und

wer kann das besser beurteilen als die Besitzer selbst? Analysiert wurden deshalb Bewertungen von Kunden, die die Produkte tatsächlich gekauft haben. Im Mittelpunkt steht also nicht allein das technische Datenblatt, sondern vor allem die Alltagserfahrung: Wie zuverlässig arbeitet das Gerät? Hält es, was der Hersteller verspricht? Die Rankings auf den folgenden Seiten zeigen, welche Marken und Modelle besonders hoch in der Kundengunst stehen. ■

SANDRA LEINFELDER

Foto: Adobe Stock


DEUTSCHLAND TEST

Methodik

Wie gut arbeiten Pool- und Mähroboter? Um das herauszufinden, hat DEUTSCHLAND TEST gemeinsam mit trufl.ai eine Vergleichsanalyse durchgeführt. Sie gliedert sich in vier unabhängige Bewertungssäulen:

1. Kundenfeedback (50 Prozent)

Bewertungen und Rezensionen echter Käufer – der direkteste Indikator für die tatsächliche Produktqualität im Alltag. Erfasst wird die reale Nutzungserfahrung von Käufern. Sie setzt sich aus mehreren Signalen zusammen, um ein differenziertes Bild zu zeichnen: Gesamtbewertungen, Rezensionssentiment, Preiswahrnehmung und Fehlfunktionsberichte.

2. Markenreputation (20 Prozent)

Die Markenreputation setzt sich zusammen aus dem bewertungsbasierten Markenscore und der Social-Sentiment-Analyse. Marken, die konstant hochwertige Produkte liefern, erhalten einen höheren Score. Dabei werden Produkte mit mehr Bewertungen stärker gewichtet – ein einzelnes Nischenprodukt beeinflusst den Markenscore weniger als ein Bestseller mit Tausenden Rezensionen. Ergänzend wird die öffentliche Wahrnehmung der Marke in sozialen Medien wie Reddit und Twitter analysiert. Dabei wird nicht nur die

Tonalität (positiv vs. negativ) erfasst, sondern auch die Qualität und Relevanz der Diskussionen.

3. Bestseller-Rang (20 Prozent)

Marktvalidierung durch tatsächliche Kaufentscheidungen – die „Weisheit der Masse“ als objektiver Realitätscheck. Welche Produkte werden von Verbrauchern tatsächlich am häufigsten gekauft? Als Datengrundlage dient der Amazon Sales Rank.

4. Technische Merkmale (10 Prozent)

Objektive Analyse kategoriespezifischer Produkteigenschaften wie Materialqualität, Funktionsumfang und Verarbeitung. Die relevanten Eigenschaften werden mithilfe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aus technischen Datenblättern und

Zusammensetzung des Scores

Gewichtung in Prozent

img-179.jpeg

Quelle: trufl.ai (2026)

Produktbeschreibungen extrahiert und anschließend bewertet.

Für die Auswertung wurde der Score auf einer Skala von 40 bis 100 Punkten berechnet. Die gewichteten Ergebnisse aller vier Säulen wurden für jedes Produkt zusammengeführt und innerhalb der jeweiligen Kategorie normiert. Anschließend wurde eine S-Kurven-Glättung (Sigmoid-Transformation) angewendet, um ähnliche Spitzenprodukte besser voneinander unterscheidbar zu machen. Je höher der Score eines Produkts, desto besser schneidet es im Vergleich zu anderen Produkten derselben Kategorie ab. Die Berechnung erfolgte vollständig datenbasiert und ohne Einflussnahme durch Hersteller oder Händler.

Gut, besser, ausgezeichnet.

DEUTSCHLAND TEST untersucht Produkte und Dienstleistungen aus allen Lebenswelten nach wissenschaftlichen Methoden. Ausführliche

Ergebnisberichte und spannende Artikel helfen Ihnen dabei, Kaufentscheidungen klar und informiert zu treffen. Besuchen Sie uns auf deutschlandtest.de und erfahren Sie mehr über unsere Tests und Auswertungen.

Die beliebtesten Marken

Die Lieblingsmarken wurden auf Basis aller bewerteten Produkte ermittelt. In den Score flossen unter anderem Faktoren wie das Sentiment aus Rezensionen, Qualitätsmerkmale der Produkte sowie die Konsistenz innerhalb des gesamten Produktportfolios ein. Die Prädikate wurden wie folgt vergeben: 70 bis 79 Punkte = „Gut“, 80 bis 89 Punkte = „Sehr Gut“, 90 bis 100 Punkte = „Hervorragend“. Auf diesem Scoring basieren auch die Auszeichnungen für die einzelnen Produkte (s. nächste Seiten).

Mähroboter Marken-Score Prädikat
Husqvarna 96 Hervorragend
GARDENA 85 Sehr Gut
Navimow 83 Sehr Gut
Robomow 82 Sehr Gut
DREAME 81 Sehr Gut
eufy 80 Sehr Gut
Mammotion 78 Gut
Landscape 77 Gut
Sunseeker 77 Gut
LawnMaster 76 Gut
Bosch 75 Gut
MOVA 75 Gut
Scheppach 74 Gut
Kärcher 72 Gut
TerraMow 72 Gut
YARDCARE 72 Gut
RoboUP 70 Gut
Poolroboter Marken-Score Prädikat
Dolphin 93 Hervorragend
Beatbot 88 Sehr Gut
Alper 83 Sehr Gut
Gosvor 82 Sehr Gut
Steinbach 80 Sehr Gut
POOLPURE 79 Gut
Redkey 79 Gut
Bocxi 78 Gut
Baopilong 77 Gut
FM Solar 77 Gut
Pooleco 77 Gut
poolease 76 Gut
Ultenic 74 Gut
Winny Pool Cleaner 73 Gut
BUBLUE 72 Gut
Pondee 71 Gut

Quelle: trufl.ai (2026)

img-180.jpeg

img-181.jpeg


VERLAGSSONDERVERÖFFENTLICHUNG

Mähroboter

Wenn der Mähroboter leise surrend seine Arbeit tut, freut sich der Hobbygärtner. Perfekt ist es vor allem dann, wenn das smarte Helferlein akkurat arbeitet, die hinteren Ecken nicht vergisst und nicht mittendrin stehen bleibt. Für diese Auswertung wurden die Mähroboter in zwei Kategorien unterteilt. Der Bereich „Mähroboter mit Begrenzungskabel“ umfasst Modelle, die mithilfe eines verlegten Begrenzungskabels innerhalb einer klar definierten Fläche arbeiten. Das Kabel steckt die zu mühende Rasenfläche ab und hilft dem Gerät, sich zuverlässig auf dem Grundstück zu orientieren. Solche Modelle gelten als bewährte Lösung für Gärten mit festen Strukturen und kommen besonders dort zum Einsatz, wo eine stabile und präzise Flächenabgrenzung gefragt ist.

