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rrier International - 13.08.2026

🟢 已通过两轮自愈质检 & 证据链核验

2026-08-16 Boosty PDF 中文极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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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sty 帖子：Magazines - 16.08.2026
聚焦 / 塞乌塔危机：伪君子的舞会：分析塞乌塔移民危机中各方的伪善，指出摩洛哥官方通报与事实脱节，西班牙政府为避免外交危机而回避责任，欧盟及意大利政府亦存在政治操弄。
英国馅饼奖与手工艺精神：讲述英国馅饼制作大师伊恩·海尔考克等人的竞争故事，强调传统手工技艺在工业化时代的坚持及其对职业操守的追求。
《东方之日》摘录 / 新安全架构：遏制伊朗与制衡以色列：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签署共同防御协议，旨在应对伊朗威胁并制衡以色列霸权，标志着利雅得主导的新区域轴心显现。
证词 --- 亚洲 / 女性胸部标准与社会焦虑：探讨女性对胸部大小的焦虑及其背后的社会根源，指出美丽标准由商业话语和男性色情想象强加，导致女性内化压力。
国际邮报 / 《时代周报》 / 气候危机下的特大火灾：报道法国、希腊、西班牙及美国遭遇的前所未有的高温干旱与火灾，强调需重新审视森林管理并利用技术预测火势。
国际邮报 / 欧盟森林火灾防治战略：介绍欧盟通过紧急反应协调中心（ERCC）建立的综合防治战略，通过协调成员国灭火资源和战略储备应对气候紧急情况。
Protagon 专栏 / 希腊夏日的终结：希腊记者通过苦涩的告别信，描述烈火暴力如何摧毁夏日的温柔，反映气候灾难给当地带来的心理冲击。
成年人阅读儿童绘本的价值：探讨“童心状态”（childness）对成年人的启发，认为阅读儿童书能激发创造力并帮助人们以新鲜视角看待世界。

🏛️ 哲学与批判理论深度研判 ➔ 立即阅读

透视本期报纸背后的结构性权力机制、普遍概念与具体事件之间的非同一性辩证摩擦。

⚖️ 理性与情感辩证深度研判 ➔ 立即阅读

解构冰冷制度治理（Logos）与民众真实痛感/集体情绪（Pathos）之间的断裂与隐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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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乌塔 —— 伪君子的舞会 / 乌克兰 —— 艰难的空中之战

塞内加尔与沙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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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867 du 13 au 19 août 2026

法国：5,20 €

德国 6,80 €, 安道尔 6,50 €, 加拿大 9,50 € CAN, DOM 5,50 €, 西班牙 5,90 €, 英国 5,90 €, 希腊 6 €, 意大利 5,90 €, 日本 4,90 €, 摩洛哥 5,00 €, 荷兰 5,40 €, 葡萄牙 6,00 €, 5,00 €, 塞内加尔 1,80 € ESP, 瑞士 1,50 € TDR 1,20 € FR, 瑞士 1,10 € 其他非洲地区 1,60 € FIN

驯服之火

巨大的火灾正席卷法国、西班牙、希腊和美国的整个地区。如何与之对抗？如何预防？来自外国媒体的探索路径。

M 03183 - 1867 - F 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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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服之火

在朗德省（Landes）和吉伦特省（Gironde），短短几天内约 42 000 公顷土地化为灰烬，200 000 人被疏散。

7 月底，在法国，除了这些由前所未有的干旱和高温引发的巨大火灾，人们无法讨论其他话题。同时，这也是人类愚蠢与疏忽的结果。

西班牙当时也处于火海之中。此后，轮到希腊、荷兰、美国、加拿大……与这些烈火作斗争。在我们的周刊停刊三周后，我们认为回顾这些事件至关重要。

因为事实证明，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火灾纪元（pyrocène）。一位研究人员在科学周刊《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中解释道，这很简单：“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巨大火灾的新时代，欧洲在评估其斗争和预防方法的有效性之前，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

问题不再是火灾是否会发生，也不再是何时发生，而是寻找更好的预判和对抗方案。这正是我们本专题的目的。从澳大利亚到德国，从美国到印度尼西亚，各地都在寻求应对那些使火势失控的参数。

德国的《时代周报》（Die Zeit）提醒人们，法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预示了德国和北欧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本周刊在汉堡认为，现在采取行动还来得及：“对抗森林大火的胜负在冬季决定。正是在那个时候，需要挖掘林间战壕，并规划低易燃性的地块——如葡萄园、果园、体育场。”

《新科学家》进一步断言，欧洲不应试图完全消除火灾，而应致力于另一条通常较为艰难的道路：通过国土规划使其在面对火焰时更具韧性。而西班牙日报《ABC报》（ABC）则激动地表示，绝不能陷入消极地认命。“没有人否认气候可能会加剧某些极端事件的强度和频率。但几十年来我们同样知道，虽然无法避免所有火源的出现，但可以通过真正的森林管理来减缓其传播并限制其影响。而这种管理在今天却严重缺失。”

封面：

火灾：由 Ramsés（古巴）绘制。舞蹈：照片由 Imane Djamil / 纽约时报提供

ABC 马德里，日报。The Atlantic 华盛顿，月刊。Bloomberg.com (bloomberg.com) 纽约，在线。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波士顿，周刊。Clarín 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Dispatch (dispatch-media.com) 伦敦，在线。The Economist 伦敦，周刊。Enass (enass.ma) 卡萨布兰卡，在线。Financial Times，日报。The Guardian，日报。Nature，周刊。New Scientist，周刊。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日报。NK News (www.nknews.org) 华盛顿，在线。L'Orient-Le Jour 贝鲁特，日报。El País 马德里，日报。El País América (elpais.com / america) 墨西哥城，在线。Al-Quds Al-Arabi，日报。The Times，日报。Weixin (WeChat) (weixin.qq.com) 深圳，在线。Die Zeit 汉堡，周刊。

Courrier international - 第 1867 期，2026 年 8 月 13 日至 19 日

7 天看世界

国防。乌克兰在空中之战中失利
国际足联。除了因凡蒂诺，整个系统都已腐败

跨越洲际

塞乌塔。伪君子的舞会
英国。向至高无上的馅饼冠军致敬
塞内加尔。与沙共舞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失控
伊朗。特朗普陷入彻底僵局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土耳其。面对伊朗和以色列的“新区域轴心”
法国。在塞文山脉的英国人
中国。我是如何停止穿胸罩的
朝鲜。你在“鱼缸”里的一天过得怎么样？
哥伦比亚。一个充满仇恨的政治阶层
美国。Starbase，蚕食德克萨斯州的 SpaceX 总部

封面专题

驯服之火

综合视角

科学。红光的功效
经济。石油公司依然在执拗地钻探

360°

城市之间。卡萨布兰卡，在与之间
文学。找回童年阅读的魔力
体育。科特迪瓦新冲浪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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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战争。袭击日益致命

俄罗斯对基辅以及乌克兰全境的袭击不断升级，导致死亡人数越来越多。乌克兰方面则继续其深度打击战略。请在我们的网站上关注相关动态。

调查。AI 是否已识别出美国最著名的连环杀手？

近六十年来，身份从未被确认的“Zodiac”一直笼罩在加利福尼亚人的想象之中。据《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报道，如今一名独立调查员声称利用人工智能解决了这个谜团。他的假设再次引发了对另一桩传奇案件——“黑色大丽花”案的关注。

见证。我与孩子们难忘的“非假期”

在德国周刊《时代周报》（Die Zeit）中，亚历山大·克鲁茨费尔特（Alexander Krützfeldt）讲述了尽管由于经济困难无法在夏天出行，他如何将与家人的“非假期”转化为美好的时光，让无聊也拥有其一席之地。请阅读我们周末版中的这篇文章。

罗布·布雷兹西（Rob Brezsey）的星座运势：每周为您带来这位全球最原创占星师富有诗意且富有哲学意味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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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数据中心、卫星…… 互联网是构建在什么样的结构之上的？谁在控制它们并能切断网络？所有关键点均通过地图和信息图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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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

乌克兰在天空之战中失利

数周以来，俄罗斯持续不断地轰炸乌克兰的平民和能源目标，利用了拦截导弹的短缺。外国媒体评论称，这是一个“悲剧性的转折点”。

—国际邮报

据《基辅邮报》（Kyiv Post）报道，在 8 月 10 日至 11 日的夜间，俄罗斯对基辅、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袭击造成至少 9 人死亡。根据《基辅独立报》（Kyiv Independent）的消息，两天前在首都附近有 3 人死亡。而在 8 月 5 日对首都及其地区的夜间袭击中，另有 17 人死亡。《基辅邮报》评论道，最近几天，“俄罗斯显著加强了对首都地区的轰炸，将无人机群与高速弹道导弹相结合，后者明显更难拦截。”

尤其是乌克兰军队目前严重缺乏拦截导弹。例如，在 8 月 5 日星期三，发射向首都的 24 枚俄罗斯弹道导弹和 4 枚高超音速导弹中，没有一枚被击落。《基辅独立报》总结道：“防空能力的严重短缺使首都暴露在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之下。”莫斯科对此心知肚明，且在前线缺乏进展的情况下，似乎决定加强对平民目标的袭击。

《基辅独立报》强调，“这场乌克兰防空危机”的后果是：“袭击变得更具杀伤力和破坏性”。“俄罗斯以日益增长的频率向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射弹道导弹，摧毁住宅楼、至关重要的能源设施和民用基础设施。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爱国者（Patriot）拦截导弹，这些目标在俄罗斯弹道导弹面前几乎毫无防御能力。”乌克兰国防部在 8 月 7 日表示，在俄罗斯 7 月向该国发射的 195 枚弹道导弹中，乌克兰仅成功拦截了 29 枚。

《旁观者》（The Spectator）遗憾地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转折点”。“乌克兰无法拦截敌方弹道导弹——特别是速度可达音速 9 倍的‘锆石’（Zircon）和‘匕首’（Kinzhal）高超音速导弹——构成了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漏洞，而克里姆林宫正在无情地利用这一点。”

这本英国杂志解释说，乌克兰天空之所以变得如此脆弱，是因为基辅拥有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已经耗尽。然而，乌克兰将无法获得新导弹，因为美国自身的储备也由于与伊朗的战争等原因而大幅减少。西班牙日报《世界报》（El Mundo）指出：“目前估计，美国军队仅剩下约 800 枚爱国者导弹来保卫其所有基地和自身领土，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旁观者》强调：“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每月生产 50 到 60 枚爱国者导弹，而俄罗斯每月生产至少 120 枚常规弹道导弹，此外还增加 4 到 7 枚‘锆石’导弹。”

俄罗斯加强了对基辅地区的轰炸，将无人机群与弹道导弹相结合。

此外，俄罗斯还可以依靠朝鲜的援助。《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在 8 月 7 日报道称，“根据乌克兰军事情报局（GUR）的一名官员透露，一个可能拥有多达 120 枚弹道导弹和 6 个发射车的朝鲜导弹部队已开始在俄罗斯西部部署”。《旁观者》补充道，此次部署“在已交付俄罗斯的朝鲜 KN-23 和 KN-24 导弹批次，以及从伊朗购买的 Fath-360 短程弹道导弹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

上个月在华盛顿，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估计今年冬天需要 300 枚“爱国者”导弹。因为《观察家》（Spectator）认为，乌克兰总统最担心的是“俄罗斯继续系统性破坏乌克兰能源、水利、燃料配送及供暖基础设施的能力”。

据乌克兰胜利国际中心称，在过去的四个冬天里，俄罗斯军队摧毁了乌克兰 61 % 的发电能力。在德国《世界报》（Die Welt）看来，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担忧完全是有道理的。俄罗斯将试图“让乌克兰陷入黑暗”，且“普京获得成功的机会从未如此之大”。这也是《观察家》所担忧的：“拥有‘爱国者’[导弹]并未让乌克兰赢得胜利。但如果缺乏这些导弹，很可能会为其铺就失败之路。”

—弗朗索瓦·热尔莱斯（François Gerles）

7 天。

荷兰艺术家 Arend Van Dam 的绘图。

背景

俄罗斯的亚马逊

成为目标

据国际传真社（Interfax）报道，俄罗斯国防部于 10 août 宣布，在夜间击落了 456 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发生在欧洲俄罗斯的约 15 个地区，以及被吞并的克里米亚上空。这些袭击在鞑靼斯坦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据塔斯社报道，在尼日内卡姆斯克，13 人死亡，48 人受伤。据《商业报》（Kommersant）报道，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表示：“被袭击的地点居住着与军事行动毫无关系的平民”，并已就恐怖袭击展开刑事调查。

如果说最近几周对俄罗斯领土的袭击有所加强，那是由于“ 25 juin，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批准了一项‘为期四十天的行动，旨在影响侵略国，以鼓励其结束战争’”，《新报-欧洲版》（Novaïa Gazeta Europe）在 4 août 回顾道。

自 18 juillet 起，乌克兰武装部队尤其将目标对准了电商巨头 Wildberries —— 这些袭击在俄罗斯引起了强烈反响。流亡在外的俄罗斯独立媒体分析了这家繁荣企业的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所带来的后果：据经济媒体 The Bell 报道，“Wildberries 经历的危机使经济面临一系列风险，从加剧已经飞涨的通货膨胀到债权银行遇到的问题”。调查网站 Vajnye Istorii 将其视为一个“国家问题”，因为该公司“已经变得太重要，以至于不能简单地任其崩溃”。《莫斯科时报》（The Moscow Times）甚至指出，Wildberries 计划在邻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仓储中心。

—Étienne Bouche

7 天

国际邮报 — 第 1867 期，2026 年 13 至 19 août

大地在颤抖

哥伦比亚 — 据《观察家报》（El Espectador）报道， 10 août 当地时间 7 时 34 分，一次 7,4 级强震袭击了该国西部，造成至少 164 人死亡。该报在次日的头版刊登了一张救援人员在卡利工作的照片，并向全体民众表达了勇气祝愿。地震震中位于地下约一百公里处，定位在乔科省的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哥伦比亚新任总统阿贝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Abelardo de la Espriella）立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前往现场。《观察家报》指出：“这是 21 世纪哥伦比亚记录到的最重要地震”。

头号敌人被引渡

爱尔兰 — 在丹尼尔-基纳汉（Daniel Kinahan）从迪拜被引渡后，《爱尔兰镜报》（Irish Mirror）在 10 août 的头版以“处于隔离状态”为题。该小报补充道：“丹尼尔在监狱的一个空层度过了他的第一个夜晚”。基纳汉有组织犯罪集团（Kinahan Organised Crime Group），也被称为“爱尔兰黑手党”，被美国和欧盟指控从事大规模犯罪活动，特别是毒品走私和洗钱。爱尔兰警方估计其财富超过 1 亿欧元。

批量婚礼

尼日利亚 — 8 月 7 至 9 日，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卡诺州，1500 对夫妇参加了一场集体婚礼。共有五千名申请者报名，

本周地图

压力之下的河流

综合干旱指数

2026年7月11日至20日期间

警惕
加强警惕
警报

综合干旱指数结合了土壤湿度异常、植被状态和降水量等多个指标。

莱茵河 其水位迫使船舶载货量减少至正常容量的约 20 %

卢瓦尔河 在蒙让-叙-卢瓦尔（Montjean-sur-Loire）参考站，流量低到可能会危及饮用水供应

国际邮报来源：BOULGAT DES BURGES OF THE COPENHEDUS EMERGENCY MANAGEMENT SERVICE : GEET SAU

干旱 — “在6月经历极端热浪，随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发生猛烈火灾 [见第 28 页专题报道] 之后，这个欧洲夏季继续被气候相关危机所笼罩”，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在8月7日指出，并特别提到许多河道干涸。因此，莱茵河、多瑙河和波河的部分河段“达到了历史低水位，威胁到货物运输、农业以及整体经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不得不关闭其核电站。罗马尼亚军队甚至尝试用炸药改变多瑙河的流向。

被政府承担的费用（包括嫁妆和体检）以及发放的创业小额援助所吸引。最终只有最贫困的人被选中。据 《先锋报》（Vanguard） 报道，政府总共将支出 15 亿奈拉（近 100 万欧元）。一些人认为，这种助力也有助于打击边缘化年轻男性的激进化，因为这些人可能会倾向于加入博科哈拉姆（Boko Haram）的行列。

密歇根州全面左倾？

美国 — “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Abdul El-Sayed）击败海莉·史蒂文斯（Haley Stevens），赢得民主党提名”，在8月4日密歇根州备受期待的初选之后，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Detroit Free Press）如此报道。这次选举引发了民主党建制派与党内左翼之间的“激烈战斗”，后者由这位 41 岁的埃及裔医生代表，他可能成为美国首位穆斯林参议员。他支持全民医疗体系、取消 ICE（移民警察）以及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但他在11月的期中选举中必须击败共和党人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此次投票被认为是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

数百万美元。

据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报道，Meta 在 8月6日被新墨西哥州的一家法院判决，必须向一项旨在“修复”其社交网络（尤其是 Facebook 和 WhatsApp）给未成年人造成损害的基金支付这笔款项。这笔金额是在该法院 3月下令的 3.75 亿美元民事罚款之外增加的。该基金将在五年内资助针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预防计划。Meta 立即宣布将对该裁决提出上诉。

国际邮报 – 第 1867 期，2026年8月13日至19日

7 天。

国际足联 (FIFA)

不仅仅是因凡蒂诺，整个系统都已腐败

在因其计划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国际足联（Fifa）而引发丑闻后，所有人都在要求因凡蒂诺辞职。但实际上，问题根源在于该联合会内部。

—Bloomberg.com (纽约)

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最近的屈服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证明了一位不习惯权力受限的领导者的过度行为。这位国际足联主席计划将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商业结构（国际足联的一家新子公司，Fifa Forward Enterprise）的部分股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该计划在引发全球愤怒以及其最亲近的合作者表示不信任的背景下，在四天后宣告失败。因凡蒂诺现在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但任何幻想通过更换他就能结束循环往复的丑闻的人都可能会失望：世界足球的领导机构首先需要的是结构性改革。

“我们将挽回国际足联的形象，恢复人们对该联合会的尊重，全世界都会为我们鼓掌，”因凡蒂诺在2016年赢得主席之位后如此宣称。他还承诺该机构将进入一个透明的新时代。这些言论在时间的考验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对于许多足球爱好者来说，因凡蒂诺的任期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他与前任塞普·布拉特（Sepp Blatter）的风格几乎没有区别。后者在被美国当局逮捕七名涉嫌敲诈、诈骗和洗钱的国际足联官员后，宣布辞职并随后被[国际足联禁赛八年]。在因凡蒂诺的领导下虽然没有出现类似的刑事丑闻，但他的主席任期同样以同样的专制作风以及伦理和治理问题的持续存在为特征。

裙带关系系统。像在他之前的塞普·布拉特和若昂·哈维兰格（João Havelange）一样，因凡蒂诺越来越表现得像是足球的化身。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世界杯后在Instagram上发布的长达15页的惊人信息。国际足联主席在文中为赛事的成功感到高兴，多次嘲讽他所谓的“黑粉”（haters），并邀请所有批评者——那些“错过了所有这些欢乐与情谊的人”——去看一场足球赛。显然，他没有意识到人们可以在观看并欣赏比赛的同时，对他及其组织表示反对——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批评者并非出于仇恨，而是可能源于对这项美丽运动的热爱。

对批评记者的不宽容——即使是在签证被拒或为了讨好特朗普而规避纪律规则等如此明显的公共利益问题上——是独裁者的标志，同样如此的还有无法区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是指足球之国）的能力。正因为与外界隔绝，因凡蒂诺才能制定一项秘密计划，将国际足联商业利益中价值42亿美元的股份转让给与特朗普有家族关系的投资者——且他本人与这位总统保持着密切关系——而没有预料到这将引发全球性的愤怒海啸。因凡蒂诺甚至没有咨询他最亲近的顾问。那些生活在泡沫中并希望摆脱所有外部监督的人，并不适合去评判其舒适区之外的心理状态。

问题在于一种政治结构，它赋予了国际足联每个成员协会同等的权重。

在国际足联（Fifa），是什么促使其领导层采取这种管理模式？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动物庄园综合征”。正如乔治·奥威尔的寓言那样，一位新领导者可能带着世界上最美好的意愿到来，但机构权力的动态必然会让新政权染上旧政权的色彩。因凡蒂诺并非突然变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样子。2017年中期，就在他宣布开启透明新纪元仅一年后，国际足联就解雇了其伦理委员会和治理委员会的主席；而在此前一年，审计委员会主席则辞职以示抗议，抗议行政部门赋予其理事会任命和撤换这些理应独立的“监察员”的权力。

根本问题在于一种政治结构，它在每个成员拥有一个投票权的制度下，赋予国际足联各成员协会同等的权重。这看起来似乎很民主；事实上，因凡蒂诺将他的计划——即出售股份的收益将在所有协会之间等额重新分配——称为足球的“民主化”。从许多欠发达的足球小国的角度来看，这是公平的。乌干达足球协会的罗杰斯·比亚穆卡马（Rogers Byamukama）在接受 BBC 采访时质疑道，在欧洲踢球的非洲球员“在电视收视率方面为欧洲联赛做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但产生的收入中又有多少[通过滴漏效应]回流到各自的协会，以用于发展这项运动？”这一批评是合理的；而答案是：几乎没有。

从治理角度来看，问题在于这种结构鼓励了客户主义（clientélism）网络的建立和维持。国际足联主席可以通过向大量欠发达的小型协会提供援助来确保支持。足球强国规模太大，无法被收买；同时，相对于其经济权重和人口，它们在国际足联内部被严重代表不足。例如，德国拥有 8400万人口和超过 200万名注册球员，却仅拥有一票；而人口仅 4300 人的蒙塞拉特[岛]同样拥有一票。

这种客户主义制度固有的激励机制挫败了之前的改革尝试，并塑造了历任领导人，使他们最终表现得像准独裁者。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多年来，许多机构提出了真正能够改造国际足联的建议。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废除“一个协会一票”的结构，尽管像橄榄球那样采用加权投票制值得思考。最重要的是遏制客户主义制度。这可以通过客观的融资方案、独立监管，以及将代表性不足的类别（如女足、球员工会和俱乐部）纳入国际足联结构来实现。

如果不能利用当前危机创造的动力，那将令人遗憾。在不改变底层系统的情况下更换国际足联主席，结果很可能只是迎来一个因凡蒂诺的克隆体。

——马修·布鲁克（Matthew Brooker），发布于 2026 年 8 月 5 日，由奥利维尔·拉加索尔（Olivier Ragasol）翻译

来源

彭博社（BLOOMBERG）

美国，纽约

.com 是由前交易员、亿万富翁迈克尔（Michael）创建的美国金融经济信息集团的在线媒体。自 2018 年起，.com 的新版本设有付费墙，用户每月仅能免费阅读十篇文章。

从一个大洲到另一个大洲。欧洲

非洲 ... 14 中东 ... 17 法国 ... 20 亚洲 ... 22 美洲 ... 25

塞乌塔：伪君子的舞会

聚焦

这家马德里大报指出，大量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塞乌塔（Ceuta）之后，留下了一种格外苦涩的味道。数十人丧生。从摩洛哥到西班牙，再到欧盟，在这起事件中所有人都是输家。

——摘自《国家报》（马德里）

塞乌塔危机是一场伪君子的盛宴。尽管程度和严重性各异，几乎所有参与方都诉诸于谎言或歪曲。政治从来不是纯粹真理的领域，但这次的情况尤其肮脏。

首要责任方显然是摩洛哥，其行为或不作为引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危机，导致数十名无辜者死亡。正如威权政体惯常的隐秘作风，官方通报带有偏见，且与事实真相脱节。当摩洛哥宣称保证将继续做一个“忠诚且负责”的合作伙伴时，伪善达到了顶峰。然而，作家塔哈尔·本·杰隆（Tahar Ben Jelloun）在摩洛哥媒体 Le360 上敢于揭示真相：“周四，我看到这些寻求流亡的人坚定地前行。摩洛哥警方并未干预。”

西班牙方面同样存在伪善。政府提到西班牙领土完整受到侵害，但却小心地避而不谈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方。如果它像欧盟机构和其他领导人一样回避这一点，是因为指认责任方将引发与拉巴特的危机，而其后果是不确定的，且对西班牙而言尤为严重。

一场闹剧。在欧洲层面也出现了巨大的伪善。首先来自意大利政府，由于其在国内地位脆弱，被促使进行过度戏剧化处理。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因司法改革全民公投的失败，以及一名比她更右翼的退役将军（Vannacci）的崛起而感到动摇，她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戏剧性的干预。她启动了暂停申根协议的机制，而事实上，抵达塞乌塔的绝大多数移民随即返回了摩洛哥。至于那些没有返回的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正向[意大利]半岛移动。此外，塞乌塔并不属于申根区。任何人能够抵达意大利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梅洛尼对 21 个政府签署她致布鲁塞尔的信函感到欣慰，但事实真相最终使她处于一个比表面上更尴尬的境地。在欧盟的所有层面，直到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许多人最终逐渐开始退缩。

其次，我们要提到丹麦的伪善，它过去曾（理所当然地）因格陵兰面临的威胁而请求欧洲的团结。同样还有其他东欧和北欧成员国的伪善，他们要求这种团结以应对俄罗斯。但这一次，他们却做了一次纯粹的党派计算[通过支持梅洛尼的立场]。我强调是党派计算，因为这种计算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西班牙拒绝将军事支出提高到 GDP 的 5 %，但它确实在为基辅提供支持，并且是一个建设性的欧洲合作伙伴。

人们可能会反对马德里大规模将无证移民合法化，但这不应导致一项损害另一个欧盟国家的自私政治行为。合法化与移民大规模进入塞乌塔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欧盟内政与移民专员马格努斯·布伦纳（Magnus Brunner）承认，不存在。是否存在大规模迁移的风险

塞乌塔不在申根区。任何人几乎不可能由此抵达意大利。

抵达塞乌塔的人员会前往其他国家吗？不会。是否存在重大的安全风险？没有任何理性的迹象表明如此。那么，如何解释围绕申根区的这场闹剧？这源于不愿公开的政治算计：利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来收割选票，并动摇桑切斯（Sánchez）政府，因为该政府在某些共识上独树一帜，有时正因此而令人反感。例如，当他谴责某些人的卑劣行径时，比如他们对内塔尼亚胡或特朗普的屈服。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列举更多的伪善之举。例如在意大利，恢复申根管控的理由尤其被解释为有必要规避恐怖主义风险。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然而可以推测，危险并非主要来自仍留在塞乌塔的移民，而是来自那些助长怨恨与

欧洲。

Kroll 的漫画发表于比利时《 Le Soir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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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以色列对加沙实施的破坏和集体惩罚无疑将滋养持久的仇恨；针对伊朗的非法干预并未推翻其卑劣的政权，反而击中了一所女校并破坏了基础设施。多个欧洲政府对此保持沉默，或仅提出脆弱且徒劳的批评，从而默认了这一切。

反政治。 伪善还存在于另一个层面：围绕非法入境的危言耸听。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必须被遏制。然而，非法入境人数自 2023,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2025 年 Frontex 在整个欧盟记录的非法入境人数为 180 000 人。如果加上未被检测到的入境人数，实际数字自然更高。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远未达到文明规模的威胁。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要严重得多。将一切混为一谈是反政治的，这属于庸俗的民粹主义和知识上的不诚实。

最终，这场伪善盛宴有多个等级。摩洛哥因在这场悲剧中的直接和间接责任，自然地摘得桂冠。梅洛尼以及那些试图从盟友所经历的危机中获取政治利益的人紧随其后。西班牙政府除了在管理上存在严重失误导致未能预见危机外，在与摩洛哥关系的某些方面无疑也存在伪善。但这一次，马德里是遭受了不应承受的卑劣攻击的受害者。

由塞乌塔危机引发的伪善盛宴证明了两件事。首先，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政府在加沙或伊朗等根本问题上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因此在“全球南方”国家眼中形象良好，但在欧洲客观上被严重边缘化。其次，欧洲不仅没有团结一致，反而有一种自杀式的分裂倾向。

摩洛哥成了输家，在最好的情况下

我们离文明规模的威胁还差得很远。

证明了其许多公民想要离开该国，且它并非一个非常忠诚的盟友。西班牙同样是输家，因为在做出诸多让步之后，它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受了沉重打击。那些试图通过投机主义从中获利的欧洲人，以及整个欧盟，同样是输家。更糟糕的是，数十人因此丧生。

与此同时，中国凭借其不可阻挡的规划未来的能力在进步，并摧毁了我们的工业；而美国的技术创新则使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陷入崩溃，尤其是在我们的青年一代之中。

—Andrea Rizzi，发布于 8 月 5 日， Leslie Talaga 翻译

时间线

塞乌塔 [及欧洲] 发生了什么

30 日 — 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飞地塞乌塔。总共有 72 000 人进入该领土，这次行动导致至少 141 名移民死亡，主要死因为溺水。

31 日 — 乔治亚·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政府宣布，将恢复与西班牙之间为期一个月的人员边境管制，这相当于“暂停申根协议”。31 日晚，马德里宣布几乎所有移民已返回摩洛哥。

1er août — 在 20 个欧盟成员国的支持下，意大利和丹麦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在信函中，签署国要求“不懈地打击非法移民”，并“审查可能构成吸引因素的政策，例如对大量非法移民进行合法化处理”。

佩德罗·桑切斯谴责部分欧盟国家的态度“自私”。

4 日 — 在欧盟内政部长紧急会议上，27 个成员国“一致重申对西班牙的深切团结”，平息了前几日的争议。

8 日 — 作为对罗马方面决定的回应，西班牙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启动临时边境管制。

背景参考

欧洲移民政策的中心

●●● 西班牙飞地塞乌塔拥有约 84 000 居民，地处地中海沿岸，面积 18,5 km²。《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分析称：“但塞乌塔的 [微小] 规模与其政治重要性并不成正比。”

对于这家瑞士保守派日报而言，这可以用这片非洲领土的历史来解释：西班牙人在此居住数世纪，但迦太基人、罗马人、西哥特人和阿拉伯人也曾在此经过。该报解释道：“凭借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位置，塞乌塔很早就成为了一个战略要地。这座城市在 1990, 真正变得重要，当时它处于欧洲移民政策的中心。”那时，西班牙加入了申根区。当时在与摩洛哥的边界上竖起了一道长 8 公里、高 2 米的围栏。此后，塞乌塔及其姐妹城市梅利利亚“远非摩洛哥前往欧洲的主要通道”。2025, 约 29 000 非法移民抵达加那利群岛，而进入这两个西班牙飞地的人数仅为 3 850 。“但它们作为非洲土地上受保护的 [欧洲] 飞地的特殊地位，赋予了塞乌塔和梅利利亚可见度以及象征意义。”

头条

"欧洲之耻"，周刊《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在8月7日的标题中苦涩地写道。进步主义杂志的作者布鲁诺·马萨雷斯（Bruno Maçares）断言，塞乌塔的大规模入侵揭示了“一个自我分裂的大陆”。在西班牙政府决定使数十万人合法化之后，欧洲政界因能将其“教训一顿”而感到过于欣喜，将社交网络上发布的任何一段视频都当作预告末日般的证据。这位地缘政治专家谴责道：“一场针对欧洲的外部攻击已经发起，而其政治精英中的很大一部分却选择站在攻击者一边。”从脱欧、乌克兰问题到2015年的移民危机，二十年的动荡“本应在面对逆境时锻造出哪怕一点点团结”。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欧洲显得软弱且空洞”。

10.

欧洲

塞乌塔焦点

分析

危机背后，是社交网络的机制？

●●● 塞乌塔的边境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如此多的人冲破？《电讯报》（The Telegraph）在一篇深入的文章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该报称，这一运动部分是由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触发的，该裁决判定立即遣返移民的规定不适用于通过海路抵达的人员。在社交网络上，这一裁决被解读为“敞开的大门”，并引发了真正的群体现象。这家英国媒体详细报道称：“研究人员发现，大约25个与此次大规模跨境相关的Facebook群组总共聚集了超过100万名用户，这些群组在分享行驶路线或天气预报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没有公开指责，但欧盟表示，俄罗斯可能在放大这种网络混乱中扮演了某种角色。一些专家警告称，无论是否经过策划，这次行动都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尝试，因为目前网络上正流传着关于8月15日这个日期的“号召”。

→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绘图：马丁·沃尔特林克（Marteen Wolterink），荷兰。

在摩洛哥，一个抛弃其青年的国家陷入“死寂”

在许多试图前往塞乌塔的人员遇难后，拉巴特的沉默反映出政府对青年绝望处境的盲目。该摩洛哥网站的主编对此深表遗憾。

—Enass，摘录（卡萨布兰卡）

于是，“第 3 季”到来了，伴随着一系列悲剧、刻意编排、所谓的阴谋、镇压、热点话题以及危机投机者。我们再次痛苦地目睹数以千计的摩洛哥青年出发，前往被占领的塞乌塔市 [Sebta，塞乌塔的摩洛哥语名称，该西班牙飞地长期被摩洛哥主张主权]。

漂流的国家。 在经历了 2021 和 2024 年的悲剧事件后，摩洛哥人震惊地目睹了如同战争般的场景：年轻的一代逃离自己的王国，整个家庭——包括妇女和儿童——冒着生命危险出海。这些混乱的场景本身就揭示了一个漂流之国的状态，一个已经彻底抛弃其青年的国家。

前任政府的任期基于一个核心承诺：为青年提供就业以及恢复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信任。五年后，国家触底。青年们大声疾呼：“我们将全部离开，最后一个离开的人记得关灯。”这个俏皮话已成为摩洛哥 Z 世代的口号 [该群体自 2025 年 9 月底起在境内发起了一场罕见的抗议运动]。

在现阶段，仍难以准确识别这波新浪潮的煽动者。现在是面对事实、清晰地进行评估的时候。从数据上看，这是摩洛哥和西班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hrig 行动 [hrig 一词在摩洛哥阿拉伯语方言 darija 中意为“燃烧”，指象征性地烧掉身份证明文件，用以指代向欧洲非法移民的运动]。

在六天之内，[超过] 60 000 名摩洛哥人穿越边境前往这座被占领的城市。而这个可怕的数字：自本周初以来，已有 67 名摩洛哥人在穿越过程中丧生。这些数据均来自西班牙内政部 [8 月 2 日周日，西班牙当局统计死亡人数为 72 人，而摩洛哥仅承认 11 人]。

除了这 67 名死者，自 2026 年初以来，在法尼德克 [Fnideq，试图游泳前往西班牙飞地的摩洛哥边境城市] 与塞乌塔之间游泳穿越过程中，还发生了 1 000 多起死亡事件。塞乌塔的停尸房里挤满了在海上丧生的摩洛哥青年的尸体。

在沟通方面，摩洛哥国家选择了死一般的沉默。2021, 年，外交部长曾挺身而出为摩洛哥的立场辩护。2024 年，北部安全部门和省级当局负责危机沟通。而到了 2026, 年，则是无线电静默。全世界将摩洛哥置于新闻中心，而摩洛哥官员们却选择了缄默。

错误的计算。 这难以解释。这约 60 000 名流亡者确实是摩洛哥人，出发地同样如此。摩洛哥承担着责任——首先是对其公民，其次是对其“盟友”西班牙。

而摩洛哥国家似乎以胜利者的沉默在观察这场危机。如果这种计算确实存在，那么它是错误的：摩洛哥在这次交换中是亏损的。[1067] 名公民溺亡，被牺牲在权力博弈和权力欲望的祭坛上。愿那些成为 haraga [参与 hrig 行动的人] 的孩子们安息。向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的慰问。愿失踪者真相大白。

—Salaheddine Lemaizi，发布于 8 月 1 日

CARTOON MOVEMENT

欧洲。

“马德里抛弃了我们”

塞乌塔的居民对中央政府的“被动”感到悲哀。他们遗憾跨境关系的黄金时代如今已成往事。

—《泰晤士报》摘录（伦敦）

身着弗拉门戈长裙的女性们在街道上举行游行，抬着非洲圣母（Notre-Dame d’Afrique）的塑像。这座正遭受边境危机冲击的飞地居民再次转向这座城市的守护神寻求帮助。围观者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高喊着：“非洲圣母万岁！她太美了！”在仪式的最高潮，塑像被面向直布罗陀海峡。1651年，在塑像沿城市城墙游行之后，曾摧毁海峡两岸的猛烈瘟疫才得以退散。但这一次，危机并非来自北方。

自豪与团结。由于7月底约 70 000 名摩洛哥人（绝大多数为年轻男性）非法越境引发的紧急情况，8月5日的游行最初被取消。最终，仍有数百人参加了这场基督教庆典。在这样一个穆斯林仅占极少数、且盛行“convivencia”（共存）精神的城市里，这是一次公民自豪感与团结的展示。

尽管如此，人们对拉巴特和马德里怀有强烈的愤恨。“这对我们所有塞乌塔人来说是不公正的，对于那些被操纵并被怂恿越境的可怜人们来说也是如此，有 100 多人在海上丧生，另有数千人继续在街头徘徊，绝望地地说道，”市中心市场的一名面包师帕基（Paqui）表示，“在我的记忆中，马德里抛弃了我们。政府知道

这种情况发生的风险，但却毫无作为。”

市场主管弗朗西斯科·加兰（Francisco Galan）也持有相同观点。“塞乌塔被这次事件摧毁了。责任既在马德里，也在拉巴特。但对我来说，我政府的被动更为糟糕，因为我们在洪水般的人潮到来之前就发出了警告。当时每天已有 200 多人抵达，但他们一直无视我们，直到为时太晚。”

塞乌塔被抛弃的感觉因这座城市那位屹立不倒的市长（自 2001 年起在任）胡安·维瓦斯（Juan Vivas）在马略卡岛拜访国王费利佩六世而进一步加强。

国王前往王国境内陷入危机的地区视察是很常见的。女王莱蒂齐亚（Letizia）和他中断了假期，去会见因马德里附近森林火灾而撤离的人员。然而，西班牙君主最后一次访问其北非领地还要追溯到 2007 年。

拉巴特——它不承认西班牙对塞乌塔以及位于北非海岸的第二个西班牙领土梅利利亚（Melilla）的主权——当时将他们的出现定性为“完全不可接受”。自该事件以来，王室成员再未踏足非洲大陆上的西班牙领土。

在夏季王室住所马里文特（Marivent）与国王进行一小时的会谈后，胡安·维瓦斯表示，他确信费利佩国王将前往塞乌塔。“我不能告诉你们

“当时每天已有 200 多人抵达，但他们一直无视我们，直到为时太晚。”

弗朗西斯科·加兰，塞乌塔市场主管

是具体什么时候，但我深信 [...] 他会来塞乌塔的。”

律师及塞乌塔企业联合会前主席何塞·玛丽亚·坎波斯（José María Campos）打开了一份厚厚的档案，里面装满了记录费利佩之父访问时的照片。照片中，他被欣喜若狂的臣民们簇拥着。“如果您

“如果你想听我的意见，国王确实非常希望来到塞乌塔[...]，”他保证道。“但他需要政府的许可，而显然，他还没有获得这一许可[...]。也许政府出于某种原因，担心摩洛哥的反应。”