In der Kategorie „Ohne Begrenzungskabel“ wurden Mähroboter erfasst, die ohne fest installiertes Begrenzungskabel auskommen. Stattdessen nutzen sie – je nach Modell – beispielsweise Sensorik, Kameratechnik, GPS oder andere digitale Navigationslösungen, um sich auf der Rasenfläche zurechtzufinden. Diese Geräte stehen für eine besonders flexible und moderne Form der Rasenpflege und richten sich vor allem an Nutzerinnen und Nutzer, die Wert auf eine einfache Installation und technische Weiterentwicklung legen. Die nachstehenden Tabellen zeigen die Top-15-Mähroboter aus der jeweiligen Kategorie.

img-182.jpeg

Arbeiten lassen Mähroboter gehören inzwischen zur Standardausstattung vieler Gärten

Mähroboter/Modell (mit Begrenzungskabel) maximale Flächenkapazität Akku-laufzeit Score Prädikat
GARDENA SILENO minimo 350 m² Mähroboter 350 m² 65 min 83 Sehr Gut
GARDENA SILENO minimo 500 m² Mähroboter 500 m² 70 min 81 Sehr Gut
Husqvarna Automower Aspire R4 Mähroboter für 400 m² 400 m² 70 min 80 Sehr Gut
GARDENA SILENO city bis 500 m² Mähroboter 500 m² 65 min 79 Gut
GARDENA smart SILENO life 1500 m² Mähroboter Set 1500 m² 65 min 78 Gut
GARDENA smart SILENO city 500 Mähroboter Set 500 m² 65 min 78 Gut
GARDENA smart SILENO max 1.200 m² Mähroboter 1200 m² 50 min 77 Gut
GARDENA smart SILENO pro 600 m² Mähroboter 600 m² 50 min 76 Gut
Husqvarna Automower 305 Mähroboter 500 m² 70 min 76 Gut
WORX Landroid S WR130E Mähroboter 300 m² 60 min 76 Gut
GARDENA smart SILENO max 800 m² Mähroboter 800 m² 50 min 75 Gut
Husqvarna Automower 420 Mähroboter 2200 m² 55 min 75 Gut
Scheppach Mähroboter RLM500W bis zu 500 m² 500 m² 60 min 75 Gut
GARDENA smart SILENO max 1.500 m² Mähroboter 1500 m² 50 min 74 Gut
Landscape LX796 Rasenmäher Roboter 400 m² 400 m² k.A. 74 Gut

img-183.jpeg

Mähroboter/Modell (ohne Begrenzungskabel) maximale Flächenkapazität Akku-laufzeit Score Prädikat
eufy E18 Mähroboter TrueVision Technologie 1200 m² 100 min 90 Hervorragend
Navimow i208 LiDAR Mähroboter für 800 m² 800 m² 110 min 90 Hervorragend
eufy E15 Mähroboter Set Garage Ersatzklingen 800 m² 120 min 88 Sehr Gut
MOVA LiDAX Ultra 1600 Mähroboter 1600 m² k.A. 84 Sehr Gut
DREAME AZ 1200 Mähroboter 1200 m² k.A. 83 Sehr Gut
Mammotion YUKA mini 2 Mähroboter 500 m² 500 m² k.A. 83 Sehr Gut
Mammotion LUBA 3 AWD 3000 Mähroboter 3000 m² 180 min 82 Sehr Gut
Mammotion YUKA 2000 Mähroboter 2000 m² 350 m²* 82 Sehr Gut
MOVA 3D-LiDAR Mähroboter 1000 1000 m² 50 min 82 Sehr Gut
Navimow i210 LiDAR Pro Mähroboter 1000 m² Garage 1000 m² 75 min 82 Sehr Gut
LawnMaster VBRM800 Mähroboter 800 m² k.A. 80 Sehr Gut
Mammotion YUKA mini 2 1000 LiDAR Mähroboter 1000 m² 138 min 80 Sehr Gut
eufy C15 Mähroboter 500 m² 500 m² k.A. 79 Gut
TerraMow V600 Mähroboter AI-Vision Garage 600 m² 120 min 79 Gut
ECOVACS GOAT A1600 LiDAR PRO Mähroboter 1600 m² k.A. 78 Gut

img-184.jpeg

Quelle: truff.ai (2026); k.A. = keine Angabe; *pro Akkuladung: Werte teilweise gerundet

Illustration: Adobe Stock


DEUTSCHLAND TEST

img-185.jpeg

Poolroboter

Welchen Pool gilt es zu reinigen? Diese Frage sollte nicht erst nach dem Kauf gestellt werden. In privaten Gärten sind Aufstellpools besonders beliebt. Sie sind günstig in der Anschaffung und vergleichsweise schnell aufgestellt. Sie unterscheiden sich aber in Bauweise, Größe und Material deutlich von fest installierten Pools – was gleichzeitig besondere Anforderungen an die Reinigung stellt. Bewertet wurden daher Geräte, die sich für frei stehende Pools eignen und die eine möglichst komfortable, gründliche und alltagstaugliche Reinigung ermöglichen.

Die zweite Kategorie umfasst Poolroboter für fest eingebaute, eingelassene Pools. Solche Becken sind in der Regel größer, dauerhafter angelegt und technisch anspruchsvoller als mobile Poollösungen. Entsprechend wichtig sind leistungsstarke Geräte, die Böden, Wände und gegebenenfalls auch Wasserlinien zuverlässig reinigen. Die Kategorie richtet sich damit an Nutzer, die für dauerhaft installierte Pools eine effiziente und hochwertige Reinigungslösung suchen. Abgebildet sind auch hier die Top 15 der jeweiligen Kategorie.

Technische Hilfe

Perfekt, wenn automatische

Poolreiniger die Handarbeit

entlasten oder ersetzen

Poolroboter/Modell (für aufstellbare Pools) maximale Flächenkapazität Akku-laufzeit Score Prädikat
Pondee X2 Poolroboter Kabellos 200 Min 120 m² 200 min 83 Sehr Gut
Redkey S100 Kabelloser Poolroboter 200 Min 120 m² 200 min 83 Sehr Gut
Dolphin E10 Automatischer Poolreiniger Poolroboter 8 m k.A. 79 Gut
Ultenic Pooleco 10 Kabelloser Dual-Motor Poolroboter 80 m² 90 min 78 Gut
WYBOT C2 Vision Plus Kabelloser Wand-Boden Poolroboter 210 m² 180 min 78 Gut
iGarden KN60 Poolroboter Kabellos App-Steuerung 576 m² 360 min 77 Gut
POOLPURE 2026 Akku Poolroboter Flachbecken 90 m² 100 min 77 Gut
Bocxi C1 Akku Poolroboter 200 Min. Ultrafeinfilter 232 m² 200 min 76 Gut
poolease X1A Poolroboter Kabellos 100 Min. Selbsteinparkfunktion 90 m² 100 min 76 Gut
Baopilong EUIQRW Kabelloser Roboterpoolsauger 93 m² 120 min 75 Gut
Steinbach Poolrunner Battery Basic 2.0 Akku-Poolsauger 10 m² 60 min 75 Gut
Bocxi Y50S(2026)-DE-04081 Akku Poolroboter Wand Boden 200 m² 200 m² 120 min 74 Gut
Gosvor Akku Poolroboter Leicht 90 m² 90 min 74 Gut
Pooleco S110 2026 Upgrade Kabelloser Dualmotor Poolroboter 80 m² 90 min 74 Gut
Alper Scuba SE Kabelloser Poolreiniger 80 m² 90 min 73 Gut
Poolroboter/Modell (für eingelassene Pools) maximale Flächenkapazität Akku-laufzeit Score Prädikat
Alper Scuba S1 Poolroboter – 2026 Upgrade 200 m² 180 min 88 Sehr Gut
Gosvor LiteVac G1 Poolroboter 4-in-1 Akku 200 m² 200 min 87 Sehr Gut
BOTLUXE PC10-Schwarz Poolroboter Kabellos Boden Wand 170 m² 120 min 86 Sehr Gut
Beatbot Sora 70 Poolroboter 300 m² 300 min 83 Sehr Gut
Alper Scuba V3 Ki-Poolroboter 3µm Filter 200 m² 180 min 81 Sehr Gut
Beatbot AquaSense 2 Ultra Poolreinigungsroboter 300 m² 600 min 79 Gut
Beatbot Sora 30 Poolroboter 300 m² 300 min 79 Gut
Dolphin Nautilus CC Automatischer Poolreiniger 10 m² k.A. 78 Gut
WYBOT C2 Vision Plus Kabelloser Wand-Boden-Poolroboter 210 m² 180 min 78 Gut
ECOWACS ULTRAMARINE P1 Poolroboter Boden Wände 180 m² 180 min 77 Gut
iGarden KN60 Poolroboter Kabellos App-Steuerung 576 m² 360 min 77 Gut
POOLPURE 2026 Akku Poolroboter Flachbecken 90 m² 100 min 77 Gut
Bocxi C1 Akku Poolroboter 200 Min. Ultrafeinfilter 232 m² 200 min 76 Gut
BUBLUE Bubot 800P gen2 Poolroboter Boden Wand App 100 m² k.A. 76 Gut
Alper Scuba S3 Poolroboter Wand Boden Wasserlinie 150 m² 240 min 74 Gut