“对于商家来说，经济影响是可怕的，”商家协会主席兼一家成衣店经理塞尔希奥·拉米雷斯·穆诺斯（Sergio Ramírez Muñoz）强调道。“我们正处于风暴中心，我们不得不放弃庆祝我们主保圣人的节日，而那本应是我们旅游客流量的顶峰。”虽然宗教游行得以维持，但该周的其他庆祝活动不得不取消。“鉴于社交网络上流传的消息，我们担心会出现另一次大规模涌入。”

该飞地与摩洛哥的关系已经恶化，以至于有些人指责拉巴特将移民工具化，并利用各种经济手段，以最终夺取这座城市这一终极目标。

“与摩洛哥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张，”塞尔希奥·拉米雷斯·穆诺斯透露。他解释说，在疫情之前，该飞地几乎依赖于每个周末涌入的摩洛哥游客。“在那个时候漫步城市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周围是准备在餐厅和商店里挥金如土的游客。”但他担心这段时期已彻底成为过去。尽管最近几天情况不利，塞乌塔现在将重心转向来自西班牙的旅行者。

海关封锁。2018, 拉巴特关闭了在塞乌塔之间往返的货物运输者的边境，标志着一项让该飞地数万居民维持日常生活的合作伙伴关系的终结。塔拉哈尔（Tarajal）边境检查站的仓库如今驻扎着数百名移民，而那里曾经堆满了发往摩洛哥的货物。

尽管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Mohammed VI）与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在最近一次会面中同意重新开放海关检查站，但在实际操作中，摩洛哥继续维持封锁。如今，过境的等待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许多在塞乌塔的西班牙人已经卖掉了他们在摩洛哥拥有的房产。

“经济关系已不复存在，塞乌塔绝对不再依赖其邻居，”何塞·玛丽亚·坎波斯（José María Campos）保证道。而该飞地则通过每天前往那里的跨境工作者，以及他们将工资汇回本国的方式，继续为摩洛哥经济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

在我们的网站上

摩洛哥的“人类无人机”。保守派日报《世界报》（El Mundo）对拉巴特当局感到愤怒，在一篇关于将移民作为地缘政治武器的文章中，提到了一场针对西班牙领土的“袭击”，旨在“制造混乱然后离去”。该报谴责道：“摩洛哥用一套由匿名摩洛哥人组成的字母表与佩德罗·桑切斯对话，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只是其领导者独裁游戏中的棋子，并认为救赎在于冲锋。这样的混乱注定会再次发生。这是摩洛哥的浓缩铀，是它穿着人字拖的无人机大军。”

右翼民粹主义者对此大快朵颐。在欧洲边境之外，美国和阿根廷的领导人特朗普（Trump）和米莱（Milei）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场危机的影像。这成了给西班牙左翼政府首相佩德罗·桑切斯抹黑，并维持“旧大陆正遭受‘入侵’”这一观念的机会。两篇文章可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

在市场上，帕基（Paqui）坚持认为：在非洲圣母的庇护下，这座城市将坚守阵地，永不陷落。面包店自豪地宣称其“caballa”的身份，这是给那些在赫拉克勒斯之柱阴影下长大的人们的绰号。“我们的城市是西班牙的，”她总结道，“而且永远都会是。”

—大卫·沙罗克（David Sharrock），发表于 8 月，安娜·克劳特雷（Anna Kerautret）和马农·德尔富尔（Manon Delfour）翻译

10 000

这是 9 月在塞乌塔街头游行的示威者人数，马德里的《ABC报》报道称，他们是为了“要求西班牙和欧盟给出答复”。这家保守派日报继续写道：“不同的宗教团体在统一与愤慨的旗帜下共同游行。”《国家报》指出：“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转化为当地记忆中最重要的一次集会之一。”与此同时，Eldiario.es网站报道，“当地居民正在照顾”仍留在该飞地的数百人。面对不堪重负的公共服务，这家左翼信息平台强调，“是居民们在负责提供必需品并确保安全”。

欧洲

在我们的网站上

夏季系列：这些英国人真是疯了！

可丽饼赛跑、“酒吧问答”……在英国，全年都会组织各种程度古怪的比赛，在一个深受身份认同动荡和长期政治不稳定困扰的国家，这些传统稳固且令人安心。这些比赛讲述了英国的社会、历史和美食。本周起可在我们的网站上阅读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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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Dispatch）摘录（伦敦）

“主啊，请赐给我们今日所需的肉馅派。”在胡须浓密的主教的引导下，人们低头进行庄严的祈祷。在这种静谧的氛围中，会众为我们将要接收的东西祈福：一千个肉馅派被摆放在折叠桌上，宛如献给猪油与面粉之神的祭品。

在教堂的中殿，阳光洒下柔和的教会之光，照亮了来自英国各地的肉馅派。它们展现在 200 多名配备了便携写字板和塑料叉子的人们面前。“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在普通弥撒中聚集在教堂里，”主教面对这片面点海洋感叹道。最神圣的一天来到了位于伦敦和曼彻斯特中途的梅尔顿·莫布雷（Melton Mowbray）圣玛丽教堂。第18届英国肉馅派大奖赛（British Pie Awards）即将开始。

肉馅派在英国人的想象中占据着奇特的位置。对许多人来说，它不过是那种在加油站或足球场买到的、能提供能量的廉价快餐，一个油腻且滚烫的物体

英国

向至高无上的肉派冠军致敬

在英格兰中部的一座教堂里，评审团每年都会评选出王国境内最顶尖的肉派大师。这场竞争激烈且充满神秘色彩，它将一种在海峡对岸既具代表性又极其平凡的食物推向了极致。

包裹在纸里的，其存在意义是在回到酒吧或重新上路前填饱肚子。这被认为是一种实用而非高贵的食物，更多地与工业烤炉而非烹饪艺术联系在一起。而这恰恰是英国肉派奖（British Pie Awards）试图通过其存在本身来反驳的名声。

“肉派是英国对世界美食最大的贡献，”梅尔顿莫布雷猪肉派协会（Association des tourtes au porc de Melton Mowbray）主席马修·奥卡拉汉（Matthew O'Callaghan）坚称。正是他促成了这场仪式的创立。而且，由于中年时期出现的一种过敏症，他现在是一名素食主义者。

在过去，派皮曾是该国最奢华盛宴的架构。罗马人制作酥皮肉类是为了便于在火上慢炖，而这种厚厚的外壳在发挥完“可食用炖锅”的作用后通常会被扔掉。

规模宏大。中世纪的厨房改良了这项技术，使其变得极具戏剧性：在宴会期间，他们会制作填满狍肉、鸽子、香料和干果的巨型肉派，有时这些派的设计甚至能让活鸟在酥皮打开时飞出。这种景象令贵族宾客们赞叹不已。

肉派经历了逐渐的地位下降。随着食材成本降低以及保存技术的完善，派皮不再是壮观表演的对象：它变成了一种便捷的携带食物方式。在整个英国领土上，根据周边传统的不同，出现了各种变体，直到肉派在莱斯特郡的一个小镇成名，那里随后成为了某种特定猪肉酥皮派的代名词。

如今，梅尔顿莫布雷（Melton Mowbray）仍极大地受益于这一名声，而像马修·奥卡拉汉这样致力于保护和推广它的人寥寥无几。正是他在审视英国烹饪版图时，注意到了一处令人惊讶的缺失：奶酪、香肠、啤酒以及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食物都有奖项，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项全国性的肉派竞赛。于是，英国肉派奖于 2009 年诞生。

起初的几个类别后来迅速增加，如今形成了一套足以令任何维多利亚时代自然主义者感到自豪的分类法。共有 26 组肉派呈交给评审团：包括咸味派、野味派、牛肉啤酒派（酒吧经典）、素食派、在某个足球俱乐部比赛期间供应的派，以及甜派——后者的评选被证明异常困难。

但大家都知道，在一个比所有其他类别都更重要的类别面前，这些食物都成了次要的：梅尔顿莫布雷猪肉派。它在评委的评分表上名列第一，构成了整个竞赛的精神核心。为了赢得这个奖项，人们——

欧洲

共有 26 个类别提交给评审团：野味馅饼、牛肉馅饼、猪肉馅饼……甚至还有甜馅饼。

当地手工艺人们为此不遗余力。其中一人向我确认，在普遍看来，这确实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马修·奥卡拉汉（Matthew O'Callaghan）眨了眨眼总结道：竞争精神非常激烈。

不得不承认，这些馅饼大师们并非谦逊或淡漠之辈。他们的配方像核手提箱一样被严密守护，面粉、猪油和调味料的比例仅在信任的学徒耳边低语。在一个每个人都熟悉彼此烤炉的小镇上，荣耀与耻辱仅一线之隔。

伊恩·海尔考克（Ian Heircock）制作猪肉馅饼已有近半个世纪，且每天都要吃一个——这足以让心脏病专家惊恐，但在他看来，这种习惯源于职业操守。他于 1979 年开始从业，当时他工作的当地小企业仅雇佣 25 人，每块馅饼都由手工制作。他回忆道：那太迷人了。那里有穿着洁白工作服的真正

手工艺人。那里有真正的技术。

为了参加英国馅饼奖（British Pie Awards），如今在一家工业集团工作的伊恩·海尔考克依然手工塑造他的参赛作品，并以瑞士钟表匠般的精准度检查结构，从而挑选出最佳样本。他曾 15 次赢得该项比赛，是所有参赛者中获奖最多的。

伊恩·海尔考克长期以来有一个竞争对手：盖伊·库姆斯（Guy Coombs），一位同样长期钻研这项当地特产的六旬老人。两人彼此非常熟悉：梅尔顿·莫布雷（Melton Mowbray）不是一座大城市，而且伊恩多年来一直是盖伊的导师。但在 2025 年，学生在三个主要类别中超越了老师。盖伊预测道：他今年会强势回归。对我和他来说，第二名或第三名毫无意义。

祷告结束后，评审团主席起立宣布规则。科林·伍德黑德（Colin Woodhead）是当地的传奇人物。他解释说，每块馅饼将根据四个标准进行评估：外观、熟度、面皮和馅料。两百名评委还被鼓励考虑整体的感官体验。

他宣布：请务必给出有力的观察结论，因为涓涓细流可以汇成大河。

正式的评估过程介于乡村节日和尸检之间。眼镜被推至鼻尖，笔记本被打开，馅饼被剖析。评委们俯身检查馅料的质地，在光线下观察切片，以衡量肉与果冻之间的平衡。粗壮的手测试着挞底的韧性，就像牙医检查磨牙一样。

在教堂中殿的另一侧，当某种调味引起分歧时，有些人会失去冷静。一名评委坚持道：太咸了！ 另一人反驳道：胡说！ 随后切下

另一块切片以证明这一点。赌注很高。对于小型手工艺者和其他独立屠夫来说，获得英国馅饼奖的金牌可能会改变局面，因为这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顾客。

经过数小时，每个类别最终都产生了获胜者。代表其组别进入

决赛的馅饼被一件件搬到祭坛前，在彩色玻璃窗下方整齐地排列。这 26 块馅饼将再次由科林·伍德黑德和一个由资深评委组成的小圈子进行严格筛选。由他们来决定最终的最高冠军。

漫长的悬念。 两天后，评审团、手工艺者以及该领域的各类名流再次聚集在圣玛丽教堂，参加比赛的最后一项仪式：获胜者午宴。现场弥漫着一种类似家庭团聚时略显紧张的气氛，所有宾客都知道自己表现不错，但谁也不知道谁才是最终赢家。一切环节都经过精心策划以延长悬念，且传统规定用餐必须在公布奖项之前。

一小时后，当宾客们意识到时刻已到时，餐桌上的交谈声接连沉寂。类目 1. 梅尔顿莫布雷（Melton Mowbray）猪肉馅饼。全场屏息凝神。伊恩·海尔考克（Ian Heircock）！

当事人庄重地走上前领取奖杯。稍后，这位获胜者向我透露：在我眼中，没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了。在猪肉馅饼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比这更享有盛誉的。

← 2026年英国馅饼奖（British Pie Awards）在英格兰莱斯特郡梅尔顿莫布雷的参赛者（手工艺者及评审成员）。照片由 Mepics Photography 提供

下午接下来的时间变成了赞助商们接连不断地宣读获胜者名单，他们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最后，终于到了揭晓最高奖项的时刻。今年的最高冠军，在创纪录的 1 000 份参赛作品中超越所有馅饼的冠军是……Baldy's Pies 的基辅鸡肉馅饼！

现场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来自威根（Wigan，靠近曼彻斯特）的亚历山大·梅林（Alexander Melling）急匆匆地走上舞台，他惊呆了。他深知这个奖项将给他的生意带来怎样的影响。没有人提及 2026 年的最高冠军是一款富含黄油和大蒜的创意作品，而这种口味可能会让那些成就了梅尔顿莫布雷名声的传统猎狐爱好者们感到困惑。

一些原教旨主义者对这些创新表示不满，但大多数人则很高兴看到一种酥皮馅料——无论其形式如何——能引起全国的关注。更不用说，正如一位评审在掸掉西装翻领上的碎屑时对我所言，既然在英国非要争论点什么，不如争论馅饼。

— 杰克·伯克（Jack Burke），发布于 3 月 24 日，由莱斯利·图拉加（Leslie Tulaga）翻译

DISPATCH

Dispatch 由一名曾就职于在线媒体 Unherd 的前记者于 2025 年春季创立，其目标是探索社会的“边界”。雅各布·富雷迪（Jacob Furedi）详细介绍道：每篇文章都试图探索边缘地带，并认真对待那里的人们及其思想。

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

—《纽约时报》节选（纽约）

位于塞内加尔达喀尔附近的沙之学校（L'École des Sables）颠覆了专业舞蹈工作室的所有惯例。这里没有弹簧地板，也没有贴满镜子的墙壁。事实上，这里根本没有墙壁。舞者们在户外训练，在一顶巨大的顶篷下，既能遮阳又不会让空间显得局促。周围栖息着数不清鸟类的树木触手可及。至于地面，由于是沙地，被证明极其具有挑战性。

3 月初，弗洛雷特·加特卡（Florette Gateka）与 20 多名舞者一起来到沙之学校参加教学认证。在谈到第一堂课时，这位来自布隆迪的舞者回忆起她在这种流动表面上寻找平衡时的困难：“我的天……简直是折磨！”然而，这位学生很快就被这座沙地工作室独特的氛围所征服，这契合了学校创始人、现年 81 岁的富有魅力的热曼·阿科尼（Germaine Acogny）的自然主义理念。

一天早晨，她要求舞者们在工作室前与她汇合，以便“捕捉”景观的“能量”。当他们攀上岩石后，她命令他们进行深

塞内加尔。与沙共舞

由热尔曼·阿科尼（Germaine Acogny）创立的沙之学校（École des Sables）延续了非洲舞蹈与当代舞的卓越水准。这项艺术培训的特别之处在于：舞者们在细沙构成的流动舞台上起舞。

灵感之源。“在这里，一切都是活的，”弗洛雷特·加特卡（Florette Gateka）见证道。

然而，背景中却传来了远非田园诗般的嗡嗡声。就在几步之遥的大西洋海岸边，卡车在工地上疾驰，那里将成为由迪拜港务世界（Dubaï Port World，阿联酋政府旗下的港口运营商）管理的深水港选址。这一建设工程威胁着围绕该学校建立的文化生态系统。

热尔曼·阿科尼通常被视为非洲当代舞之母，她于1996年在距离达喀尔一小时车程的图巴布迪亚劳（Toubab Dialao）渔村创立了沙之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舞蹈中心已成为非洲大陆上最负盛名的中心。

该学校不招收永久学生，但定期组织强化培训班。舞者们来到这里学习热尔曼·阿科尼的当代技术，该技术从大量西非舞蹈中汲取元素，同时也融合了传统舞蹈或黑色现代舞（black modern dance），后者包括由[非裔美国编舞家]凯瑟琳·邓纳姆（Katherine Dunham）开发的技术或Umfundalai技术。

世界知名。 近年来，该学校获得了国际声誉，特别是凭借皮娜·鲍什（Pina Bausch）的《春之祭》（1975）的首个非洲制作版本，该作品在2021年至2025年间进行了全球巡演——其中包括在纽约的一场演出。该学校也是整个地区编舞者之间至关重要的交流场所：[2026年4月29日至5月3日]，它举办了非洲舞蹈双年展，共有25个当代舞团聚集于此。

“2026年3月6日，图巴布迪亚劳沙之学校的学生们。照片：Imane Djamil / 纽约时报”

热尔曼·阿科尼在一次家中采访中解释说，该地点的首要目标是填补一项缺失。虽然非洲舞者在国际当代舞中的代表性日益增强，但非洲大陆的高水平培训和基础设施仍然匮乏，迫使许多舞者前往欧洲或北美深造。“我们想要证明，非洲的舞蹈培训同样可以达到卓越水平，”热尔曼·阿科尼阐述道，“我认为我们做到了。”

尽管如此，沙之学校的处境依然不稳定。在缺乏稳定公共补贴的情况下，资金收入始终是一个

“我们想要证明，非洲的舞蹈培训同样可以达到卓越水平。”

热尔曼·阿科尼，沙之学校创始人

持续的担忧。而港口的建设进一步恶化了局面。事实上，该学校即将被征收其此前购买的土地。在其他同样受到威胁的当地艺术中心的支持下，它试图反击，以期保留土地并保护该地区的生态系统。

在这个三月的早晨，当舞者们在如此宁静的环境中安顿好后，热尔曼·阿科尼要求他们面向工地，然后，让他们张开手掌面向大海，对他们说：“释放你们的能量，去阻止港口的建设。”

热曼娜·阿科尼（Germaine Acogny）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舞蹈空间。在法国和塞内加尔之间度过了青年时代（她的父亲曾是一名高级官员）之后，她在年仅 24 岁时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工作室。1977 年，塞内加尔首任总统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选择她来领导一个先驱项目——Mudra Afrique，这是由编舞家莫里斯·贝贾尔（Maurice Béjart）创立、当时设在布鲁塞尔的Mudra舞蹈学校的一个分支。

作为一名处于领导地位的年轻单身女性，这位舞者的生活并不轻松。“我当时离婚了，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且舞蹈并不被认为是一份真正的工作，”她讲述道。Mudra Afrique 被构想为一个泛非项目，多个国家应为此提供资金支持。

AFRIQUE.

“但只有刚果民主共和国做到了，”她遗憾地表示。1982 年，由于桑戈尔的继任者取消了公共补贴，该学校最终被迫关闭。

不久之后，热曼娜·阿科尼遇到了她的生活与工作伴侣赫尔穆特·福格特（Helmut Vogt）。“她曾拥有全部，突然之间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他回忆道。赫尔穆特·福格特是一名来自德国的业余舞者，在与一名朋友于法兰克福开设舞蹈工作室之前，他曾过着四处漂泊的职业生涯。随后，他开始担任热曼娜·阿科尼的经纪人，负责组织她在欧洲各地的演出，之后又帮助她创立了沙之学校（École des Sables），并在那里担任总经理直至 2020 年。“我很早就问过自己，是否准备好全身心地服务于热曼娜及其使命，”他坦言，“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成功起初并未立即到来。在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之间，这对伴侣启动了一系列短期项目，例如在塞内加尔南部一个偏远村庄举办舞蹈工作坊，热曼娜·阿科尼在那里与一名治疗师结为了好友。不幸的是，该地区的政治不稳定导致项目无法继续。

这时，图巴布迪亚洛（Toubab Dialao）成为了救星。因为这个小渔村早已成为艺术家们意想不到的避风港。在 1970 年代，流亡的海地艺术家热拉尔·舍内（Gérard Chenet）定居在该地区，并创立了一个名为 Sobo Badé 的混合艺术中心，那里不仅设有剧院，还设有艺术驻留空间、酒店和餐厅。“一步步地，我的父亲吸引了大批国际艺术家，”艺术家的儿子伊布拉希马·雅克·舍内（Ibrahima Jacques Chenet）解释道。有些人留了下来，并相继开设了新的艺术场所，使图巴布迪亚洛赢得了文化村的名声。

在 Sobo Badé 组织了几次强化工作坊后，热曼娜和赫尔穆特开始寻找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她卖掉了自己在巴黎拥有的小公寓，而他投入了自己的积蓄，以建造他们的“沙之工作室”。尽管如此，发展沙之学校绝非易事。

[...OMITTED...]

“必须拥有强大的底气，才能防止欧洲人强加他们所有的意志。”

热尔曼·阿科尼 (Germaine Acogny)

“我们组织了来自 25 个非洲国家的舞者参加的工作坊，”赫尔穆特·福格特 (Helmut Vogt) 回忆道，“但我们必须自行承担费用，因为非洲舞者通常没有资金支付培训费用。”

在缺乏塞内加尔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补贴主要来自欧洲或美国的基金会以及欧盟。两年来，该学校还可以自豪地宣布拥有一个新的合作伙伴：香奈儿 (Chanel)。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机构成功建造了数栋平房用于安置在地的艺术家和学生，以及第二个工作室。

然而，非洲大陆在文化资源分配上的匮乏仍然是艺术家的阻碍，正如热尔曼·阿科尼所感叹的那样。在双年展开幕前几周，仍缺少 47 000 美元 [41 000 欧元] 才能填补预算缺口。“必须拥有强大的底气，才能防止欧洲人强加他们所有的意志。”

坚守阵地。该学校还必须坚定地表示反对位于图巴布-迪亚劳 (Toubab Dialao) 南部的恩达亚内 (Ndayane) 新港口项目，这是一个耗资 1,2 亿美元 [约 1 亿欧元] 的项目，旨在缓解达喀尔港的拥堵。近 180 公顷的土地已面临被征收的威胁，影响了许多当地的艺术机构。为了自卫，这些机构成立了一个协会，试图就该项目的生态危险发出警示。

谢内 (Chenet) 愤慨地表示，居民从未被咨询过，也没有采取任何保护环境的措施。在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迪拜港务世界 (Dubai Port World) 的一名发言人声称，塞内加尔政府已经开展了“公众咨询程序”，且相关人员已获得补偿机制。热尔曼·阿科尼愤怒地表示：“我感觉我们并没有真正被倾听。”但她拒绝让这个港口“夺走她所有的精力”，她补充道：“我相信每个人在宇宙中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我的位置就在这里。”

热尔曼作为舞者和教师的工作常常掩盖了她的舞台创作。然而，她继续创作编舞，其中最新的一部《约瑟芬》(Joséphine) 向约瑟芬·贝克 (Joséphine Baker) 致敬。沙之学校 (École des Sables) 的成功让她在晚年获得了国际认可。特别是她在 2021 年获得了威尼斯舞蹈双年展的金狮奖。“我保持冷静并坚持了下来，”她说道，“我宁愿在生命尽头被认可，也不愿在开始时被认可，因为如果是在那时，今天我可能已经被遗忘了。”

在沙之学校，她不再像过去那样主持那么多培训班，但下一代已经准备好接班。在 3 月的一次课程中，科特迪瓦舞者兼编舞师科德罗·埃夫里·奥苏-德特曼 (Kodro Evry Aoussou-Dettmann) 向参与者教授阿科尼技术，而该技术的创始人就端坐在她身后，不时起身纠正一个舞步或明确一个动作。

这位科特迪瓦舞者于 2010, 年进入沙之学校，她表示深受那位被所有人称为“热尔曼妈妈”的人的影响。“作为一名非洲女性，在婚姻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家庭压力，”她遗憾地表示，“我觉得自己并不总是拥有表达的权利。但沙之学校给了我充分的自信去绽放。”

—劳拉·卡佩勒 (Laura Cappelle) 撰写，发布于 22 日，安娜·克劳特雷 (Anna Kerautret) 翻译

SOURCE

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美国

日报

截至2025, 年底，《纽约时报》拥有超过 2 000 名记者、约三十个驻外办事处，获得过 140 普利策奖，并拥有近 1300万名订阅者。它是美国的权威日报，其宗旨是报道“所有值得印刷的新闻”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在其周日版中，包含极具权威性的图书增刊《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以及风格多样的《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奥克斯-萨尔兹伯格 (Ochs-Sulzberger) 家族于 1896, 年接管了这家创建于 1851, 年的报纸，至今仍领导着这家中左翼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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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刚果民主共和国 (RDC)

失去控制的埃博拉疫情

随着该疾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RDC）持续传播并向南苏丹蔓延，资源的长期匮乏和医护人员的罢工使局势陷入危急。

—《经济学人》摘录（伦敦）

“我们一直在请求，但至今仍未收到任何东西，”莫伊塞·布拉班图（Moïse Bulabantu）在刚果民主共和国（RDC）东部城市布尼亚（Bunia）郊区的一家破旧诊所里沮丧地说道。这位 38 岁的护士是一个拥有超过 40 000 名居民且埃博拉病毒感染灶正在蔓延的地区的唯一一名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他每天接诊患有发烧或呕吐的病人，但政府尚未发送防护设备。“我们要求的只是最起码的东西，”黑眼圈深重的莫伊塞·布拉班图坚持道，“我们只有手套。”

这位医护人员讲述的情况在整个伊图里省（Ituri）都很普遍，该省是埃博拉疫情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当刚果政府于 5 月 15 日宣布疫情时，该疾病已传播了至少六周，这促使世界卫生组织（OMS）在两天后将其定格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到目前为止，卫生当局仍无法阻止传染。7 月 9 日，政府承认该疾病已扩展到另外两个省。该疾病极有可能很快到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RDC）接壤的南苏丹。截至 7 月 11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RDC）已记录 1 830 例感染，其中 90 % 以上发生在伊图里省，并导致 648 人死亡。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6 月发布的预测，如果防控措施不能得到显著改善，当前的疫情可能会像 2013 年至 2016 年间在西非造成 11 000 多人遇难的那次疫情一样严重。

第一个困难在于衡量疫情的真实规模。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全球卫生问题专家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教授警告称，报告的病例数被低估了。他是 1976 年发现埃博拉病毒的科学家之一。在他看来，新病例中只有 30 % 是已识别患者的接触者，这表明人们在监管范围之外继续发病、传播病毒并死亡。

由于缺乏可靠的病例普查，无法得知有多少感染者死于该病。彼得·皮奥特断言，当前的疫情比他迄今为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RDC）跟踪的所有疫情（2026 年的是第十次）传播速度都要快。申报感染人数的激增与病毒的实际传播有关，但部分增长也可归因于筛查检测的普及度提高。

由于目前还没有针对此次感染灶源头的布迪布戈（Bundibugyo）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筛查、接触者追踪和隔离措施对于遏制病毒至关重要。然而，这些措施在伊图里省很少被实施。挑战首先在于物流，因为该省森林茂密，村落之间连接不畅。数十个武装团体威胁着平民。约 900 000 人在逃离冲突后生活在流离失所者营地中。另一些人则在手工金矿中流动寻找工作：这些人难以追踪，且不愿接受隔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驻守在检查站的士兵提到，有大批居民正逃离主要的病毒感染灶。

“我们要求的只是最起码的东西。我们只有手套。”

莫伊塞·布拉班图，布尼亚的护士

尸体。在省会布尼亚，由于拥有医院、道路和机场，显然已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无国界医生组织紧急计划负责人特里什·纽波特（Trish Newport）遗憾地表示，即便是在那里，干预措施也过于微小。防护设备十分匮乏。随着远离城市，情况变得显著恶化，在那些地方，国家权威往往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在缺乏合适设备的情况下，医院和诊所可能会助长疾病的传播，并令潜在患者望而却步。许多诊所因消毒而不得不关闭，其中一些至今未重新开放。此外，像莫伊塞·布拉班图（Moïse Bulabantu）这样的医护人员面临着极高的感染病毒风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OMS）的数据，在刚果民主共和国（RDC）东部地区，数十名一线医护人员染病，其中 25 人死亡。“我们感到恐惧，”这位护士证实道。而且，他甚至勉强才能拿到工资。

从理论上讲，有足够的资金来资助抗击计划。根据世界卫生组织（OMS）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捐赠者承诺提供超过 1,2 亿加元 [10 亿欧元]，这几乎是所需金额（5.18 亿加元 [4.52 亿欧元]）的两倍。然而，实际拨付的资金仅为 1.15 亿加元 [1 亿欧元]。7 月初，布尼亚及其周边的医疗专业人员举行罢工。即便剩余资金能迅速到位，也很难说服当地民众将埃博拉视为首要关注点，而非饮用水匮乏或未得到治疗的疟疾病例，而后者正在夺走他们的

Dessin de Côté 发表于魁北克《太阳报》（Le Soleil）。

统计：超过 4 000 例病例

●●●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RDC）宣布疫情爆发近三个月后，埃博拉病毒仍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根据 5 août 统计的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已记录超过 4 000 例确诊病例和 1 850 例死亡病例，而乌干达则正式宣布其疫情结束。面对迟到的国际援助和不稳定的安全局势，联合国认为这次疫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7 août，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伍省使用 Ervebo 疫苗和抗病毒药物 obeldesivir 获得批准，尽管它们针对 Bundibugyo 病毒的疗效尚未得到证实。

特里什·纽波特（Trish Newport）强调，儿童。在像布尼亚这样病毒可见且人们死在街头的地方，援助更容易被接受。

这种病毒早已在伊图里省以外地区传播。“病毒在当地传播只是时间问题，”一名人道主义负责人明确指出，并补充说尸体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人们还担心病毒会向北扩张并跨越南苏丹边境。这个国家的医疗体系比刚果民主共和国更加脆弱，且正处于内战边缘。最近发表在《柳叶刀-传染病》（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疾病传播到肖波省之前，通过模型估算，未来三个月内南苏丹出现埃博拉病例的可能性为 7 成。莫伊塞·布拉班图（Moïse Bulabantu）证实，来到他诊所的人们害怕死亡。“真的没有任何保护手段，”他感叹道，“无论是我们还是病人。”在这种情况下，恐惧表现为一种理性的反应。—

发布于 12 juillet，译者：莱斯利·塔拉加（Leslie Talaga）

中东。

伊朗。特朗普陷入全面僵局

美国的多次反覆仅说明了其在这场不对称冲突中的失败，而伊朗则成功利用了一个战略杠杆为自己谋利。如今，这位美国总统的“选择十分有限”。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摘录（伦敦）

在过去的五个月里，唐纳德·特朗普及其助手大约十次重复称美国“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即便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谈判最终确实达成协议，该协议也将远低于这位美国总统在发动这场战争时设定的目标。

自从二月份攻击伊朗以来，特朗普不断做出让步，特别是在德黑兰的核野心、弹道导弹生产以及对盟友民兵的支持方面，最终仅剩下一个要求：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战前状态。“长期协议涉及伊朗的去核化，”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8月4日]对记者表示，“而眼下你们经常听到的那项协议，则涉及海峡问题。”

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这像是一次战略上的耻辱。特朗普一旦发动战争，伊朗便立即利用其在海峡上的战略优势。现在，任何关于冲突的解决方案都将使德黑兰获得对海峡部分区域的控制权，从而使其最终有能力对通过该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这些条件在仅仅一年前，对于美国的地缘战略专家来说还是不可想象的。

“曾经自由且无碍的地方，现在不再如此，”前中东和平谈判代表亚伦·戴维·米勒（Aaron David Miller）遗憾地表示，“无论特朗普能在协议中从伊朗人那里争取到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

政治代价。至于伊朗的核野心，华盛顿将发现自己必须与一个日益抵触的政权就此问题进行谈判，而该政权现在坚信自己占据优势，并有能力随心所欲地关闭海峡。可以说，这与特朗普要求德黑兰的“无条件投降”相去甚远。“我目前看不到任何能够创造利益平衡的方法，从而让特朗普能够宣称取得一个正常人类眼中所谓的胜利，”亚伦·戴维·米勒继续说道。

如今，无论特朗普如何退出这场战争，其政治代价都将很高，尤其是中期选举将在不到三个月后举行。

反导防御库存已经枯竭，美国及其盟友已精疲力竭，这使得总统的“选择十分有限”，曾在乔·拜登任内担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迈克尔·拉特尼（Michael Ratney）观察到。

“新一轮升级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地区合作伙伴，推高油价并损害全球能源市场，”拉特尼补充道。但一项允许“伊朗对[海峡]拥有一定控制权”的协议，将对从海湾盟友到美国纳税人的所有人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特朗普来说，挑战不仅在于如何应对这场他已深陷其中的战争，还在于如何解释该协议，”迈克尔·拉特尼强调。将任何协议粉饰为成功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目前，希望寄托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这条航道

在战争爆发前，该航道承载了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而现在它已成为主要战场。最近几周，其地位成为了伊朗与阿曼直接谈判的议题。“这其实并不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协议，”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伊朗问题专家阿里·瓦埃兹（Ali Vaez）指出，“这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协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伊朗问题专家瓦利·纳斯尔（Vali Nasr）评论道，伊朗“保证其控制着该海峡，且这一问题不可谈判”。他进一步阐明：“德黑兰希望向美国证明，它不会被轰炸击败，也不会放弃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两名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之间的一项协议仍需德黑兰最高机构批准，该协议规定船只通过伊朗海域进入海峡，并主要通过阿曼海域离开。[德黑兰于8月5日表示已与阿曼苏丹国达成协议，但其在8月8日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重新开放海峡的要求：取消经济制裁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向伊朗支付赔偿……详见下方专栏。]

帽子上写着：让伊朗再次伟大。白纸上写着：与伊朗达成协议。Tom 的画作，发表于阿姆斯特丹的《Trouw》报。

民主党的愤怒。但一项如此明显偏离特朗普最初战争目标的协议，必然会在国内引发反弹。[6月17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引起了民主党人甚至部分特朗普盟友的愤怒，其中包括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他们抗议协议条款被认为过度有利于伊朗。

“特朗普陷入了困境，”瓦利·纳斯尔解释道，“在现阶段，他无法在军事上获胜。[...] 他无法在不付出美国国内政治代价的情况下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

而且他会周期性地发火，因为事情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简单。风险在于，特朗普因结束战争的选项有限而感到沮丧，可能会再次升级局势——重复近几个月的模式。

阿里·瓦埃兹补充道，他也可能将任何新协议描述为“政治胜利”。这位专家总结道：“然后，针对这一‘胜利’的批评将激怒他，他将再次诉诸强制手段。而当强制手段失效时，他将不得不重新达成一项权宜之计的停战协议，如此循环往复。”

—艾比盖尔·豪斯洛纳（Abigail Hauslohner）、安德鲁·英格兰（Andrew England）和比塔·加法里（Bita Ghaffari），发表于8月5日，由奥利维尔·拉加索尔（Olivier Ragasol）翻译

面对伊朗与以色列的“新区域轴心”

通过签署一项共同防御协议，这三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所勾勒出的，与其说是一个“穆斯林北约”，不如说是一个旨在遏制德黑兰，同时制衡希伯来国家（以色列）的新安全架构。

—《东方之日》（L’Orient-Le Jour）摘录（贝鲁特）

一切突然加速。8月7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接见了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以签署一项共同防御协议。这一进展实际上是此前努力的具体化，在2025年6月针对伊朗的十二日战争后，这些努力已经加速。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应对伊朗的威胁，也是为了制衡以色列在该地区的霸权。这使得在利雅得主导下、已酝酿数月的一个新区域轴心得以更加清晰地显现。

“关键在于时机，”位于利雅得的卡内基中东中心研究员赫沙姆·阿尔加纳姆（Hesham Alghannam）强调道。“在沙特王国拒绝与（也门的）胡塞武装谈判、打击伊拉克民兵、在红海组建联盟并向华盛顿施压以获取F-35战机的同时，现在签署这项协议，使其成为了一个战略周的高潮，在此期间，沙特阿拉伯展现出了这一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势。”

防御性回应。这项在麦加签署的防御协议似乎首先是为了通过重建有效的威慑，来应对威胁该国安全、经济未来以及地区稳定的风险。因为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说，形势十分紧迫。在2月28日发起的针对伊斯兰共和国的以美战争期间，沙特王国曾遭受多轮伊朗袭击，随后与伊朗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降级协议。但他们没考虑到胡塞武装。

在经过交火后，这个由伊朗支持的组织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此外，近日胡塞武装与由利雅得领导的阿拉伯联盟支持的亲政府部队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加，而沙特王国也直接遭到了敌方火力袭击。

沙特阿拉伯在7月底宣布，将与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在伊拉克地区开展联合行动。这是一种表明其意愿的方式，即反击该国境内与胡塞武装协调的亲伊朗民兵的侵略，而无需直接攻击其母国伊朗。该王国还组建了一个海上联盟，以确保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航行自由。

✎ Hassan Bleibel（黎巴嫩）绘图。

因此，周五达成的联盟乍一看像是抵御该地区伊朗威胁的盾牌。

在2025年6月那场使伊朗核野心陷入停滞的冲突几个月后，沙特阿拉伯就已经与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御协议。巴基斯坦是唯一拥有原子弹的穆斯林主导国家，沙特尤其担心德黑兰在这一领域的企图。

“阿拉伯标志”。土耳其的加入可能预示着一种意愿，即剥夺伊朗代表巴勒斯坦事业的正当性，因为土耳其一直将自己定位为该事业的坚定捍卫者。安卡拉与利雅得的联盟还可能转化为对叙利亚“抵抗之轴”重建的阻碍，在这两个合作伙伴共同支持的新政权所在之地。

这一新轴心由此成为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2004年所称的“什叶派新月”的镜像。赫沙姆·阿尔加纳姆（Hesham Alghannam）指出，这与其说是纯粹的逊尼派轴心，不如说是一个以穆斯林国家为主的强权轴心。其目标主要通过“否定”来定义：遏制伊朗的海上杠杆及其代理人的行动范围；在西方指令之外，为地区安全打上阿拉伯和穆斯林的烙印；或者确保任何战后的地区秩序都不是相对于以色列而定义的。因此，除了防御之外，他们并没有地区野心。沙特阿拉伯已多次展示其与伊朗缓和局势的意愿。巴基斯坦在与美国的冲突中充当调解人，同时与伊斯兰共和国保持良好关系；而土耳其则完全不想与伊朗交恶，因为伊朗在伊拉克打击其库尔德公民。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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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视角。在安卡拉，亲政府日报《塔克维姆》（Takvim）将这一防御协议视为“伊斯兰北约”，《萨巴赫报》（Sabah）写道，该协议是对该国蓬勃发展的国防工业和军事经验的奖赏。但在某些人看来，这也是美国无力保护海湾国家的结果。

巴基斯坦视角。《黎明报》（Dawn）则认为，这“并非一个‘伊斯兰北约’”，该报对成员国在其中一方遭受攻击时需相互支持的团结条款持谨慎态度。《快报论坛》（The Express Tribune）补充道，这也不是“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替代方案”，而是一个“多极安全体系”。

研究员阿齐兹·阿尔加希安（Aziz Alghashian）认为：“这与其被构想为一个反伊朗集团，不如说旨在促进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安全。这是一个旨在加快并增加军事供应流量以及组织联合演习的合作框架。”

“但无论如何，这对以色列来说不是个好消息，”阿齐兹·阿尔加希安强调。在巴基斯坦明确站在反以色列阵营的同时，特拉维夫如今将土耳其描绘成“第二个伊朗”——一个希望摧毁犹太国家并利用地区网络进行博弈的敌人。

虽然这种形象似乎更多源于一个缺乏支持的政权的偏执和受害者修辞，但埃尔多安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将其定性为种族灭绝，并将其与纳粹政权进行了一些类比。

中东

为了对抗伊朗，这一新轴心因此也将面对以色列，而后者已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印度建立了一个替代集团。阿齐兹·阿尔加希安由此认为：“这一联盟是另一个迹象，消除了关于伊朗战争将导致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想法。”

特朗普的盟友。 这一伙伴关系中的以色列维度显得尤为明显，因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埃及，成了缺席者。埃及与加沙和以色列接壤的边界可能解释了其不加入该联盟的选择。同样，埃及在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犹豫不决，尽管在伊朗战争之后，这两个国家在也门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后已部分和解，但并未完全消除分歧。

无论如何，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轴心可能会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美国的密切盟友，且其领导人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关系良好。

“研究员布尔库·厄兹切利克（Burcu Özçelik）提醒道，不应将这一协议视为‘后美国时代’中东的证明，也不应将其视为‘穆斯林北约’的出现。这更多地体现了华盛顿倾向于在地区层面实现更大规模的任务分担，即让地区强国在威慑和安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同时依然锚定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架构之中。”

因此，华盛顿近期采取了多种举措以支持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前者可能会被重新纳入最新一代F-35.战斗机的研发计划。后者刚刚签署了一项核合作协议，尽管该协议随后被设定为以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为前提，但它可能允许该王国在其领土上浓缩铀。

—劳尔-迈莎·法尔贾拉（Laure-Maïssa Farjallah），发表于8月7

加沙

哈马斯让步但未投降

哈马斯终于同意缴械并交出对巴勒斯坦飞地的治理权……但同时保留其政治角色。然而，本文（写于以色列拒绝该和平计划之前）指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想要的是更多。

—《库德斯阿拉伯报》（Al-Quds Al-Arabi），摘录（伦敦）

哈马斯已接受缴械原则，以换取以色列军队逐步从加沙地带撤出。事实上，它已为旨在开启停火协议（2025年10月）下一阶段的路线图开了绿灯。该路线图计划将该地区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小组，并在国际稳定部队的支持下重建当地警察部队。

因此，哈马斯必须放弃重型武器，同意拆除其武器制造和储存场所，并公开其隧道网络的规划图。

占领军。 这并不意味着哈马斯将立即且永久地缴械。相反，这涉及将武器收集起来并在巴勒斯坦方的控制下储存，而未决定其最终去向。同样，根据一些巴勒斯坦人士的说法，此次缴械仅涉及重型武器，而非个人武器。此外，缴械的前提是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结束以及占领军的撤出。

无论如何，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在7月31日自夸地称取得了“历史性”成功，这将使得该地区的重建工作得以开始。然而，美国的优先级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并不一致。后者坚持要求哈马斯完全缴械，且不以以色列撤军为条件。这表明以色列打算保持对加沙地带的直接军事控制，并希望在那里阻止任何政治前景。

因此，以色列对该计划的三个基本要素表示反对。第一，反对将哈马斯的武器储存而非销毁的想法。第二，反对卡塔尔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对犹太国日益敌视，并被怀疑与哈马斯关系密切）参与监督机制。第三，反对禁止以色列军队在已移交给由国际部队和巴勒斯坦警察支持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管辖的区域内“自由行动”。

对此协议的反应褒贬不一。在国际层面以及阿拉伯国家中，它被视为结束对加沙居民种族灭绝、恢复人道主义援助递送、开始重建以及恢复巴勒斯坦对该地区管理的机会。

在巴勒斯坦人内部，许多人批评哈马斯现在接受了其长期以来一直拒绝的内容。另一些人则遗憾于哈马斯在谈判中自吹自擂取得了成功，而该协议实际上标志着其缴械并退出权力中心。无论如何，可以观察到哈马斯不再为维护其权力和武器而战，而是接受谈判以保留在加沙维持政治存在之可能性。

这种态度的转变可以解释为：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已日益成为一个它想要摆脱的负担。同时也是因为其军事力量的削弱。

种族主义疯狂。 此外，人们还会注意到，穆罕默德·达赫兰（Mohammed Dahlan）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是法塔赫（Fatah，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所属政党，敌视哈马斯）的一名[极具争议的]异见人士，现居住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据称与阿布扎比的强人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med ben Zayed）关系密切。据说正是他促使哈马斯接受以解除武装作为在当地维持政治地位的唯一手段。如果这些信息准确，这意味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试图通过这个在美国及各国维持其网络的人员，来加强其在加沙的影响力。

英国人在塞文山脉

一位英国小说家回顾了她在 GR 70 步道上的徒步之旅，期间她追随了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及其驴子莫德斯廷在 1878 年走过的路线。

这是一次徒步穿越塞文山脉（Cévennes）这一鲜为人知地区的旅程，那里是一个“多岩石、毫无私密且荒芜的地区”，由火山高地、山谷、河流、田野、荒原和森林组成。她的这次十二天远征，从莫纳斯蒂耶-叙尔-加泽伊勒（Monastier-sur-Gazeille）前往圣让-迪-加尔（Saint-Jean-du-Gard），沿着在“难以走出的大山迷宫”中蜿蜒的骡道前行。

史蒂文森是一个心碎的行者。他深爱的女人——38 岁的范妮·奥斯本（Fanny Osbourne），已婚且育有三个孩子——回到了美国，试图与丈夫修复关系。史蒂文森的旅程有两个目标：一是将其写成一本书，从而获得必要的经济独立，以便离开不赞同他[成为作家并以笔耕为生]这一选择的父母；二是在这场分离后抚慰自己的心灵。“世界如何给予又如何夺走，如何让相爱的两颗心靠近，却又再次被遥远的异国他乡分开，”

他悲叹道，“但爱是至高无上的护身符，能将宇宙变成一座花园。”

如今看来，他的准备工作显得过于简陋。在天气“转入冬季”且一条没有标记、穿越狼群出没地区的道路上笼罩着“致命的寒冷”之时，他没有地图也没有指南针出发，甚至完全不知道每晚将在何处落脚。不出所料，他经常迷路。

相比之下，我们的冒险由旅行社 Macs Adventure 安排得像乐谱一样精准。我们背着一个小日用背包，手机里装着 GPS，每个转弯处都有标记，每晚都有预订好的床位，午餐则是一个小袋子里的法棍面包。我们的行李由专人从一家旅馆运送到另一家。我们一次也没有迷路。

史蒂文森走过的道路、穿过的村庄和街道、过夜的松林和旅馆，甚至他推门而入的教堂、城堡和修道院，至今依然存在。

他行走其间的风景和他所描述的景象可以说没有改变——覆盖着苔藓的神秘巨石，远处洛泽尔山（mont Lozère）巨大的轮廓，“松林点缀的黑色斑块与在山间蜿蜒的白色道路”，以及“形成最迷人海绿色池塘”的溪流。一切都原封不动，且经常点缀着引用这位作家话语的标牌。

我们乘坐了几趟火车，首先是欧洲之星（Eurostar），前往勒皮昂韦莱（Le Puy-en-Velay），这是欧洲最古老的朝圣中心之一，以其令人惊叹的 10 世纪圣米歇尔-代吉伊（Saint-Michel-d'Aiguilhe）小教堂而闻名，这座教堂仿佛从一座 85 米高的火山烟囱中喷涌而出，并矗立其上。在酒店住了一晚后，我们启程出发，几分钟后便来到一条被绿意环绕的古老骡道上，它在田园诗般的草地间起伏，其间点缀着灿烂的金雀花和深红色的虞美草。

在夜莺、布谷鸟和云雀的歌声陪伴下，我们行进了 19 公里，抵达莫纳斯蒂耶-叙尔-加泽伊勒，史蒂文森曾在那里买下莫德斯廷，而如今人们可以在那里租驴。从那里开始，风景一天天地改变，有时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点缀着白色水仙花的田野和

古老的骡道在田园诗般的草地间起伏，其间点缀着灿烂的金雀花和深红色的虞美草。

法国。

紫色兰花的景象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露出黑色火山土的贫瘠草场，或是蓝绿色的黑麦田，亦或是色调柔和且低调的普伊绿扁豆地。

再往前走，我们的路径深入到被巨石点缀的阴凉松林中，那些巨石仿佛包裹着一层厚厚的翡翠绿苔藓；随后，我们再次回到两旁点缀着兰花、三叶草和野蔷薇的乡间小道。不时地，我们会穿过栗树林——这里的栗子被用来制作果酱、糖浆、利口酒，以及制作著名的塞文山栗子蛋糕（这将成为我们每日野餐时的美味）所需的面粉。

我们或许没有自己的驴子，但从第二天起，在遇到租用驴子的两位比利时女士埃莉斯（Élise）和朱丽叶（Juliette）时，我们有机会结识了一头名叫马农（Manon）的母驴。在同行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法国在对待驴子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如今，驴子的租赁受到严格监管：动物背上的负重不得超过 30 公斤，只有精疲力竭的小孩才被允许骑在上面，且必须定期休息。毋庸置疑，严禁虐待它们。

一百五十年前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在出发仅几个小时后，史蒂文森就已经用棍子抽打莫德斯廷（Modestine）了。这头可怜的小驴经常遭到责骂、嘲笑和殴打。然而，这些手段毫无效果。

•• 一名徒步旅行者带着一头驴在 GR 70 步道上的古代山坡（côte du Goudet）行走。 • 俯瞰塔恩河（Tarn）的蓬德蒙韦尔（Pont-de-Montvert）村。照片 Jc Milhet / Hans Lucas

最终，史蒂文森得到了一根“刺棒”（一根简单的长竿，顶端带有金属尖头），他用它（他说，并非带着某种厌恶）来驱赶小驴前进。

在与马农同行时，我理解了史蒂文森的挫败感。我平均每小时 5 公里的速度很快就被遗忘了，因为马农不仅走得慢，而且还会停下来啃食路边。朱丽叶向我确认，由于必须配合驴子的步调，他们的徒步行程延长了三天：驴子不仅走得像参议员一样缓慢，且经常停下来休息，有时为了将动物带到过夜的避难所，以及第二天去接它，还需要额外多走一公里。

几天后，我们进入了“野蛮的热沃丹”（Gévaudan sauvage），史蒂文森将其描述为“世界上最凄惨的地区之一……某种程度上甚至比苏格兰高地还要糟糕”。景观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洛泽尔山（mont Lozère）是一座花岗岩山体，荒芜、凄凉且严酷，唯一的覆盖物是那些在风中摇曳的矮小石楠荒原、露出的花岗岩以及从宛如托尔金小说般的流雾中显现的巨石阵。

古老的野性。与史蒂文森相反，我们惊叹于这种仿佛源自远古的野性。凛冽的北风鞭打着血液，让人感到惊人的生机。当浓雾散去，眼前的景色令人屏息——数公里之远的丘陵、山谷和森林——视线范围内没有一条路，没有一台风力发电机，也没有一根电线杆。

从那里，我们沿着秋水仙花床向下走，进入那些布满山毛榉和白桦树的山谷，那里是洛特河（Lot）潺潺的源头。景色令人眩晕的剧烈变换，被村庄和村落中永恒不变的花岗岩所抵消，我们在那里过夜，其中许多房屋仍保留着史蒂文森（Stevenson）笔下的模样。但当他抵达那些充满乡村生活气息的村庄时，我们所到的村庄则可以说处于沉默之中——除了我们入住的民宿外。

电影《塞文山区的安托瓦内特》（Antoinette dans les Cévennes）以及人们对史蒂文森冒险故事持久不减的兴趣，为这些村庄注入了新的生命。曾经被遗弃的农场被改造成了接待徒步者的民宿。住宿形式多样且各不相同，从最简陋的（移动房屋）到最奇特的（马车），以及充满迷人陈旧感的房屋（如布莱马尔的 Escoul 旅馆）。在库埃尔（Cœurès）的 La Lozerette 魅力酒店，我们甚至能体验到接近奢华的待遇。通常，我们在夜莺的鸣唱声中入睡，或者在近旁溪流的潺潺声中沉沉睡去。

历史小镇庞德蒙韦尔（Pont-de-Montvert，位于洛泽尔省）是我们倒数第二站，在这些沉默的塞文村庄中是个例外。在塞文旅馆（Auberge des Cévennes）的露台上，俯瞰着塔恩河（Tarn）急促的波涛，我们在徒步者、当地人和在水面上盘旋的燕子组成的喧闹人群中，小口啜饮着当地的开胃酒——栗子基尔酒（kir châtaigne）。教堂的钟声叮当作响，狗在吠叫，人们在街道两岸互相呼喊。

在庞德蒙韦尔，我们也与马农（Manon）、爱丽丝（Élise）和朱丽叶（Juliette）告别。在八天的徒步中，我们多次与这个三人组相遇，有时并肩而行，有时在晚宴的餐桌上重逢。除了拖慢速度，我们还得知马农让她们的账单增加了 750 欧元——租一头驴每天大约 60 或 70 欧元，这包括了行程结束时将动物送回原处的费用。此外，拥有马厩以接待驴子的酒店并不多，必须提前数月预订。“噢，但我们太爱它了，”两位女士一边说着，一边将脸颊贴在马农的长耳朵上，显得十分激动，“重要的是与动物建立联系，是放慢脚步。这就是目的！”

史蒂文森与莫德斯廷（Modestine）的关系是《与驴旅行》中最美妙的思考之源之一：“我们在旅途中发现最好的东西，就是一位忠实的朋友……事实上，我们周游世界，就是为了遇见他。”莫德斯廷从一头倔强的驴变成了真诚的朋友。史蒂文森放慢脚步，以适应它的节奏。他扔掉了水瓶、羊腿和面包，减轻了负担——甚至扔掉了他的打蛋器，“尽管后者对他而言很珍贵”。他喂它吃栗子叶和面包，并在它身上找到了慰藉。

史蒂文森的旅行日记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源于一次突然且出人意料的温柔冲动。在卖掉莫德斯廷——“[他的]伴侣[……]，耐心，体态优雅，颜色像一只理想的小鼠”之后，他开始哭泣。这次情感的宣泄为这段非凡的旅程画上了句号。虽然在《与驴同行》中从未明确提到法妮的名字，但传记作者们一致认为，她的身影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在一家栗树林中，史蒂文森突然被一种幸福感包围，他沉思道：“也许在另一个国家，有人在想念我。”而且，在露天度过的一个孤独夜晚，他一边“欢欣鼓舞”，一边“意识到一种奇特的缺失。我渴望一位伴侣，在星光下静静地、一动不动地躺在我身边，但她的手却不停地触碰着我的手。因为存在一种比孤独更令人心安的陪伴，如果能真正理解，这种陪伴便是达到了完美境界的孤独”。

次年，史蒂文森前往加利福尼亚追寻法妮，并说服她与他结婚。也许是在那个星光之夜，躺在塞文山脉前沿的草地上时，他找到了这份力量；也许这是在旅途中逐渐增强的自信之结果。“重要的是行动，”他写道，“更近距离地感受生活的必要与困窘，离开文明舒适的床铺，感受脚下地球的花岗岩和散落的锋利燧石[……] 当当下有如此多的要求时，谁还能在乎未来？”

—安娜贝尔·阿布斯-斯特里茨 (Annabel Abbs-Streets)，发布于 14 février，让-巴蒂斯特·博尔 (Jean-Baptiste Bor) 翻译

原文为法语。

下一期预告：想来一次短途旅行？去朗斯 (Lens) 吧！

从一个大洲到另一个大洲

中国：我是如何停止穿胸罩的

记者林雨（Lin Yu）分析道，在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审视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公共空间的社会关系。

→ 绘图：Ale+Ale，原载于罗马《Internazionale》。

—微信 (WeChat)（深圳）

不再穿胸罩……这个想法是在我大学三年级的一个夏夜产生的。当时我正在参加戏剧社的排练，穿着一件黑色 T 恤，露出了胸罩的白色肩带。我当时的男朋友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悄悄地调整了我的 T 恤以将其遮住。他的这个举动让我感到不舒服。

为什么这些肩带不能被看见？这让我想起初中时的一件轶事。有一天，我遇到一名迟到很久的同学，但她却特意停下来提醒我，我的胸罩肩带露出来了。这有什么重要性？除了证明我确实穿了胸罩之外，这意味着什么？所有女性都穿，为什么要把这么平常的东西藏起来？

更早的时候，我在家里用晾衣杆晾衣服，母亲总是坚持要求我不要把胸罩和沾有经血的内裤挂在晾衣绳的正中间，而要努力地将它们放在两端。为什么只有女性的衣物需要被藏在角落里？有一天，我不顾她的嘱咐，故意把我的胸罩挂在香炉旁边显眼的地方，这让我的母亲大为光火。她皱起眉头，从我手中夺过晾衣杆：“够了，我来弄！”

我不明白为什么胸罩在家里是一个如此敏感的话题。然而，在我居住的城市附近，就有一个完整的胸罩生产产业链。该地区的许多女性，甚至许多男性，都在这些工厂工作。我表姐也是在那里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

有一天，我指着晾衣架上的一件衣服说：“如果不能展示，为什么要买这么漂亮的胸罩？”

我们的乳房既不能太明显，也不能太隐形；既不能太具诱惑力，也不能太突出。

那是我嫂子的一件阳台款胸罩，上面有漂亮的蓝色刺绣。我的青梅竹马带着心领神会的微笑给了我答案：“因为你哥哥喜欢。”这番话或许与我们刚上六年级时读的那些言情小说有关。但她看对了：胸罩具有性暗示，尤其是在男性眼中。这就是它敏感的原因。

成熟。 在那时，胸罩对我来说是成熟的标志。我急于拥有一件，因为这意味着我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少女。母亲带我去城里买了我的第一件“胸罩”。青少年的款式是均码的。没有任何装饰，只有白色或黑色。我们花了 15 元 [不到 2 欧元] 买了两个。

这些胸罩在我的皮肤上留下红印，但在那时，我觉得与同龄人保持同步发展很重要。因为害怕落后，我不断地比较我们的尺寸，观察其他女孩什么时候开始穿胸罩或迎来第一次月经。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冲动。

[...OMITTED...]

我也开始思考，为什么我的胸部和别人不一样。恰巧在附近的一家胸罩工厂做暑期工时，一名年轻同事的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体重不到 50 公斤的女人，这意味着她身材娇小且没有胸部。”当时我的身高是 1,60 米，体重约 45 公斤。按照他的逻辑，我天生就拥有平坦的胸部，并且注定终身如此。但事实上，没有胸部意味着什么？在网上，搜索引擎显示，通常认为 A 罩杯以下属于“平胸”。我还读到过类似这样的文章：“如果我胸部平坦该怎么办？”或者“让胸部丰满的万能秘诀”。点击链接后，我发现该方法

为什么赤裸上身走在街上的男人没人指指点点？

最快能让人产生有胸部错觉的方法，还是花200多元 [25欧元] 买一件聚拢胸罩。

在Reddit (社交论坛) 上，我读到一篇名为“如果我缺乏自信，是因为我缺乏胸部”的帖子。一名17岁的女孩在其中讲述道：“在同龄女孩中，我的胸部无疑是最小的，这让我觉得自己没有魅力。”她接着写道：“我想成为一个曲线丰满的女人，偶尔能感觉到自己很性感……我想知道是否有男生会觉得平胸有吸引力。”

在评论区，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则相反地谈到了胸部丰满带来的不便：“我的胸部很沉，让我出汗。胸罩陷入皮肤导致我出现红肿和过敏。跑步时非常不舒服，而且人们会用奇怪的眼神看你。我不能穿

证词

亚洲。

某些衣服，因为只要稍微露出一点胸部，我就有被看作妓女的风险。”她承认曾一度考虑进行乳房切除术，以便能生活得更自由。

至于关于美丽胸部的标准，定义权从未回到女性自己手中。这些标准是由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话语和男性的色情想象强加给她们的。在社会文化层面，女性长期被视为欲望的对象，而由于她们逐渐内化了这类指令，不符合这一形象便成了她们焦虑的根源。

此外，我们必须小心，因为我们的胸部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尴尬的境地：它们既不能太明显，也不能太不明显；既不能太具暗示性，也不能太突出。但决定胸部应该是“平坦”还是“丰满”才算美丽，从来不是由女性决定的。

当我进入大学时，我已经穿了六年的胸罩。我曾尝试穿一段时间的成人胸罩，但

它们并不适合我的胸型：底部太紧，顶部支撑不足。穿胸罩简直是一种折磨。在课堂上，我勉强忍受着不适，但只要一回到大学宿舍，我就急忙解开扣子。那时我觉得自己像是从枷锁中解脱了，我的身体重新开始了呼吸。

虚伪。 事实上，我意识到在胸罩这件事上，女性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不穿是不正确的，但向他人展示自己在穿胸罩同样是不妥的。这种虚伪令我愤怒。

当我回想是什么让我决定不再穿“胸罩”时，我发现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决定性事件。我只是最终开始怀疑它的必要性，不再想随大流。

有一天，在广州的一家茶馆里，我正准备离开，一名服务员一脸尴尬地看着我：“你应该整理一下你的着装，”他对我说。我本能地担心白裙子上沾了经血，但这不可能，我这个月已经来过月经了。“怎么了？”我问他。他开始结结巴巴，然后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才脱口而出：“能看到……全部！”我这才明白问题的核心：因为我的上衣比较紧身且没有穿胸罩，所以透出了胸部的轮廓。

“噢！我不在乎！”说完这句话，我转身就走：为什么要把它搞得这么复杂？我不穿胸罩并不意味着我全裸！为什么没有人对那些光着上身走来走去的男人发表评论？

我觉得女性胸部在公共空间的存在始终受到一些微妙但严格的规则约束：你可以展示低胸领口和乳房的曲线，这可能会引发欲望和凝视；然而，

乳头必须保持隐藏，不能凸显，否则会被认为是不体面的。

大学最后一年，我在北京的一家大公司进行了毕业实习。期间，我参加了一次关于日常生活科普节目的选题会议。我建议探讨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不穿胸罩会导致乳房下垂吗？”

我解释说，这是许多女性共同的担忧，但科学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一点。不过，怀孕确实可能导致乳房下垂（ptose mammaire），因为怀孕会导致乳房先收缩后扩张，从而使悬韧带过度受压。

当我结束陈述时，现场安静得能听到苍蝇飞的声音。在二十多名参与者中，大约三分之二是男性，没有人说一句话。最后，负责审核选题的负责人带着尴尬的微笑开口道：“呃……说实话，我们在这个领域没有太多经验……”随后，大家心照不宣地迅速跳到了下一个话题，而我的选题被弃之不顾。

我可以理解这个主题可能会让

对我来说，乳房只是身体的一个部位，就像肚子或大腿一样。

男性感到尴尬，我也承认我不确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或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讨论它。同样，当我想在男性编辑面前提出与性相关的话题时，我感觉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而且，即使我们是通过即时通讯软件交流，我也会本能地进入防御状态。

事实上，恰恰是因为女性的生活体验在公共讨论中缺失，我们才无法

毫无顾虑地讨论这些问题。然而，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性别刻板印象都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云南省逗留期间，我和室友一起去洱海边散步。他给我讲了一个年轻女孩在河里游泳的故事，当时她没穿上衣。有人拍下了她的视频并将其在网上传播。

当我愤慨地对他表示惊讶，认为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并发布其影像是不对的时，我的对话者回答说，那个女人没穿泳衣上衣去游泳是她的错，不能责怪视频的拍摄者。我反驳道：“但为什么男人不需要穿胸罩，而女人却必须穿？”

不平等。 他大概认为我在胡言乱语，于是提醒我，男人和女人的形态特征完全不同。“这是你的观点，这是一个男人的观点！”对于我们——或者至少对我来说——乳房只是身体的一个部位，就像肚子或大腿一样；我完全没有将其色情化的认知。

与我们不同，男性可以赤裸上身或不穿内衣走动，而不会引起不安或招致评论。然而，从解剖学角度来看，男性的乳房与女性的乳房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但它们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含义。受到规则约束的并非身体本身，而是不同性别在公共空间中的身体权利，而这些权利是非常不平等的。

当我在浴室脱掉衣服看着自己的胸部时，我心中并没有性欲，而是一种难以抑制的触诊冲动，以检查是否有肿块，确保自己没有患乳腺癌——这是我初中时一名校医向我推荐的简单方法。

档案回顾

在中国，我教给母亲的女性主义

一群中国年轻女性决定利用那些针对中年女性的点击诱饵视频代码，在其中植入女性主义信息。据媒体《青年之声》（Qingnianzhi）在微信平台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报道（该文已在我们的网站翻译成法文），这是一种跨代对话的邀请，而非试图说教母亲。

胸部的色情一面仅仅是男性想象力的投射，而对我来说，我关心的是拥有健康的乳房。

六个月前，我母亲给我发了一个内衣的链接，价格仅为 8,91 元 [略高于 1 欧元]，是她在常用的购物应用上发现的。“我已经四年没穿这个了！”我大笑着回答她。“没有它你不觉得空荡荡的吗？不会觉得怪怪的吗？”我母亲惊讶地问，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不，恰恰相反，我觉得解脱了！”

一个冬日的早晨，我正对着镜子涂身体乳，当我第一次仔细观察自己的乳房时，我意识到它们其实挺漂亮的。不是一种色情之美，而是一种纯粹的美，就像一双漂亮的眼睛或一双漂亮的手一样。

事实上，如果没有男性的目光，女性的身体终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身体而已。

—林雨（Lin Yu），发表于 3 月 8 日，由 Françoise Lemoine-Minaudier 翻译

亚洲

北韩

你在公司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金柱东（Jin Ju-dong）是一名在疫情期间脱北的朝鲜工人，他描述了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漫长的通勤路程、暴政般的小领导以及危险的工地。

——摘自《NK News》（华盛顿）

在朝鲜的工地上，工人所遭受的人权侵害超出了人们在其他任何地方能想象的范围：12到13小时的无偿劳动、糟糕的安全条件、工头实施的言语暴力，等等。

我在朝鲜生活时，曾在一个隶属于对外建设指导局的[建筑]工人培训中心工作。2015年10月左右，该培训中心被委派负责扩建一家位于平壤市中心、隶属于党宣传鼓动部的出版社。中心的所有人员都被动员参与了这个项目。

中心只有极少数员工住在附近，因此大多数工人必须从远处赶来工作。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工地可能距离工人的住所数公里之遥，而且即使在没有或几乎没有公共交通的情况下，他们也必须自费前往。

步行或骑自行车。在其他国家，许多雇员开车上班。这在朝鲜是不可能的，因为拥有汽车的情况非常罕见。工人经常需要步行或骑自行车行驶数公里才能到达工地。

为了理解工地是如何运作的，最好的办法大概是描述我作为一名建筑工人的典型一天。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拆除一座两层的旧建筑，并在原址建造一座五层的新建筑。我们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22点，并在一天开始时开会。

那天，我大约7点30分骑车到达工地。路程花了我一个半小时。我到达时，除了光哲（Kwang Chol，化名）以外的所有人都到了，他是一名住在平壤南部绿浦区的工人。领班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命令我赶紧拿出工具准备8点的会议，并生硬地要求我以后早点来准备工作。我低声道歉，并承诺明天早点到。

7点50分，中心大约500名工人聚集在工地的某个角落。总工程师在会议开始时提高了嗓门，向那些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宣布，如果不能在8点整到达，将被记录为迟到。就在这时，一名工人推着自行车经过。总工程师叫住他，责备他迟到了五分钟。他要求知道该工人隶属于哪个工作组，然后询问他的工头来自哪里。

结果发现，工头和他的副手都还没到。显然，他们正在处理“社会服务”，即为工人组织餐饮和点心。总工程师愤怒地吼道：“看看这个，连工头都没到！不用再找原因了，这就是这些工人如此迟到的原因。”

那天至少有13个人迟到。每当其中一名工人出现时，总工程师就会将怒火发泄在领班们身上。

他继续在会议上责备工人“像老鼠一样在工地上捡木块”——工人确实习惯于

“嘿！光哲，你这个混蛋。今天又迟到了！”

工地总工程师

← 刊登于布鲁塞尔《 Le Soir》的 Cost 漫画。

将废料带回家生火，或在市场上作为薪柴出售。他还指责工人从工地偷水泥，提醒说即使是碎片也是完整的建筑材料。

早会在一小时后结束，我们在9点进入了高强度工作阶段。当天的任务是将沙子、水泥和水混合调制砂浆——在没有机器帮助、必须手工操作的情况下，这项任务并不简单。

殴打与辱骂。正当我们开始工作时，那个著名的光哲（Kwang Chol）终于到了。自从这个工地开工以来，他几乎每天都迟到，因为他家住得非常远。领班发现了他的身影：“嘿！光哲，你这个混蛋。今天又迟到了！”

言语的暴力让在场的整个团队都惊呆了，但当领班开始对光哲拳脚相加时，每个人感到更加震惊。他殴打迟到者的脸部、肋骨和小腿，同时因其迟到而辱骂他。直到光哲流鼻血，这场袭击才停止。其他所有人则像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开始工作。

午餐时间，每个人吃自己带来的食物。但光哲没有饭，于是其他工人从自己的饭盒里分给他一勺米饭。

当他想独自待在一边时，领班邀请他一起吃饭。“坐这儿，别让我血压升高，”他警告道。他还递给他饮料。“来吧，光哲，我今天早上做得有点过分了，我很抱歉。但这都是为了你好！如果你在社会上这样生活，你在任何地方都生存不下去。”

光哲一边吃一边哭，没有回答。我们其他人为他感到难过。

下午，我们继续搅拌砂浆，然后将其运送到砌筑工地，

BÉRIZ 2 / 4 在金正恩的国家

●●● 这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也是所有幻想的聚集地。原因在于：该政权成功地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绝对君主制的王朝运作方式进行了不可思议的综合。2600万北韩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怎么想？这个由不同时期逃离的脱北者证词组成的系列，提供了一次深入这个“隐士王国”内部的罕见机会。

在下一期中：周末到了，我们做什么？

然后运到三楼。在某个时刻，我们必须经过一根仅30厘米宽的长梁，这使得两名搬运50公斤砂浆的男子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杂技”表演。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由于有钢筋突出，一次跌落就可能导致腿部骨折、颅骨骨折，甚至更糟。

我在梁上前进时睁大眼睛，集中注意力在脚部的动作上……每次成功通过，我的脊背都会流下一身冷汗。

工作在22时30分结束，当时由于短缺，提供给出版社的电力被切断了。在一次总结会后，我跨上自行车，疯狂地蹬车，以便在午夜前回到家。几个小时后，我就得起床再次出发，开始新的一天工作。

—Jin Ju-dong，发布于2025, 12月22日，由 Olivier Ragasol 翻译

从一个大洲到另一个大洲。

哥伦比亚：一个充满仇恨的政治阶层

极右翼总统阿贝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Abelardo de la Espriella）于 8 月 7 日在极其紧张的氛围中就职。在作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Juan Gabriel Vásquez）看来，他的当选可能会在国家内部引发新一轮的仇恨循环。

——摘自《国家报》美洲版（墨西哥）

我们并不需要等到经历如此紧张的选举才明白每个人早已知晓的事实：这个国家已经分裂 [6 月 21 日的总统大选结果为：极右翼候选人阿贝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以 49,66 % 的得票率当选，而左翼候选人伊万·塞佩达（Iván Cepeda）得票率为 48,70 %]。在我成年后的整个生活中，哥伦比亚人从未像现在这样倾向于互相伤害；只要暴力是施加在对方阵营身上，他们就愿意容忍或将其正当化；他们倾向于将对手视为敌人，并为了损害他人的名誉或形象而进行诽谤。

如今对此感到惊讶已很难，因为这正是我们的领导人在过去十年中所追求的。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2002 年至 2010 年的保守派总统）和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2022 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左翼总统）只是加剧了这个问题：他们两人都将播种分裂、不信任和蔑视视为自己的使命，因为没有什么比给公民一个敌人更能有效地动员他们了。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没有敌人时，人们生活平静；而平静的人不会被动员起来。

为了赢得选举，成功的秘诀如下：确定一个敌人；告诉公民这个敌人是致命的威胁；制造必要的论调来谴责、仇恨并将其非人化；然后说服公民，他们生存的唯一机会就是与同类一起在部落中寻求庇护，在首领的保护之下。

当然，这个独裁者（caudillo）并不完美。他可能会撒谎或腐败。他的经历可能被一些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不可接受的丑闻所玷污。但这无关紧要，必须将其抹去，表现出宽容或视而不见。当涉及到生死攸关的问题时，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如果有人在生存威胁面前提供保护，我们不会挑剔。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

很少有地方像哥伦比亚这样验证过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暴力和哀悼之中八十年了。原因在于：作为暴力主要煽动者的武装团体；政党及其在——坦白说——一场真正的内战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些为了革命而变成绑架者和恐怖分子的游击队员；那些在试图拯救祖国的过程中，通过酷刑和屠杀我国人民，甚至使用焚尸炉来让受害者消失的准军事组织；那些为了“将哥伦比亚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而进行迫害和暗杀的政府军队；将黑手党行径常态化的毒品卡特尔；以及争夺非法经济市场份额的犯罪团伙。简而言之，哥伦比亚不缺暴力参与者。

所以，是的：在哥伦比亚，人们完全可能感受到这种暴力的威胁。采取措施来防范这种暴力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可取的。问题在于，这些措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性的，而我们的绝大多数当选代表未能应对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我们的国家，任何关于错误以及

每个人责任的讨论最终变成了在问“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种僵局正是我们几十年来继续互相残杀的原因之一。回顾过去，每一次侵略都有一个完美的借口；每一次暴力行为都是在回应之前的某种暴力，无论这种暴力是真实的还是暗示的。然而，在我们的政治历史上，很少有选举候选人拥有足够的精神高尚，能够不去利用那些侵蚀这个国家的恐惧与仇恨。

威胁。这正是上次选举期间发生的事情，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剧烈。阿贝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Abelardo de la Espriella）将整个竞选活动建立在暴力和威胁之上，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按照这个速度，到他就职时，是否还剩下可以被他威胁的人？

紧张的就职典礼

●●● 8月7日，在拉丁美洲右翼民粹主义国家元首、宗教人士以及一个专门从事打击贩毒的美国代表团的见证下，阿贝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Abelardo de la Espriella）在卡利就任哥伦比亚总统。在军队方阵面前，他签署了结束前任左翼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全面和平”战略的文件，后者此前曾试图与武装团体谈判但未获成功。新总统宣布了一项以对抗为核心的新战略。8月9日，六名武装团体成员被击毙。前一天，在北部地区，一名警察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丧生。

“Bertrams 的插画，发表于荷兰《De Groene Amsterdammer》。”

他首先攻击了整个左翼：每个人都听到他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将其“撕成碎片”。他尤其针对古斯塔沃·佩特罗的支持者：“他们是共和国的敌人，必须将其视作敌人对待。我们必须在所有战线、用尽一切手段击败他们。”

很少有人具备足够的精神高尚，能够不去利用恐惧与仇恨。

随后，他威胁媒体：“某些记者在政治上存在偏见。在我的任期内，我不想处于他们的位置。”

接着，在第二轮投票前夕，他甚至威胁国会，如果国会阻挠他的改革：“如果国会中的某些派系逃避责任并背叛公民的授权，他们将面对一个由人民选出、拥有强大民众支持并与数百万意图发声的哥伦比亚人直接联系的政府。”

但“佩特罗主义”（[以卸任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命名]）以倾向于升级对抗而闻名，而非以责任感著称。古斯塔沃·波利瓦尔（Gustavo Bolívar，记者及佩特罗的前心腹）火上浇油地威胁道：“我提前警告企业主们。那些掌握经济权力的人们请注意，如果极右翼的暴力阵营获胜，这个国家将会陷入战火。”2014年，当司法部门开始关注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的案件以及将其移交司法审判的可能性时，难以言表的弗朗西斯科·桑托斯（Francisco Santos，同样是记者且曾任乌里韦的副总统）也发出了威胁：“我们乌里韦主义者不会坐视不管，”他雷霆般地吼道，“如果你们敢动乌里韦的一根头发，这个国家就会陷入战火。”

我点火，你点火，他点火，我们一起点燃这个国家…… 至少，有一件事是所有人都达成共识的。

—胡安·加布里埃尔·巴斯克斯（Juan Gabriel Vásquez），发表于6月28日，卢卡斯·特斯图（Lucas Testut）翻译

n° 1867，8月13日至19日，2026年

六月一个温柔的夜晚，接近午夜，在德克萨斯州海岸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 SpaceX 公司总部 Starbase，安东尼·戈麦斯（Anthony Gomez）来看火箭。我们行驶在 4 号州道上，他将其戏称为“通往火星的高速公路”，目的是目睹一个 Starship 原型机被转移到测试场。 “这是技术的巅峰，”43 岁的戈麦斯兴奋地说道，他是 Rocket Ranch 的管理合伙人，那里像是火箭爱好者的一个大本营。“这是人类所能做到的极致。”

像往常一样，州警封锁了连接 Starbase 工厂与测试场之间 8 公里的路段。边境巡逻队的车辆部署在道路两旁。在格兰德河（Rio Grande）的另一侧，距离墨西哥不到 2 公里。突然，火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银色圆柱体在黑暗中由数百个轮子承载着缓缓移动。“我就是为此而活的，”戈麦斯向我们坦言。

十五年前，博卡奇卡（Boca Chica）海滩还是一片原始的海岸线，当地居民常来这里举行烧烤，或开着吉普车在沙丘中穿行。不远处的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市是与墨西哥贸易的关键枢纽，但这并未能消除其深陷的长期贫困。此外，由于该海滩位于一个对企业非常欢迎的州（德克萨斯州），这里也成为了发射火箭的理想地点。

2021年，埃隆·马斯克在其平台X上发布的一条邀请追随者搬到星际基地（Starbase）定居的消息，加速了该地的蜕变。这里变成了一座公司镇（company town），一座

美国。Starbase，蚕食德克萨斯州的 SpaceX 总部

这座建在国家最南端的“公司城镇”迎来了 SpaceX 的员工。其使命？服务于这位美国亿万富翁的终极野心：征服火星。

对于一家承诺人工智能革命和星际旅行民主化的新型公司来说，这里是一座真正的“公司城镇”。去年，Starbase 正式成为一座拥有 500 名居民的“法定市镇”，其中大多数人为 SpaceX 工作。如今，这里吸引了像 Gomez 这样其他的热情爱好者，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窥见未来的模样。

军事巡逻。Starbase 也是唐纳德·特朗普式美国的最新象征。在 SpaceX 之城以惊人速度拔地而起的同时，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项目之一也正在实施。在这一边境地区，又多了一个巨大的工地，而沿途遍布的检查站和巡逻队，清晰地提醒着总统对移民采取的镇压政策。很少有地方能如此精准地概括他第二任期的优先事项：科技巨头的权力、地缘政治野心以及被围攻的堡垒心态。

在 Starbase，许多居民最近也发了财。SpaceX 在华尔街的强势进入，使这家火箭制造商跻身全球估值最高的公司之列，其许多员工在账面上成为了百万富翁。然而，Starbase 的居民不愿谈论他们的财富或雇主。该市的负责人（大多为 SpaceX 员工）拒绝发表评论。事实上，该公司的员工和分包商受保密条款的约束。甚至要出示证明才能进入 Starbase 的住宅区。

虽然前往其他行星的旅行对 SpaceX 来说仍是幻想，但其在地球上的工程正以光速推进。这座城市像一个真正的蚁穴。卡车和特斯拉 Cybertruck 在通往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的道路上持续行驶，该道路已被扩建为四车道。在 Mars-a-Lago 街（一个结合了火星和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著名地产海湖庄园的双关语）附近，工人们正在建设 Gigabay，马斯克计划在这里流水线生产火箭。

沿着道路继续前行，矗立着高度超过 120 米的发射塔。在地平线上，可以看到二十多台起重机在 NextDecade 液化天然气（GNL）终端工地上忙碌。该终端每年将生产 3000万吨液化天然气，从而能够填补特朗普时代其他任务的缺口：出口“自由分子”，具体而言就是天然气分子。

“在博卡奇卡（Boca Chica）的海滩上，当地人不再受欢迎。这里现在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区域。”

Rebekah Hinojosa，环保活动人士

未来的武器制造商和其他科技公司也密切关注该地区。位于奥斯汀的科技军工企业 Saronic Technologies 希望在此建设一座价值 32 亿加元 [28 亿欧元] 的造船厂。数据中心的入驻项目也在研究之中。

这种快速增长和新居民的到来引发了紧张局势。SpaceX 员工与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市的融合并非易事，该市拥有大量西班牙裔人口。这座城市刚刚从一波 ICE（联邦移民警察）的突袭中恢复过来，而这正是特朗普时代的另一个象征。“该地区一直投票给民主党，但在上次选举中完全转向。你认为是当地的老居民投票给了共和党吗？”GRT Realty 房地产中介的所有者克雷格·格罗夫（Craig Grove）质疑道。

格罗夫是那些通过 SpaceX 的扩张而致富的企业主之一。“我的生活确实改变了，”他承认道，“我支持这个项目。但我是否始终同意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是。这有点像我和我妻子的关系，我并不总是同意她的看法，但我们依然维持着婚姻。”

而布朗斯维尔的居民在几公里外就能认出 SpaceX 的员工。“他们的站姿有一种独特的感觉，而且其中不少人有很多纹身。他们有一种‘阿尔法男’的气质，”一名当地居民指出，“他们是焊工，但与那些在天然气工地工作的人不同：他们对 SpaceX 项目深信不疑。”

在布朗斯维尔，市政府对 SpaceX 项目表示热烈欢迎。一些当地企业家甚至利用太空主题开设了新店，比如 Space Dog Station 热狗摊或 Pluton Brewing 精酿啤酒厂。但由马斯克基金会资助的洛杉矶艺术家泰迪·凯利（Teddy Kelly）的一幅壁画在 2022 年遭到破坏。壁画上被用黑色喷漆写上了“士绅化”（Gentrification）和“反对 SpaceX”的字样。

环保活动人士丽贝卡·希诺霍萨（Rebekah Hinojosa）因这些破坏行为被监禁了一天，但她拒绝承认自己是作者。在布朗斯维尔的办公室里，她告诉我们，她所在的组织——南德克萨斯环境正义网络（Réseau pour la justice environnementale du sud du Texas）已提起“法律诉讼，以对抗 SpaceX 的扩建计划，该计划预计将占用近 300 公顷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在博卡奇卡（Boca Chica）海滩，当地人不再受欢迎，”这位环保活动人士解释道，“SpaceX 正在将其完全据为己有，那里现在成了高度军事化、严密监控的区域。这太悲剧了。”

发射场。 这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感到有些心灰意冷。几天前，她的组织向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提出的请求被驳回，该请求旨在要求在火箭发射期间博卡奇卡海滩对所有人保持开放。“感觉所有这些跨国公司像是刚刚发现这个地区，并试图同时在这里实施他们的项目，”她遗憾地表示，“人们想要一个安全健康的前景，但许多当选官员只看中了那些赚取数十亿美元的企业。”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Ken Paxton）在 X 平台的一篇帖子中对该州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赞赏：“德克萨斯州的法律可以限制进入海滩的某些区域，以确保居民的安全，这正是为 SpaceX 提供一个既安全又可运行的发射场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们的网站上

我们的系列报道：“超级富豪，一个独立的世界”

在一个巨额财富达到惊人水平的时代，超级富豪们似乎与凡人脱节，在一个独立的社会——甚至心理——空间中活动。这就是我们网站于 2026 年 7 月 13 日至 8 月 17 日期间，每周一发布、共六集的系列文章所讲述的内容。

在海湾的另一侧，面对着星际基地（Starbase），位于沿海城镇伊莎贝尔港（Port Isabel）的 Hopper Haus 酒吧老板巴顿·比克顿（Barton Bickerton）讲述道，埃隆·马斯克的员工们会乘坐气垫船从基地过来，一边啜饮着古典鸡尾酒（Old fashioned），一边在笔记本电脑上工作到深夜。在火箭发射期间，他的生意最红火。“这些发射活动就像是我们的春假，”他透露道。

这位 57 岁的男子对海滩生态系统遭受的破坏以及租金上涨感到遗憾。然而，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 SpaceX 发射塔上被称为“筷子”的机械臂首次在飞行中接住返回的星舰（Starship）飞船。“那绝对会非常疯狂，”他总结道。

—Stephanie Findlay，发布于 7 月 1 日，由 Mélanie Liffschitz 翻译

在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市中心，一幅写有“从博卡奇卡（Boca Chica）到火星”字样的壁画描绘了埃隆·马斯克。照片：Meredith Kohut /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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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邮报 (COURRIER INTERNATIONAL)

28.