Quelle: truff.ai (2026); k.A. = keine Angabe; Werte teilweise gerundet; *für Pools mit bis zu 10 Metern Länge

Anmerkung: Unsere Tests und Studien werden journalistisch unabhängig durchgeführt und redaktionell veröffentlicht. Die positiv bewerteten Anbieter können nach Abschluss der Untersuchung ggf. eine Lizenz zur werblichen Nutzung von Testsiegeln erwerben. Die Lizenzierung hat aber weder Einfluss auf die Methodik noch auf die Ergebnisse; Transparenzhinweis: In diesen Listen können auch Unternehmen aufgeführt sein, die zu Hubert Burda Media gehören oder mit Hubert Burda Media gesellschaftsrechtlich beziehungsweise wirtschaftlich verbunden sind

img-186.jpeg

img-187.jpeg

Illustration: Adobe Stock


Einflussreiche

60 JAHRE Cecilia Bartoli

Sie ist längst eine prägende Künstlerpersönlichkeit der Salzburger Festspiele und leitet seit 2012 die Salzburger Pfingstfestspiele. Zu ihrem 60. Geburtstag, den die italienische Mezzosopranistin am 4. Juni begangen hatte, wurde sie am 8. August in Salzburg erneut gefeiert. Den Auftakt bildete eine Galavorstellung von Gioachino Rossinis „Il viaggio a Reims“. Anschließend ging es in der Salzburger Residenz weiter – mit Galadinner, musikalischen Überraschungen und einer riesigen Geburtstagstorte, für die vier Männer anpacken mussten.

img-188.jpeg

Zu den prominenten Gratulanten gehörten die Opernsänger Plácido Domingo (Foto) und Rolando Villazón, Sopranistin Pretty Yende und der Pianist Lang Lang. Auch Dirigent Antonio Pappano und Geiger Maxim Vengerov kamen als musikalische Gäste. Domingo und Yende sangen der Jubilarin in der Residenz „Dein ist mein ganzes Herz“, Lang Lang steuerte ein Pianosolo bei. Die Salzburger Festspiele würdigten mit dem Abend „Bonne fête“ auch Bertolis Strahlkraft als Intendantin.

img-189.jpeg

»VOLKSBAD« VOR DER VOLKSBÜHNE

Hier geht die Kunst baden

Das ist mehr als ein Sommer-Gag: Für 300 000 Euro verwandelt sich der Platz vor der Berliner Volksbühne in ein temporäres Schwimmbad. Bis zum 1. Oktober können hier Besucher und Bewohner der Stadt kostenlos ihre Bahnen ziehen. So wollte es Intendant Matthias Lilienthal mitten im Hauptstadtwahlkampf. Der Protest war vorherseh-

bar: Das sei Geldverschwendung maulen die Kritiker, die Mittel fehlten kleinen Bühnen und engagierten Kunstprojekten. Die Volksbühne kontert: Das Bad sei ein „politischer Pool“, der in Zeiten knapper Kassen auf den Mangel an öffentlicher Infrastruktur und verfallende Einrichtungen wie Schulen oder eben Bäder aufmerksam machen soll.

LIONEL MESSI

Abschied vom Vater

Ausnahmefußballer Lionel Messi reiste nach Argentinien, um von seinem verstorbenen Vater Abschied zu nehmen und im Kreis seiner Familie zu trauern. Jorge Messi galt als eine der prägendsten Figuren im Leben des Weltmeisters von 2022: Er begleitete seinen Sohn seit dessen Kindheit und war über viele Jahre dessen Berater und Manager. Verbände, Vereine und Weggefährten bekundeten weltweit ihr Mitgefühl. Der Argentinische Fußballverband AFA ordnete in allen Spielklassen eine Schweigeminute an.

img-190.jpeg

Messi am Grab seines Vaters auf dem Cementerio Parque El Prado in Pérez

FOTOS: BRAUERPHOTOS/M. SIEBINGER, CHRISTIAN MANG/REUTERS, IMAGO IMAGES, AGUSTIN MARCARIAN/REUTERS

102

FOCUS 34 – 2026


Impressum

Redaktion

Chefredaktion Franziska Reich, Georg Meck (V.i.S.d.P.: Anschrift siehe Redaktionsadresse)

Stellvertretende Chefredakteure Jörg Harlan Rohleder, Markus Krischer

Mitglieder der Chefredaktion

Marc Brost, Carsten Fiedler, Jan Fleischhauer, Thomas Tuma

Kolumnist Jan Fleischhauer

Chefautor Thomas Tuma

Creative Director Frances Uckermann

Visual Director Frank Seidlitz

Executive Editors Jobst-Ulrich Brand (Senior Executive Editor), Bruno Gajaj, Barbara Jung-Arntz (Senior Executive Editor & Autorin)

Chefkorrrespondent Mike Szymanski

Chefreporterin Anja Maier

Chefs vom Dienst Sonja Wiggermann; Christian Stein (Stv.)