国际邮报 - 第 1867 期，2016 年 8 月 13 日至 19 日

封面故事

驯服

地点

法国、希腊、西班牙、美国……自夏季伊始，大规模火灾正摧毁整个地区。火灾发生时间更早，强度比以往更高。德国的《时代周报》(Die Zeit) 强调，现在必须从中吸取教训。重新审视我们管理森林的方式，充分利用技术预测火势行为……这些是外国媒体发现的一些方向。

国际邮报 - 第 1867 期，2020 年 8 月 13 日至 19 日

← Chappatte 的插画，发表于日内瓦的《时间报》(Le Temps)。

来源

《时代周报》 (DIE ZEIT)

德国汉堡，周刊 zeit.de

这家由英国占领军于 1946 年创办并设立在汉堡的大型政治信息与分析报纸，隶属于 Holtzbrinck 集团。该报风格尖锐且严谨，包容且自由，于每周四出版，以其考究的版面设计和图像风格著称。设立在柏林的 Zeit Online 网站拥有独立的编辑部。

法国之夏给北欧的启示

高温、火灾、干旱：这位德国记者写道，在气候危机中，法国处于领先地位。袭击法国的特大火灾揭示了其北面邻国将面临的局面……以及如何更好地为未来的夏天做准备。

— 《时代周报》（汉堡）

前所未见。 法国消防员在电视节目的采访中不断重复：他们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一场能产生自身闪电和阵风的火灾，尽管动员了数千名专业人员以及来自全欧洲的飞机，但这场大火几乎无法控制，其热量之高甚至能使数吨水瞬间蒸发。它排放出的烟雾如此之多，以至于数十万法国人呼吸到了充满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和细颗粒物的空气，不得不重新戴上 FFP2 口罩，试图避免窒息和哮喘发作。它还导致了超常数量的灰烬如雨般落下。前所未见。

在德国，我们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特大火灾，那些树木在几秒钟内就被点燃，就像巨大的火柴一样。

我们可以感谢法国在气候危机中总是领先一步，在之前替我们承受这些灾难。法国就像一个水晶球，见证了其北面邻国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可能就在今年夏天或秋天——将面临的情况。

快速升温。 洪水、干旱、缺水、病毒（包括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等）、致命的热浪……法国受到的打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科学家的预测，特别是欧洲环境署的预测，是一致的：大多数此类极端事件正在向北传播。并非来自全球南方，而是来自欧洲南部。

如果说以前人们在哀悼被认为在气候危机中最脆弱的孟加拉国人的命运，那么现在不可否认的是，欧洲是升温最快的大陆——大约比地球其他地区快两倍。根据欧洲哥白尼观测计划，欧洲的平均温度已经比工业化前时代增加了 2.5 度。其原因多种多样：特别是大气环流的变化，以及逐渐消失的、能够反射太阳辐射的积雪覆盖层。因此，我们的气候命运现在是在南边几百公里处勾勒出来的，不在孟加拉国或波多黎各，而是在波尔多或佩皮尼昂。

目前，德国在森林火灾方面相对幸免。去年，约 2600 公顷土地被火焰摧毁，大部分发生在德国东部，而前几年的数字也基本相同，甚至

吉伦特省火灾的烟味一直飘到了弗赖堡——以至于一些担忧的居民给消防队打了电话。

更低。而在法国，仅在 1 月至 7 月之间就有超过 120 000 公顷土地化为灰烬，几乎是前者的 50 倍。但[在德国]，所有有利于火灾的因素也都已齐备：极端高温、干枯的植被、强风。

我们可以从邻国经历的悲剧中汲取什么教训？法国本土的火灾证明了不作为的危险。吉龙德省火灾的烟味一直飘到了弗赖堡——以至于一些担忧的居民拨打了消防电话。希望这场火灾带来的影响最终也能触及柏林，至少在政治层面如此。因为到目前为止，针对极端气候现象的预防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话题：选民们更倾向于舒适的生活、廉价的汽油、税制改革和强势人物，而非防火预防计划。

封面报道

《国际邮报》——第 1867 期，2016 年 8 月 13 日至 19 日

宣布气候危机的紧急状态并不怎么具有吸引力。相反，那些主张采取行动的人很快会被指责为干扰经济、消费者、习惯以及社会平衡。

法国人现在看到了、听到了并闻到了过去这种麻木状态带来的直接后果。在之前的灾难（如 [2021 年] 阿尔河谷的洪水以及 2020 年和 2021 年的酷暑夏季）之后所采取的不作为，足以令人沮丧。但气候灾难的频发可以起到电击般的警醒作用。

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是一个极佳的意识觉醒晴雨表：作为一个出色的机会主义者，她总是抓住令法国人担忧的竞选主题。虽然 [她的政党过去曾淡化] 气候危机，但她现在承认局势的严重性，甚至要求采取预防措施——当然不乏某种民粹主义色彩，她承诺大肆提供空调便可见一斑。因为她的选民现在正承受着热带之夜和火灾烟雾的折磨。

德国人同样未能逃脱气候变化的波及：极端气温、被迫取消的度假计划，以及该国西南部的焦味。这应该能唤醒我们的政治负责人。我们可以挽救生命——住宅、森林、农田、露营地、工作空间、养老院。这是今年夏天火灾的另一项统计结果。

针叶林单一种植。 法国在 2022 年曾遭受朗德森林一场巨大火灾的打击，但几乎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悲剧重演。就在那个夏天，在经历了极其干燥的年初之后，松树便化为灰烬。当时人们说，这是“前所未见”。然而，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森林依然如此脆弱：那是视线所及之处精心排列的针叶林单一种植。今年，约 42,000 公顷土地被化为灰烬，是四年前的两倍。“前所未见”。

必须承认，法国准备得非常不足。政府既没有更新也没有扩充其老旧的 Canadair 灭火机机队。其中多架飞机目前正在维修，而此时有超过 200,000 名法国人不得不从灾区撤离。现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订购新的轰炸机并培训新的消防员。与此同时，林业工人正在深夜的酷暑中忙于挖掘防火带。

德国可以通过现在就采取行动来避免这些深夜干预。这并非因为德国已走投无路，而是因为德国意识到了法国的情况。目前德国政府不拥有任何水上轰炸机，仅哈尔茨区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拥有一架从一家波兰公司租赁的飞机。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柏林可以请求欧盟救援。

欧盟的危机储备，但这需要时间。如果能有几架 Canadair 灭火机就太好了，而更好的方案是采取预防措施来对抗火灾。因为所有专家都会告诉你：对抗特大森林火灾的关键在于冬季。正是在那个时候，需要挖掘林间防火沟，并规划布置不易燃的地块——如葡萄园、果园或体育场。

必须在冬季在林区挖掘防火隔离带，并规划布置不易燃的地块。

相比之下，法国人在面对热浪时应对得更好。他们从 2003 年 8 月发生的一场可怕热浪中吸取了教训——再一次，他们在我们之前经历了恐怖——那场热浪造成了至少 15 000 人死亡。许多受害者独自死在家中，直到腐烂的气味引起邻居警觉，救援人员才发现他们的尸体。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次创伤。前所未见。

此后，每个市镇都必须建立一份居住在其领土上的脆弱人群名单——包括老年人、病人及孤立人员。在高温期间，社会工作者会定期给他们打电话，提醒他们补充水分并在晚上通风，为他们配送瓶装水和电风扇，或带他们前往空调空间避暑。

今年，热浪从 6 月起就袭击了法国本土，随后在 7 月又出现了两次——创下了新纪录。再次有法国人在巴黎或马赛阁楼公寓的闷热中丧生。因为许多住房的隔热性能依然很差，且城市混凝土化过于严重。尽管目前估计死亡人数超过 5 000, 人，但仍远低于几年前的水平。

而德国仍然没有全国性的抗击热浪计划。即使在地方层面，此类机制也经常缺失。一些大城市仅提供信息通知，而像科隆这样的城市则详细列出了卫生部门的信息告知方式或免费饮用水供应点。

法国这种“水晶球”式的预见优势在于，它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有效，什么无效。它揭示了抗击热浪计划的成功，林火预防工作的不足，以及截至目前为止，干旱预防工作的失败。

如今法国本土比 2021 年和 2022, 年的极端夏季更加干旱，但仍未找到如何合理分配日益匮乏的水资源的方法。是否应该优先考虑旅游业，

[...OMITTED...]

地球的高风险夏季

火灾风险等级

2026年8月10日至11日期间的预测

低极高

来源：全球野生动物信息系统，ECMWF 火灾天气指数 (FWI) 1日预测 (2026年8月10日-2026年8月11日)

……农业，还是核电站的冷却？这个国家感到束手无策，只有火灾暂时掩盖了这一缺陷。在2022, 年的干旱期间，法国人就已经在谈论一种“从未见过”的局面。那一年，法国南部500多个市镇出现了饮用水供应中断：水龙头和淋浴间里滴水未剩，或者水质太差无法饮用。水罐车被派往村庄补给，另一些则运来整托盘的矿泉水，每户家庭每天分到1到2组六瓶装的水。

水战争。 与此同时，公民们开始集结，反对建设巨型蓄水池（mégabassines）——这些旨在用于灌溉且抽取自地下水的蓄水设施。局势不断恶化，直到抗议者与执法人员之间爆发激烈冲突——一些环保活动人士最终被送上法庭，一些警察则因言论不当和蓄意开枪而受到处罚 [调查仍在进行中]。

法国的这面“水晶球”或许向我们展示了水战争是如何产生的：当政府在没有任何沟通、没有让公民参与的情况下监管一项至关重要的资源时。这足以引发周边居民的担忧、激烈的抗议、对工地的占领，有时甚至会对政治负责人、农民、环保捍卫者产生暴力行为。就像一个由邻居发出的警报：水短缺将进一步恶化，并且很可能会演变为暴力。

然而，在烈焰的帷幕之中，也有美好的事物诞生。许多法国人战斗到精疲力竭以对抗火灾，为整个消防团烹饪，接纳被疏散的邻居。当我们的朋友、家人和周围环境受到威胁时，不作为便停止了。面对这种团结的冲动，来自阿维尼翁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院 (Inrae) 的研究员埃里克·里戈洛 (Éric Rigolot) 只希望一件事：所有这些今天献身于救援的人们，在面对气候危机的根源时也能表现出同样的斗志。

矛盾的是，这些根源同样与火有关——更准确地说，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燃烧。因此，从法国的这场灾难中吸取的首要教训应该是限制这些燃烧。因为并非所有悲剧都有解决方案。即使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专业人士，在面对像吉伦特省那样的大火时也会感到无能为力。

如果说有一件事值得记住，那就是德国人很快也将面临他们自己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威胁。希望他们到时候不会说：“这是从未见过的”，而是说：“我们预见到了。”并且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安妮卡·约雷斯 (Annika Joeres)，发表于8月2日，由马农·德尔富尔 (Manon Delfour) 翻译

原文为法语。

国际邮报 - 第1867号，2006年8月15日至19日

火灾：如何驯服烈火。31

欧洲

7月，多个国家受到严重火灾影响，导致人口迁移，尤其是在西班牙、法国和希腊

澳大利亚

据预报，下一次厄尔尼诺现象将具有毁灭性，人们担心南半球的夏季（11月至次年4月）将特别有利于火灾的发生

头条

森林火灾：轮到荷兰起火了

8月3日，荷兰东南部的一处自然保护区发生火灾。在风力、高温，尤其是持续干旱等有利条件的推动下，火势迅速蔓延。荷兰日报

《人民报》（De Volkskrant） 警告称，这些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情况将会进一步恶化。

气候失调不能成为不作为的理由

《ABC报》愤怒地指出，将席卷欧洲南部的火灾规模归咎于气候剧变，不能成为掩盖当局失职的理由。

—ABC（马德里）

我们必须停止将火灾和其他自然灾害的责任仅归咎于气候失调。这一现象已成为某些行政部门的理想借口，让他们在多年来忽视森林保护与管理之后，试图逃避责任；而如今，这些森林在面对每年夏天席卷西班牙广大地区的火灾时，已处于毫无防御的状态。

将气候变化作为自然灾害的唯一解释，对于不承认错误来说也非常诱人。没有人否认气候可能会增加某些极端事件的强度和频率。但几十年来人们也知道，虽然无法避免所有的起火点，但可以通过真正的森林管理来减缓火势蔓延并限制其影响。而这种管理在今天却完全缺失。

脱离实际的管理。 常态化的巡逻监测、林下清理、除灌木、放牧，以及防火道的创建与维护：所有这些实践都依赖于几代人开发出的专业知识。然而，这些措施往往被僵化的法规和官僚主义所阻碍，使得传统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变得复杂。

据称，多年来一种深刻脱离实际的自然观占据了主导，认为保护自然的最佳方式是将人为干预降至最低。然而，我们今天所赞赏的大部分景观，正是农民、牧民、林主与自然之间数世纪对话的成果。

逐渐驱逐这种人为存在，扼杀农业世界的盈利能力，并放弃森林的日常管理，导致了海量干燥植被的堆积，使得任何微小的起火点都会演变成破坏力更强的现象。

此外，某些环境政策存在矛盾。如果认定气候失调增加了火灾风险，逻辑上的反应应该是通过更强有力的干预使森林适应这一新现实，而非相反。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反而倾向于限制这些预防措施，而这些措施在过去能够减少易燃植被，从而遏制火势蔓延。

当然，预防工作始终有改进空间。新技术、卫星和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以及探测系统必须全面整合到灭火工作中。但任何创新都永远无法取代定期且传统的森林管理。预防工作一如既往地依赖于对地块的日常维护。

像部分政治阶层那样，将气候变化作为火灾唯一且绝对的解释，只不过是一种洗刷错误之责的手段，而这些错误最终由全体公民买单。—

发布于7月24日，由 Mélanie Liffschitz 翻译

我们的网站上

“最可怕的是缺乏愤怒”

日益频发的环境灾难并非偶然：欧洲媒体提醒道，由于气候失调，这些灾难早已预见。从比利时的《De Morgen》到西班牙的《国家报》，多家媒体呼吁将“火灾政治化”。

封面报道

《国际邮报》 — 第 1867 期，2016 年 8 月 13 日至 19 日

增强欧洲景观的韧性

一架飞机将飞入“火暴”之中，以更好地了解它们。人们对火积雨云（pyrocumulonimbus）知之甚少，这种巨大的云团在法国以及美国西北部的剧烈火灾上方形成。为了更好地评估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一项研究项目计划采集并分析烟雾样本。《自然》（Nature）杂志报道称，不幸的是，当前的季节恰好适合开展此项研究。

在欧洲，尽管近年来火灾数量有所减少，但强度却大幅增加，例如在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肆虐的巨型火灾。现在是时候改变策略，将重点转向国土规划和预防工作了。

—《新科学家》（伦敦）

在规模前所未有的火灾继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之际，批评之声也再次高涨。在比利牛斯山脉两侧，极右翼指责政府在 Canadair 灭火飞机上的投资不足，目前近一半的飞机处于停用状态。此外，一些政治负责人指责由保守派领导的地区（如马德里）损害了火灾控制能力，在马德里，森林防火和灭火部门的人员配备仅为 50%。

但专家们感叹，这些争议集中在症状而非病根上。欧洲最好在火灾预防方面投入更多，特别是通过计划烧除（brûlage dirigé）行动，甚至允许部分火灾自由燃烧。这也适用于英国，在英国，火焰曾一度接近萨福克郡的 Sizewell 核电站 5 公里处，并在苏格兰的 Cairngorms 国家公园摧毁了 25 平方公里的荒原和森林。“你可以将飞机的数量增加两倍、三倍，但这将耗费极高的成本，且每花掉一欧元，就意味着在预防方面少投入一欧元，”法国专业研究机构 Warucene 的 Sébastien Lahaye 总结道，“即便如此，仍然会有的一场或多场火灾失控，从而演变成巨大的火灾。”这些灾难性现象由干旱、高温和可燃物的堆积共同驱动，而今年，所有这些因素都大量聚集。

欧洲部分地区潮湿的春季促进了植被生长，随后在普遍的夏季干旱影响下枯萎。这一切又发生在热浪的背景下——自年初以来，欧洲大陆已经经历了第四波热浪。[截至 30 日 7 月]，欧盟（UE）境内已有超过 4300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焚毁；按照这个速度，欧盟似乎很有可能打破去年创下的 10800 平方公里的悲惨记录。在波尔多和马德里附近，规模前所未有的火灾导致了大规模疏散，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疏散行动之一。

然而，根据劳尔·科德罗（Raúl Cordero）及其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同事 [30 日 7 月] 发表的一项研究，自 1981 年以来，欧洲南部大陆年均森林火灾数量及被火焰摧毁的面积有所下降。地中海沿岸国家已提高公众对林区营火和香烟带来风险的意识，并凭借消防员培训的改进以及飞机和直升机机队的扩充，在快速扑灭大火方面取得了进展。

杂草。但由于加强了对火灾的打击，反而造成了一个真正的“火药桶”。灌木和丛林大量生长，导致最终失控的火灾更有可能演变成特大火灾。此外，农村人口外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悖论，使得旧有的农场和牧场被杂草侵占。与此同时，在巴塞罗那等城市周边的森林中，新的住宅不断出现，从而增加了火灾风险，因为大多数起火点都源于人为因素。

更何况，全球变暖的进展正在追上森林防火工作的进展。根据这项研究，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自1981年以来]，炎热、干燥且多风的[夏季]天数——这些都是有利于

▷ Tjeerd Royaards（荷兰）绘图。

火灾：如何驯服烈火。 33

火灾的天数——增加了一倍多。“今年夏天的事件似乎证实了我们的假设，”研究人员指出，“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巨型火灾的新时代，由于欧洲此前采取的打击和预防方法非常有效，因此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

欧洲不应试图完全消除火灾，而必须走另一条通常较为艰难的道路：进行国土规划，以提高面对火焰时的韧性。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的约翰·戈尔达默（Johann Goldammer）提醒道，目前许多国家仍将约 90 % 的防火预算用于灭火，而仅将 10 % 用于预防。“更好的做法应该是反过来，将 90 % 的可用资源投入到预防和各种前瞻性措施中，这样最终只需要剩下的 10 % 来灭火即可。”

欧盟设定了一个目标，到 2030 年恢复 20 % 的土地，以应对气候危机并保护生物多样性。但约翰·戈尔达默强调，森林地带通常需要特别关注，尤其是可持续开发。简单的砍伐树木是不够的。吉伦特省的火灾袭击了欧洲最大的人造林，这片 10 000 平方公里的林地曾经如此沼泽化，以至于牧羊人必须踩着高跷才能穿行。是拿破仑三世在 [19世纪] 下令排干沼泽并种植海滨松，这些松树至今仍被用于生产纸张和建筑木材。自 2022 年的惨烈火灾以来，经营者们修建了进入通道、注水沟渠和防火带。但他们也重新种植了松树，而这种 [高度易燃物种的] 单一文化增加了火灾风险。

不信任与争议。 正如在葡萄牙，2017 年特大火灾摧毁了佩德罗冈-格兰德（Pedrógão Grande）的桉树林，造成 66 人死亡。塞巴斯蒂安·拉海（Sébastien Lahaye）强调，虽然在朗德（Landes）森林中实现树种多样化可能并不容易，但至少应该扩大并增加防火带的数量。即使在没有维护完美的防火带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修剪枝条和清除灌木来限制火焰的蔓延。恢复果园、葡萄园、牧场和农田同样有助于创造一个高度各异的可燃物“马赛克”，而不是像波尔多和马德里周边那样，由于林地表面单一而导致火焰不可控制地蔓延。

一些西班牙地区在敏感地带投放了山羊、牛和羊群，以啃食易燃的灌木丛。但在法国，由于防火措施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之间存在分歧，仅有 30 % 的灌木被清除。清理林下植被的最佳方式通常仍然是受控焚烧（écobuage）。在美国西海岸，2020 年采取的这种旨在消除部分植被的预防性焚烧，使随后发生的火灾严重程度降低了 16 %，并最终使污染物颗粒排放量减少了 14 %。

但在人口密度高得多的欧洲，当地居民往往对这些预防技术持怀疑态度，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技术仍然是被禁止的。例如在朗德省（Landes），此类操作仅在道路沿线进行，而未在经营地块内部开展。来自威尔士斯旺西大学的斯特凡·多尔（Stefan Doerr）指出，有时甚至最好完全不对火灾进行干预，尤其是在冬季。但这一策略更具争议。“巴塞罗那地区的消防员会告诉你，如果森林中起火且风力不是特别强，就应该让它继续燃烧，这样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避免在条件更不利的情况下在同一地点再次起火，”他详细解释道，“谁不喜欢松林？但它们简直就是定时炸弹。”

—Alec Luhn，发布于 7 月 31 日，Manon Delfour 翻译

海外视角

西班牙：押注创新

●●● “自今年年初以来，西班牙发生了 29 起重大火灾，摧毁了约 114 796 公顷森林。其中，有 17 起火灾发生在 7 月的前 24 天内”，Wired 西班牙版在 7 月 24 日指出。事实上，西班牙是欧洲最常面临重复性火灾的国家之一，这促使其开发新的技术解决方案以帮助预防或扑灭火灾。例如，一种用于替代水的生物可降解液体，其效能和作用时间要长得多。它还可以喷洒在植被上以防止火焰蔓延。Wired 还描述了一套森林火灾早期检测系统，该系统结合了人工智能（AI）、传感器和自主无人机，可在几秒钟内识别并核实面积小于一公顷的起火点。其目标是：缩短响应时间。最后，西班牙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森林火灾评估 AI 模型：该模型基于卫星图像和大气变量，估算火灾潜在的蔓延距离、控制火势所需的时间以及所需的地面、人力和空中资源。

希腊：需要更多一线人员

●●● 希腊同样承受着灼人的伤痛。自 7 月底以来，多起火灾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从克里特岛到伯罗奔尼撒，从凯法洛尼亚到莱斯沃斯，以及阿提卡和波奥蒂亚。愤怒的情绪在积聚。“一个尊重其人民、照顾人民及其财产，尤其是照顾国家自然财富的国家，应当确保做好准备。在适当的时间。高效地。并且最重要的是，以一种具有威慑力的方式。

米佐塔基斯政府能声称做到了这一点吗？绝对不能！”中右翼日报 Ta Nea 写道。尽管在 2021 年成立了气候危机与民防部，并投入 25 亿欧元建设技术装备，但效果并不理想。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资料，自 2021, 500 000 公顷森林被焚毁。真正缺失的是人员……“消防部门一如既往地被轻视”，左翼报纸 Efsyn 斥责道。今年夏天有五名消防员殉职。希腊目前拥有 18 800 名在职消防员，虽然创下纪录……但依然不足。

美国：学会热爱火

●●● 纪龙省的松树和塞纳-马恩省的桦树的救赎，是否就在加利福尼亚红杉树的脚下？美国杂志 Anthropocene 报道了 7 月发表在 Nature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结论。2020 和 2021 年，火灾摧毁了内华达山脉国家公园内的约 13 000 棵红杉。对于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研究“计划烧除”（brûlages dirigés）的“绝佳机会”——即由公园管理人员触发的低强度火，旨在清除低矮植被，从而剥夺未来大火的燃料。通过结合卫星图像和激光束，研究人员确定，在过去十年中经过有意烧除的区域，红杉因火灾死亡的风险降低了 77 %。研究认为，如果所有区域都进行了计划烧除，近 3 900 棵这类巨树本可以被救下来。为了帮助红杉，“我们将不得不学会热爱火”，该杂志总结道。

封面故事

重新思考策略

在气候失调的影响下，火灾频发且强度增加。从澳大利亚到加利福尼亚，再到中国或欧盟，人们将技术进步与一线经验相结合，以预防和对抗火灾。

澳大利亚：预测火势行为

● 将西方科学与原住民专业知识相结合……BBC悉尼分局的一篇文章总结道，这是澳大利亚预防和打击丛林火灾的核心方法，这些火灾在岛屿大陆上愈演愈烈，威力不断增强。这一方法是在 2019-2020 年的“黑色之夏”（Black Summer）大火之后锻造而成的，那场火灾摧毁了相当于英国国土面积的区域。

因此，堪培拉建立了一个丛林火灾研究中心。这家英国媒体解释说：“其团队正在研究如何利用卫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来更好地检测火灾。”例如，卫星图像可以检测土壤的含水量，或指出可能含有大量可燃物（如枯叶、灌木或树皮碎片）的区域。

但这些数据无论多么精确，“只要不能转化为实地行动，就毫无用处”。而这正是数千年来在澳大利亚土地上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实现精准行动的地方。“通过利用原住民的生态知识——例如植物的颜色和气味，或树木投下的阴影——人们可以在火势被煽动起来之前就预测其行为。”

原住民知识的另一个根本贡献是：以火攻火。BBC详细介绍道，这就是“文化烧除”（brûlage culturel），一种旨在管理环境的同时保持与土地深层精神联系的古老实践。具体做法是点燃“受控火”，即通过小型可控火灾创造碎片化的景观，从而防止可燃物在单一区域积聚。

《卫报》澳大利亚版（The Guardian Australia）证实：“丛林火灾一直是澳大利亚景观的一部分。原住民数千年来一直利用火来管理他们的环境。”如今，森林火灾的威胁已成为所有澳大利亚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各地，永久性的道路指示牌会标明当天的火灾风险。在火灾季节到来之前，相关部门还会开展宣传活动，引导人们清理檐沟、修剪树木、清除房屋周围的所有易燃材料，并确保在需要保卫房屋时有可靠的水源供应。

《对话》（The Conversation）澳大利亚版的一篇文章指出，通过不断的实践，当局已经开发出一套四级预警系统。每个级别从“中等”到“灾难性”，都配有清晰的信息以及关于在风险日之前和期间应采取措施的建议。尽管如此，“最艰巨的挑战——激励人们遵循这些建议——仍然是一项长期工作”。

印度尼西亚：谴责农业工业化

● 《雅加达邮报》（The Jakarta Post）警告称，“印度尼西亚可能会迎来多年来最糟糕的森林火灾季”。自今年1月以来，已有 107 000 公顷的土地和森林被焚毁，其面积几乎是雅加达市面积的两倍。随着一场强度极高、预示着长期干旱的“哥斯拉”级厄尔尼诺现象的到来，这一损失预计将进一步增加。

但《对话》（The Conversation）印度尼西亚版观察到，今年的火灾呈现出不同的模式。虽然火灾继续袭击苏门答腊或加里曼丹等传统发源地，但它们也开始蔓延到此前相对未受影响的地区，如南巴布亚。该媒体认为，这一演变与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国家战略项目”（PSN）框架下的农业工业特许权开发直接相关。《对话》解释称，虽然气候变化增加了火灾的风险和强度，但“根本原因是由于砍伐森林、清理土地 [以及] 土地用途变更而导致的景观改变”，这使得这些地区在火灾面前变得越来越脆弱。

这一分析与印度尼西亚环境论坛（Walhi）最近的一项研究结论一致（该研究被《雅加达邮报》引用），研究表明，在加里曼丹检测到的热点中，至少 74 % 位于工业特许权区域内。

对于《对话》而言，“森林和灌木火灾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灭火的技术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政治和治理问题。”

欧盟：针对森林火灾的专项手段

● 空中、地面甚至卫星支持：当其成员国面临气候紧急情况时，欧盟（UE）能够发挥作用。7月底，随着欧洲的援助涌入法国，西班牙媒体对此表示赞赏。这27个成员国并非全部相邻，语言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认同“一个基本事实”，马德里的保守派网站 El Independiente 当时指出：“发生在欧洲领土上的灾难就是欧洲的灾难。”

事实上，火灾灾害如今几乎影响到了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正因如此，Euronews 指出，“欧盟在过去两年中致力于建立一套其称之为‘更严格、更综合的森林火灾防治战略’”。结果如何？

这家泛欧媒体解释道，首先，“欧盟通过设在布鲁塞尔的紧急反应协调中心（ERCC）采取行动，该中心将拥有灭火飞机、机组人员和设备的国家与有需求的国家联系起来，并协助支付运输费用”。

再见，希腊的夏天，我曾如此爱你。

在日报 Protagon 的专栏中，一名希腊记者写了一封苦涩而怀旧的告别信给夏天，夏日的温柔与恩惠在烈火的暴力中消逝。该专栏的法文译文可在我们的网站阅读。

一项 24 小时全天候 24, 的协调工作，辅以在欧盟层面管理的灭火飞机和直升机战略储备，旨在当国家资源及共同资源不足时进行干预。这家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新闻网站补充道：“随后是哥白尼（Copernicus）卫星制图服务，它能实时生成过火区域地图；以及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Effis），该系统可提前十天预测火灾风险并跟踪活跃火点。”

坚定的亲欧派意大利媒体 Il Foglio 对这些工具表示赞赏：“在过去的几周里，欧盟通过调动人员、手段和资源干预了法国和西班牙。这完全就像它面对外部军事威胁时所采取的行动一样，”该媒体解释道。

美国：加州房屋周围的“零号地带”

● 《旧金山纪事报》提醒道：“在过去十年中，火灾摧毁了加利福尼亚州近 60 000 栋房屋及其他建筑”。而“近六年来”，这个“金州”一直“致力于制定规则以更好地保护房屋”，特别是创建了一个名为“零号地带”的 1,50 米“缓冲”区域，该区域必须清除“所有可燃材料”。

《洛杉矶时报》接着写道，在“经过多年的激烈辩论”后，这些规则于去年4月公布。这是一个折中方案，通常允许保留（修剪整齐的）树木和草坪，但距离房屋 30 厘米以内的“安全区”除外。不过，一些加州地区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例如旧金山附近的伯克利，在那里，最易受影响社区的居民必须清除“零号地带”内的所有可燃材料（包括植物），仅有极少数例外。

《卫报》在网站上的一篇报道中讲述道，一些居民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痛苦的努力，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别无选择。

中国：持续的监控

● 香港网站 Singtao Global 引用法国发生的火灾（今年以来已有超过 91 000 公顷土地被焚毁）指出，“预防胜于治疗”。这种对比是残酷的：2025 年，中国仅记录到 226 起森林或草原火灾，影响面积不足 5 000 公顷。“这一成功并非偶然，”Singtao 自豪地表示，“它依托于一套以预防为核心的严格治理体系。”

尤其是依托于一套所谓的“天地一体”火源控制系统。在空中，“天网”集中了多颗气象卫星的数据，并由无人机提供的数据进行补充。但真正产生差异的是“地网”：“它包含大量视频监控点，结合人工智能算法，确保能够持续检测可能引发火灾的行为。”

“中国的这一方案值得许多国家研究，”Singtao 总结道。当然，前提是这些国家的公民愿意接受被永久监视。

印度：值得汲取的教训

● 7 月在吉伦特省（Gironde）燃烧的森林上方形成的火积雨云（pyrocumulonimbus），即“火风暴”，给印度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宽慰道：“目前，印度尚未报告出现火积雨云。但面对干旱的加剧和森林易燃性的增加，问题不再是明天是否可能出现这样的云，而是印度能从法国的例子中汲取什么教训。”覆盖印度近四分之一领土的茂密森林正受到一个致命组合的威胁：气温升高、季风（雨季）的不规律以及干旱期的延长。因此，据估计，超过三分之一的森林覆盖区被认为易发生“高强度重复性火灾”。—

国际邮报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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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光的功效

健康。 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开始购买发射红光的面罩、头盔甚至地毯。在这种日益增长的趋势背后，隐藏着令人好奇的生物学原理。而这些原理所在的位置，可能并非你所预想的地方。

—《自然》（Nature）摘录（伦敦）

2021年，皮肤科医生大卫·奥佐格（David Ozog）正与家人在巴哈马度假，此时他18岁的儿子不幸遭遇了严重的脑血管意外。这名青少年被飞机送回佛罗里达州，随后被转运至芝加哥接受手术。当他的儿子部分瘫痪地躺在医院病床上时，大卫·奥佐格接到了一位同事的电话，对方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建议。

这位同事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哈佛医学院的皮肤科医生，他向奥佐格讲述了其与美国国防部合作研究的初步结果。这些结果倾向于证明，在颅骨上应用红光和近红外光可以在脑损伤后保护神经组织。该研究人员建议他尝试给儿子进行这种治疗。

那天晚上，大卫·奥佐格一直阅读科学文章直到凌晨4点，随后订购了数块发射红光和近红外光的发光二极管（LED）面板。“起初，我是偷偷把它们带进医院的，” 这位就职于密歇根州大急流城亨利·福特健康医疗系统（Henry Ford Health）的皮肤科医生回忆道。

如今，他的儿子能够重新行走，并回到了大学继续学业。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红光疗法（或称“光生物调节法”）在其康复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大卫·奥佐格认为它有所帮助。他现在成了这一在当时被认为是边缘理论的信奉者。“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他坦言，“我当时在想，接受这种光照怎么可能产生任何生物学效应。”

但几年前还处于医学边缘的事物，如今正趋于成为常态。红光设备在皮肤科诊所、健康中心、更衣室和家庭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根据某些预测，在那些承诺能改善从皮肤老化到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TDAH）等各类领域效益的企业推动下，其全球市场规模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10亿加元 [8.6 亿欧元] —— 这些主张在社交网络上得到了广泛传播。

过度狂热。 尽管专家们对红光疗法引发的过度狂热发出警告，但仍有越来越多的严肃科学研究致力于探讨其对各种病症的益处。临床研究报告称，患有周围神经病变、视网膜变性和某些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情况有所改善。针对某些适应症，专家组已不再犹豫地推荐红光治疗。

研究人员也正在揭开红光和近红外光产生作用的奥秘：线粒体，作为细胞真正的能量工厂，似乎是这个谜题的核心部分。

随着证明红光优势的科学研究不断发展，人类接触红光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人们在室内停留的时间增加，远离了阳光；而节能努力导致照明灯具的光谱范围缩小，许多红光和近红外波长被剔除。一些科学家在思考这是否会产生生物学后果。大卫·奥佐格（David Ozog）观察到：我们简直是被剥夺了某种生物进化引导我们去接收的东西。