Geschäftsführende Redakteurin Katharina Hunold

Die Story Corinna Baier (Ltg)

Politik Franziska Reich (Ltg.), Markus C. Hurek (Ltg.), Andreas Große Halbauer, Felix Heck, Antje Hildebrandt, Lukas Koperek, Annica Kramer, Alisha Mendgen, Julius Reinmuth, Christian Schneider, Leon Werner, Leonie Wintermann

Ausland Marc Brost (Ltg.), Alexander Bartl (Autor), Margot Zeslawski

Investigation Christoph Elflein (Ltg.), Lara Wernig

Wirtschaft Georg Meck (Ltg.); Johannes Bauer, Petra Hollweg (Leitende Redakteurin), Matthias Jauch, Sina Osterholt, Peter Steinkirchner, Susanne Stephan

Wissen & Gesundheit Edda Grabar (Ltg.); Sonja Fröhlich, Dr. Kurt-Martin Mayer (Autor), Alina Reichardt, Lena Rittmann, Janna Vahaus

Social Media Darline Bussäus; Andrea Jahnke, Franziska Arntz

Bildredaktion Nadja Angermann, Kathrin Bruch, Arne Deepen, Maike Feder, Florian Kernwein

Titelgrafik Svenja Kruse, Thorsten H. Michel

Grafik Franziska Altmann, Heike Noffke, Petra Rehder, Betül Rühmann, Katharina Sörgel, Ursula Stauffer, Petra Vogt

Info-Grafik Stefan Hartmann, Jaroslaw Kashtalinski, Sebastian Müller

Dokumentation Jochen Bausback, Bernd Hempel, Joachim J. Petersen, Fabrice Rüping, Nina Schilling, Marie Vassan (Kooperation mit F.A.Z.-Research)

Redaktionsassistenz Victoria Mutz, Tom Tietze

Schlussredaktion Lektornet, Willy-Brandt-Straße 51, 20457 Hamburg

Redaktionstechnik Ingo Bettendorf, Oliver Seehaus, Jörg Haensel

Nachrichtendienst dpa

FOCUS+

Chefredaktion Franziska Reich, Georg Meck, Carsten Fiedler

Chefs vom Dienst Ben Bunte (Ltg.); Felix Eick, Veit Ellerbrock, Lea Fabbrini, Carolin Hitzigrath

Datenjournalist Leonard Hepermann

FOCUS Briefing

Hosts Tanit Koch (Autorin), Thomas Tuma

Chef vom Dienst Thomas Schmidt

Redaktion Ruben Giuliano, Janna Claudia Wolf

Contentmanagerin Daniela Wiesemann

Auslandskorrespondenten

Buenos Aires Andreas Fink; Tel.: 0054/11/45212176, Fax: 01212/575370872

Brüssel Marlene Brey; E-Mail: marlene.brey.extern@focus-magazin.de, Tel.: 0032/62196755

Kiew Lieselotte Hasselhoff, Lhasselhoff.extern@focus-magazin.de, Tel.: 0038/09/3826-4403

London Reinhard Keck; E-Mail: reinhard.keck.extern@burda.com

Neu-Delhi Dorothea Riecker; E-Mail: dorothea.riecker@hotmail.com, Tel.: 0091/11/41765285

Paris Tanja Kuchenbecker; E-Mail: klpresse.paris@gmail.com, Tel.: 0033/9/8410-4173

Peking Fabian Kretschmer; E-Mail: journalist@fabian-kretschmer.com

Washington Daniel Schmidt; mail@danielschmidt.com

Auslandsbüro

USA Hubert Burda Media Inc., 85 Broad Street, New York, NY 10004, Tel.: 001/212/8844812 mail: natascha.theis@burda.com

Verlag

FOCUS erscheint in der BurdaVerlag Publishing GmbH, Hubert-Burda-Platz 1, 77602 Offenburg. Die Redaktion übernimmt keine Haftung für unverlangt eingesandte Manuskripte, Fotos und Illustrationen. Nach-

druck, Aufnahme in Onlinedieneste und Vervielfältigung auf Daten-

träger ist nur mit vorheriger, schriftlicher Genehmigung des Verlags ge-**

stattet. Wenn Sie Artikel aus FOCUS in Ihren Internen elektronischen

Pressespiegel übernehmen wollen, erhalten Sie die erforderlichen Rechte unter www.pressemonitor.de, PMG Presse-Monitor GmbH.

FOCUS darf nur mit Genehmigung des Verlags in Lesezirkeln geführt werden. Der Export von FOCUS und der Vertrieb im Ausland sind nur mit Genehmigung des Verlags statthaft.

Einzelpreis in Deutschland €5,90

Abonnementpreis €5,90 (inkl. Zustellgebühr, im Ausland zuzüglich Porto). Für Mitglieder des BVH e.V. und des ESD e.V. ist der Bezug der Zeitschrift im Mitgliedsbeitrag enthalten.

Für Mitglieder des BVB e.V., des HAC, der DSW e.V., der WJ3 e.V., des BVH e.V., ESD e.V., des Finance Network - FNI e.V., des Aktienclubs München e.V. und des BABC e.V. ist der Bezug des FOCUS-E-Papers im Mitgliedsbeitrag enthalten.

Studenten-Abonnement (nur gegen Nachweis) und Schüler-Abonnement (nur gegen Nachweis eigener Haushaltsführung): €3,70 jeweils inkl. Zustellgebühr. Im Ausland zuzüglich Porto. Die Postzustellung erfolgt klimaneutral.

Druck Burda Druck Nürnberg GmbH & Co. KG, Mainstraße 20, 90451 Nürnberg. Printed in Germany

Vertriebsleiter Markus Cerny Vertriebsfirma MZV GmbH & Co. KG, 85716 Unterschleißheim, www.mzv.de

Anzeigen: BCN Brand Community Network GmbH Arabellastraße 23, 81925 München. Es gilt die aktuelle Preisliste, siehe bcn.group

Head of Brand Media Solutions: Karina Groschberger Verantwortlich für den Anzeigenteil: Doris Braß

Markenverantwortlicher Stefan Ottlitz

Geschäftsführung Elisabeth Varn, Manuela Kampp-Wirtz, Stefan Ottlitz, Sven Dams, Thomas Koelzer

Gründungschefredakteur Helmut Markwort

Verleger Dr. Hubert Burda

Leserservice: So erreichen Sie uns

Auskunft zum Abonnement:

FOCUS-Abonnentenservice

Postfach 050, 77649 Offenburg

Telefon: +49 (0)781/6396520, E-Mail: abo@focus.de

Bestellung bestimmter Ausgaben

Telefon: 0781/6395860, E-Mail: focusbestell@burdadirect.de

Urlaubsnachsendung/ Adressänderung

Telefon: 0781/6395850, E-Mail: focusabo@burdadirect.de

Abonnement für Blinde

FOCUS auf Daisy-IMP3-CD

Telefon: 05531/7153, E-Mail: atz@blindenzeitung.de

FOCUS am PC

Telefon: 069/95512415

Service-Nummern:

Leserbriefe

E-Mail: leserbriefe@focus-magazin.de

Tarifanforderungen Anzeigen

E-Mail: anzeigen@focus.de Internet: bcn.burda.de

Nachdruckrechte

Text, Fotos und Info-Grafiken, E-Mail: syndication@focus-magazin.de

Auskunft zu FOCUS Online

Telefon: 089/9250-3292

E-Mail: redaktion@focus.de

Datenschutzanfrage

Telefon: 0781/6396100 E-Mail: focus@datenschutzanfrage.de

Datenschutzinfo zum Abonnement:

Die Datenverarbeitung erfolgt in gemeinsamer Verantwortlichkeit mit mehreren Verlagen von Hubert Burda Media (siehe www.burda.com/de/gvv) Kontakt zum Datenschutzbeauftragten: BurdaVerlag Consumer Sales & Services GmbH, Postfach 1223, 77602 Offenburg, Tel: 0781-6396100, Namens-, Adress- und Kontaktdaten zum Vertragsschluss erforderlich. Verarbeitung (auch durch Zahlungs- und Versanddienstleister) zur Vertragserfüllung sowie zu eigenen und fremden Werbezwecken (Art. 6 i b) bzw. f) DSGVO) so lange für diese Zwecke oder aufgrund Aufbewahrungspflichten erforderlich. Bei Art. 6 i f) DSGVO ist unser berechtigtes Interesse die Durchführung von Direktwerbung. Sollten wir Ihre Daten in einen Staat außerhalb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übermitteln, stellen wir sicher, dass Ihre Daten gemäß Art. 44ff. DSGVO geschützt sind. Sie haben Rechte auf Auskunft, Berichtigung, Löschung oder Einschränkung der Verarbeitung. Widerspruch gegen die Verarbeitung, auf Datenübertragbarkeit sowie auf Beschwerde bei einer Aufsichtsbehörde. Details unter: www.focus-abo.de/datenschutz

Weitere Transparenzangaben nach Art. 6 Europäisches Medienfreiheitsgesetz – Verordnung (EU) 2024/1083 (EMFG)

Gesellschafterin der BurdaVerlag Publishing GmbH zu 100,00% ist die BurdaVerlag GmbH. Gesellschafterin der BurdaVerlag GmbH zu 100,00% ist die Burda GmbH. Gesellschafterin der BurdaVerlag GmbH zu 100,00% ist die Hubert Burda Media Holding Kommanditgesellschaft.

Wirtschaftlicher Eigentümer der BurdaVerlag Publishing GmbH ist Dr. Hubert Burda.

Angaben zum jährlichen Gesamtbetrag staatlicher Mittel für staatliche Werbung sowie zu von Behörden oder öffentlichen Stellen von Drittländern stammenden Werbeeinnahmen können online eingesehen werden unter https://focus-magazin.de/impressum

FOCUS (USPS no 9593) is published weekly by Hubert Burda Media.

Known Office of Publication: Data Media (A Division of Avast Imaging and Integrated Media ULC), 2221 Kenmore Avenue Suite 106, Buffalo NY 14207-1306. Periodicals postage is paid at Buffalo, NY 14205.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FOCUS, Data Media, P.O. Box 155, Buffalo, NY 14205-0155. E-Mail: service@roltek.com Toll free: 1-877-776-5835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34

FOCUS

FOCUS Redaktion, Heiligegeist-kirchplatz 1, 10178 Berlin

Telefon: 030/754430-0, Mail: redaktion@focus-magazin.de ISSN 0943-7576


Nachrufe

„Weißbier-Zar“

aus Erding

Geboren 1939 in Erding. Er studierte Brau- wissenschaften sowie anschlie- ßend Betriebs- wirtschaft

1965 trat er in das elterliche Unter- nehmen ein. Der Ausstoß der Brauerei betrug damals 40 000 Hektoliter pro Jahr. Heute sind es 1,5 Millionen

1975 übernahm er nach dem Tod seines Vaters Franz die Erdinger Brauerei und baute sie zum Weltmarktführer für Weißbier aus

2025 überführte er als Alleingesell- schafter seine An- teile an der Privat- brauerei in die „Werner Brom- bach-Familien- Stiftung“, die er bis zuletzt als Vor- stand vertrat

img-191.jpeg

Werner Brombach, 86

Er war einer der wenigen Brauer, die schon früh den Weg aus Deutschland hinaus auf die Weltmärkte gewagt haben – und hat als Pionier entschei- dend dazu beigetragen, unser geliebtes bayerisches Weißbier internatio- nal bekannt zu machen. Bei allem Blick auf die Welt hat er dabei den auf sein geliebtes Erding nie verloren. Er war global agierender „Weißbier-Zar“ und bodenständiger „Bräu von Erding“ in einem. Völlig zu Recht wurde er vielfach für seinen wirtschaftlichen Erfolg und sein 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geehrt: mit dem Verdienstkreuz 1. Klasse des Verdienstor- den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it dem Bayerischen Verdienstor- den, mit der Ehrenbürgerschaft seiner Heimatstadt und etlichen weiteren Auszeichnungen. Für meine Familie und für mich war Werner Brombach mehr als nur Mitbewerber, Weißbier-Legende oder gern gesehener Gast bei unseren Veranstaltungen. Meine Mutter und später auch ich hatten das Privileg, ihn einmal im Jahr in Erding zu einem intensiven Gedankenaus- tausch aufsuchen zu dürfen, der weit über die Themen der Braubranche hinausreichte. Sein klarer Blick auf das Kulturgut Bier, sein ehrliches Inte- resse an unserem unternehmeri- ne Leidenschaft für die Belange zwinkernder Humor und seine haben mich tief beeindruckt

img-192.jpeg

Eine Würdigung von Florian Schörghuber, Schörghuber Gruppe (u.a. Paulaner Brauerei Gruppe)

img-193.jpeg

William Orbit, 69, Musikproduzent

»Als wir unsere Zusam- menarbeit begannen, wurde mir klar, dass Musik sich nicht in Kategorien einordnen lassen muss. Wir erfanden unsere eigene. Du hast einen magischen Knopf in mir gedrückt, und ich tauchte in eine Galaxie unerfüllter Träume ein«

Madonna, Musikerin

img-194.jpeg

Klaus G. Saur, 85, Verleger

Er war einer der weltweit bekann- testen und öffentlich wirksamsten Fach- und Wissenschaftsverleger und arbeitete aus dem Ethos, Part- ner und Dienstleister der Wissen- schaft und des Bibliothekswesens zu sein. Dafür spricht allein die kaum zu überblickende Zahl der großen Nachschlagewerke und bibliogra- phischen Hilfsmittel, die er verlegt hat. Wir trauern um einen heraus- ragenden Verleger, einen wunder- baren, lebhaften Gesprächspartner und einen unvergesslichen Freund des Buches und der Wissenschaft.

Thedel v. Wallmoden, Christine Haug, Historische Kommission des Börsen- verein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FOTOS: CHRISTOF STACHE/AP, DPA

104

FOCUS 34 – 2026


Leserbriefe

img-195.jpeg

FOCUS-Ausgabe 33/2026 mit dem Titel zu den neuen Krebstherapien

Die Allianz der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aus dem Osten stieß in Woche 33 bei den FOCUS-Lesern auf großes Interesse. Zweites großes Thema: Jan Fleischhauers strenger Blick auf eine selbstherrliche deutsche Richterschaft

img-196.jpeg

Geschenke verzichtbar

(33/2026) Drei gegen Merz

Ich kann den Vorschlag der drei ostdeut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nicht nachvollziehen. Die Menschen, die 2030 (3–5 Jahre Übergangszeit für die neue Regelung werden diskutiert) mit 65 in Rente gehen, waren bei der Wiedervereinigung etwa 25 Jahre alt. Sie hatten 40 Jahre Zeit, auf das Rentensystem zu reagieren.

Stefan Lochner, per Mail

Sie schreiben, 2014 hätten die Sozialdemokraten die Frührente in der Großen Koalition als Gegenleistung für die Mütterrente der CSU durchgesetzt. Wenn jetzt die eine Rentenwohlfahrt gestrichen werden soll, ist nicht einzusehen, warum dann nicht auch bei dem anderen Rentengeschenk gestrichen wird. Dabei müsste man ja nicht die bisherige Mütterrente streichen, nach den üblichen Regeln der Besitzstandswahrung, sondern nur auf die Ausweitung auf die Mütter von vor 1992 geborenen Kindern verzichten. Ich bin Mutter von vier vor 1992 geborenen Kindern; also muss ich mir gelegentlich anhören, „Nestbeschmutzerin“ zu sein – und dazu noch mit einem CDU-Parteibuch!

Renate Breuning, 78050 Villingen-Schwenningen

Heilung erlebbar

(33/2026) Editorial

Was für ein wunderbares Editorial und wie herrlich zu lesen. Vielen Dank und bitte mehr davon. Sie fragen, ob wir es erleben werden, dass Krebs heilbar wird? Ja, natürlich. Und wenn wegen fortgeschrittenen Alters nicht wir, dann unsere Kinder.

Herdis Heller, 14109 Berlin

Auch für mich als Ärztin sind die unglaublichen Fortschritte in der Krebstherapie konkret erlebbar. Während die Diagnose vor wenigen Jahrzehnten oftmals noch ein Todesurteil bedeutete, handelt es sich heute vielfach um eine chronische Erkrankung. Durch KI – insbesondere bei der Frühdiagnose –, durch gezielt wirkende Medikamente und eine individualisierte Therapie lässt sich die Prognose sicher weiter verbessern. Es gibt allerdings nicht DEN Krebs. Einzelne Krebsarten werden hohe Heilungschancen haben, bei anderen wird sich die Prognose verbessern lassen. Von

»Der Einsatz von KI wird einen außergewöhnlich schnellen Entwicklungsfortschritt für die Medizin ermöglichen. Grandios!«

Heinz Albert, per Mail

einer generellen Heilung sind wir aber entfernt.

Dr. Jolanda Schottenfeld-Naor, 40211 Düsseldorf

Als selbst Betroffene im Jahre 2011 bin ich überzeugt, dass diese Krankheit in ein paar Jahren besiegbar ist. Die damalige Therapie (Chemo) war die Hölle. Leider gibt es Spätfolgen (Polyneuropathie). Aber damals war ich froh, überhaupt überlebt zu haben. Heute bin ich krebsfrei.

Ute Hettler, 22850 Norderstedt

Schutz unverhandelbar

(33/2026) Der schwarze Kanal: Dann doch lieber Islamist

Ich kann nur hoffen, dass sich einige betroffene Richter Ihre Ausführungen zu Herzen nehmen und in Zukunft besser urteilen.

Franz Uhl, 89537 Giengen

In ihrer Selbstgefälligkeit haben unsere Juristen mittlerweile eine ungesunde Subkultur entwickelt. Für die Behauptung führender Juristen, dass für den Schutz der Bevölkerung nur die Polizei zuständig ist und nicht die Gerichte, gibt es keine rechtliche Grundlage. Unser Grundgesetz beschreibt zwar die Aufgabenteilung zwischen Politik, Justiz und Polizei. Daraus lässt sich aber nicht eine abgegrenzte Zuständigkeit ableiten. Wollte man dem dennoch folgen, so wären auch unsere Politiker nicht für den Schutz der Bevölkerung verantwortlich. In einer Demokratie sollte es selbstverständlich sein, dass der Schutz der Menschen über dem Recht der Angeklagten steht.

Bernd Kambeck, 45289 Essen

Abgehobenheit, übertriebenes Selbstbewusstsein und Arroganz in großen Teilen der Richterschaft tragen zur gesellschaftlichen Misere bei. Dazu das Privileg, für nichts zur Verantwortung gezogen zu werden. Oft kann ich als ehemaliger Lehrer und Schulleiter nur den Kopf schütteln.

Dr. Jürgen Galle, 32839 Steinheim

Liebe Leserin, lieber Leser, schreiben Sie uns Ihre Meinung zu den Themen in diesem Heft – bitte unbedingt mit Angabe Ihrer vollständigen Adresse und Telefonnummer: Redaktion FOCUS Heiligegeistkirchplatz 1, 10178 Berlin oder E-Mail: leserbriefe@focus-magazin.de Die Redaktion behält sich das Recht auf Kürzungen vor.

FOCUS 34 – 2026

105


Tagebuch

img-197.jpeg

FOCUS-Gründer Helmut Markwort leitete das Nachrichtenmagazin von 1993 bis 2010 als erster Chefredakteur

Bei Wohnungs-einbrüchen ist Berlin deutscher Meister

Von Helmut Markwort

Montag

Eine Leserin aus Berlin ärgert sich, weil ich ihre Stadt „Hauptstadt des Verbrechens“ genannt habe. Sie wirft mir deswegen „bayerische Hochnäsigkeit“ vor. Nein, liebe Dame.

Meine Formulierung stützt sich auf Fakten. In vielen Tabellen des Bundeskriminalamts ist Berlin der negative Spitzenreiter.

Am krassesten ist der Vorsprung Berlins in der Kategorie Wohnungseinbrüche. Die Polizei hat im vorigen Jahr 288 Fälle gezählt. Die hohe Zahl ist nicht mit den 3,9 Millionen Einwohnern der Bundeshauptstadt erklärbar. Das BKA wertet Fälle pro 100 000 Einwohner.

Ein paar Zahlen zum Vergleich. Der Bundesdurchschnitt liegt bei 99 Fällen. Am sichersten können sich die Wohnungsbesitzer in Bayern fühlen, wo nur 29 Einbrüche registriert wurden.

img-198.jpeg

Schüsse in der Nacht: Die Berliner Polizei ist dauernd im Einsatz

In der Negativliste hinter Berlin liegt Bremen mit 181 Fällen.

Den schlechtesten Wert erreicht Berlin auch bei der Aufklärungsquote, wobei ausländerrechtliche Verstöße nicht mitgezählt wurden. Nur 43,2 Prozent aller Straftaten wurden aufgeklärt. Der Bundesdurchschnitt liegt bei 56,3 Prozent. Die meisten Erfolge bei der Aufklärung erzielen Bayern, Rheinland-Pfalz und Niedersachsen.

Negativer Spitzenreiter ist Berlin auch in der Kategorie „Kriminalitätsbelastung“. Die Hauptstadt führt mit 13 233 Fällen knapp vor Bremen. Der Bundesdurchschnitt wird mit 6456 Fällen angegeben.

Sicherste Länder sind Bayern, Baden-Württemberg und Rheinland-Pfalz. Auffällig: Im an Berlin angrenzenden Brandenburg wurden nur 5911 Straftaten gezählt. Die Nachbarn Berlins liegen damit unter den 16 Ländern an fünfter Stelle.

Einzig in einer Extra-Auswertung der Großstädte und Landeshauptstädte liegt Berlin nicht auf dem schlechtesten Platz. Bremen führt in der Kriminalitätsbelastung mit 13 322 Straftaten knapp vor Berlin mit 13 233 Fällen.

Zum Vergleich: In der Millionenstadt München werden 5798 Fälle gemeldet.

Vermutlich waren meiner Leserin diese Zahlen bisher nicht bekannt. Wahrscheinlich werden sie vor Ort nicht besonders hervorgehoben.