光线对人类健康起作用的假设并非新鲜事。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们已知紫外线辐射能刺激维生素 D 的产生。190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丹麦医生尼尔斯·里伯格·芬森（Niels Ryberg Finsen）] 意识到，浓缩的光辐射可用于治疗皮肤结核病。光疗法如今已成为

“整个光谱产生各种有益的效果。”

格伦·杰弗里，神经科学研究员

对抗季节性抑郁症的经典方法，而窄谱 UVB（紫外线）灯仍是治疗银屑病的核心手段。

“整个光谱产生各种对我们有益的效果，”伦敦大学学院（UCL）的神经科学研究员格伦·杰弗里（Glen Jeffery）肯定地表示。

在过去的十年里，几项小众临床研究证实了这些功效。2025 年，大卫·奥佐格加入了一个由 20 多名专家组成的团体，该团体是在一项关于此课题的大规模研究计划框架下聚集的。他们达成一致结论，认为这类红光疗法对于治疗多种类型的溃疡，以及周围神经病变、放射性皮炎和雄激素性脱发（一种脱发形式）是安全且有效的。

综合版块。

← 尼克·谢泼德（Nick Shepherd）绘图，英国。

小鼠大脑深层区域的细胞，这些细胞的丢失是疾病进展的原因。

初步的人体试验正在进行中。研究人员利用光纤将辐射尽可能地靠近病变细胞。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的神经科学专家约翰·米特罗法尼斯（John Mitrofanis）解释道：“神经科学家的梦想是找到一种有效的神经保护疗法，以防止细胞死亡。”

关键酶。尽管如此，关于波长、强度、最佳治疗时间、给药方式，甚至根据适应症而定的理想脉冲频率，仍存在许多疑问。人们同样不知道是否需要根据患者的年龄或肤色来调整剂量。最后，在这一切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光线如何能产生如此广泛的生物学效应？

从红光到近红外的波长比蓝色和紫外线等较短波长的散射要少得多。因此，某些光子（尤其是近红外区域的光子）具有穿透衣物的能力，其中一部分可以渗透进组织内部数厘米的深度，这就是它们能够作用于皮肤深层细胞的原因。

[版面噪声，已略]

而石油公司仍执意继续钻探

石油。 尽管气候失调的迹象已十分明显，但最大的几家石油公司仍在增加产量。这家英国日报谴责称，这是因为这些公司的领导者生活在平行现实中。

——《卫报》（伦敦）

当地球升温变得越来越危险时，为什么石油公司被允许继续加大力度开采，而不是为它们造成的危害买单？在北半球大部分地区被热穹顶笼罩、每天都在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儿童因被困车内而死亡、心脏病患者涌入医院、消防员与森林大火搏斗 [见第 28-35 页] 之际，这正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毫无疑问，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工业在气候失调中已经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同时它们在财务上也有动力继续这样做。只要慷慨的公共补贴不被特别税取代，它们就将继续从中获利。科学界的共识是压倒性的：燃烧的化石燃料越多，地球就越热。最近的一项归因研究 [发表于 6 月 26 日] 得出结论，“欧洲如此广阔地区所经历的最强烈且范围最广的热浪”如果没有人为引起的气候失调是不可能发生的。

新钻探。 然而，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确实打算让情况进一步恶化，因为燃料使用量越多，收益就越高。由于伊朗和中东战争导致油价上涨，近期利润激增，这将转化为对新钻探的大规模投资。

一项新分析显示，石油公司正展开一场竞争，旨在从地下提取更多的

石油和天然气。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 TPI 全球气候转型中心的数据，壳牌（Shell）、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雪佛龙（Chevron）以及另外七家大型上市公司，其平均目标是在 2024 年至 2030 年间将产量提高 14%。

更多的化石燃料？这正是这个过热的世界最不需要的东西。因为这使地球远离了《巴黎气候协定》[2015] 设定的目标，而其中许多公司此前却承诺遵守该协定。

这些领导者优先考虑的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而非我们星球的可居住性。

为了在 2100 年前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1,5℃ 至 2℃ 之间 [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石油产量必须在本十年内开始下降。而计划中的扩张比国际能源署（AIE）设想的（本已十分阴暗的）维持现状情景还要糟糕：本十年内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增长 5,9 %，将导致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出现 2,9℃ 的灾难性上升。

国际能源署（AIE）的表述已足够清晰：为了符合《巴黎协定》将升温控制在 2℃ 以下的目标，不得再开展新的碳氢化合物勘探或开采项目。

但那么，为什么化石燃料行业计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行更多的钻探？因为其领导者被迫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运行，在那里的伦理指南针指向的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而非

我们的星球。为了维持这种扭曲的秩序，投资者及其在媒体中的支持者们掌控了局面，旨在改变全球关于气候的讨论。

美好的承诺。 六年前，石油行业处于防御状态。在世界各地，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和气候罢课者们举行示威，反对化石能源。石油输出国组织将这一运动视为该行业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企业领导者们甚至在家里遭到自己子女的质疑。变革的动力正在加速。许多国家设定了碳中和目标。金融机构承诺在环境治理方面实现更宏大的目标。

一些石油公司（主要在欧洲）开始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当时处于最积极行列的BP公司承诺将其石油和天然气产量降低 40 %，同时将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增加十倍。时任首席执行官伯纳德·卢尼（Bernard Looney）承诺将BP打造为“一个既是盈利机器，又是造福社会的积极力量”。

与围绕光生物调制（photobiomodulation）的商业狂热保持距离。监管匮乏的健康产业正在跳步快进，科学家们担心这会给真正的科学进展蒙上阴影。

消费者现在可以购买各种发射红光的产品：发光棒、面罩、面板、地毯，甚至类似于晒黑床的设备。这些设备通常伴随着缺乏坚实基础的美好承诺。事实上，研究人员对这些商业设备进行的初步测试表明，除少数例外，它们远未达到宣称的质量。

谨慎！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便携式或可植入的LED设备，这些设备若与人工智能算法相结合，可以在实时状态下优化治疗。与此同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对近红外光疗法感兴趣，旨在提高宇航员在太空飞行期间的线粒体功能。

另一些人则认为，最显著的变化可能远没那么高科技：只需重新审视大多数人生活场所的照明即可。

格伦·杰弗里（Glen Jeffery）和罗伯特·福斯伯里（Robert Fosbury）在家里增加了一些白炽灯泡。他们并非唯一在自己身上实验光生物调制效果的人：大卫·奥佐格（David Ozog）在儿子康复期间开始为自己使用红光面板；约翰·米特罗法尼斯（John Mitrofanis）每天佩戴LED头盔，希望起到预防作用；胡安妮塔·安德斯（Juanita Anders）则在测试红光面罩。

埃尔克·布施贝克（Elke Buschbeck）则倾向于保持谨慎：“这让我担心，因为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对于那些寻求增加日常光照的人，她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建议：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

——琳恩·皮普尔斯（Lynne Peeples），

发布于 25 3月，由弗朗索瓦丝·勒莫因-米诺迪耶（Françoise Lemoine-Minaudier）翻译

综合板块。

Schot 绘图，荷兰。

那些被推迟到遥远未来的美好承诺，从未能达到《巴黎协定》将全球升温限制在 1,5℃ 的既定目标，因为它们依赖于未经验证的解决方案，例如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

相反，这些承诺的作用是安抚公众舆论，直到街头不再出现气候示威。而现在，在需要采取行动将这些模糊目标具体化的时候，许多石油公司开始反悔。

BP 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伯纳德·卢尼（Bernard Looney）在 2023 年被解雇，就在那一年，该公司决定不再将化石燃料产量降低 40 %，而是降低 25 %。两年后，该公司宣布了一项战略调整，将可再生能源投资减少 30 亿美元，并将每年用于石油和天然气的预算增加 100 亿美元。

现任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Meg O'Neill）正通过一种所谓的“更简单、更稳健”的战略，继续撤出低碳投资，也就是说，回归该行业的旧习。这家石油巨头目前的优先级是股东，而不再是社会责任和

几乎所有国家和企业似乎都在争先恐后地生产最后一桶原油。

环境责任。在世界燃烧、战争肆虐之际，BP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利润翻了一倍多，[达到32亿美元]。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一样。在同一时期，欧洲六大石油公司的累计利润激增43%：达到220亿美元，为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大多数公司撤回了在绿色能源方面的承诺，并加强了其生产项目。挪威国有石油公司Equinor将其2030年的油气生产目标提高了6%。

几乎所有国家和企业似乎都在争先恐后地生产最后一桶原油。在美国——这个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最高的国家，产量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总和——该行业的许多公司从未在意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诺。由于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在为他们提供便利，这些公司获得了增加产量（埃克森到2030年将以惊人的25%增长，雪佛龙为15%）以及通过一切必要手段开发市场的政治支持。

与此同时，他们的投资者和支持者通过干预股东权益或资助极右翼政治人物及反对碳中和的智库，将欧洲推向同一个方向。

爆炸性混合物。 将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油价上涨、董事会的新优先级、私人利益对国家的掌控、政治圈的支持，以及通过资金分发让反对碳中和的极右翼激进分子走上街头，而非让为气候罢工的青年走上街头——你将得到一个在吞噬地球的烈火中火上浇油的石油工业。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混合物，只会导致更多的爆炸。

这是纯粹的疯狂，将带来全球性的灾难性后果，尤其是在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下，据称这将是数十年以来最极端的一次。亚马逊地区正准备迎接更多的火灾和干旱，而此前还没来得及从上一次厄尔尼诺的影响中恢复，当时森林通常晴朗的天空变得像工业城市一样灰暗。这导致了世界上某些最大河流的干涸，以及海豚和其他动物的大规模死亡。

极地地区将面临更多的积雪和冰川融化，而这些原本会将太阳的热量反射回太空。地球系统的其他关键要素也将危险地接近其临界点。发生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这并非命中注定，现在依然不是。价值观必须改变。激励机制必须演进。

长期以来对人类大有裨益的化石燃料，必须被认清为它们本质上的毒药。石油公司必须为其选择违背承诺、将股东红利置于地球健康和人类福祉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

— 乔纳森·瓦茨 (Jonathan Watts)，发布于7月7日，由朱莉·马科特 (Julie Marcot) 和莱斯利·塔拉加 (Leslie Talaga) 翻译

简讯

“巨无霸指数”四十年的启示

经济 — “巨无霸指数”最初在 1986 年被构想为“一个有趣的思维实验”，旨在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生活成本，如今已成为一个基准。

此后，《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每六个月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其进行更新。其 8 月 1 日的版本庆祝了该指数诞生 40 周年。这使得该刊能够强调全球货币失衡现象正不断加剧。

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在一百多个国家销售，其成分在各地均相同，味道也完全一致。这家英国刊物解释道：“因此，人们可能会预期其价格在各地也相同。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揭示了货币真实价值的一些情况。”例如，在美国，一个巨无霸目前售价 6.22 美元。这相当于 200 新台币，而在台湾，用这笔钱可以买到两个半。在《经济学人》看来，“这意味着新台币被低估了：考虑到其购买力，它的价格比应有的价格更低”。

存储芯片 CXMT 在股市大获成功

技术 — 轮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被人工智能热潮席卷。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在 7 月 27 日一场“疯狂”的交易时段中，投资者争先恐后地投资全球主要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的长鑫存储（CXMT），一度将其股价推高至发行价的 500% 以上，即价格翻了六倍。该集团的股票最终收于 49 元（6.29 欧元），而发行价定为 8.66 元（1.11 欧元），涨幅依然高达 466%。CXMT 通过出售 67 亿股股票筹集了相当于 85 亿美元的资金，该日报指出，“这使其成为自 2010 年中国农业银行以来，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 IPO”。凭借近 35000 亿元 [4490 亿欧元] 的市值，它也是中国大陆估值最高的公司。

40.

360

杂志

童年书籍的魔力 • 文学... 44 科特迪瓦冲浪的兴起 • 体育... 46

卡萨布兰卡，在希望之间

360°

摄影师

宏伟的哈桑二世清真寺。前景是新建的豪华大楼。

在 Aïn Diab 繁华且高档社区的 Vanity Club。摄影 Alessandro Gandolfi

Alessandro Gandolfi 1970 年出生于意大利帕尔马，长期在《共和报》（La Repubblica）担任记者，随后成为摄影师，追随

他自幼培养的激情。这位意大利人是自学成才，完成了许多摄影报道，主要在欧洲，在这些作品中，他关注

欧洲大陆的主要社会议题，从气候变化到青年的前景，以及文化趋势。

幻象与蜃景

作品集

在意大利人亚历山德罗·甘多尔菲（Alessandro Gandolfi）的“呼唤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 Calling）系列作品中，他描绘了一座年轻、富有创意且充满活力的城市。然而，这座摩洛哥的经济之都也隐藏着许多裂痕与矛盾。

地图：国际邮报

360°

照片：亚历山德罗·甘多尔菲

↑ CMC网球俱乐部的场地，位于阿拉伯联盟公园前。

●●● 在夏季的每周，国际邮报 为您呈献由国际媒体选出的外国城市肖像，讲述我们的时代及其挑战。

在下一集：在柬埔寨，金边正在重塑自我。 文章来自英国日报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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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人们可以大胆梦想的大都市。摩洛哥被指定在 2026 年 1 月举办非洲国家杯，并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共同举办 2030 年足球世界杯，因此将卡萨布兰卡打造为其未来雄心的橱窗。这里也是重大工程的聚集地，当地青年正试图在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亚历山德罗·甘多尔菲希望在《呼唤卡萨布兰卡》系列中赞美这群年轻人。2000 年，在一次令人难忘的首次旅行中，这位意大利摄影师爱上了这座城市，随后多次返回。他由此观察到一座处于经济和金融繁荣中心、正在迅速扩张的城市的转型。

在他的影像中，这座王国的经济之都显得充满活力且矛盾，既面向未来又根植于过去。跳舞、唱歌或运动的青年肖像，与新型基础设施（公共交通、购物中心、体育场）以及古老建筑和清真寺的照片交织在一起。

“我发现了一座充满活力且动态的城市，有时略显颓废，但始终在追求卓越，”这位意大利人透露道，“我特别注意到人们对殖民建筑浓厚的兴趣，尽管这种遗产有时被视为负面，但摩洛哥人对其非常依恋；一些通过协会聚集起来的当地人正努力地维护和保护这些遗产。”

他还希望突出当地艺术家。“艺术是未来愿景、对现状批判以及捍卫人权的载体。” 尤其是在卡萨布兰卡，部分青年在去年秋天遭到严厉镇压的 Gen Z 212 运动期间发起了抗议。

同样，在 7 月底试图进入西班牙飞地塞乌塔（Ceuta）、梦想在欧洲获得更好未来的数千名青年中，许多人也来自这里（见第 8-11 页）。许多人来自像麦地那（médina）这样的贫民区，正如在整个国家一样，那里的不平等现象仍在加剧。

如今，卡萨布兰卡是非洲最重要的都市之一，但这并未让所有居民受益。

↑ 在四条有轨电车线路之一的车厢内，这些电车与巴士网络一起穿梭在卡萨布兰卡的街道上。

“我想捕捉这座城市的多个侧面——一座忠于阿齐兹·阿汉努什（Aziz Akhannouch）政府的大都市，但与此同时，它也孕育着对政权批判和抗议的种子，” 亚历山德罗·甘多尔菲解释道。

尽管充满矛盾，这座城市仍让他惊叹于“那些废弃的旧建筑，以及那些正经历建设热潮的郊区，这使得卡萨布兰卡及其充满活力的文化场景成为摄影项目的完美之地”。

— 乌梅玛·内希（Oumeïma Nechi）

从左至右：在雷迪森酒店（Radisson Hotel）第 11 层（顶层）的 Bliss 酒吧餐厅屋顶上。

内华达广场上的滑板运动员。

在穆罕默德五世广场上，该广场设计于 1916 年，处于法国殖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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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每月的第一期，与您一同回顾国际文学动态。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节选（华盛顿）

请不要评判我，但在 2020 年 3 月，当我搬到国家的另一端时，我处理掉了六箱书，其中包含许多论文集和文学经典。我舍弃了简·奥斯汀（《诺桑格庄园》，我更喜欢重读《傲慢与偏见》）和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这本书完全没能引起我的共鸣）。我也与《白鲸记》告别了（在经历了多年尝试阅读却从未读完之后）。

然而，还有一些书我没有扔掉——而且永远不会扔掉：《雪天》（Ezra Jack Keats 著，Des Éléphants 出版社译本）、《鲁冰花少女》（Barbara Cooney 著，Père Castor Flammarion 出版社）、《小房子》（Virginia Lee Burton 著，Circonflexe 出版社译本）、《交通大百科》（Richard Scarry 著，Albin Michel Jeunesse 出版社）、《莉莉的蓝莓》（Robert McCloskey 著，Le Genevrier 出版社）以及其他五十多本儿童书。

这些书从 1970 和 1980 年代起就一直陪伴着我。它们始终占据着荣誉位置，与展览目录和其他艺术家专著并列。1991 年，当我去上大学时，它们随我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戴维斯一直搬到了纽约。从东村，它们辗转到了布鲁克林，然后是皇后区，接着又回到布鲁克林，一步步跟随我的职业轨迹（大约六份工作）和个人生活（一次结婚，一次离婚）。

在最近的一次搬家过程中，对书架的清理为我孩子的书腾出了空间，但这次筛选主要让我意识到优先级。而儿童书排在了首位。

势利心。我再次请求您不要评判我。我之所以采取这种防御姿态，是因为经验使然：我多少次听到有人说，儿童文学绝不能与成人文学相媲美？玛格丽特·怀斯·布朗（Margaret Wise Brown，1910-1952，《晚安，月亮》和《毛茸茸的小家庭》的作者 [L'École des loisirs 和 Memo Eds 译本]）的一位当代人曾带着轻蔑地评价她的作品是天才之作，但将其定义为“给婴儿看的书”。

对于写过许多儿童书的作者麦克·巴内特（Mac Barnett）来说，这种势利心是一种“文学错误”。在他面向成人的最新著作《Make Believe: On Telling Stories to Children》（法文版尚未出版）中，他宣称：“误解儿童书，就是忽视儿童的潜力。”对此我想补充的是，这样做也意味着没有认可普通人的潜力。

重拾童年阅读的魔力

成年人倾向于认为儿童绘本天真，甚至幼稚。然而，这些书籍或许能帮助他们保持一种新鲜且富有创造力的世界观。

在成年后阅读这些书籍，不仅仅是怀旧情绪的表达，也不仅仅是在给孩子讲故事时的练习。无论你是否为人父母，将这些书加入你的日常阅读清单，都能帮助你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事物，在最宏大（如山脉、月球）或最微小（如蜂鸟、微笑、正方形）的事物中重新找回一种惊叹感。

在我的办公室里，儿童书籍的陪伴让我进入一种能够丰富我思考的心境。

这些作品激发了我最原创的灵感。例如，我最近开始探索洛杉矶机场的幕后，仅仅是因为我想写关于大型机场运作的某些方面——感谢理查德·斯卡里（Richard Scarry，《机场的一天》[A Day at The Airport] 作者，未译）。

艾莉森·沃勒（Alison Waller）是《重读儿童书：一种诗学》（Rereading Children Books: A Poetics，2019年出版 [目前尚未有法文译本]）的作者，她向我解释说，在英语中，“childness”[可译为“童心状态”]这个概念可以表达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个词是由文学评论家彼得·霍林代尔（Peter Hollindale）创造的，在他看来，存在着“一个让记忆中的成年人与被回忆起的孩子能够接触的空间”，艾莉森·沃勒补充道，“在那里，他们可以通过这些童年经历找到共同语言。”

在我们的讨论中，艾莉森·沃勒强调，“childness”并非“childishness”（幼稚）。后者带有评判色彩，而前者仅仅表达这样一个观点：许多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会保留童年时期的某些特质，有时这些特质非常显著。正如著名的儿童文学编辑厄苏拉·诺德斯特伦（Ursula Nordstrom）所提醒的那样，“我曾经是个小女孩，而且我什么都没有忘记”。沃勒总结道，重读儿童书可以是一种方式，用来承认我们曾经身为孩子的部分是“我们身份连续体”的一部分。

在《假装》（Make Believe）一书中，麦克·巴内特（Mac Barnett）敏锐地谈到了孩子们的“洞察力、灵活性和开放心态”。在他看来，孩子们比成年人更擅长假装。他们也比成年人更擅长沉浸在故事中，因为他们没有

360°。

原载于马德里《国家报》（El País）。

其他选择。周围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如此新鲜，有如此多的可能性：童年是“一系列长期的实验，包括测试假设并调整自己的视野”。

在最近一次与巴内特的交谈中，我思考重读图画书是否能刺激成年人的创造性可塑性，通过回归一种看似更简单但或许更精妙的文学（以及延伸到生活）处理方式。毕竟，许多儿童书通过省略来运作，并打破常规逻辑。这可能会产生一种奇怪、令人不安甚至恐怖的效果。这需要一个专注且接纳的心态，才能接纳这类古怪之处，跟随作者或插画师跳跃的思路，并暂时放下评判或怀疑。

古怪。 根据巴内特（Barnett）的观点，成年人的定义是“通过拒绝不久前还热爱的事物，将自己定义为年长者”。然而，年龄并不总是与智慧并行。他强调，文字与图像的结合引导读者进入一个阈限空间。“文字承担一部分工作，图像同样如此，两者共同创造了一个空间，一个中间地带，要求读者投入并解读所见之物。读者必须保持活跃。”换句话说，儿童书籍激活了大脑的一个区域，而某些成年人——由于陷入在

“轻视儿童读物，就是忽视儿童的潜力。”

美国青少年书籍专家

他们的工作日常、为人父母的职责，或者仅仅是忙于生存——有时让这片领域处于荒芜状态。

不久前，我走进洛杉矶一家名为 Wolfcat Books 的新儿童书店，当时正值开业准备期间。店主安德里亚·梅勒（Andrea Meller）对使用“儿童书店”这个词有些迟疑，因为在她的观念中，儿童书籍面向所有人。她的店门上装饰着一段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引用：“总有一天，你会足够成熟，可以重新开始阅读童话。”

我们一起讨论了儿童书籍，尤其是绘本，阅读绘本有时就像参观博物馆，或者在安德里亚·梅勒看来，就像走进剧院（她曾在剧院工作过）。“在剧院里，你有权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因为环境允许，”她观察到，“当我成年后重新接触绘本时，我有了同样自由的感觉，意识到文学是由一套规则主导的，而这些规则在绘本中不再适用。主角可以在故事进行到一半时被吃掉。”

麦克·巴内特（Mac Barnett）同样提到面对古怪事物的开放心态。他在《Make Believe》中强调：“孩子们阅读时，对于故事应该是怎样的没有预设观念。他们完全可以接受非传统的结构或新颖的叙事方式。”这种精神在我最喜欢的某些作家和记者身上也能找到：这些人被一种具有感染力的好奇心所驱动，并渴望以全新的视角和一种可能被判定为“幼稚”的奔放来对待他们的工作。

许多绘本提醒读者需要勇敢。而那些最优秀的作品——我想到了《给予树》（Shel Silverstein 著，L'École des loisirs 出版）或《野兽国》（Maurice Sendak 著，同出版社）——并没有回避生命中最困难的一些课题：爱、死亡、丧失、恐惧。它们还激励读者和作者去品味文字的音乐感，精炼地使用语言，并关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

我将永远记得玛格丽特·怀斯·布朗（Margaret Wise Brown）写给大学同学的一封信，该信件保存在[弗吉尼亚州罗安诺克]的霍林斯学院（Hollins College）档案库中：“你们知道吗，如果你在白天的第五大道仔细倾听，在红灯亮起、交通停止的那一刻，你能听到巨大的脚步声？”

谁会写这样的东西？谁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是一个能够感受到孩子在面对荒诞之感以及每一新日带来的惊奇时所产生之惊叹的成年人。

—安娜·霍姆斯（Anna Holmes），发布于 9 月 5 日，由卡罗琳·李（Caroline Lee）翻译

来源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美国，华盛顿

月刊

自 1857 年创刊以来，前瞻性一直是《大西洋月刊》的强项。这本享有盛誉的文学与政治评论杂志汇集了当今最顶尖的撰稿人，并成功将其网站打造成为一个极具活力的思考与辩论场所。

关于书籍

开放

《穿内裤的狼》，小心危险！

这部著名的法国漫画系列正在阿根廷进行翻译。一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者认为，它远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无害。

—《克拉林报》（Clarín，布宜诺斯艾利斯）

时间的流逝和成熟让我们远离了儿童文学。我们不再关注那些封面是硬纸板、充满插图和大面积色块的书籍。毕竟，一只兔子或一只狼能教会我们多少关于成年人生活的道理？事实上，这种疏离感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尽管人们未必会去思考：没有什么比儿童书更危险的了。

《穿内裤的狼》（Loup en slip）便是如此。这是一部由 Wilfrid Lupano 编剧 [Paul Cauet 参与] 并由 Mayana Itoiz 绘图的法国漫画系列。该书自 2016 年起 [由 Dargaud 出版社出版]，在随后的两年中售出 110 000 册 [这是指截至 2018 年底，该系列前两卷法文版的累计销量，目前该系列共有九卷]。

故事的主角是一只狼，但它有点不同。在儿童童话中，狼通常是一种凶猛的生物：它吞噬小女孩，吹倒房子以摧毁它们并吃掉小猪，在鸟和猫的帮助下被皮埃尔抓住，或者成为年轻牧羊人的一个恶作剧。

恐惧的贸易。 这是一只危险且可怕的狼。事实上，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如此。Wilfrid Lupano 同样赋予了《穿内裤的狼》中的主角所有传统属性：它住在森林深处，眼神疯狂，周围的所有人都对其恐惧万分。

但这种恐惧能带来收益，因为它在森林中创造了一套真正的社会经济体系。如果报纸报道这只可怕的食肉动物，销量就会更高；捕狼陷阱供不应求；警报器、围栏，甚至防狼空手道课程也同样大受欢迎。

直到有一天，这头野兽在村子里露出了它的口鼻。在众人的震惊中，这只如此恐怖的动物竟然是一个瘦弱、细长且穿着条纹内裤的个体。“什么！？严肃一点吧！终于！”村民们愤慨地说道，“我们总不能害怕一只穿内裤的狼吧？”

当然，这与成年生活中那些非常严肃的焦虑毫无关系。对“移民涌入”的恐惧，对某个或另一个选民群体的恐惧，对女性的恐惧，对男性的恐惧，对非二元性别者的恐惧，对虔诚教徒的恐惧，或是对无神论者的恐惧……

当恐惧已成为人们唯一的驱动力时，没有恐惧该如何生活？这是这本书的年轻读者可能会思考的问题。成年人们则省去了这种思考。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他们不再读儿童书了。

—Débora Campos，发表于 6 月 17 日，由 Cyprien Emeric 翻译

来源

《克拉林报》（CLARÍN）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日报，发行量 250 000 份。

创刊于 1947 年，《克拉林报》（Le Clairon）是阿根廷阅读量最高的刊物。它涵盖国内和国际新闻，通过《Olé》报报道体育新闻，通过《N》杂志报道文化新闻。该刊物一直以其坚决独立的立场而闻名，包括在独裁时期。Clarín 隶属于势力强大的克拉林集团（groupe Clarín），该集团除其他报纸外，还拥有多家电视台和一个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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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科特迪瓦新兴冲浪文化的崛起

在这座西非小国，冲浪运动正开始缓慢地形成体系。这项运动为年轻人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视野。

—《基督科学监测报》（波士顿）

以前，罗基亚（Rokia）害怕水。她听说有人被强劲的洋流卷走。人们在[非洲这个地区]说，水神玛米·瓦塔（Mami Wata）居住在这些海域中，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尊重并敬畏她。因此，尽管海滩、洁白的沙滩和随风摇曳的棕榈树就在她家几步之遥，这位青少年也很少涉水。“我不会游泳，”住在阿苏因德（Assouindé）的罗基亚透露，这是一个位于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东部的沿海小镇。“我的父母告诉我：‘不要去水里，你会淹死的。’”

然而，在 2025 年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她接触到了当地的冲浪名将苏莱曼·西迪贝（Souleymane Sidibé），告诉他她也想学习冲浪。现在，她每周下水多次，并表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热爱。

伴随罗基亚整个童年的对海洋的恐惧在这里很普遍。尽管科特迪瓦的海岸线延伸超过 500 公里，但许多人不会游泳。世界卫生组织（OMS）估计，2021 年约有 1800 名科特迪瓦人溺水（这些是最新数据）。

如今，越来越多的科特迪瓦冲浪者试图改变现状，利用他们的运动让孩子们爱上海洋。与此同时，该圈子组织了更多的国际赛事，并推广科特迪瓦的冲浪点。“科特迪瓦的冲浪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科特迪瓦冲浪协会副主席西尔万·库奥（Sylvain Kouao）表示，“在这里，人们开始意识到冲浪可以成为一种出路，并为年轻人提供前景。”

谋生。如果不是冲浪，苏莱曼·西迪贝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处于什么状态。他在学校的表现从未出众，而在波浪上滑行一直是他的强项。然而，他讲述道，为了让父母接受他围绕冲浪建立生活，他不得不“奋斗了很久”，他在阿苏因德的巴德罗海滩（Badro Beach）的一个早晨这样回忆。他现在领导着苏莱 surf 学校（Souley Surf School），这是过去 10 年里开设的少数几所科特迪瓦冲浪学校之一。“冲浪板的这个部分叫什么？谁想演示一下怎么划水？”苏莱曼在一次集体课程中问道。一名穿着荧光粉色泳衣的 10 岁女孩趴在一块蓝色长板上，模仿在水中前进的动作。她的指尖轻轻触碰着沙子。

← 4 月 8 日，在阿苏因德（科特迪瓦）的一处海滩上，冲浪者苏莱曼·西迪贝向几个孩子传授他的运动。照片：Melanie Stetson Freeman / 《基督科学监测报》

虽然阿苏因德和不远处的阿西尼-马菲亚（Assinie-Mafia）深受富裕游客和来此度周末的阿比让居民的喜爱，但沿海的小村庄却面临着严重的贫困。苏莱曼的许多学生来自难以支付学费并提供足够食物的家庭。因此，这位冲浪者计划在每周三训练后为他的学生提供免费午餐。他们使用的是由瑞士-德国非政府组织 Provide the Slide 捐赠的冲浪板。

“这里的大多数孩子生活都不容易，”纳迪·萨迪（Nadi Saddy）证实道，他与苏莱曼在 2022. 年共同创建了非政府组织“科特迪瓦冲浪”（Surf Côte d'Ivoire）。“我们教他们冲浪文化和尊重自然，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冲浪可以帮助他们谋生。”该组织鼓励孩子们将冲浪视为探索世界的手段。如果他们足够优秀，可以参加国外的比赛，或者在科特迪瓦举办赛事时与到访的运动员交流。“科特迪瓦冲浪”还教导年龄较大的学生如何教授这项运动，以便他们能通过向游客提供私人课程来赚取生活费。

然而，有几个因素阻碍了该国冲浪运动的发展。全国仅有一家冲浪板制造商——The West Factory，每年仅生产约 50 块冲浪板。绝大多数冲浪板必须依赖进口。此外，许多人仍然坚信玛米·瓦塔 (Mami Wata) 在窥视。这个水神在许多西非文化中都非常盛行；她通常被描绘成上半身是女人，下半身是蛇或鱼。“每个人对玛米·瓦塔的含义都有自己的解读，但这正是这里的人们不敢下水游泳的原因之一，”纳迪·萨迪解释道，“我们会告诉他们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们会引导他们。”

2025 年 2 月，非洲冲浪巡回赛 (The Africa Surf Tour) 首次在科特迪瓦举行。这次比赛由非洲冲浪联盟组织，吸引了高水平冲浪者和来自全非洲的游客来到阿西尼-马菲亚 (Assinie-Mafia) 这个小镇。今年 3 月，该地举办了科特迪瓦冲浪公开赛 (Côte d'Ivoire Surf Open)，来自 7 个非洲国家的运动员参加了竞争。

潜力巨大的冲浪点。纳迪·萨迪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黎明升起》(The Rising Dawn) [去年在法国的几个电影节上映]，讲述了科特迪瓦冲浪文化的兴起、这项运动的凝聚力以及生活在科特迪瓦沿海地区的人群。科特迪瓦冲浪协会的西尔万·库奥 (Sylvain Kouao) 表示：“当人们想到冲浪时，会想到塔希提、巴厘岛或夏威夷，但西非拥有极佳的冲浪点。”

一名路过阿苏因德 (Assouindé) 的法国冲浪者亚历克西·克劳斯特雷 (Alexis Claustres) 证明，科特迪瓦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其海岸线在非洲以外的冲浪者中相对不为人知。“前几天，水里只有我们 4 个人。对于像我们这样习惯了拥挤场所的欧洲人来说，这非常珍贵。”

即使在非洲，大多数冲浪者在想到科特迪瓦之前，会先想到南非或摩洛哥。“但年轻一代开始改变现状，”资深冲浪者兼阿苏因德一家酒店经理的巴德罗·埃斯科巴 (Badro Escobar) 肯定地说道。

在巴德罗海滩 (Badro Beach)，这种热情显而易见。当天空阴沉，雨点开始点缀水面时，苏莱曼的一部分学生前往相邻的酒店避雨。片刻之后，大雨倾盆。但雨水并没有让这群人退缩太久。就在强降雨加剧了泡沫和浪花的时刻，罗基亚 (Rokia) 在冲浪板上疾速飞驰，随即站起身，在透明的波浪上滑行。

半小时后，2 个小女孩跑进酒店的遮阳棚下，虽然冻得发抖但十分开心。“我冲浪的时候很开心，”阿瓦 (Awa) 裹在一件干 T 恤里，与好友萨利 (Sali) 分享一杯比萨布 (bissab) 饮料时坦言。“是的，我也一样，”萨利补充道，“非常开心。”

—科莱特·戴维森 (Colette Davidson)，发布于 6 月 2 日，莱斯利·塔拉加 (Leslie Talaga) 翻译

COURRIE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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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UTA — LE BAL DES HYPOCRITES UKRAINE — LA DIFFICILE BATAILLE DU CIEL

SÉNÉGAL DANSE AVEC LE SABLE

Courrier international

N° 1867 du 13 au 19 août 2026 courrierinternational.com France : 5,20 €

Allemagne 6,80 €, Andorre 6,50 €, Canada 9,50 € CAN, DOM 5,50 €, Espagne 5,90 €, Grande-Bretagne 5,90 €, Grèce 6 €, Italie 5,90 €, Japon 4,90 €, Maroc 5,00 €, Pays-Bas 5,40 €, Portugal 6,00 €, 5,00 €, Sénégal 1,80 € ESP, Suisse 1,50 € TDR 1,20 € FR, Suisse 1,10 € Afrique autres 1,60 € FIN

DOMPTER LE FEU

De gigantesques incendies ravagent des régions entières en France, en Espagne, en Grèce, aux États-Unis. Comment les combattre ? Comment les prévenir ? Les pistes de la presse étrangère.

M 03183 - 1867 - F 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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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S-SÉ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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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pter le feu

Environ 42 000 hectares partis en fumée en quelques jours dans les Landes et en Gironde, 200 000 personnes évacuées.

Fin juillet, il était impossible en France de parler d'autre chose que de ces gigantesques incendies, fruits d'une sécheresse et d'une chaleur sans précédent. Fruits de la bêtise et de la négligence humaines, aussi.

L'Espagne elle aussi était alors en flammes. Et depuis, c'est au tour de la Grèce, des Pays-Bas, des États-Unis, du Canada... de lutter contre ces brasiers. Après trois semaines de pause dans la parution de notre hebdomadaire, il nous paraissait essentiel de revenir sur ces événements.

Car le constat, c'est que nous sommes bien entrés dans l'ère du pyrocéne. C'est simple, explique un chercheur dans l'hebdomadaire scientifique New Scientist, "nous sommes sur le point d'aborder une nouvelle ère de gigantesques incendies, que l'Europe n'avait jamais connu jusqu'à la raison de l'efficacité de ses méthodes de lutte et de prévention".

La question n'est plus de savoir si les incendies vont se déclencher, ni quand, mais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pour mieux les anticiper et les combattre. C'est tout l'objet de notre dossier. De l'Australie à l'Allemagne, des États-Unis à l'Indonésie, partout on cherche à agir sur ces paramètres qui rendent le feu incontrôlable.

Die Zeit, en Allemagne, rappelle à quel point ce qui se passe en France préfigure ce qui se passera en Allemagne et en Europe du Nord. Et il est encore temps d'agir, estime l'hebdomadaire de Hambourg : "C'est l'hiver que se joue la lutte contre les grands feux de forêt. C'est à ce moment-là qu'il faut creuser des tranchées dans les bois, et prévoir l'aménagement de parcelles moins inflammables – vignobles, vergers, terrains de sport."

Au lieu de vouloir supprimer les feux, l'Europe doit s'engager sur une autre voie, souvent difficile :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pour le rendre plus résilient face aux flammes, assène encore New Scientist. Et, surtout, ne pas sombrer dans la résignation, s'emporte le quotidien espagnol ABC. "Personne ne conteste que le climat puisse accentuer l'intensité et la fréquence de certains événements extrêmes. Mais on sait aussi depuis des décennies que, s'il est impossible d'éviter tous les départs de feu, on peut en freiner la propagation et en limiter la portée grâce à une vraie gestion forestière. Une gestion qui brille aujourd'hui par son absence."

En couverture :

Incendies : dessin de Ramsés, Cuba. Danse : photo Imane Djamil/The New York Times

Sommaire

CEUTA p.8

Le bal des hypocrites

L'arrivée massive de migrants sur ce petit territoire espagnol fin juillet a laissé derrière elle un goût particulièrement amer, constate El País. Du Maroc à l'Espagne, jusqu'à l'Union européenne, tout le monde sort perdant de cette affaire.

7 jours dans le monde p.5

Défense. L'Ukraine perd la bataille du ciel

Depuis des semaines, la Russie, profitant de la pénurie de missiles intercepteurs, bombarde sans relâche des cibles civiles et énergétiques ukrainiennes. "Un tournant tragique", commente la presse étrangère.

FRANCE p.20

Des Britanniques dans les Cévennes

Une romancière britannique retrace pour le Financial Times sa randonnée sur le GR 70, durant laquelle elle a suivi le chemin emprunté par l'écrivain écossais Robert Louis Stevenson et son âne, Modestine, en 1878.

CHINE p.22

Comment j'ai arrêté de porter des soutiens-gorge

En Chine comme ailleurs, le regard masculin sur le corps des femmes structure largement les rapports sociaux dans l'espace public, analyse la journaliste Lin Yu dans un texte publié sur Weixin.

SCIENCES p.36

Les vertus de la lumière rouge

Depuis quelque temps, on observe un engouement croissant pour les objets émettant de la lumière rouge. Derrière cette tendance se cachent des principes biologiques intrigants, explique Nature.