Sie sind aber wichtig, falls die Berliner bei der Wahl am 20. September ihre Situation verbessern wollen.

Dienstag

Noch vier Wochen bis zu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Viele Fragen geistern durch die Medien. Wie weit geht die CDU, um eine AfD-Regierung zu verhindern?

Wird sie mit den Kommunisten paktieren? Fliegt die SPD aus dem Landtag? Springt die Wagenknecht-Partei über die Fünf-Prozent? Könnten CDU-Abgeordnete heimlich für den AfD-Kandidaten stimmen oder gar übertreten?

Und falls die AfD die Mehrheit der Sitze erringt: Hat sie genügend geeignete Mitglieder, um die wichtigen Posten in Regierung und Verwaltung zu besetzen?

Über einen Kandidaten wird spekuliert, der nicht Mitglied der Partei ist, aber ein Pfund wäre.

Hans-Georg Maaßen könnte Innenminister werden. Der frühere Präsident des Bundesamtes für Verfassungsschutz kennt sich aus.

Zwei ganz unterschiedliche Innenminister sprechen mit Respekt von dem erfahrenen Juristen: der SPD-Mann Otto Schily und Horst Seehofer von der CSU. Der ehemalige Verfassungsschützer hätte plötzlich wieder mit den Behörden zu tun, die ihn als rechtsextrem eingestuft haben.

Im Kreis der Innenminister der Länder hätte er aufgrund seiner Kenntnisse und Erfahrung sofort Gewicht. Vorausgesetzt, der AfD-Chef Siegmund hätte die Courage, einem Parteifremden ein wichtiges Amt anzuvertrauen.

img-199.jpeg

Überraschung in Magdeburg: Hans-Georg Maaßen könnte bei der AfD Minister werden

106

FOCUS 34 – 2026

FOTOS: DPA


KULT FÜR FANS:

DIE BUNDESLIGA-MAGNETTABELLE! JETZT NUR IN SPORT BILD

img-200.jpeg

img-201.jpeg

Näher geht nicht.

img-202.jpeg


img-203.jpeg

REACH FOR THE CROWN

img-204.jpeg

DIE YACHT-MASTER

img-205.jpeg

img-206.jpeg

🔍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现象学本质直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阿多诺/哈贝马斯)与批判话语分析(CDA)传统展开。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Focus (2026-08-14)

▌ 本日全报思想与文化深思雷达 (Intellectual & Cultural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报道后,以下 2 个具体事件在思想史、文化政治与制度伦理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1. 【莱茵河干涸与水资源治理工作组】 [F2_12-F2_17]

    • 事件简述:面对2026年极端干旱导致莱茵河水位骤降及巨大的经济损失,德国政府通过成立“水资源工作组”(Arbeitsgemeinschaft Wasser)制定规则,确立饮用水优先原则,但具体执行权下放到各州。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技术官僚主义的“工作组”模式如何通过程序化的行政流程,应对生态危机与生存权(人权)之间的冲突;探讨“自然”如何被还原为一种可计算的“原材料”及其分配正义问题。
  2. 【右翼识别与记忆的政治冲突】 [F5_41-F5_45]

    • 事件简述:报道对比了德国选择党(AfD)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对九十年代“安全感”的怀旧,与一名黑人社会学家对同一时期“恐怖”与“谋杀”记忆的剧烈冲突。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探讨“集体记忆”如何被政治化地截取与歪曲;分析权力如何通过对历史叙事的定义权,在当代社会中构建身份认同与敌对阵营。

▌ 精选核心专题深度思想论证 (In-Depth Dialectical Monograph)

专题一:行政程序主义的掩蔽机制:从“工作组”模式看生态危机的去政治化

在面对2026年莱茵河萎缩成“细流”这一残酷现实时,德国政府展现出一种典型的技术官僚反应:成立一个由17个成员组成的“水资源工作组”(Arbeitsgemeinschaft Wasser) [F2_17 🔍]。现实困境在于,这并非简单的降雨不足,而是一场深刻的生存危机——每日数十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F2_14 🔍] 与今年已有近12,000人死于高温的生命代价 [F2_15 🔍] 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当气候研究员莫吉布·拉蒂夫将水定义为“一项人权”时 [F2_16 🔍],这种定义直接挑战了将水视为工业原材料的资本逻辑。然而,制度的应对策略却是将这一尖锐的政治冲突转化为一个“制定规则”的行政流程。

从话语策略分析,报纸将这种反应描述为“通常情况下……很喜欢通过成立一个‘工作组’来反应” [F2_17 🔍],这种修辞揭示了权力运作的一种隐秘逻辑:通过建立一个看似专业、中立的委员会,将紧迫的伦理危机转化为缓慢的程序正义。这种“工作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工具,它将“谁拥有水”的权力斗争,掩盖在“如何分配”的技术讨论之下。更深层的权力转移发生在结论部分——尽管确定了饮用水优先,但具体结果“由各州决定,在未来的几年里” [F2_17 🔍]。这种责任的碎片化与时间上的延迟,有效地消解了中央政府在面对生态崩溃时的直接政治责任。

这不禁让我们回想起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的论述。在这里,生态系统的崩溃(生活世界的危机)被转化为行政管理系统(系统)的输入参数。当水被量化为“400,000 吨货物” [F2_14 🔍] 时,自然的内在价值被还原为功能性价值。然而,当下的现实对这一理论提出了反向质询:在气候临界点面前,传统的行政程序主义是否已完全失效?当地下水可能在世纪末枯竭时 [F2_16 🔍],这种依赖于“未来几年”的州级决策机制,实际上是对生存权的制度性延迟。结论是,这种“工作组”模式在此时不再仅仅是治理工具,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缓冲,它试图用官僚主义的温吞来应对生态崩溃的剧烈。

专题二:记忆的碎片化与政治认知的断裂:关于“九十年代”的叙事战争

在针对德国选择党(AfD)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的报道中,出现了一场关于“九十年代”记忆的剧烈碰撞 [F5_42-F5_43]。西格蒙德将九十年代定义为“更加安全”的时代 [F5_42 🔍],而一名黑人社会学家则将其描述为“绝对的恐怖”,充斥着“猎巫行动、大屠杀和谋杀” [F5_43 🔍]。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论困境:同一时间段的历史事实,在不同的权力位置和身份认同中,被建构成了完全相反的真实。

这种权力运作方式契合了关于“记忆政治”的分析。权力不再仅仅通过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来运作,而是通过对特定记忆片段的“截取”与“歪曲” [F5_45 🔍] 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目的。对于右翼政治人物而言,对九十年代的怀旧是一种对“秩序”的渴望,旨在通过构建一个虚构的、安全的过去,来合法化其当前的排外主义主张。而对于受害者群体而言,记忆则是反抗遗忘的武器,旨在揭露制度在过去未能提供的保护。

然而,这种治理逻辑在现实中引发了话语的极化。报道指出,人们倾向于截取对方的话语并不断歪曲,直到让对方看起来像个“傻巴” [F5_45 🔍]。这里出现了一个理论悖论:当历史记忆被简化为政治标签(如“摇摆六十年代”与“棒球棍”的对比 [F5_44 🔍])时,真正的历史反思被符号化的对立所取代。这证明了在当代极化社会中,记忆不再是通往真相的桥梁,而成为了政治战争的阵地。当个体无法在同一个历史时空内达成基本的共识时,社会共识的瓦解将不再是政治分歧,而是一种深层的认识论断裂。


▌ 面向学者的开放性思想追问与研究路标 (Open Horizons for Scholarly Inquiry)

  1. 【关于生态正义的制度性悖论】:当基本生存资源(如水)的分配权在“联邦原则”与“州级执行”之间被碎片化时,这种制度设计在面对全球性气候灾难时,是否在本质上导致了某种“治理真空”?
  2. 【记忆政治的认识论边界】: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当个体记忆与国家叙事发生根本性冲突时,是否存在一种能够兼容不同“真实”的公共历史构建机制,以避免记忆被纯粹地工具化为政治攻击的手段?
🔍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制度理性架构(Logos)与生活世界集体情感(Pathos)内在辩证机制展开。

理性与情感辩证深度研判:Focus (2026-08-14)

▌ 本日全报生活世界痛感与情感政治深思雷达 (Lifeworld & Affective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生活世界痛感、情感政治动员与制度理性冲突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1. 【莱茵河干涸与水资源危机】 [F2_13, F2_14, F2_16, F2_17]

    • 事件简述:2026年夏天极端干旱导致莱茵河水位骤降,严重影响工业运输(货船仅能加载三分之一货物),并引发关于水资源作为人权与竞争资源的社会焦虑。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制度理性将河流视为“运输通道”与“经济指标”,而生活世界则将其视为“命运之河”的文化神话。当经济损失(Logos)与生存危机(Pathos)碰撞,水资源从公共产品异化为潜在的冲突助燃剂。
  2. 【记忆的极化与认同冲突】 [F5_42, F5_43]

    • 事件简述:德国选择党 (AfD) 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表达对90年代安全感的怀旧,而一名黑人社会学家则揭示该时代对于少数群体而言是充满威胁与恐怖的记忆。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一种极具张力的“记忆政治”冲突:一方是基于秩序与纪律的怀旧情感,另一方是基于生存威胁的创伤记忆,揭示了同一时间维度下社会认知的彻底撕裂。
  3. 【数字化医疗处方的推行】 [F1_8 🔍]

    • 事件简述:德国推行量身定制的健康处方(数字化/个性化方向),旨在提高医疗便捷性。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技术官僚追求的“效率”与“精准”如何重塑医患之间传统的信任关系?数字化转型在简化流程的同时,是否在无形中削弱了医疗行为中的人文温度。

▌ 精选核心专题理性与情感辩证论证 (The Dialectic of Logos and Pathos Monograph)

专题一:【生态神话的坍塌与技术官僚治理的迟滞:莱茵河干涸中的生存痛感与制度冷漠】

在德国的集体潜意识中,莱茵河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承载着罗马帝国边界、中世纪贸易与法德和解的“命运之河” [F2_13 🔍]。然而,2026年残酷的夏天将这一文化神话直接推向了物理性的坍塌。从制度理性的架构来看,德国政府应对水危机的逻辑是典型的技术官僚模型:通过成立“水资源工作组(Arbeitsgemeinschaft Wasser)”,由17个成员制定规则,并试图通过“饮用水供应优先于工业、农业或自然需求”的量化优先级来管理资源分配 [F2_17 🔍]。这种治理逻辑依赖于程序正义与时间表(预计9月提交),将复杂的生态危机简化为一套可协调的行政指令。

然而,生活世界的真实痛感却在制度的缝隙中剧烈迸发。对于舒尔茨和特蕾丝这样生活在河岸边的个体而言,河流的萎缩不仅是经济数据的下滑,而是一种具象的、肉身可见的丧失感——曾经能够通过安装瓷砖游泳池来对抗洪水的自信,在面对河流彻底干涸成“细流”时显得如此无力 [F2_13 🔍]。这种痛感在宏观层面被转化为对生存权的焦虑:当气候研究员莫吉布·拉蒂夫警告“水是一项人权,不能取决于谁能负担得起”时 [F2_16 🔍],水资源已从一种自然馈赠异化为一种权力筹码。

Logos 与 Pathos 的内在辩证摩擦在此达到了顶点:制度理性在计算每日数十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F2_14 🔍],而民众在感受森林燃烧与地下水枯竭的绝望。制度端试图用“工作组”这种冷色调的行政术语来对冲危机,但这种“去情感化”的反应机制在面对今年已死于高温的12,000人这一事实时 [F2_15 🔍],显得极其苍白且迟钝。这种话语温度的剧烈反差揭示了当代社会的一种深层异化:治理体系在追求程序闭环的同时,完全脱离了生活世界中那种紧迫的、关于生存尊严的“隐性理性”。

专题二:【记忆的极化与认同的撕裂:右翼怀旧与创伤记忆的伦理碰撞】

当代德国社会正陷入一场关于“记忆”的认知战争,其核心在于个体情感动员如何利用“怀旧”来构建政治认同。在右翼政治话语中,对九十年代的向往被构建为一种对“安全感”的理性回归 [F5_42 🔍]。这种情感动员精准地捕捉了部分民众在快速变迁的现代性面前产生的被抛弃感,将对秩序的渴望符号化为对过去时代的怀旧。

然而,这种基于个体记忆的 Pathos 立即遭遇了另一种生存经验的强力反击。一名年轻的黑人社会学家在采访中揭示,九十年代并非安全之所,而是一个“绝对的恐怖”时代,充满了“猎巫行动、大屠杀和谋杀” [F5_43 🔍]。在这里,记忆不再是统一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了阶级、种族与政治立场的分水岭。

这种辩证摩擦揭示了一个危险的趋势:当“安全”这一概念被极化为不同群体的对立面时,公共交往领域已基本失效。一方的“安全感”建立在另一方的“受威胁感”之上。制度端在处理此类冲突时,往往倾向于将其简化为个体的“记忆差异” [F5_44 🔍],但这种处理方式掩盖了深层的结构性暴力。

这种伦理撕裂表明,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信任被解构。当同一时空被解读为“安全天堂”与“恐怖地狱”时,双方不再讨论具体的政策,而是在进行一种关于“真实历史”的定义权争夺。这种极化不仅是政治立场的对立,更是生活世界被意识形态碎片化后的精神异化,导致个体在回首往事时,无法在公共领域达成任何共识。


▌ 面向学者的伦理与社会心理开放性追问与研究路标 (Open Horizons for Ethical & Sociological Inquiry)

  1. 【关于“资源人权化”与“技术官僚分配”的冲突研究】:当水等基础生存资源在气候危机下成为稀缺品时,技术官僚的“优先级管理模型”如何与基于人权的“公平分配伦理”达成和解?是否存在一种能够兼容经济效率与生存尊严的非量化分配机制?
  2. 【记忆政治中的“认知不对称”研究】:分析同一历史时期(如90年代)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产生截然相反的情感投射(安全感 vs 恐怖感)的社会学机制。这种记忆的极化如何影响当代政治认同的构建?
  3. 【数字化医疗中的信任重构研究】:研究数字化处方等技术手段在提高医疗效率的同时,如何影响医患之间基于物理凭证和面对面交流的传统信任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