NICK SHEPHERD, ROYALINE-CHUVEON IMAGES

Les sources Chaque semaine les journalistes de Courrier international sélectionnent et traduisent des articles tirés de plus de 1 500 médias du monde entier. Voici la liste exhaustive des journaux, sites et blogs utilisés dans ce numéro :

ABC Madrid, quotidien. The Atlantic Washington, mensuel. Bloomberg.com (bloomberg.com) New York, en lign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Boston, hebdomadaire. Clarín Buenos Aires, quotidien. Dispatch (dispatch-media.com) Londres, en ligne. The Economist Londres, hebdomadaire. Enass (enass.ma) Casablanca, en ligne. Financial Times Londres, quotidien. The Guardian Londres, quotidien. Nature Londres, hebdomadaire. New Scientist Londres, hebdomadaire.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quotidien. NK News (www.nknews.org) Washington, en ligne. L'Orient-Le Jour Beyrouth, quotidien. El País Madrid, quotidien. El País América (elpais.com/america) Mexico, en ligne. Al-Quds Al-Arabi Londres, quotidien. The Times Londres, quotidien. Weixin (WeChat) (weixin.qq.com) Shenzhen, en ligne. Die Zeit Hambourg, hebdomadaire.

Courrier international - n° 1867 du 13 au 19 août 2026

SOMMAIRE

7 jours dans le monde

Défense. L'Ukraine perd la bataille du ciel
Fifa. Au-delà d'Infantino, c'est tout le système qui est vicié

D'un continent à l'autre

Ceuta. Le bal des hypocrites
Royaume-Uni. Gloire au champion suprême de la tourte
Sénégal. Danse avec le sable
RDC. L'épidémie d'Ebola

hors de contrôle

Iran. Trump dans une impasse totale
Arabie saoudite, Pakistan, Turquie. Un "nouvel axe régional" face à l'Iran et à Israël
France. Des Britanniques dans les Cévennes
Chine. Comment j'ai arrêté de porter des soutiens-gorge
Corée du Nord. Comment s'est passée ta journée au bocal ?
Colombie. Une classe politique haineuse
États-Unis. Starbase, le QG de SpaceX qui grignote le Texas

À la une

Dompter le feu

Transversales

Sciences. Les vertus de la lumière rouge
Économie. Et les entreprises pétrolières continuent de forer, obstinément

360°

De ville en ville. Casablanca, entreருக்கு et intrages
Littérature. Retrouver la magie des lectures d'enfance
Sport. L'émergence d'une nouvelle glisse ivoirienne

SUR NOTRE SITE

Guerre en Ukraine. Des frappes de plus en plus meurtrières

Les attaques russes sur Kiev et sur l'ensemble du territoire ukrainien ne cessent de s'intensifier, faisant de plus en plus de morts. L'Ukraine, de son côté, poursuit sa stratégie de frappes en profondeur. Une actualité à suivre sur notre site.

Enquête. L'IA a-t-elle identifié le plus célèbre tueur en série d'Amérique ?

Depuis presque soixante ans, le Zodiac, dont l'identité n'a jamais été établie, hante l'imaginaire californien. Aujourd'hui, un enquêteur indépendant affirme avoir résolu cette énigme grâce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relate le Sunday Times. Son hypothèse relance une autre affaire mythique, celle du Dahlia noir.

Témoignage. Mes "non-vacances" mémorables avec mes enfants

Dans l'hebdomadaire allemand Die Zeit, Alexander Krützfeldt raconte comment, malgré des difficultés financières l'empêchant de partir durant l'été, il a su faire de ses "non-vacances" en famille de beaux moments où l'ennui avait sa place. Un article à lire dans notre édition Week-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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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urs dans le monde

Défense.

L'Ukraine perd la bataille du ciel

Depuis des semaines, la Russie bombarde sans relâche des cibles civiles et énergétiques ukrainiennes, profitant de la pénurie de missiles intercepteurs. "Un tournant tragique", commente la presse étrangère.

—Courrier international

Au moins neuf morts dans des frappes russes sur les régions de Kiev, Zaporijia et Dnipropetrovsk dans la nuit du 10 au 11 août, rapportait le Kyiv Post. Trois morts, deux jours plus tôt non loin de la capitale, selon ses confrères du Kyiv Independent. Et 17 autres dans des frappes nocturnes sur la capitale et sa région le 5 août. Ces derniers jours, commente le Kyiv Post, "la Russie a consi- dérablement intensifié ses bombardements sur la région de la capitale, combinant des essaims de drones avec des missiles balis- tiques à grande vitesse, nettement plus dif- ficiles à intercepter."

D'autant que l'armée ukrainienne manque désormais cruellement de mis- siles intercepteurs. Mercredi 5 août, aucun des 24 missiles balistiques et des 4 missiles hypersoniques russes tirés sur la capitale n'a par exemple été abattu. "Une grave pénurie en matière de défense aérienne expose la capitale aux missiles balistiques russes", résume le Kyiv Independent. Moscou le sait et, faute d'avancées sur le front, semble avoir décidé d'intensifier ses frappes sur des cibles civiles.

Conséquences de "cette crise de la défense aérienne ukrainienne": "des frappes plus meurtrières et plus dévastatrices", sou- ligne le Kyiv Independent. "La Russie lance des salves de missiles balistiques sur Kiev et d'autres villes avec une fréquence crois- sante, détruisant des immeubles d'habita- tion, des installations énergétiques vitales et des infrastructures civiles. Faute d'un nombre suffisant d'intercepteurs Patriot, ces cibles sont quasiment sans défense face

aux missiles balistiques russes." Le minis- tère de la Défense ukrainien a indiqué, le 7 août, que l'Ukraine n'avait réussi à inter- cepter que 29 des 195 missiles balistiques lancés par la Russie sur le pays en juillet.

Il s'agit d'"un tournant tragique", se désolé The Spectator. "L'incapacité de l'Ukraine à intercepter les missiles balis- tiques ennemis – notamment les missiles hypersoniques Zircon et Kinzhal, qui peuvent atteindre neuf fois la vitesse du son – constitue une faille stra- tégique fondamentale que le Kremlin exploite sans pitié."

Si le ciel ukrainien est ainsi devenu si vulnérable, explique le magazine britannique, c'est parce que l'arsenal de missiles intercep- teurs Patriot dont dispose Kiev est épuisé. Or l'Ukraine n'en recevra pas de nouveaux, les réserves américaines ayant elles-mêmes fondu en raison notamment de la guerre contre l'Iran. "À l'heure actuelle, on estime que l'armée américaine ne dispose plus que de 800 Patriot environ pour défendre l'en- semble de ses bases et son propre territoire, un chiffre dérisoire", relève le quotidien espagnol El Mundo.

"Lockheed Martin produit entre 50 et 60 Patriot par mois, contre une production mensuelle russe d'au moins 120 missiles balistiques classiques, auxquels s'ajoutent 4 à 7 Zircon", souligne le Spectator. La

La Russie a intensifié ses bombardements sur la région de Kiev, combinant des essaims de drones avec des missiles balistiques.

Russie peut en outre compter sur l'aide de la Corée du Nord. "Selon un responsable du GUR, l'agence de renseignement militaire ukrainienne, une unité de missiles nord- coréenne, pouvant avoir jusqu'à 120 mis- siles balistiques et 6 lanceurs, a commencé à se déployer dans l'ouest de la Russie", rapportait, le 7 août, The Independent. Un déploiement qui "s'ajoute aux lots de mis- siles nord-coréens KN-23 et KN-24 déjà livrés

à la Russie, ainsi qu'aux mis- siles balistiques à courte portée Fath-360 achetés à l'Iran", com- plète le Spectator.

À Washington, le mois der- nier, Volodymyr Zelensky avait estimé à 300 le nombre de Patriot nécessaires pour cet hiver. Car ce qui inquiète avant tout le président ukrainien, estime le Spectator, "c'est la capacité de la Russie à poursuivre la des- truction systématique des infrastructures énergétiques, hydrauliques, de distribution de carburant et de chauffage de l'Ukraine".

Au cours des quatre derniers hivers, l'armée russe a détruit 61 % de la capacité de production d'électricité de l'Ukraine, selon le Centre international pour la vic- toire ukrainienne. Pour le quotidien alle- mand Die Welt, les craintes de Volodymyr Zelensky sont amplement justifiées. La Russie va chercher à "plonger l'Ukraine dans le noir" et "rarement les chances de succès de Poutine auront été aussi grandes". Ce que redoute également le Spectator: "Posséder des [missiles] Patriot n'a pas conduit l'Ukraine à la victoire. Mais leur absence pourrait bien lui ouvrir la voie de la défaite."

—François Gerles

7 JOURS.

Dessin d'Arend Van Dam, Pays-Bas.

Contexte

L'Amazon russe

pris pour cible

L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russe a annoncé le 10 août avoir neutralisé 456 drones ukrainiens dans la nuit, rapportait l'agence de presse Interfax. Les attaques sont survenues dans une quinzaine de régions de la Russie européenne, mais aussi dans le ciel de la Crimée annexée. Les conséquences de ces frappes ont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lourdes au Tatarstan: à Nijnekamsk, 13 personnes ont été tuées et 48 blessées, selon l'agence Tass. "Les sites visés abritaient des civils n'ayant aucun lien avec l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a affirmé le Comité d'enquête de Russie, qui a ouvert une enquête criminelle pour attentat terroriste, informait le quotidien Kommersant.

Si les frappes sur le territoire russe se sont intensifiées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c'est que "le 25 juin, le président ukrainien, Volodymyr Zelensky, a approuvé une 'opération de quarante jours visant à influencer l'État agresseur dans le but de l'encourager à mettre fin à la guerre", rappelait le 4 août Novaïa Gazeta Europe.

Depuis le 18 juillet, les forces armées ukrainiennes ciblent notamment le géant du commerce en ligne Wildberries

– des attaques qui trouvent un puissant écho en Russie. La presse russe indépendante en exil analyse les conséquences des lourds dommages infligés aux infrastructures de cette entreprise florissante: selon le média économique The Bell, "la crise que traverse Wildberries expose l'économie à toute une série de risques, allant de l'aggravation d'une inflation déjà galopante aux problèmes rencontrés par les banques créancières". Le site d'investigation Vajnye Istorii y voit un "problème national", car la société "est devenue trop importante pour qu'on la laisse simplement couler". The Moscow

Times indique même que Wildberries envisage de créer des sites de stockage dans des pays voisins – en Biélorussie, au Kazakhstan et en Ouzbékistan.

—Étienne Bouche

7 JOURS

Courrier international — n° 1867 du 13 au 19 août 2026

La terre a tremblé

COLOMBIE — Un puissant séisme de magnitude 7,4 a frappé l'ouest du pays le 10 août à 7 h 34 (heure locale), tuant au moins 164 personnes, rapporte El Espectador, qui, à sa une du lendemain, publie une photo de secouristes à l'œuvre à Cali et adresse ses vœux de courage à l'ensemble de la population. L'épicentre du tremblement de terre, à une centaine de kilomètres sous terre, a été localisé dans la municipalité de San José del Palmar, dans le Chocó. Le nouveau président colombien,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a aussitôt décrété l'état d'urgence et s'est rendu sur place. "Il s'agit du plus important séisme enregistré en Colombie au XXIe siècle", précise El Espectador.

L'ennemi numéro un extradé

IRLANDE — "À l'isolement", titrait à la une, le 10 août, l'Irish Mirror après l'extraction de Dubaï de Daniel Kinahan, chef présumé de la plus puissante organisation criminelle en Irlande. "Daniel passe sa première nuit en prison, dans un étage vide", ajoutait le tabloïd. Le Kinahan Organised Crime Group, aussi connu sous le nom de "mafia irlandaise", est accusé par les États-Unis et l'Union européenne de mener des activités criminelles de grande ampleur, notamment de trafic de drogue et de blanchiment d'argent. La police irlandaise estime sa richesse à plus de 1 milliard d'euros.

Mariages à la chaîne

NIGERIA — Du 7 au 9 août, 1500 couples ont pris part à un mariage collectif dans l'État à majorité musulmane de Kano. Cinq mille candidats se sont présentés,

LA CARTE DE LA SEMAINE

Des fleuves sous tension

Indice combiné de sécheresse

Période du 11 au 20 juillet 2026

Vigilance
Vigilance renforcée
Alerte

L'indice de sécheresse combiné associe plusieurs indicateurs comme l'anomalie d'humidité des sols, l'état de la végétation et les précipitations.

Rhin Son niveau impose une réduction de la cargaison des navires à environ 20 % de leurs capacités normales

Loire À la station de référence de Montjean-sur-Loire, le débit est si bas qu'il pourrait compromettre l'alimentation en eau potable

COURIER INTERNATIONAL SOURCES : BOULGAT DES BURGES OF THE COPENHEDUS EMERGENCY MANAGEMENT SERVICE : GEET SAU

SÉCHERESSE — "Après une vague de chaleur extrême en juin suivie par de violents incendies dans le sud de la France et en Espagne [lire notre dossier p. 28], cet été européen continue à être marqué par des crises liées au climat", constatait le 7 août la Deutsche Welle, qui évoquait notamment les nombreux cours d'eau à sec. Ainsi, certaines sections du Rhin, du Danube et du Pô "ont atteint des niveaux historiquement bas, menaçant le transport de marchandises, l'agriculture et l'économie dans son ensemble". La Roumanie et la Hongrie ont dû mettre leurs centrales nucléaires à l'arrêt. L'armée roumaine a même tenté de dévier le cours du Danube à coups d'explosifs.

alléchés par la prise en charge par les pouvoirs publics des coûts, y compris la dot et les examens médicaux, et le versement d'une aide pour lancer une petite entreprise. Seuls les plus modestes ont été retenus. Au total, l'État aura dépensé 1,5 milliard de nairas (près de 1 million d'euros), rapporte le Vanguard. Ce coup de pouce, veulent croire certains, aide aussi à lutter contre la radicalisation des jeunes hommes marginalisés qui seraient tentés de rejoindre les rangs de Boko Haram.

Le Michigan à gauche toute?

ÉTATS-UNIS — "Abdul El-Sayed bat Haley Stevens pour remporter l'investiture démocrate" aux élections sénatoriales, titrait le

Detroit Free Press après la primaire très attendue du 4 août dans le Michigan. Elle aura donné lieu à une "bataille acharnée"

entre l'establishment démocrate et l'aile gauche du parti, incarnée par ce médecin de 41 ans, de parents égyptiens, qui pourrait devenir le premier sénateur musulman des États-Unis. Partisan d'un système de santé universel, de la suppression de l'ICE (la police de l'immigration) et de la fin de l'aide américaine à Israël, il devra toutefois vaincre le républicain Mike Rogers en novembre, lors d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Le scrutin est jugé déterminant pour le contrôle du Sénat.

MILLIONS DE DOLLARS.

C'est le montant que Meta, condamné le 6 août par un tribunal du Nouveau-Mexique, devra verser dans un fonds visant à "réparer les préjudices" causés aux mineurs par ses réseaux sociaux, notamment Facebook et WhatsApp, rappor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ette somme vient s'ajouter aux 375 millions de dollars de pénalités civiles ordonnées en mars dernier par le même tribunal. Le fonds devra financer sur cinq ans des programmes de santé mentale et de prévention pour les jeunes. Meta a immédiatement annoncé qu'il ferait appel de la décision.

Courrier international – n° 1867 du 13 au 19 août 2026

7 JOURS.

FIFA

Au-delà d’Infantino, c’est tout le système qui est vicié

Après le scandale provoqué par son projet d’ouverture de la Fifa aux investisseurs privés, tous réclament la démission d’Infantino. Mais en réalité c’est au sein de la fédération que réside le problème.

—Bloomberg.com (New York)

La récente capitulation de Gianni Infantino est un cas d’école. Elle témoigne des excès d’un dirigeant peu habitué à voir son pouvoir limité. Le projet du président de la Fifa de céder à des investisseurs privés une participation dans une structure commerciale de 20 milliards de dollars [une nouvelle filiale de la Fifa,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a capoté au bout de quatre jours, sur fond de tollé mondial et de désaveu de la part de ses plus proches collaborateurs. Infantino est désormais sur un siège éjectable. Mais quiconque s’imagine que le remplacer mettra fin aux scandales récurrents risque d’être déçu: l’organe dirigeant du football mondial a avant tout besoin d’une réforme structurelle.

“Nous allons redorer l’image de la Fifa et rétablir le respect pour la fédération, le monde entier va nous applaudir”, déclarait Infantino en 2016 après avoir décroché la présidence. Il avait aussi promis une ère nouvelle de transparence pour l’organisme. Ces déclarations ont mal résisté à l’épreuve du temps. Pour de nombreux amateurs de ce sport, le mandat d’Infantino a ceci de frappant qu’il diffère peu du style de son prédécesseur, Sepp Blatter. Ce dernier avait démissionné et avait ensuite été suspendu [pendant huit ans par la Fifa], après que les autorités

américaines avaient arrêté sept responsables de la Fifa pour racket, escroquerie et blanchiment d’argent. Il n’y a pas eu de scandales criminels comparables sous la direction d’Infantino, mais sa présidence s’est caractérisée par les mêmes manières autoritaires et la persistance de problèmes éthiques et de gouvernance.

Système clientéliste. Comme Sepp Blatter et João Havelange avant lui, Infantino s’est de plus en plus comporté comme s’il était la personnification du football. L’exemple le plus frappant étant l’extraordinaire message de 15 pages qu’il a publié sur Instagram après la Coupe du monde. Le président de la Fifa s’y réjouit du succès de ce tournoi, se moquant à plusieurs reprises de ceux qu’il appelle des “haters” et invitant tous ses détracteurs, ceux qui “ont manqué toute cette joie et cette camaraderie”, à regarder un match de football. Apparemment, il ne lui est pas venu à l’esprit qu’on pouvait voir des matchs et les apprécier tout en les désapprouvant, lui et son organisation – ni que, loin d’être haineux, ses détracteurs pouvaient être mus par leur amour pour le beau jeu.

L’intolérance envers les journalistes critiques – même sur des questions d’intérêt public aussi évidentes que le refus de visas ou le contournement des règles disciplinaires pour satisfaire Trump – est la

marque de l’autocrate, ainsi que l’incapacité à distinguer entre ses propres intérêts et ceux de la nation (la nation du football, en l’occurrence). C’est parce qu’il s’est coupé du reste du monde qu’Infantino a pu élaborer un plan secret de cession de 4,2 milliards de dollars de parts dans les intérêts commerciaux de la Fifa à des investisseurs ayant des liens familiaux avec Trump – sachant qu’il entretient lui-même une étroite relation avec le président –, sans prévoir le tsunami d’indignation mondiale qu’il allait déclencher. Infantino n’a même pas consulté son plus proche conseiller. Ceux qui vivent dans une bulle et veulent se passer de tout contrôle extérieur sont mal placés pour juger de l’état d’esprit qui règne en dehors de leur zone de confort.

Le problème tient à une structure politique qui donne autant de poids à chacune des fédérations constitutives de la Fifa.

À la Fifa, qu’est-ce qui pousse ses dirigeants à adopter ce mode de direction? On pourrait appeler cela le “syndrome de La Ferme des animaux”. Comme dans l’allégorie de George Orwell, un nouveau dirigeant peut arriver avec les meilleures intentions du monde, mais la dynamique du pouvoir institutionnel donne inévitablement au nouveau régime la coloration de l’ancien. Infantino n’est pas devenu celui qu’on connaît soudainement. À la mi-2017, à peine un an après l’annonce de sa nouvelle ère de transparence, la Fifa limogeait les présidents de ses comités d’éthique et de gouvernance; un an auparavant, le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d’audit avait démissionné pour protester contre le fait que l’exécutif donne à son conseil le pouvoir de nommer et de révoquer ces “gendarmes”, censément indépendants.

Le problème fondamental tient à une structure politique qui donne autant de poids à chacune des fédérations constitutives de la Fifa, dans un système où chaque membre possède une voix. Cela peut paraître démocratique; de fait, Infantino a qualifié son projet – selon lequel le produit de la vente des participations serait redistribué à parts égales entre toutes les fédérations – de “démocratisation” du football. Du point de vue de nombreuses petites nations du football, moins développées, c’est équitable. Les Africains qui jouent en Europe “apportent une contribution économique importante en matière d’audience télévisuelle aux ligues européennes, mais quelle part des recettes générées reviennent [par ruissellement] aux fédérations respectives pour qu’elles développent le jeu?” s’est interrogé sur la BBC Rogers Byamukama,

de la Fédération ougandaise de football. La critique est légitime; la réponse est: presque rien.

Du point de vue de la gouvernance, le problème est que cette structure encourage le développement et le maintien de réseaux de clientélisme. Le président de la Fifa peut s’assurer de soutiens en allouant des aides à un grand nombre de petites fédérations peu développées. Les grandes puissances du football sont trop importantes pour être achetées; elles sont aussi largement sous-représentées au sein de la Fifa par rapport à leur poids économique et leur population. L’Allemagne, par exemple, forte de 84 millions d’habitants et plus de 2 millions de joueurs licenciés, ne détient qu’une seule voix; [l’île de] Monserrat, 4300 habitants, en possède une également.

Les incitations inhérentes à ce système clientéliste ont découragé les tentatives précédentes de réforme et ont façonné les leaders successifs qui ont fini par se comporter comme des quasi-dictateurs. Il faut que ça change. Au fil des ans, de nombreuses instances ont fait de vraies propositions pour transformer la Fifa. Cela ne signifie pas qu’il faille se défaire de la structure “une fédération-une voix”, même si le vote pondéré – tel qu’il est utilisé dans le rugby – mérite réflexion. Le plus important est de mettre un frein au système clientéliste. Cela peut se faire grâce à des formules de financement objectives, sous contrôle indépendant, et en intégrant à la structure de la Fifa des catégories sous-représentées – comme le football féminin, les syndicats de joueurs et les clubs.

Il serait regrettable de ne pas saisir la dynamique créée par la crise actuelle. Remplacer le président de la Fifa sans changer le système sous-jacent n’aboutirait sans doute qu’à l’arrivée d’un clone d’Infantino.

—Matthew Brooker, publié le 5 août 2026, traduit par Olivier Ragasol

SOURCE

BLOOMBERG

New York, États-Unis bloomberg.com

Bloomberg.com est le média en ligne de Bloomberg, le groupe américain d’informations financières et économiques créé par l’ex-trader et milliardaire Michael Bloomberg. Depuis 2018, la nouvelle version de Bloomberg.com, accessible derrière un paywall, ne permet à ses utilisateurs que la visualisation de dix articles gratuits par mois.

d'un continent à l'autre.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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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uta. Le bal des hypocrites

FOCUS

L'arrivée massive de migrants dans l'enclave espagnole de Ceuta a laissé derrière lui un goût particulièrement amer, constate ce grand quotidien madrilène. Plusieurs dizaines de personnes ont trouvé

la mort. Du Maroc à l'Espagne, jusqu'à l'Union européenne, tout le monde sort perdant de cette affaire.

—El País, extraits (Madrid)

La crise de Ceuta est un festival d'hypocrisies. Avec divers degrés d'intensité et de gravité, presque toutes les parties font appel à des mensonges ou à des déformations. Jamais la politique n'a été le domaine des vérités pures, mais cette situation-là est particulièrement fangeuse.

Le premier responsable est manifestement le Maroc, qui, par ses actes ou ses omissions, a déclenché une crise extrêmement grave ayant entraîné la mort de dizaines d'innocents. Comme le veut l'opacité habituelle d'un régime autoritaire, les communications officielles ont été partiales et en décalage avec la réalité des faits. Le summum de l'hypocrisie a été atteint quand le Maroc a déclaré garantir qu'il resterait un partenaire "loyal et responsable". L'auteur Tahar Ben Jelloun, dans le média marocain Le360, a osé pourtant montrer le droit chemin : "Jeudi, j'ai vu ces candidats à l'exil marcher, déterminés. La police marocaine n'est pas intervenue."

Côté espagnol, les hypocrisies existent aussi. Le gouvernement évoque une atteinte à l'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de l'Espagne, mais il évite soigneusement de signaler le principal responsable de cet épisode. S'il l'élude, au même titre que les instances de l'UE et d'autres dirigeants, c'est parce que le désigner ouvrirait une crise avec Rabat, dont les conséquences seraient incertaines et particulièrement graves pour l'Espagne.

Mascarade. Des hypocrisies considérables ont émergé également au niveau européen. Tout d'abord venant du gouvernement italien, incité à la surdramatisation en raison de sa faiblesse au niveau national. Ébranlée par l'échec du référendum sur la réforme de la justice, par l'ascension d'un général à la retraite (Vannacci) encore plus à droite qu'elle, Giorgia Meloni a senti qu'une intervention théâtrale était nécessaire. Elle a activé la suspension de Schengen alors que

l'écrasante majorité des migrants arrivés à Ceuta sont retournés dans la foulée au Maroc. Et pour ceux qui ne l'ont pas fait, rien n'indique qu'il y a des déplacements vers la péninsule [italienne]. Par ailleurs, Ceuta ne fait pas partie de l'espace Schengen. Il paraît peu probable que quiconque atteigne l'Italie.

Meloni s'est félicitée que 21 gouvernements signent son courrier adressé à Bruxelles, mais la réalité des faits la place finalement dans une position moins confortable qu'il n'y paraît. À tous les niveaux de l'UE, et ce jusqu'à Ursula von der Leyen, beaucoup ont progressivement fini par rétrépédaler.

Citons dans un second temps l'hypocrisie du Danemark, qui avait par le passé sollicité (à juste titre) la solidarité européenne en raison de la menace qui pèse sur le Groenland. Mais aussi l'hypocrisie d'autres États membres de l'Est et du Nord, qui réclament cette solidarité pour faire face à la Russie. Cette fois-ci, ils ont

pourtant fait un calcul purement partisan [en se ralliant à la position de Meloni]. Je dis bien partisan, car ce calcul n'est pas dans leur intérêt national ou dans celui de l'Europe. L'Espagne refuse de relever ses dépenses militaires à 5 % du PIB, mais elle contribue bel et bien au soutien de Kiev, et c'est un partenaire européen constructif.

On peut être en désaccord avec la régularisation massive de sans-papiers par Madrid, mais cela n'aurait pas dû aboutir à un acte politique égoïste qui nuit à un autre pays de l'UE. Y a-t-il un lien direct entre la régularisation et l'entrée massive de migrants dans Ceuta? Non, a reconnu le commissaire européen aux Affaires intérieures et aux Migrations, Magnus Brunner. Y a-t-il un risque de déplacement important des

Ceuta n'est pas dans l'espace Schengen. Il est peu probable que quiconque atteigne l'Italie.

personnes arrivées à Ceuta vers d'autres pays? Non. Y a-t-il des risques significatifs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Rien de rationnel ne le laisse entendre. Alors comment expliquer cette mascarade autour de Schengen? Elle tient à des calculs politiques inavoués : surfer sur la vague de l'intransigeance migratoire pour engranger des votes et ébranler un gouvernement, celui de Sánchez, qui se démarque de certains consensus et agace parfois pour cette raison. Comme lorsqu'il dénonce les indignités de certains, par exemple leur soumission devant Nétanyahou ou Trump.

Et, en ce sens, on peut lister des hypocrisies supplémentaires. En Italie, par exemple, la reprise des contrôles Schengen a été justifiée notamment par la nécessité d'éviter des risques terroristes. C'est un objectif louable. On peut néanmoins supposer que le danger ne provient pas tant des migrants qui se trouvent encore à Ceuta que d'opérations militaires illégales et disproportionnées qui alimentent le ressentiment et la

EUROPE.

L Dessin de Kroll paru dans Le Soir, Belgique.

haine. La dévastation et le châtiment collectif qu'Israël a imposés à Gaza nourriront sans aucun doute une haine durable; l'intervention illégale contre l'Iran n'a pas délogé son régime méprisable, mais elle a en revanche frappé une école de filles et endommagé des infrastructures. Plusieurs gouvernements européens cautionnent tout cela en silence ou par des critiques fragiles et vaines.

Antipolitique. L'hypocrisie se situe aussi à un autre niveau : celui de l'alarmisme qui entoure les arrivées clandestines. Nul doute qu'elles doivent être enrayées. Leur nombre est toutefois en baisse depuis 2023, et 180 000 entrées clandestines ont été enregistrées en 2025 par Frontex dans toute l'UE. Le chiffre réel, en y ajoutant les arrivées qui n'ont pas été détectées, est naturellement plus élevé. C'est certes un problème, mais on est bien loin d'une menace d'ampleur civilisationnelle. Les ravages provoqués pa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sont bien plus graves. Tout

amalgamer est antipolitique, cela relève d'un populisme vulgaire et de la malhonnêteté intellectuelle.

Finalement, Il y a plusieurs gradations dans ce festival des hypocrisies. Le Maroc remporte bien entendu la palme, en raison de sa responsabilité directe et indirecte dans cet épisode tragique. Meloni et ceux qui ont cherché à tirer un profit politique de la crise que traversait un allié arrivent derrière. Le gouvernement espagnol, outre de graves erreurs de gestion l'ayant empêché de voir venir la crise, est sans doute coupable d'hypocrisies sur certains points de sa relation avec le Maroc. Mais Madrid est cette fois-ci la victime de coups bas qu'elle n'a pas mérités.

Le festival des hypocrisies déclenché par la crise de Ceuta démontre deux choses. Tout d'abord, le gouvernement de Pedro Sánchez s'est positionné du bon côté de l'histoire sur des questions fondamentales telles que Gaza ou l'Iran, de sorte qu'il est vu d'un bon œil dans les pays du Sud global, mais il est objectivement très marginalisé en Europe. Ensuite, l'Europe, au lieu de serrer les rangs, a une tendance suicidaire à se diviser.

Le Maroc en sort perdant, ayant dans le meilleur des cas

On est bien loin d'une menace d'ampleur civilisationnelle.

démontré qu'une multitude de ses citoyens voulaient quitter le pays et qu'il n'était pas un allié très loyal. L'Espagne, elle aussi, est perdante, car elle a encaissé un coup dur sans préavis, après avoir fait de nombreuses concessions. Sont aussi perdants les Européens, qui ont voulu en tirer parti en faisant preuve d'opportunisme, ainsi que l'UE dans son ensemble. Pis encore, des dizaines de personnes ont perdu la vie.

Pendant ce temps, la Chine progresse, grâce à son irrésistible capacité à préparer l'avenir, et elle anéantit notre industrie; et les innovations technologiques des États-Unis font sombrer notre capacité de raisonnement autonome, en particulier au sein de notre jeunesse.

—Andrea Rizzi, publié le 5 août, traduit par Leslie Talaga

Chronologie

Que s'est-il passé à Ceuta [et en Europe]

30 juillet —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migrants pénètrent dans l'enclave espagnole de Ceuta depuis le Maroc. Au total, 72 000 personnes sont entrées sur le territoire dans un mouvement qui a causé la mort d'au moins 141 migrants, principalement noyés.

31 juillet — Le gouvernement italien de Giorgia Meloni annonce rétablir pendant un mois les contrôles aux frontières avec l'Espagne, ce qui équivaut à une "suspension de l'accord de Schengen". Le soir du 31 juillet, Madrid

annonce que presque tous les migrants ont déjà regagné le Maroc.

1er août — Appuyés par 20 États membres de l'UE, l'Italie et le Danemark réclament une réunion extraordinaire. Dans une lettre, les signataires demandent "de lutter sans relâche contre l'immigration clandestine" en "examinant les politiques susceptibles de constituer des facteurs d'attraction, telles que la régularisation d'un très grand nombre de migrants en situation irrégulière".

Pedro Sánchez dénonce l'attitude "égoïste" de certains pays de l'UE.

4 août — Lors d'une réunion extraordinaire des ministres de l'intérieur de l'UE, les 27 États membres réaffirment "unanimement leur profonde solidarité envers l'Espagne", calmant les polémiques des jours précédents.

8 août — En riposte à la décision de Rome, l'Espagne lance des contrôles temporaires aux frontières pour les voyageurs en provenance d'Italie.

Repères

Au centre de la politique migratoire européenne

●●● Avec ses quelque 84 000 habitants, l'enclave espagnole de Ceuta s'étale sur 18,5 km² au bord de la Méditerranée. "Mais la [petite] taille de Ceuta n'est pas proportionnelle à son importance politique", analyse la Neue Zürcher Zeitung.

Pour le quotidien conservateur suisse, cela s'explique par l'histoire de ce territoire africain où les Espagnols vivent depuis des siècles, mais où sont aussi passés Carthaginois, Romains, Wisigoths et Arabes. "Grâce à sa position sur le détroit de Gibraltar, Ceuta est très tôt devenu un lieu stratégique, explique-t-il. La ville a véritablement pris de l'importance dans les années 1990, au moment où elle s'est retrouvée au centre de la politique migratoire européenne." À l'époque, l'Espagne entrait dans l'espace Schengen. Une clôture de huit kilomètres de longueur et de deux mètres de hauteur avait alors été érigée à la frontière avec le Maroc. Depuis, Ceuta et sa ville sœur, Melilla, "sont loin d'être les principaux points de passage du Maroc vers l'Europe". En 2025, environ 29 000 migrants irréguliers sont arrivés sur les îles Canaries, contre 3 850 dans les deux enclaves espagnoles. "Mais leur statut particulier d'enclaves [européennes] protégées sur le sol africain donne à Ceuta et à Melilla de la visibilité et une importance symbolique."

À la une

"LA HONTE DE L'EUROPE" titrait, amer, l'hebdomadaire New Statesman le 7 août. L'incursion massive de Ceuta a révélé "un continent divisé contre lui-même", assène le magazine progressiste sous la plume de Bruno Maçares. Trop heureuse de "remettre à sa place" le gouvernement espagnol, après sa décision de régulariser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personnes, la classe politique européenne a brandi la moindre vidéo publié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comme preuve d'un Armageddon annoncé. "Une attaque extérieure a été lancée contre l'Europe, et une grande partie de son élite politique a choisi de prendre le parti de l'assaillant, fustige le spécialiste des questions de géopolitique. Deux décennies de soubresauts, du Brexit à l'Ukraine en passant par la crise des migrants de 2015, 'auraient dû forger un soupçon d'unité face à l'adversité'. Au lieu de quoi, 'l'Europe se montre faible et creuse'."

10.

EUROPE

FOCUS CEUTA

Analyse

Derrière la crise, la mécanique des réseaux sociaux ?

●●● Comment la frontière de Ceuta a-t-elle pu être forcée par autant de monde en si peu de temps ? C'est la question à laquelle tente de répondre dans un article très fouillé The Telegraph, qui parle d'un mouvement déclenché en partie par un jugement de la Cour suprême espagnole, qui statuait que le renvoi immédiat d'un migrant ne s'appliquerait pas aux personnes arrivées par la mer.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ce jugement a été interprété comme une "porte ouverte" et a déclenché un véritable phénomène de masse. "Des chercheurs ont constaté qu'environ 25 groupes Facebook liés à cette traversée massive ont rassemblé au total plus d'un million d'utilisateurs, détaille le média britannique, et ces groupes ont joué un rôle essentiel dans le partage d'informations sur les itinéraires à emprunter ou les prévisions météorologiques." Sans l'accuser ouvertement, l'Union européenne a affirmé que la Russie pourrait avoir joué un rôle dans l'amplification de ce chaos en ligne. Orchestré ou non, ce mouvement pourrait bien donner vie à une nouvelle tentative de masse, alertent certains experts, puisqu'un "appel" pour la date du 15 août circulerait actuellement sur la Toile.

→ Le roi du Maroc, Mohammed VI. Dessin de Marteen Wolterink, Pays Bas.

Au Maroc, le "silence de mort" d'un État qui a abandonné sa jeunesse

Le mutisme de Rabat après la mort de nombreuses personnes ayant tenté de gagner Ceuta reflète l'aveuglement du gouvernement sur le désespoir de la jeunesse, déplore amèrement le rédacteur en chef de ce site marocain.

—Enass, extraits (Casablanca)

Et voici la "saison 3', avec son lot de drames, de mises en scène, de complots supposés, de répression, de buzz et de marchands de crise. Une fois de plus, nous assistons, amers, au départ par milliers de jeunes Marocains vers la ville occupée de Sebta [le nom marocain de Ceuta, enclave espagnole revendiquée de longue date par le Maroc].

Pays à la dérive. Après les tristes épisodes de 2021 et 2024, les Marocains observent, abasourdis, des scènes dignes d'une guerre : un peuple jeune qui fuit son royaume, des familles entières – femmes et enfants compris – prenant la mer au péril de leur vie. Ces scènes chaotiques disent à elles seules l'état d'un pays à la dérive, celui d'un État qui a définitivement abandonné sa jeunesse.

Le mandat du gouvernement sortant reposait sur une promesse centrale : l'emploi pour les jeunes et la

confiance restaurée envers la politique et la chose publique. Cinq ans plus tard, le pays touche le fond. La jeunesse le clame haut et fort : "Nous partirons tous, et que le dernier n'oublie pas d'éteindre la lumière." Une boutade devenue un slogan de la génération Z marocaine [qui a enclenché depuis fin septembre 2025 un mouvement de protestation rare dans le pays].

Il est encore difficile, à ce stade, d'identifier avec précision les instigateurs de cette nouvelle vague. L'heure est au constat, factuel et limpide. Sur le plan des chiffres, il s'agit de la plus grande opération de hrig de l'histoire du Maroc et de l'Espagne [le mot hrig, qui signifie "brûler" en darija, l'arabe dialectal marocain, en référence au fait de brûler symboliquement ses papiers d'identité, désigne le mouvement d'émigration clandestine vers l'Europe].

En l'espace de six jours, [plus de] 60 000 Marocains ont traversé pour rejoindre la ville occupée. Et ce chiffre terrible : 67 Marocains ont perdu la vie dans ces traversées depuis le début de la semaine. Ces données émanent toutes d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espagnol [dimanche 2 août, les autorités espagnoles ont dressé un bilan de 72 décès, le Maroc en a reconnu seulement 11].

À ces 67 morts s'ajoutent plus de 1 000 décès survenus lors des traversées à la nage entre Fnideq [la ville marocaine frontalière d'où partent ceux qui tentent de rejoindre l'enclave espagnole à la nage] et Sebta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2026. Les morgues de Sebta débordent de corps de jeunes Marocains morts en mer.

Sur le plan de la communication, l'État marocain a choisi un silence de mort. En 2021,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était monté au créneau pour défendre la position marocaine. En 2024, les services de sécurité et les autorités provinciales du Nord avaient assuré la communication de crise. En 2026, c'est silence radio. Le monde place le Maroc au centre de l'actualité ; les officiels marocains, eux, choisissent le mutisme.

Mauvais calcul. Difficile à justifier. Les quelque 60 000 candidats à l'exil sont bien marocains, la terre de départ l'est tout autant. La responsabilité du Maroc est engagée – d'abord envers ses citoyens, ensuite envers son "allié" espagnol.

L'État marocain, de son côté, semble observer cette crise avec un silence de vainqueur. Si ce calcul existe, il est erroné : le Maroc perd au change. [Mille soixante-sept] citoyens morts noyés, sacrifiés sur l'autel d'enjeux de pouvoir et de désir de puissance. Paix aux âmes de nos enfants devenus haraga [ceux qui se lancent dans le hrig]. Pensées fortes à leurs familles. Vérité pour les disparus.

—Salaheddine Lemaizi, publié le 1er août

CARTOON MOVEMENT

EUROPE.

“Madrid nous a abandonnés”

Les habitants de Ceuta se désolent de la “passivité” du gouvernement central. Et regrettent l’âge d’or des relations transfrontalières, désormais révolu.

—The Times, extraits (Londres)

Une effigie de Notre-Dame d’Afrique est portée en procession dans les rues par des femmes vêtues de robes flamenco. Les habitants de l’enclave secouée par une crise frontalière se tournent une nouvelle fois vers la patronne de la ville pour solliciter son aide. Les spectateurs accueillent la fanfare aux cris de “Vive Notre-Dame d’Afrique! Qu’elle est belle!” Au point d’orgue de la cérémonie, on oriente l’effigie vers le détroit de Gibraltar. En 1651, la peste foudroyante qui avait dévasté les deux rives du détroit avait reculé après que l’on eut fait défiler son effigie le long des remparts de la ville. Mais cette fois-ci, la crise n’est pas arrivée du nord.

Fierté et solidarité. La procession du 5 août avait initialement été annulée en raison de la situation d’urgence provoquée par le déferlement de [quelque] 70 000 Marocains, en grande majorité de jeunes hommes, qui ont traversé illégalement la frontière fin juillet. Ils étaient finalement des centaines à assister à la célébration chrétienne. Une démonstration de fierté citoyenne et de solidarité dans une ville peuplée par une petite minorité de musulmans, où prévaut un esprit de convivencia, ou de coexistence.

Pour autant, on y nourrit une vive rancœur à l’égard de Rabat et de Madrid. “C’est une injustice pour nous tous à Ceuta, mais aussi pour les pauvres gens qui ont été manipulés et incités à passer la frontière, ils sont plus de 100 à avoir perdu la vie en mer et des milliers d’autres continuent d’errer dans les rues, se désespère Paqui, une boulangerie du marché central de la ville. D’aussi loin que je me souvienne, Madrid nous a abandonnés. Le gouvernement connaissait

les risques que cela se produise et il n’a rien fait.”

Une opinion partagée par Francisco Galan, directeur du marché. “Ceuta est anéantie par ce qu’il s’est passé. La faute incombe aussi bien à Madrid qu’à Rabat. Mais, pour moi, la passivité de mon gouvernement est encore pire, car nous avions alerté avant le déluge. Ils étaient déjà plus de 200 à arriver chaque jour et on nous a ignorés jusqu’à ce qu’il soit trop tard.”

Le sentiment d’abandon de Ceuta a encore été renforcé par la visite rendue par l’indéboulonnable président de la ville [en poste depuis 2001], Juan Vivas, au roi Felipe VI, à Majorque.

Il est courant que le roi se déplace dans les régions de son royaume en proie à des crises. [Fin juillet,] la reine, Letizia, et lui ont interrompu leurs vacances pour aller à la rencontre des personnes évacuées à la suite des incendies de forêt près de Madrid. Or la dernière visite d’un monarque espagnol dans ses possessions nord-africaines remonte à 2007.

Rabat – qui ne reconnaît pas la souveraineté espagnole sur Ceuta et Melilla, un second territoire espagnol situé sur la côte

nord-africaine –, avait alors qualifié leur présence de “totalement inacceptable”. Depuis cet épisode, aucun membre de la famille royale n’a remis les pieds sur le sol espagnol du continent africain.

À la suite d’une entrevue d’une heure avec le roi à Marivent, la résidence royale estivale, Juan Vivas a déclaré être certain que le roi Felipe se rendrait à Ceuta. “Ce que je ne peux pas vous dire,

“Ils étaient déjà plus de 200 à arriver chaque jour et on nous a ignorés jusqu’à ce qu’il soit trop tard.”

Francisco Galan, DIRECTEUR DU MARCHÉ DE CEUTA

c’est quand, mais je suis convaincu [...] qu’il viendra à Ceuta.”

José María Campos, avocat et ancien président de la Confédération des entreprises de Ceuta, ouvre un volumineux

dossier rempli de photographies immortalisant la visite du père de Felipe. On le voit entouré de ses sujets aux anges. “Si vous

voulez mon avis, le roi tient vraiment à venir à Ceuta [...], assure-t-il. Mais il a besoin de l’autorisation du gouvernement et, apparemment, cette autorisation ne lui a pas été accordée [...]. Peut-être que le gouvernement, pour une raison ou une autre, redoute la réaction du Maroc.”

“Les répercussions économiques sont terribles pour les commerçants, souligne quant à lui Sergio Ramírez Muñoz, président d’une association de commerçants et gérant d’un magasin de prêt-à-porter. Nous sommes en plein cœur

de la tourmente, nous avons dû faire une croix sur les festivités en l’honneur de notre saint patron, notre pic de fréquentation touristique.” Si la procession religieuse a été maintenue, les autres festivités de la semaine ont dû être annulées. “On redoute d’autres afflux massifs, vu ce qui circul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Les relations entre l’enclave et le Maroc se sont dégradées, au point que certains accusent Rabat d’instrumentaliser l’immigration et d’user de divers stratagèmes économiques pour enfin parvenir à s’emparer de la ville, son ambition ultime.

“Les relations avec le Maroc n’ont jamais été aussi tendues”, confie Sergio Ramírez Muñoz. Avant la pandémie, l’enclave était quasiment tributaire des touristes marocains qui affluaient chaque week-end, explique-t-il. “C’était un vrai plaisir de parcourir la ville dans ces moments-là, au milieu des touristes prêts à dépenser sans compter dans les restaurants et les boutiques.” Mais il craint que cette période ne soit définitivement révolue. Ceuta se concentre désormais sur les voyageurs en provenance d’Espagne, malgré les circonstances défavorables de ces derniers jours.

Blocus douanier. En 2018, Rabat a fermé la frontière aux porteurs de marchandises effectuant des allers-retours depuis Ceuta, signant la fin d’un partenariat qui faisait vivre plusieurs dizaines de milliers d’habitants de l’enclave au quotidien. Les entrepôts du poste-frontière de Tarajal, dans lesquels campent aujourd’hui des centaines de migrants, étaient autrefois remplis de marchandises à destination du Maroc.

Et bien que le roi Mohammed VI et le Premier ministre espagnol, Pedro Sánchez, soient convenus de la réouverture du poste douanier lors de leur dernière entrevue, dans les faits, le Maroc continue son blocus. Désormais, le temps d’attente est tel, pour franchir la frontière, que de nombreux Espagnols de Ceuta ont revendu les maisons qu’ils possédaient au Maroc.

“L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sont inexistantes, et Ceuta n’est absolument pas tributaire de son voisin”, assure José María Campos. L’enclave, elle, contribue toujours de façon non négligeable à

SUR NOTR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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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drones humains du Maroc. Remonté contre les autorités de Rabat, le quotidien conservateur El Mundo évoque, dans un article consacré à la migration comme arme géopolitique, “un assaut” contre le territoire espagnol “visant à mettre le bazar et à repartir”. “Le Maroc parle à Pedro Sánchez avec un alphabet composé de Marocains anonymes qui ignorent leur condition de pions dans le jeu autocratique de leur chef et croient que leur salut réside dans la ruée, dénonce le journal. Un tel bazar ne peut que recommencer. C’est l’uranium enrichi du Maroc, son armée de drones en tongs.”

La droite populiste boit du petit-lait. Au-delà des frontières de l’Europe, les dirigeants américain et argentin, Trump et Milei, ont instrumentalisé au maximum les images de la crise. L’occasion de jeter l’opprobre sur le gouvernement de gauche du Premier ministre espagnol, Pedro Sánchez, et d’entretenir l’idée d’un Vieux Continent en proie à une “invasion”. Deux articles à retrouver sur notre site Internet.

l’économie marocaine grâce aux travailleurs frontaliers qui s’y rendent chaque jour et envoient leur salaire dans leur pays.

Au marché, Paqui n’en démord pas : grâce à la protection de la Vierge d’Afrique, la ville tiendra bon et ne tombera jamais. La boulangerie revendique fièrement son statut de “caballa”, surnom donné à celles et ceux qui ont grandi à l’ombre des colonnes d’Hercule. “Notre ville est espagnole, conclut-elle, et elle le sera toujours.”

—David Sharrock, publié le 8 août, traduit par Anna Kerautret et Manon Delfour

10 000

C’EST LE NOMBRE DE MANIFESTANTS qui ont défilé dans les rues de Ceuta, le 9 août, “pour réclamer des réponses à l’Espagne et à l’Europe”, relate le journal de Madrid ABC. “Les différentes communautés religieuses ont défilé ensemble, sous le signe de l’unité et de l’indignation”, poursuit le quotidien conservateur. “Le mal-être accumulé s’est transformé dans l’un des rassemblements les plus importants de mémoire locale”, note El País. Dans le même temps, rapporte le site Eldiario.es, “les riverains s’occupent des centaines de personnes” encore présentes dans l’enclave. Face à des services publics débordés, “ce sont les habitants qui se chargent de fournir le nécessaire et d’assurer la sécurité”, souligne la plateforme d’information classée à gauche.

EUROPE

SUR NOTR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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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érie d'été ils sont fous ces Anglais!

Courses aux crêpes, "pub quiz"... Des compétitions plus ou moins excentriques sont organisées en Angleterre toute l'année, traditions solides et rassurantes dans un pays en proie aux secousses identitaires et à une instabilité politique chronique. Ces concours racontent la société, l'histoire et la gastronomie britanniques. Une série à retrouver dès cette semaine sur notre site.

—Dispatch, extraits (Londres)

Seigneur, donne-nous aujourd'hui notre tourte de ce jour." À l'instigation de l'évêque barbu, les têtes s'in- clinent pour une prière solennelle. La congrégation bénit, dans cette atmosphère feutrée, ce que nous allons recevoir : un millier de tourtes, présentées sur des tables à tréteaux, telles des offrandes sacrificielles aux dieux du sain- doux et de la farine.

Dans la nef, le soleil nous baigne d'une douce lumière ecclésiastique, éclairant de ses rayons les tourtes envoyées de toutes les régions du Royaume-Uni. Elles sont exposées aux regards de plus de 200 personnes équipées de porte-blocs et de fourchettes en plastique. "Je n'ai jamais vu autant de monde dans cette église pour une messe ordinaire", remarque l'évêque face à cet océan de pâtes. Le plus sacré des jours est arrivé à l'église St Mary's de Melton Mowbray, située à mi-chemin entre Londres et Manchester. La 18e édition des British Pie Awards va commencer.

La tourte occupe une curieuse place dans l'imaginaire britannique. Pour beaucoup de gens, ce n'est guère plus qu'une pitanche roborative que l'on achète dans une station essence ou un stade de foot, un objet gras et très chaud

Royaume-Uni.

Gloire au champion suprême de la tourte

Dans une église du centre de l'Angleterre, un jury couronne chaque année le meilleur maître tourter du royaume. La compétition, féroce et drapée de secret, porte aux nues un mets aussi emblématique que banal outre-Manche.

enveloppé dans du papier, dont la raison d'être est de remplir l'estomac avant de retourner au pub ou de reprendre la route. C'est un aliment jugé plus pratique que prestigieux, davantage associé aux fours industriels qu'aux arts culinaires.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réputation que les British Pie Awards veulent démentir par leur simple existence.

"La tourte est la plus grande contribution britannique à la gastronomie mondiale", assure Matthew O'Callaghan,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s tourtes au porc de Melton Mowbray. C'est à lui que le monde doit la création de cette cérémonie. Et il est aussi, en raison d'une allergie apparue dans la force de l'âge, végétarien.

La pâte servait jadis d'architecture aux plus fastueux festins du pays. Les Romains préparaient la viande en croûte pour favoriser une cuisson lente sur le feu, et cette épaisse coquille était souvent jetée après avoir joué son rôle de cocotte comestible.

Monumentales. Les cuisines médiévales ont adapté cette technique pour en faire quelque chose de considérablement plus théâtral : à l'occasion de banquets, elles produisaient des tourtes monumentales farcies au chevreuil, au pigeon, aux épices et aux fruits secs, et elles étaient parfois conçues de sorte que des oiseaux vivants s'échappent à l'ouverture de la croûte. C'est un

spectacle qui ravissait les convives aristocratiques.

La tourte a connu un déclassement progressif. À mesure que les ingrédients ont coûté moins cher et que les techniques de conservation se sont perfectionnées, la pâte n'a plus été l'objet de spectaculaires mises en scène : elle est devenue un moyen pratique de transporter à manger. Des variantes sont apparues sur tout le territoire britannique, selon les traditions des environs, jusqu'à ce que la tourte se fasse connaître dans un bourg du Leicestershire, qui deviendrait alors synonyme d'un genre particulier de viande de porc en croûte.

Aujourd'hui, Melton Mowbray profite encore énormément de

cette réputation et rares sont ceux qui la protègent et la promeuvent comme Matthew O'Callaghan. C'est lui qui, en faisant un tour d'horizon du paysage culinaire britannique, a remarqué une étonnante omission : il existait des récompenses pour des fromages, des saucisses, des bières et presque tous les aliments imaginables mais, curieusement, il n'y avait aucune compétition nationale pour des tourtes. C'est ainsi que les British Pie Awards sont nés en 2009.

Les quelques catégories des premiers temps ont foisonné et forment aujourd'hui une classification taxonomique qui ferait la fierté de tout naturaliste victorien. Ce sont 26 groupes de tourtes qui sont présentés au jury : il y a les salées, celles au gibier, celles au bœuf et à la bière (un classique des pubs), les végétariennes, celles qui sont servies lors des matchs de tel ou tel club de foot, et les sucrées, qui se révèlent étonnamment difficiles à départager.

Mais tout le monde sait que ces mets sont secondaires à côté d'une catégorie qui compte plus que toutes les autres : la tourte au porc de Melton Mowbray. Elle figure en première place sur la grille de notation des juges et occupe le cœur spirituel de toute cette compétition. C'est pour décrocher cette récompense que les

EUROPE.

26 catégories sont présentées au jury : tourtes au gibier, au bœuf, au porc... Et même sucrées.

artisans locaux sont prêts à tout. L'un d'eux me confirme que, de l'avis général, il y a alors de quoi se vanter. L'esprit de compétition est féroce, résume Matthew O'Callaghan dans un clin d'œil.

Force est de constater que les maîtres tourtiers ne sont pas de nature modeste ou flegmatique. Leurs recettes sont un secret aussi bien gardé que la mallette nucléaire, les proportions de farine, de saindoux et d'assaisonnement n'étant chuchotées qu'aux apprentis de confiance. Dans une petite ville où tout le monde connaît le four de tout le monde, la gloire ou l'humiliation ne tiennent qu'à un fil.

Ian Heircock fabrique des tourtes au porc depuis près d'un demi-siècle et en mange une toux les jours – de quoi affoler un cardiologue, mais cette habitude tient selon lui de la conscience professionnelle. Il s'est lancé en 1979, à une époque où la petite entreprise locale où il travaillait n'employait que 25 personnes et où chaque tourte était dressée à la main. C'était fascinant, se rappelle-t-il. Il y avait de vrais

artisans en blouse d'un blanc éclatant. Il y avait un vrai savoir-faire.

Pour les British Pie Awards, Ian Heircock, qui travaille désormais pour un groupe industriel, façonne ses contributions à la main et choisit le meilleur spécimen en examinant la structure avec la précision d'un horloger suisse. Quinze fois vainqueur de la compétition, il est le plus décoré de tous.

Ian Heircock a depuis longtemps un rival : Guy Coombs, un sexagénaire qui lui aussi perfectionne la spécialité locale depuis longtemps. Les deux hommes se connaissent bien : Melton Mowbray n'est pas une grande ville et Ian a été le mentor de Guy pendant des années. Mais en 2025, l'élève a surpassé le maître dans les trois principales catégories. Il va revenir en force cette année, anticipe Guy. Lui et moi, on n'a que faire d'une deuxième ou troisième place.

La prière dite, le président du jury se lève pour énoncer le règlement. Colin Woodhead est une légende locale. Il explique que chacune des tourtes sera évaluée au regard de quatre critères : son apparence, sa cuisson, sa pâte et sa garniture. Les deux centaines de juges sont aussi incitées à tenir compte de l'expérience sensorielle

dans sa globalité. Et pensez bien à faire des observations solides, déclare-t-il. Car les petits ruisseaux font les grandes rivières.

L'évaluation proprement dite est à mi-chemin entre une fête de village et une autopsie. Les lunettes sont abaissées au bout du nez, des carnets sont ouverts, les tourtes sont disséquées. Les juges se penchent pour examiner la texture de la garniture, regardent des parts dans la lumière pour jauger l'équilibre entre la viande et la gelée. Des mains épaisses testent la résistance du fond de tarte, comme un dentiste vérifierait des molaires.

De l'autre côté de la nef, certains perdent leur sang-froid quand un assaisonnement suscite un désaccord. Trop salé! insiste un membre du jury. Balivernes! rétorque un second, en se coupant

pant une autre part pour le démontrer. Les enjeux sont de taille. Pour les petits artisans et autres bouchers indépendants, une médaille d'or aux British Pie Awards peut changer la donne, car elle fera venir des clients de tout le pays.

Au bout de plusieurs heures, des gagnants finissent par émerger dans chacune des catégories. Une par une, les tourtes qui représenteront leur groupe lors de la

finale sont transportées à l'autel, où elles sont parfaitement alignées en contrebas des vitraux. Ces tourtes, au nombre de vingt-six, seront de nouveau passées au crible par Colin Woodhead et un cercle restreint de juges chevronnés. Ce sont eux qui statueront sur la championne suprême.

Long suspense. Deux jours plus tard, le jury, les artisans et divers dignitaires du milieu se réunissent de nouveau à l'église St Mary's pour le dernier rite de la compétition : le déjeuner des vainqueurs. Il y règne l'ambiance un peu tendue de retrouvailles familiales et tous les invités savent qu'ils s'en sont bien sortis, mais ils ignorent qui l'a emporté. Tout est orchestré pour faire durer le suspense et la tradition veut que le repas précède l'annonce des récompenses.

Une heure plus tard, les tablées se taisent l'une après l'autre au moment où les convives comprennent que l'heure est arrivée. Catégorie numéro 1. La tourte au porc de Melton Mowbray. Toute l'assemblée retient son souffle. Ian Heircock!

L'intéressé vient dignement chercher son trophée. Rien n'est plus cher à mes yeux, me confie le vainqueur un peu plus tard. Rien n'est plus prestigieux dans le monde de la tourte au porc.

← Des participants (artisans et membres du jury) de l'édition 2026 des British Pie Awards, à Melton Mowbray, dans le comté de Leicester, en Angleterre. Photos Mepics Photography

Le reste de l'après-midi prend la forme d'une litanie ininterrompue de sponsors qui, pas très à l'aise, annoncent les noms des vainqueurs. Puis vient enfin le moment de révéler le plus grand prix. La championne suprême de cette année, la tourte qui surpasse toutes les tourtes parmi le nombre record de 1 000 candidates, cette championne est... la tourte au poulet de Kiev, par Baldy's Pies!

Un tonnerre d'applaudissements parcourt de nouveau les lieux. Alexander Melling, de Wigan [près de Manchester], s'empresse de monter sur scène; il est stupéfait. Il sait toutes les retombées que ce prix aura pour son commerce. Personne ne dit rien du fait que la championne suprême de 2026 est une création riche en beurre et en ail qui aurait déconcerté les adeptes de la chasse à courre ayant fait la renommée de Melton Mowbray.

Quelques puristes désapprouvent ces innovations, mais la plupart se réjouissent qu'une garniture en croûte, quelle que soit sa forme, attire l'attention de tout le pays. Sans compter que, comme me l'a fait valoir un juge en épousentant des miettes sur les revers de sa veste, quitte à débattre de quelque chose au Royaume-Uni, autant débattre des tourtes.

— Jack Burke, publié le 24 mars, traduit par Leslie Tulaga

SOURCE

DISPATCH

Fondé au printemps 2025 par un ancien journaliste du média en ligne Unherd, Dispatch se fixe pour ambition d'explorer les frontières de la société. Chaque article cherche à explorer les périphéries et à prendre au sérieux les gens ainsi que les idées qui s'y trouvent, détaille Jacob Furedi.

D'UN CONTINENT À L'AUTRE

—The New York Times, extraits (New York)

L'École des Sables, dans les environs de Dakar, au Sénégal, renverse toutes les conventions du studio de danse professionnel. Ici, pas de plancher à ressorts ni de murs tapissés de miroirs. En fait, il n'y a pas de murs du tout. Les danseurs s'entraînent au grand air, sous une immense tenture qui permet de s'abriter du soleil sans pour autant confiner l'espace. Les arbres environnants, où nichent d'intarissables oiseaux, sont à portée de main. Quant au sol, il s'avère terriblement piègeux, puisque c'est du sable.

Début mars, Florette Gateka est venue passer une certification d'enseignement à l'École des Sables en compagnie d'une vingtaine de danseurs. À l'évocation de son premier cours, cette danseuse originaire du Burundi se remémore la difficulté qu'elle a eue à trouver l'équilibre sur cette surface mouvante: "Mon Dieu... Un supplice!" Pourtant, l'élève a bientôt été conquise par l'atmosphère singulière du studio ensablé, inscrit dans la conception naturaliste de la fondatrice de l'école, la charismatique Germaine Acogny, 81 ans.

Un matin, celle-ci a demandé au groupe de danseurs de la rejoindre devant le studio afin de "capter l'énergie" du paysage. Une fois qu'ils étaient juchés sur des rochers, elle leur a enjoint de prendre de profondes

Sénégal. Danse avec le sable

Créée par Germaine Acogny, l'École des Sables perpétue l'excellence de la danse africaine et contemporaine. Particularité de la formation artistique : danseurs et danseuses évoluent sur une scène mouvante de fin sablon.

inspirations. "Ici, tout est vivant", témoigne Florette Gateka.

Un bourdonnement bien moins idyllique se fait entendre pourtant en fond sonore. À quelques pas de là, le long de la côte Atlantique, des camions s'activent au pas de course sur un chantier, futur site d'un port en eaux profondes géré par Dubaï Port World (exploitant portuaire du gouvernement émirati). Une construction qui menace l'écosystème culturel créé autour de l'école.

Souvent considérée comme la mère de la danse contemporaine africaine, Germaine Acogny a fondé l'École des Sables en 1996 dans le village de pêcheurs de Toubab Dialao, à une heure de route de Dakar. Au fil du temps, le centre de danse s'est imposé comme le plus prestigieux du continent.

L'école n'accueille pas d'élèves permanents, mais organise régulièrement des stages intensifs. Les danseurs viennent y apprendre la technique contemporaine de Germaine Acogny, qui pioche des éléments dans une kyrielle de danses d'Afrique de l'Ouest, mais aussi des danses traditionnelles ou la black modern dance, qui comprend la technique développée par [la chorégraphe afro-américaine] Katherine Dunham ou celle de l'Umfundalai.

Renommée mondial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école a acquis une renommée internationale, en particulier grâce à la première production africaine du Sacre du printemps (1975) de Pina Bausch, qui a effectué une tournée mondiale entre 2021 et 2025 – dont une date à New York. L'école est aussi un lieu de rencontres vitales pour

« Des élèves de l'École des Sables à Toubab Dialao, le 6 mars 2026. Photo Imane Djamil/The New York Times

les chorégraphes de toute la région: [du 29 avril au 3 mai 2026], elle a ainsi accueilli la Biennale de la danse en Afrique, où se sont réunies 25 compagnies de danse contemporaine.

L'objectif premier du lieu était de combler un manque, explique Germaine Acogny à l'occasion d'une interview chez elle. Si les danseurs africains sont de plus en plus représentés dans la danse contemporaine internationale, les formations de haut niveau et les infrastructures restent rares sur le continent africain, obligeant nombre de danseurs à se rendre en Europe ou en Amérique du Nord pour se perfectionner. "Nous voulions démontrer que les formations de danse en Afrique peuvent aussi atteindre l'excellence, expose Germaine Acogny. Et je pense que nous y sommes parvenus."

Malgré tout, la situation de l'École des Sables reste précaire. En l'absence de subventions publiques stables, les rentrées d'argent demeurent une préoccupation

"Nous voulions démontrer que les formations de danse en Afrique peuvent aussi atteindre l'excellence."

Germaine Acogny, FONDATRICE DE L'ÉCOLE DES SABLES

constante. Et la construction du port n'a fait qu'aggraver la situation. L'école s'apprête en effet à être expropriée de ses terres, dont elle avait fait l'acquisition. Avec le soutien d'autres centres d'arts locaux également menacés, elle a donc tenté de riposter afin de les conserver et de préserver l'écosystème de la région.

Une fois les danseurs installés dans ce cadre apaisant en ce matin de mars, Germaine Acogny leur a demandé de se tourner vers le chantier, puis, les paumes ouvertes tournées en direction de la mer, elle leur a dit: "Envoyez votre énergie pour empêcher la construction du port."

Germaine Acogny a longtemps cherché un espace de danse qui lui appartienne. Après avoir passé ses jeunes années entre la France et le Sénégal, où son père était un haut fonctionnaire, elle a ouvert son premier studio, à tout juste 24 ans. En 1977,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le premier président du Sénégal, l'a choisie pour prendre la direction d'un programme précurseur, le Mudra Afrique, une branche de l'école de danse Mudra fondée par le chorégraphe Maurice Béjart et qui était alors implantée à Bruxelles.

La danseuse n'a pas eu la vie facile en tant que jeune femme seule aux commandes. "J'étais aussi divorcée et mère de deux enfants, et la danse n'était pas considérée comme un vrai métier", raconte-t-elle. Mudra Afrique avait été pensé comme un projet panafricain et plusieurs pays devaient y contribuer financièrement. "Mais seule la République

AFR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l'a fait", déplore-t-elle. En 1982, l'école a fini par mettre la clé sous la porte, privée de subventions publiques par le successeur de Senghor.

C'est peu de temps après que Germaine Acogny a rencontré son partenaire de vie et de travail, Helmut Vogt. "Elle avait tout, et soudain elle s'est retrouvée sans rien", se remémore-t-il. Danseur amateur originaire d'Allemagne, Helmut Vogt a mené une carrière itinérante avant d'ouvrir un studio de danse à Francfort, avec un ami. Il a ensuite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comme agent pour Germaine Acogny, organisant ses dates de spectacle à travers l'Europe, avant de l'aider à fonder l'École des Sables, où il occupait le poste de directeur général jusqu'en 2020. "Je me suis demandé très tôt si j'étais prêt à me consacrer à servir Germaine et sa mission, confie-t-il. Ma réponse a été oui."

Le succès s'est d'abord fait attendre. Entre la fin des années 1980 et le début des années 1990, le couple s'est lancé dans une série de projets éphémères, comme des stages de danse dans un village isolé du sud du Sénégal, où Germaine Acogny s'était liée d'amitié avec un guérisseur. Malheureusement, l'instabilité politique de la région a empêché la poursuite du projet.

C'est là que Toubab Dialao est venu à la rescousse. Car ce petit village de pêcheurs tenait déjà lieu d'improbable havre de paix pour les artistes. Dans les années 1970, l'artiste haitien en exil, Gérard Chenet, s'était installé dans la région, où il avait fondé un centre d'art hybride, Sobo Badé, accueillant non seulement un théâtre, mais aussi un lieu dédié à des résidences artistiques, un hôtel et un restaurant. "Pas à pas, mon père a attiré une foule d'artistes internationaux", explique Ibrahima Jacques Chenet, le fils de l'artiste. Certains sont restés et ont à leur tour ouvert de nouveaux lieux consacrés à l'art, conférant à Toubab Dialao sa renommée de village culturel.

Après avoir organisé plusieurs stages intensifs à Sobo Badé, Germaine et Helmut se sont mis en quête d'un espace à eux. Elle a vendu le petit appartement parisien dont elle était propriétaire et il a apporté ses économies afin de bâtir leur "studio de sable". Malgré tout, faire grandir l'École des Sables n'a pas été une mince affaire.

"Il faut avoir les reins solides pour empêcher les Européens d'imposer toutes leurs volontés."

Germaine Acogny

"Nous organisons des ateliers en présence de danseurs de 25 pays africains, se souvient Helmut Vogt. Mais il fallait nous-mêmes ouvrir les frais, car les danseurs africains n'ont souvent pas les moyens de payer un stage."

En l'absence de financements de la part du Sénégal, les subventions ont surtout émané de fondations européennes ou américaines, et de l'Union européenne. Depuis deux ans, l'école peut aussi se targuer d'avoir un nouveau partenaire: Chanel. Au fil des années, la structure a ainsi réussi à bâtir plusieurs bungalows pour loger des artistes et des élèves sur place, ainsi qu'un second studio.

Et pourtant, le manque de ressources allouées à la culture sur le continent africain demeure un frein pour les artistes, comme le déplore Germaine Acogny. À quelques semaines de l'ouverture de la Biennale, il manquait encore 47 000 dollars [41 000 euros] pour boucler le budget. "Il faut avoir les reins solides pour empêcher les Européens d'imposer toutes leurs volontés."

À sa place. L'école a également dû afficher avec fermeté son opposition au nouveau port de Ndayane, au sud de Toubab Dialao, un projet à 1,2 milliard de dollars [environ 1 milliard d'euros] destiné à décongestionner le port de Dakar. Près de 180 hectares sont déjà menacés d'expropriation, affectant de nombreuses institutions d'art locales. Pour se défendre, ces dernières ont donc monté une association et tentent d'alerter sur les dangers écologiques du projet.

Les habitants n'ont jamais été consultés, s'indigne Chenet, et aucune démarche entreprise pour préserver l'environnement. Dans un e-mail, l'un des porte-parole de Dubai Port World a affirmé qu'"un processus de consultation publique" avait été conduit par le gouvernement sénégalais et que les personnes concernées avaient bénéficié de mécanismes de compensation. "Je n'ai pas le sentiment qu'on soit réellement écoutés", s'insurge Germaine Acogny. Elle refuse pour autant de laisser le port "lui ôter toute énergie, ajoute-t-elle. Je suis convaincue que chacun a sa place dans l'univers. Et la mienne est ici."

Le travail de danseuse et de professeure de Germaine a souvent fait de l'ombre à ses créations scéniques. Pourtant, elle continue d'écrire des chorégraphies, dont la dernière en date, Joséphine, rend hommage à Joséphine Baker. Le succès de l'École des Sables l'a fait accéder à la reconnaissance internationale sur le tard. Elle a notamment remporté le Lion d'or de la Biennale

de la danse de Venise, en 2021. "J'ai gardé mon calme et j'ai persévéré, déclare-t-elle. Je préfère avoir été reconnue à la fin de ma vie plutôt qu'au début, parce qu'aujourd'hui, on m'aurait peut-être oubliée".

À l'École des Sables, elle n'anime plus autant de stages que par le passé, mais la prochaine génération est prête à prendre la relève. Lors d'une session en mars, Kodro Evry Aoussou-Dettmann, une danseuse et chorégraphe ivoirienne, a elle-même enseigné la technique Acogny aux participants, alors que sa créatrice se tenait assise bien droite juste derrière elle, se levant de temps à autre pour corriger un pas ou préciser un mouvement.

Entrée à l'École des Sables en 2010, la danseuse ivoirienne affirme avoir été profondément influencée par celle que tout le monde appelle "Maman Germaine". "En tant que femme africaine, il existe encore une pression familiale considérable en ce qui concerne le mariage, regrette-t-elle. J'ai l'impression de ne pas toujours avoir eu le droit de m'exprimer. Mais l'École des Sables m'a donné la confiance nécessaire pour m'épanouir."

—Laura Cappelle, publié le 22 avril, traduit par Anna Kerautret

SOURCE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États-Unis

Quotidien

nytimes.com

Avec plus de 2 000 journalistes, une trentaine de bureaux à l'étranger, plus de 140 prix. Pulitzer et près de 13 millions d'abonnés à la fin de l'année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est le quotidien de référence aux États-Unis, dans lequel on peut lire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toute l'information digne d'être publiée").

Dans son édition dominicale, on trouve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un supplément livres qui fait autorité, et l'inégal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La famille Ochs-Sulzberger, qui, en 1896, a pris la direction de ce journal créé en 1851, est toujours à la tête du quotidien de centre gau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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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rier international

AFRIQUE

RDC

L'épidémie d'Ebola hors de contrôle

Alors que la maladie continue de se propager en RDC et vers le Soudan du Sud, le manque chronique de moyens et les grèves du personnel soignant rendent la situation critique.

—The Economist, extraits (Londres)

Nous n'arrêtons pas de demander mais nous n'avons toujours rien reçu, lâche Moïse Bulabantu dans un dispensaire miteux en périphérie de Bunia, une ville située dans l'est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RDC). Cet infirmier de 38 ans est le seul agent de santé publique d'un district qui compte plus de 40 000 habitants et où progresse un foyer infectieux du virus Ebola. Il voit tous les jours des patients qui souffrent de fièvre ou de vomissements, mais les pouvoirs publics n'ont pas encore envoyé d'équipements de protection. "Nous réclamons le minimum, insiste Moïse Bulabantu, dont les yeux sont cernés. Nous n'avons que des gants."

Ce que raconte ce soignant est courant dans

toute la province d'Ituri, la plus touchée par l'épidémie d'Ebola. Lorsque le gouvernement congolais l'a déclarée, le 15 mai, la maladie se propageait depuis au moins six semaines, ce qui a poussé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OMS) à la qualifier d'urgence de santé publique deux jours plus tard. À ce jour, les autorités sanitaires ne parviennent pas à stopper la contagion. Le 9 juillet, les pouvoirs publics ont admis que la maladie s'était étendue à deux autres provinces. Il est très probable qu'elle atteigne bientôt le Soudan du Sud, frontalier de la RDC. Au 11 juillet, la RDC avait recensé 1 830 infections, dont plus de 90 % d'entre elles en Ituri, et 648 décès.

Si les mesures de lutte ne s'améliorent pas considérablement, l'épidémie actuelle pourrait être aussi grave que celle qui a fait plus de 11 000 victimes en Afrique de l'Ouest entre 2013 et 2016, selon des projections

publiées en juin par les Centres pour le contrôle et la prévention des maladies, aux États-Unis.

Une première difficulté consiste à mesurer l'ampleur réelle de l'épidémie. Le nombre de cas signalés est sous-estimé, avertit Peter Piot, professeur spécialiste des questions sanitaires mondiales à l'École d'hygiène et de médecine tropicale de Londres. Il est l'un des scientifiques qui ont découvert le virus Ebola en 1976. D'après lui, seuls 30 % des nouveaux cas sont des contacts de patients déjà identifiés, ce qui porte à croire que des gens continuent de tomber malades, de propager le virus et de mourir sous les radars.

Faute de recensement fiable des cas, il est impossible de savoir combien de personnes contaminées meurent de la maladie. Peter Piot affirme que l'épidémie en cours progresse plus vite que toutes celles qu'il a suivies en RDC à ce jour (celle de 2026 est la dix-sep-

"Nous réclamons le minimum. Nous n'avons que des gants."

Moïse Bulabantu, INFIRMIER À BUNIA

tième). La flambée du nombre d'infections déclarées est liée à la propagation réelle du virus, mais une partie de la hausse s'explique par un meilleur accès aux tests de dépistage.

Comme il n'existe pas de vaccin contre le virus Ebola Bundibugyo à l'origine du foyer infectieux, les mesures de dépistage, de traçage des contacts et d'isolement sont cruciales pour le contenir. Elles sont néanmoins peu mises en œuvre en Ituri. Le défi est d'abord logistique, car c'est une province où les forêts sont épaisses et les hameaux mal reliés. Des dizaines de groupes armés menacent les populations civiles. Environ

900 000 personnes vivent dans des camps de déplacés après avoir fui le conflit. D'autres circulent et cherchent du travail dans des mines d'or artisanales : ce sont des personnes qu'il est difficile de suivre et qui sont réticentes à l'idée de s'isoler. Des travailleurs humanitaires et des soldats postés à des points de contrôle évoquent des vagues d'habitants fuyant les principaux foyers viraux.

Dépouilles. Des mesures sont visiblement prises à Bunia, la capitale provinciale, où il y a des hôpitaux, des routes et un aéroport. Même là-bas, l'intervention est pourtant trop modeste, regrette Trish Newport, responsable du programme d'urgence de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Les équipements de protection sont rares. La situation s'aggrave considérablement à mesure qu'on s'éloigne de la ville, où l'autorité de l'État est souvent une notion abstraite.

En l'absence d'équipements adaptés, les hôpitaux et les dispensaires peuvent contribuer à la transmission de la maladie et dissuader les potentiels patients. Nombre de dispensaires ont dû fermer pour désinfection. Certains n'ont pas rouvert. Par ailleurs, les soignants comme Moïse Bulabantu courent un risque aigu de contracter eux-mêmes le virus. Dans tout l'est de la RDC, des dizaines de soignants en première ligne sont tombés malades et vingt-cinq d'entre eux sont décédés, d'après l'OMS. "Nous sommes terrifiés", confirme l'infirmier. Et c'est tout juste si ce dernier est payé.

En théorie, il y a assez d'argent pour financer le plan de lutte. Selon l'OMS et les Centres africains de prévention et de contrôle des maladies, des donateurs ont promis plus de 1,2 milliard de dollars [1 milliard d'euros], soit près du double de la somme nécessaire (518 millions de dollars [452 millions d'euros]), selon ces deux organisations. En revanche, seuls 115 millions de dollars [100 millions d'euros] ont été déboursés. Début juillet, des professionnels de santé à Bunia et dans ses environs sont en grève. Même si le reste des fonds arrive rapidement, il sera difficile de convaincre les populations de se soucier avant tout d'Ebola, et non de l'absence d'accès à l'eau potable ou des cas non traités de paludisme qui tuent leurs

Dessin de Côté paru dans Le Soleil, Québec.

Bilan : plus de 4 000 cas

●●● Presque trois mois après la déclaration de l'épidémie en RDC, le virus Ebola continue de se propager à une vitesse fulgurante. Selon le bilan établi le 5 août, plus de 4 000 cas confirmés et 1 850 décès étaient recensés en RDC, alors que l'Ouganda, lui, a officiellement déclaré la fin de son épidémie. Face à une aide internationale tardive et un contexte sécuritaire instabl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considère cette épidémie comme "la plus importante jamais enregistrée" en RDC. Le 7 août, l'utilisation du vaccin Ervebo et de l'antiviral obeldesivir en Ituri et au Nord-Kivu a été autorisée, même si leur efficacité contre le virus Bundibugyo n'a pas encore été démontrée.

enfants, souligne Trish Newport. Dans des endroits comme Bunia, où le virus est visible et des gens meurent dans la rue, l'aide est mieux accueillie.

Ce virus se répand depuis longtemps en dehors de l'Ituri. "C'est une question de jours avant que le virus se propage au niveau local", précise un responsable humanitaire, qui ajoute que les dépouilles sont particulièrement contagieuses. Il est aussi à craindre que le virus gagne du terrain vers le nord et passe la frontière sud-soudanaise. Ce pays, dont le système de santé est encore plus fragile que celui de la RDC, est au bord de la guerre civile. Un article paru récemment dans la revue 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avant que la maladie ne se répande dans la Tshopo, recourait à une modélisation pour estimer qu'il y avait sept chances sur dix qu'un cas d'Ebola se déclare au Soudan du Sud au cours des trois prochains mois. Moïse Bulabantu témoigne que les personnes qui viennent à son dispensaire ont peur de mourir. "Il n'y a vraiment aucun moyen de se protéger, déplore-t-il. Ni nous ni les malades." Dans cette situation, la peur apparaît comme une réaction rationnelle.—

publié le 12 juillet, traduit par Leslie Talaga

MOYEN-ORIENT.

Iran. Trump dans une impasse totale

Les multiples volte-face des États-Unis ne sont que l'illustration de leur échec dans ce conflit asymétrique, où l'Iran a su exploiter à son avantage un levier stratégique. Désormais, les "options sont limitées" pour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Financial Times, extraits (Londres)

Au cours de cinq derniers mois, Donald Trump et ses collaborateurs ont répété une bonne dizaine de fois que les États-Unis étaient "proches" d'un accord avec l'Iran. Mais, si les pourparlers entre Téhéran et Washington aboutissent effectivement à un tel accord, celui-ci sera très en dessous des objectifs fixés par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quand il a lancé cette guerre.

Depuis qu'il a attaqué l'Iran en février, Trump n'a cessé de faire des concessions, notamment sur les ambitions nucléaires de Téhéran, sa production de missiles balistiques et son soutien aux milices alliées, pour finalement n'avoir qu'une seule exigence : que l'Iran ramène le détroit d'Ormuz à son état d'avant-guerre. "L'accord à long terme porte sur la dénucléarisation de l'Iran, a déclaré [le 4 août] le secrétaire d'État américain, Marco Rubio, à des journalistes. L'accord immédiat, celui dont vous avez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concerne le détroit."

Voilà qui ressemble à une humiliation stratégique, d'après certains détracteurs. L'Iran a exploité son avantage stratégique sur le détroit dès que Trump a déclenché la guerre. Maintenant, n'importe quel règlement du conflit donnerait à Téhéran le contrôle sur une partie du détroit, lui laissant la possibilité en définitive de prélever des droits de

passage sur les vaisseaux qui l'emprunteront – des conditions qui auraient paru impensables aux géostratèges américains il y a seulement un an.

"Ce qui autrefois était libre et sans entraves ne l'est plus, déplore Aaron David Miller, ancien négociateur de paix au Moyen-Orient. Et rien de ce que Trump pourra arracher aux Iraniens dans un accord ne changera quoi que ce soit à cette réalité."

Coût politique. Pour ce qui est des ambitions nucléaires de l'Iran, Washington va se retrouver à négocier sur cette question avec un régime de plus en plus rétif, désormais convaincu d'avoir l'avantage et la capacité de fermer le détroit comme il l'entend. Autant dire qu'on est loin de la "reddition sans condition" que Trump exigeait de Téhéran. "Je ne vois pas dans l'immédiat un quelconque moyen de créer un équilibre des intérêts grâce à quoi Trump pourrait se prévaloir de ce que des êtres humains normaux considéreraient comme une victoire", poursuit Aaron David Miller.

Désormais, quelle que soit la manière dont Trump se sortira de cette guerre, le coût politique en sera élevé, d'autant que l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ont lieu dans moins de trois mois.

Les stocks de défense antimissile ont fondu, et les Américains et leurs alliés sont épuisés, ce qui laisse au président des "options limitées", observe Michael Ratney, ancien ambassadeur en Arabie saoudite sous Joe Biden.

"Une nouvelle escalade risque de porter atteinte à nos partenaires régionaux, de faire monter les prix du pétrole et de nuire au marché mondial de l'énergie", ajoute Ratney. Mais un accord qui permette "un certain contrôle de l'Iran [sur le détroit] serait préjudiciable pour tous", depuis les alliés du Golfe jusqu'aux contribuables américains.

"Pour Trump, le défi ne consiste pas seulement à mener cette guerre où il s'est enlisé, mais aussi à expliquer l'accord", souligne Michael Ratney. Faire passer n'importe quel accord pour un succès devient "de plus en plus difficile".

Pour l'instant, les espoirs sont placés dans l'ouverture du détroit d'Ormuz. Cette voie navigable

acheminait avant la guerre un cinquième des approvisionnements mondiaux de pétrole, et elle est devenue le principal champ de bataille.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son statut a fait l'objet de pourparlers directs entre l'Iran et Oman. "Ce n'est pas vraiment un accord entre l'Iran et les États-Unis, relève Ali Vaez, spécialiste de l'Iran au sein du groupe de réflexion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l s'agit d'un accord entre l'Iran et Oman."

L'Iran "a assuré qu'il contrôlait le détroit et que cette question n'était pas négociable", commente Vali Nasr, spécialiste de l'Iran et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Johns-Hopkins. "Téhéran veut montrer aux États-Unis qu'il ne sera pas

Sur la casquette : Rendons à l'Iran sa grandeur. Sur la feuille blanche : Accord avec l'Iran. Dessin de Tom paru dans Trouw, Amsterdam.

vaincu par les bombardements et qu'il ne renoncera pas au détroit d'Ormuz", précise-t-il. L'accord entre l'Iran et Oman, qui, selon deux sources, doit encore être approuvé par les plus hautes instances de Téhéran, prévoit que les navires entrent dans le détroit par les eaux iraniennes et en ressortent principalement par les eaux omanaises. [Téhéran a fait savoir, le 5 août, avoir trouvé un accord avec le sultanat d'Oman mais il a posé le 8 août une série d'exigences aux États-Unis pour rouvrir le détroit : lever leurs sanctions économiques et leur blocus des ports iraniens, indemniser l'Iran... Lire encadré ci-dessous.]

Tollé démocrate. Mais un accord si manifestement éloigné des objectifs de guerre initiaux de Trump ne peut qu'entraîner un retour de bâton sur le plan national. Le protocole d'accord [signé le 17 juin] a suscité un tollé chez les démocrates et même chez certains alliés de Trump, dont le défunt sénateur Lindsey Graham, qui protestaient contre des termes qu'ils jugeaient excessivement favorables à l'Iran.

"Trump est coincé, explique Vali Nasr. Il ne peut pas gagner militairement à ce stade. [...] Il ne peut pas résoudre le conflit diplomatiquement sans en payer le prix politiquement aux États-Unis."

Et périodiquement, il s'emporte parce que les choses ne sont pas aussi simples qu'il l'avait prévu. Le risque, c'est que Trump, contrarié de n'avoir que des options limitées pour mettre fin à la guerre, donne de nouveau dans l'escalade – reproduisant le schéma de ces derniers mois.

Il pourrait aussi présenter n'importe quel nouvel accord comme "une conquête politique", nuance Ali Vaez. "Puis les critiques sur cette 'conquête' vont lui taper sur les nerfs, et il va une fois de plus recourir à la coercition, conclut le spécialiste. Et quand la coercition sera infructueuse, il va devoir revenir à une nouvelle trêve de circonstance, et le cycle va se répéter."

—Abigail Hauslohner, Andrew England et Bita Ghaffari, publié le 5 août, traduit par Olivier Ragasol

Dernière minute

Ormuz, "une partie d'échecs"

●●● L'Iran, qui finalise avec le sultanat d'Oman le tracé d'une voie de navigation temporaire à travers le détroit d'Ormuz, a assuré le 8 août que ce passage ne rouvrira pas à la navigation tant que Washington n'aura pas "corrigé son comportement". En conséquence,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qui menaçait fin juillet d'une reprise des actions militaires, a expliqué au très informé site américain Axios faire "profil bas", se contentant de ne négocier qu'à moitié avec les Iraniens, dans l'attente que la "très mauvaise situation" économique de l'Iran, aggravée par le blocus naval américain, contraigne le régime des mollahs à plier. Le 10 août, il a demandé des "réparations" à Téhéran pour les victimes – américaines et de la région – des attaques menées par Téhéran c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C'est comme une partie d'échecs", a déclaré Donald Trump. Nous sommes "des joueurs d'échecs professionnels", a répondu le porte-parole de la diplomatie iranienne.

MOYEN-ORIENT

ARABIE SAOUDITE-PAKISTAN-TURQUIE

Un “nouvel axe régional” face à l’Iran et à Israël

En scellant un accord de défense conjoint, les trois pays à majorité sunnite esquissent moins une “Otan musulmane” qu’une nouvelle architecture de sécurité destinée à contenir Téhéran tout en faisant contrepoids à l’État hébreu.

—L’Orient-Le Jour, extraits (Beyrouth)

Tout s’est précipité d’un coup. Le 7 août, le prince héritier saoudien Mohammed ben Salmane a reçu le président turc, Recep Tayyip Erdogan, et le Premier ministre pakistanais, Shehbaz Sharif, pour sceller un accord de défense conjoint. Ce développement est en réalité la concrétisation d’efforts qui s’étaient déjà accélérés après la guerre de douze jours contre l’Iran en juin 2025, qui visait à contrer la menace iranienne mais aussi à contrebalancer l’hégémonie israélienne dans la région. De quoi dessiner avec plus de précision un nouvel axe régional sous l’égide de Riyad, en genèse depuis des mois.

“Le message réside dans le timing, souligne Hesham Alghannam, chercheur au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situé à Riyad. Alors que le royaume refuse de négocier avec les houthistes [au Yémen], frappe les milices irakiennes, met sur pied une coalition en mer Rouge et fait pression sur Washington pour obtenir des F-35, signer cet accord maintenant en fait le point d’orgue d’une semaine stratégique durant laquelle l’Arabie saoudite s’est affirmée comme jamais depuis une génération.”

Réponse défensive. Conclu à La Mecque, l’accord de défense semble vouloir avant tout répondre aux menaces qui pèsent sur la sécurité et l’avenir économique du pays, ainsi que sur la stabilité de la région, en recréant une dissuasion efficace. Car le contexte est pressant pour l’Arabie saoudite. Touché par des vagues d’attaques iraniennes durant la guerre israélo-américaine sur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lancée le 28 février, le royaume saoudien avait trouvé un accord informel de désescalade avec l’Iran. Mais c’était compter sans les houthistes.

Après des échanges de tirs, le groupe soutenu par l’Iran a annoncé un blocus maritime de l’Arabie saoudite. Les affrontements se sont en outre multipliés ces derniers jours entre les houthistes et les forces progouvernementales soutenues par la coalition arabe menée par Riyad quand le royaume a été directement touché par des tirs ennemis.

L’Arabie saoudite a annoncé fin juillet des opérations conjointes avec le Commandement central américain (Centcom) pour la région en Irak. Une manière d’afficher sa volonté de répliquer aux agressions des milices pro-iraniennes dans le pays,

✎ Dessin de Hassan Bleibel, Liban.

coordonnées avec les houthistes, sans s’en prendre directement à la maison mère iranienne. Le royaume a également monté une coalition maritime pour assurer la liberté de navigation en mer Rouge, dans le détroit de Bab El-Mandeb et dans le golfe d’Aden.

L’alliance scellée vendredi apparaît donc à première vue comme un bouclier contre la menace iranienne dans la région.

Quelques mois après le conflit qui avait mis en veille les ambitions nucléaires de l’Iran en juin 2025, l’Arabie saoudite avait déjà conclu un pacte de défense mutuelle avec le Pakistan, seul pays à majorité musulmane disposant de la bombe atomique, craignant notamment les velléités de Téhéran en la matière.

“Marque arabe”. L’inclusion de la Turquie, qui se pose en fervent défenseur de la cause palestinienne, pourrait désormais signaler une volonté de retirer à l’Iran sa légitimité à représenter cette cause. L’alliance Ankara-Riyad pourrait également se traduire par un frein à la reconstitution de l’“axe de la résistance” en Syrie, où les deux partenaires parrainent le nouveau régime.

Ce nouvel axe se poserait ainsi en miroir de ce que le roi Abdallah II de Jordanie avait qualifié en 2004 de “croissant chiète”. “Il s’agit plutôt d’un axe de puissances à majorité musulmane que d’un axe purement sunnite, nuance Hesham Alghannam. Ses objectifs se définissent surtout par la négative : contenir le levier maritime de l’Iran et la portée d’action de ses mandataires; imprimer une marque arabe et musulmane à la sécurité régionale au-delà de ce que l’Occident dicte; ou encore veiller

à ce qu’aucun ordre régional d’après-guerre ne soit défini par rapport à Israël.” Pas d’ambitions régionales au-delà de leur défense donc. L’Arabie saoudite a fait étalage à plusieurs reprises de sa volonté de désescalade avec l’Iran. Servant de médiateur dans le conflit avec les États-Unis, le Pakistan entretient pour sa part de bonnes relations avec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quand la Turquie n’a aucune envie de se mettre à dos l’Iran, qui tape sur ses ressortissants kurdes en Irak.

DÉCRYPTAGE

SUR NOTRE SITE

courrierinternational.com

Vu de Turquie. À Ankara, on souligne que le pacte de défense, vu comme une “Otan de l’islam”, selon le quotidien progouvernemental Takvim, récompense l’industrie de défense en plein essor et l’expérience militaire du pays, écrit le journal Sabah. Mais il est également, pour certains, le fruit de l’impuissance des États-Unis à protéger les pays du Golfe.

Vu du Pakistan. Non, “il ne s’agit pas d’une ‘Otan islamique’”, estime de son côté le journal Dawn, prudent face à la clause de solidarité entre les membres en cas d’attaque contre l’un d’entre eux. Ni d’une “alternative au parapluie sécuritaire américain”, ajoute The Express Tribune, mais d’un “système de sécurité multipolaire”.

“C’est moins pensé comme un bloc anti-Iran que comme favorisant la sécurité de l’Arabie, de la Turquie et du Pakistan, avance le chercheur Aziz Alghashian. Il s’agit d’un cadre de coopération pour expédier et augmenter les flux d’approvisionnement militaire et organiser des exercices conjoints.”

“Reste que ce n’est pas une bonne nouvelle pour Israël”, souligne Aziz Alghashian. Alors que le Pakistan se positionne clairement dans le camp anti-israélien, la Turquie est aujourd’hui dépeinte à Tel-Aviv comme le nouvel Iran, un ennemi qui souhaite la destruction de l’État hébreu et se sert d’un réseau régional pour mener le bras de fer.

Si cette image paraît relever plus de la paranoïa et de la rhétorique de victimisation d’un pouvoir en manque de popularité, Erdogan a vertement critiqué la politique israélienne à

MOYEN-ORIENT.

Gaza, la qualifiant de génocide, tout en faisant certaines comparaisons avec le régime nazi.

Cherchant à faire front à l'Iran, ce nouvel axe ferait donc aussi face à Israël, lequel a établi un bloc alternatif avec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Inde. "Cette alliance est un autre indice dissipant l'idée selon laquelle la guerre en Iran conduirait à une normalisation des relations entre l'Arabie saoudite et Israël", avance ainsi Aziz Alghashian.

Alliés de Trump. La dimension israélienne dans ce partenariat paraît d'autant plus évidente que l'Égypte, une des plus importantes armées de la région, en est la grande absente. Sa frontière partagée avec Gaza et Israël pourrait expliquer le choix de ne pas rejoindre cette coalition. Tout comme son tiraillement entre l'Arabie saoudite et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ces frères rivaux que la guerre en Iran n'a pas réussi à entièrement réconcilier après les tensions concernant le Yémen.

L'axe saoudo-turco-pakistanais pourrait en tout cas peser dans les décisions de Washington, alors que les trois pays sont de proches alliés des États-Unis et que leurs dirigeants s'entendent bien avec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Il ne faudrait pas voir dans ce pacte la preuve d'un Moyen-Orient postaméricain, ou encore celle de l'émergence d'une 'Otan musulmane', prévient la chercheuse Burcu Özçelik. Cela s'inscrit plutôt dans la préférence de Washington pour un plus grand partage des tâches au niveau régional, avec des puissances régionales assumant plus de responsabilités en matière de dissuasion et de sécurité tout en restant ancrées dans une architecture sécuritaire centrée sur les États-Unis."

Washington a ainsi multiplié les gestes en faveur de la Turquie et de l'Arabie saoudite récemment. La première pourrait être réintégrée dans le programme de développement de l'avion de chasse de dernière génération F-35. La seconde vient de signer un accord de coopération nucléaire, qui, s'il a été par la suite conditionné à une normalisation avec Israël, pourrait permettre au royaume d'enrichir de l'uranium sur son territoire.

—Laure-Maïssa Farjallah, publié le 7 août

GAZA

Le Hamas cède mais ne capitule pas

Le Hamas a enfin accepté de rendre les armes et de céder la gouvernance de l'enclave palestinienne... Tout en maintenant son rôle politique. Mais Benyamin Nétanyahou veut bien plus, affirme cet article écrit avant le rejet israélien du plan de paix.

—Al-Quds Al-Arabi, extraits (Londres)

Le Hamas a accepté le principe de son désarmement en contrepartie du retrait progressif de l'armée israélienne de la bande de Gaza. Il a en effet donné son feu vert à la feuille de route qui doit ouvrir la voie à la prochaine phase de l'accord de cessez-le-feu (d'octobre 2025). Cette feuille de route prévoit de transférer l'administration du territoire à un groupe de technocrates palestiniens et à y reconstituer une police locale, le tout avec le soutien de forces internationales de stabilisation.

Le Hamas devra donc abandonner ses armes lourdes, consentir au démantèlement de ses lieux de fabrication et de stockage d'armes et rendre publics les plans de son réseau de tunnels.

Forces d'occupation. Cela ne signifie pas que le Hamas va immédiatement et définitivement se désarmer. Il s'agit plutôt de collecter les armes et de les entreposer sous contrôle palestinien, sans trancher la question de leur destinée finale. De même, selon certaines voix palestiniennes, ce désarmement ne concerne que les armes lourdes et non les armes individuelles. Par ailleurs, ce désarmement est conditionné par la fin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israéliennes et le retrait des forces d'occupation.

Quoi qu'il en soit,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s'est d'ores et déjà vanté, le 31 juillet, d'avoir arraché un succès "historique", qui permettrait de commencer la reconstruction du territoire. Or les États-Unis n'ont pas les mêmes priorités

que le gouvernement israélien de Benyamin Nétanyahou. Celui-ci persiste à réclamer le désarmement complet du Hamas, sans que cela ne soit conditionné par un retrait israélien. Ce qui montre qu'Israël compte garder le contrôle militaire direct de la bande de Gaza et veut y empêcher toute perspective politique.

Israël a donc fait part de son opposition à trois éléments fondamentaux du plan. Premièrement, à l'idée que les armes du Hamas soient stockées plutôt que détruites. Deuxièmement, à la participation du Qatar et de la Turquie (deux pays de plus en plus hostiles à l'État hébreu et soupçonnés de

✎ Dessin de Cajas, Équateur.

proximité avec le Hamas) dans les mécanismes de contrôle. Troisièmement, à l'interdiction faite à l'armée israélienne d''agir librement" dans les zones qui auront été transférées sous l'autorité du comité de technocrates palestiniens soutenus par la force internationale et la police palestinienne.

L'accueil réservé à cet accord a été mitigé. Au niveau international, et parmi les pays arabes, il est considéré comme une chance pour mettre fin au génocide des habitants de Gaza, pour retrouver des possibilités de faire parvenir de l'aide humanitaire, pour commencer la reconstruction et pour renouer avec une administration palestinienne du territoire.

Chez les Palestiniens, beaucoup critiquent le Hamas d'accepter maintenant ce qu'il avait si longtemps refusé. D'autres regrettent que le Hamas se vante d'un succès dans les négociations, alors que cet accord signe son désarmement et son retrait du pouvoir. On constate en tout cas que le Hamas ne se bat plus pour préserver son pouvoir et ses armes, mais accepte de négocier pour garder la possibilité de maintenir une présence politique à Gaza.

Ce changement d'attitude s'explique par le fait que l'administration de la bande de Gaza constitue de plus en plus un fardeau dont il voudrait se délester. Mais aussi par son affaiblissement militaire.

Folie raciste. Par ailleurs, on aura noté que Mohammed Dahlan, [un très controversé] dissident du Fatah [parti du président de l'Autorité palestinienne, hostile au Hamas] qui vit aux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réputé proche de l'homme fort d'Abou Dhabi Mohammed ben Zayed, aurait lui aussi joué un rôle essentiel. C'est lui qui aurait convaincu le Hamas d'accepter le désarmement comme seul moyen de maintenir son rôle politique dans le territoire. Si ces informations sont exactes, cela veut dire qu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cherchent à renforcer leur influence à Gaza par l'intermédiaire de ce personnage qui entretient ses réseaux aux États-Unis, dans les pays

Dernière minute

ISRAËL REJETTE OFFICIELLEMENT LE PLAN TRUMP

Le Premier ministre israélien, Benyamin Nétanyahou, a annoncé le 9 août avoir officiellement "rejeté" la dernière feuille de route américaine sur le désarmement progressif du Hamas, affirmant que l'armée israélienne ne se retirerait pas de Gaza tant que le groupe islamiste ne serait pas désarmé, rapporte le quotidien israélien Ha'Aretz. Un nouveau revers pour le plan de paix de Donald Trump et un rare désaccord affiché publiquement, même si les divergences entre les deux hommes se sont approfondies depuis la fin de la guerre contre l'Iran. Une source américaine de haut rang citée par la chaîne israélienne Channel 12 attribue cette prise de position aux "impératifs politiques" du chef du gouvernement israélien, en pleine campagne pour l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u 27 octobre.

arabes et dans la bande de Gaza elle-même.

Cet accord est loin de dessiner un avenir clair pour la bande de Gaza. Mais il met les Palestiniens devant des interrogations cruciales : qui sera décideur, qui surveillera les dépôts d'armes, qui garantira le retrait israélien, qui gérera la reconstruction ?

Compte tenu de la folie raciste débridée de la coalition au pouvoir en Israël, il s'agit de miser sur cet accord pour que ces dispositifs – même fragiles – mettent un terme à la logique de l'affrontement militaire.

Et puis, à l'échelle de l'histoire, la portée de la nouvelle posture du Hamas se mesurera à sa capacité à s'inscrire dans la lutte pour la cause palestinienne. [Non pas en en revendiquant l'exclusivité], mais de concert avec le peuple, les institutions (et les autres forces) politiques palestiniennes, ainsi qu'avec l'opinion internationale, pour replacer la cause palestinienne sur le devant de la scène mondiale.—

Publié le 3 août, traduit par Philippe Mischkowsky

D'UN CONTINENT À L'AUTRE

« Il nous faut un âne », m'annonce mon époux, le matin de notre départ pour dix jours de randonnée sur les traces de Robert Louis Stevenson. Je lui marmonne qu'on n'a quand même pas autant de bagages que Stevenson, ouvrant à cet effet mon exemplaire passablement défraîchi de Voyage avec un âne dans les Cévennes [paru en anglais en 1879, en français en 1925] : « Un revolver, une petite lampe à alcool [...] », deux assortiments complets de vêtements de rechange – outre mes habits de voyage en velours campagnard, mon paletot de marin et un chandail en tricot – quelques livres, ma couverture de voyage [...] », des plaquettes de chocolat et des boîtes de saucisses boulonnaises [...] », un gigot froid de mouton, une bouteille de beaujolais, une boîte vide destinée à contenir du lait, un fouet à œufs et une provision importante de pain bis et blanc.

Le plus lourd était encore son sac de couchage cousu sur mesure dont il venait de faire l'acquisition : « Une sorte de long rouleau ou saucisson en bâche verte imperméable à l'extérieur et en fourrure de mouton bleue à l'intérieur. » Stevenson explique que c'est le poids et l'encombrement de ce sac (acheté 80 francs et deux verres de bière) qui le poussent d'ailleurs à acheter un âne (pour 65 francs et un verre de brandy), qu'il baptise « Modestine ».

Ses derniers biographes soupçonnent cependant que Modestine n'a pas tant été achetée pour transporter son barda que pour ajouter de la couleur au récit de voyage qu'il projette d'écrire. Et, pour en ajouter, elle en ajoute. Car c'est bel et bien Modestine l'héroïne de ce petit bijou de récit littéraire, aujourd'hui salué comme un des tout premiers carnets de voyage, grâce à son mélange de descriptions pleines de vie et d'autodérision, mais aussi parce que Stevenson considère le voyage comme une fin en soi, plutôt que de mettre l'accent sur les aspects scientifiques ou cartographiques. « Je voyage non pour aller quelque part, mais pour marcher, écrit Stevenson. Je voyage pour le plaisir de voyager. »

Plateaux volcaniques. Au bout d'une heure de recherche sur Google, j'avertis mon mari qu'il faut s'y prendre longtemps à l'avance pour réserver un âne. Depuis la sortie, en 2020, du film Antoinette dans les Cévennes, une comédie romantique qui prend le chemin pour décor, les ânes ont un succès fou sur « le Stevenson », comme on l'appelle en France. Officiellement, c'est le GR 70, et, s'il est peu connu à l'international, c'est l'un des chemins de randonnée préférés des Français. J'ajoute d'un ton badin : « Ne t'en fais pas. On pourra toujours faire ami-ami avec l'âne de quelqu'un d'autre ! » J'y reviendrai.

C'est à la fin du mois de septembre 1878 que Stevenson, 27 ans à l'époque, se lance

Des Britanniques dans les Cévennes

Une romancière britannique retrace sa marche sur le GR 70, durant laquelle elle a suivi le chemin emprunté par l'écrivain écossais Robert Louis Stevenson et son âne Modestine, en 1878.

dans un périple à pied à travers une contrée méconnue, les Cévennes, une « région rocailleuse, sans intimité et nue », faite de hauts plateaux volcaniques, de vallées, de rivières, de champs, de landes et de forêts. Son expédition de douze jours, du Monastier-sur-Gazeille à Saint-Jean-du-Gard, suit les chemins muletiers qui serpentent à travers un « labyrinthe inextricable de montagnes ».

Stevenson est un marcheur au cœur brisé. La femme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 Fanny Osbourne, 38 ans, mariée, mère de trois enfants – est repartie en Amérique pour recoller les morceaux avec son mari. Le périple de Stevenson a deux objectifs : le premier est d'en faire un livre qui lui accordera l'indépendance financière nécessaire pour quitter des parents qui désapprouvent son choix [de devenir écrivain et de vivre de sa plume], le second de lui mettre un peu de baume au cœur après cette séparation. « Comment le monde donne et reprend, comment il ne rapproche les cœurs qui s'aiment que pour les séparer de nouveau par de lointains pays étrangers,

se désole-t-il. Mais l'amour est le suprême talisman qui fait de l'univers un jardin. »

Aujourd'hui, ses préparatifs nous paraissent bien légers. Il part sans carte ni boussole, alors que le temps « tourne à l'hiver » et qu'il règne « un froid mortel » sur un chemin non balisé traversant des régions à loups, sans aucune idée non plus des points de chute où il passera la nuit. Sans surprise, il s'égare souvent.

À côté, notre aventure est réglée comme du papier à musique par notre voyagiste, Macs Adventure. Nous cheminons avec un petit sac à dos pour la journée, le GPS sur nos téléphones portables, des balises à chaque tournant, un lit réservé pour chaque nuit et une baguette dans son petit sachet pour le déjeuner. Nos bagages sont transportés pour nous d'auberge en auberge. Nous ne nous perdrons pas une fois.

Les chemins que suit Stevenson, les villages et les rues qu'il traverse, les pinèdes et les auberges où il passe la nuit, même les églises, les châteaux et le monastère dont il pousse la porte, existent toujours.

Le paysage qu'il arpente et les panoramas qu'il décrit n'ont pour ainsi dire pas changé – les mystérieux menhirs tapissés de mousse, la silhouette massive du mont Lozère au loin, « les taches noires des bois de pins et les routes blanches sinuant parmi les monts », les cours d'eau « formant des étangs du vert marin le plus délicieux ». Tout est resté à sa place, souvent agrémenté de plaques citant les mots de l'écrivain.

Nous prenons plusieurs trains, à commencer par l'Eurostar, pour rejoindre Le Puy-en-Velay, l'un des plus anciens centres de pèlerinage d'Europe, célèbre pour son étonnante chapelle du x$^{e}$ siècle, Saint-Michel-d'Aiguilhe, qui semble jaillir de la cheminée volcanique de 85 mètres de haut sur laquelle elle est juchée. Après une nuit dans un hôtel, nous levons le camp et nous nous trouvons en quelques minutes sur un vieux chemin muletier ourlé de verdure qui ondule à travers des prairies bucoliques, au milieu des flambées de genêts et des coquelicots écarlates.

Bercés par le chant des rossignols, des coucous et des alouettes lulus, nous parcourons les 19 kilomètres qui nous séparent du Monastier-sur-Gazeille, où Stevenson a acheté Modestine, et où l'on peut aujourd'hui louer des ânes. À partir de là, le paysage commence à changer, de jour en jour, parfois d'heure en heure. Les champs constellés de narcisses blancs et

Le vieux chemin muletier ondule à travers des prairies bucoliques, au milieu des flambées de genêts et des coquelicots écarlates.

FRANCE.

d'orchidées violettes cèdent la place à des prés râpés où affleure une terre volcanique noire, à des champs de seigle bleu-vert ou encore à des cultures de lentilles du Puy d'un vert tendre et discret.

Plus loin, notre chemin s'enfonce dans des pinèdes ombragées parsemées de rochers mégalithiques, comme gainés d'une épaisse couche de mousse vert émeraude, avant de retrouver des chemins champêtres bordés d'orchidées, de trèfles et d'églantiers. De temps à autre, nous traversons des châtaigneraies – les châtaignes en question servent à confectionner des confitures, des sirops, des liqueurs et la farine utilisée dans le fameux gâteau à la châtaigne des Cévennes (qui fera notre délice lors de nos pique-niques quotidiens).

Nous n'avons peut-être pas de baudet à nous mais, dès le deuxième jour, nous avons l'occasion de faire connaissance avec une ânesse, Manon, à la faveur de notre rencontre avec Élise et Juliette, deux dames belges qui ont loué ses services. En cheminant de conserve, nous mesurons les progrès réalisés dans le traitement des ânes en France. Leur location est aujourd'hui strictement réglementée : les animaux ne peuvent pas avoir plus de 30 kilos sur le dos, seuls les jeunes enfants fourbus sont autorisés à monter dessus, et des pauses régulières sont obligatoires pour leur permettre de se reposer. Il va sans dire qu'il est défendu de les molester.

Il en allait bien différemment voilà cent cinquante ans. Quelques heures à peine après son départ, Stevenson a déjà donné du bâton à Modestine. Le pauvre baudet se voit régulièrement réprimandé, moqué, battu. Sans le moindre effet cependant.

•• Un randonneur sur le GR 70 avec un âne, dans la côte du Goudet. • Le village du Pont-de-Montvert, surplombant le Tarn. Photos Jc Milhet/Hans Lucas

Finalement, Stevenson se voit remettre un "aiguillon" (une simple gaule dotée d'une pointe métallique à son extrémité), dont il se sert (non, dit-il, sans un certain dégoût) pour faire avancer le baudet.

En marchant aux côtés de Manon, je comprends la frustration de Stevenson. Mes 5 km/h de moyenne sont vite oubliés, car non seulement Manon est lente, mais elle s'arrête pour brouter les bas-côtés. Juliette me confirme que le fait de se régler sur le pas du baudet a rallongé de trois jours leur randonnée : non seulement l'âne avance à son pas de sénateur, s'arrêtant régulièrement pour se reposer, mais il faut parfois parcourir un kilomètre de plus pour conduire l'animal à l'abri où il passera la nuit, et aller l'y chercher le lendemain.

Au bout de quelques jours, nous pénétrons dans le "Gévaudan sauvage", décrit par Stevenson comme "une des contrées les plus misérables du monde [...]", en quelque sorte en dessous même des Highlands d'Écosse, en pire". Une fois de plus, le paysage change du tout au tout : le mont Lozère, massif granitique, est dénudé, désolé, austère, n'ayant pour tout couvert que des landes à bruyères rabougries, battues par les vents, des affleurements granitiques et des menhirs qui émergent d'une brume errante digne des récits de Tolkien.

Sauvagerie ancestrale. Contrairement à Stevenson, nous nous émerveillons de cette sauvagerie semblant sourdre du fond des âges. La bise qui nous cingle nous fouette les sangs et nous fait nous sentir étonnamment vivants. Quand la brume se dissipe, la vue est à couper le souffle – des kilomètres et des kilomètres de collines, de vallées, de bois – pas une route, pas une éolienne, pas un poteau télégraphique en vue.

De là, nous redescendons au milieu des parterres de colchiques, pour rejoindre des vallées hérissées de hêtres et de bouleaux où le Lot prend sa source bruissante. Ces changements étourdissants de décors sont contrebalancés par le granit immuable des villages et des hameaux où nous passons nos nuits, dont beaucoup ont conservé des maisons décrites par Stevenson. Mais alors que lui débarque dans des villages grouillant de vie agreste, les nôtres sont pour ainsi dire muets – abstraction faite des chambres d'hôte où nous séjournons.

Le film Antoinette dans les Cévennes ainsi qu'un intérêt qui ne se dément pas pour les aventures de Stevenson ont donné un second souffle à ces villages. Des fermes autrefois abandonnées ont été converties

en chambres d'hôte pour accueillir les marcheurs. Les hébergements se suivent et ne se ressemblent pas, du plus rudimentaire (un mobile home) au plus insolite (une roulotte), en passant par des maisons d'une délicieuse désuétude (comme le Gîte de l'Escoul, au Bleymard). Nous frôlerons même le luxe à La Lozerette, un hôtel de charme, à Cœurès. Souvent, c'est au son des rossignols que nous nous abandonnons au sommeil, quand ce n'est pas le gazouillis d'un ruisseau tout proche.

La petite ville historique de Pont-de-Montvert (en Lozère), notre avant-dernière étape, fait figure d'exception parmi ces villages cévenols mutiques. Sur la terrasse de l'Auberge des Cévennes, surplombant les flots impatients du Tarn, nous sirotons à petits traits l'apéritif local – le kir châtaigne – au milieu d'une cohue de marcheurs, d'autoch tones et d'hirondelles virevoltant au-dessus de l'eau. Les cloches de l'église tintent, les chiens clabaudent, les gens s'interpellent d'un trottoir à l'autre.

C'est aussi au Pont-de-Montvert que nous faisons nos adieux à Manon, Élise et Juliette. En huit jours de marche, nous aurons croisé le trio à maintes reprises, parfois cheminant à ses côtés, parfois le retrouvant à table le soir à dîner. En plus de les ralentir, nous apprenons que Manon a alourdi leur note de 750 euros – la location d'un âne tournant autour de 60 ou 70 euros par jour, ce qui comprend le rapatriement de l'animal en fin de parcours. Qui plus est, les hôtels qui possèdent une écurie pour accueillir les ânes ne sont pas nombreux et doivent être réservés des mois à l'avance. "Oh, mais on l'aime tellement, s'émeuvent les deux dames en frottant leurs joues

contre les longues oreilles de Manon. Ce qui compte, c'est de tisser un lien avec l'animal, c'est de lever le pied. C'est ça, le but!"

Le rapport de Stevenson avec Modestine est la source d'une des plus belles réflexions du Voyage avec un âne : "Ce que nous trouvons de meilleur en route, c'est un loyal ami [...] Nous courons le monde, en fait, pour le rencontrer." De bourrique rétive, Modestine devient une amie sincère. Stevenson ralentit son pas pour le régler sur le sien. Il allège son fardeau en jetant sa bouteille, son gigot de mouton et son pain – même son fouet à œufs, "bien que ce dernier [lui] fût cher". Il lui donne à manger des feuilles de châtaignier et du pain, et trouve en elle une présence réconfortante.

Le carnet de voyage de Stevenson trouve même une de ses plus belles pages dans un élan à la fois soudain et inattendu de tendresse. Ayant vendu Modestine, "[sa] compagne [...], patiente, élégante de formes et couleur d'une souris idéale", il se met à pleurer. C'est sur cette décharge émotionnelle que se clôt ce périple extraordinaire. Si Fanny n'est jamais citée nommément dans Voyage avec un âne, les biographes s'accordent à dire qu'elle y est présente en filigrane. Soudain envahi d'un sentiment de félicité dans une châtaigneraie, Stevenson médite : "Peut-être quelqu'un dans un autre pays pensait-il à moi." Et, tout en "exultant" dans la solitude d'une nuit passée à la belle étoile, il prend "conscience d'un manque singulier. Je souhaitais une compagne qui s'allongerait près de moi au clair des étoiles, silencieuse et immobile, mais dont la main ne cesserait de toucher la mienne. Car il existe une camaraderie plus reposante même que la solitude et qui, bien comprise, est la solitude portée à son point de perfection".

L'année suivante, Stevenson se rend en Californie à la poursuite de Fanny et la convainc de l'épouser. Peut-être en a-t-il trouvé la force par cette nuit étoilée, allongé dans un pré-cévenol, peut-être était-ce le résultat d'une confiance grandissante trouvée chemin faisant. "L'important est de bouger, écrit-il, d'éprouver de plus près les nécessités et les embarras de la vie, de quitter le lit douillet de la civilisation, de sentir sous mes pieds le granit terrestre et les silex épars avec leurs coupants [...] Et lorsque le présent montre tant d'exigences, qui peut se soucier du futur?"

—Annabel Abbs-Streets, publié le 14 février, traduit par Jean-Baptiste Bor

En français dans le texte.

Dans le prochain numéro : Envie d'une escapade ? Allez à Lens !

D'UN CONTINENT À L'AUTRE

Chine. Comment j'ai arrêté de porter des soutiens-gorge

En Chine comme ailleurs, le regard masculin sur le corps des femmes structure largement les rapports sociaux dans l'espace public, analyse la journaliste Lin Yu.

→ Dessin de Ale+Ale paru dans Internazionale, Rome.

—Weixin (WeChat) (Shenzhen)

Ne plus porter de soutien-gorge... L'idée m'est venue un soir d'été, pendant ma troisième année à l'université. J'assistais à une répétition de mon club de théâtre, vêtue d'un tee-shirt noir qui laissait apparaître les bretelles blanches de mon soutien-gorge. Mon petit ami de l'époque s'en est aperçu et a discrètement ajusté mon tee-shirt pour les cacher. Son geste m'a gênée.

Pourquoi ces bretelles ne doivent-elles pas être visibles ? Cela m'a fait penser à une anecdote de mes années de collège. Un jour, j'ai croisé une camarade de classe, très en retard, mais qui s'est arrêtée exprès pour me signaler que mes bretelles de soutien-gorge dépassaient. Quelle importance ? Qu'est-ce que cela voulait dire, à part prouver que j'en portais bien un ? Toutes les femmes en ont ; pourquoi vouloir cacher quelque chose d'aussi banal ?

Plus jeune, quand j'étendais le linge à la maison, munie d'une perche, ma mère insistait toujours pour que je n'accroche pas les soutiens-gorge et les culottes tachées par les règles en plein

milieu de la corde à linge, et que je m'applique à les placer à une des extrémités. Pour quelles raisons seuls les vêtements féminins devaient être cachés dans un coin ? Sans tenir compte de ses consignes, j'ai fait exprès, un jour, de suspendre mon soutien-gorge bien en vue, à côté de l'encensoir, au grand dam de ma mère. Pronoquant les sourcils, elle m'a pris la perche des mains : "C'est bon, je vais le faire !"

Je ne comprenais pas pourquoi les soutiens-gorge étaient un sujet si sensible à la maison. Dans une ville voisine de celle où je vivais, il y avait pourtant toute une filière de production de soutiens-gorge. Beaucoup de femmes de la région, et même de nombreux hommes, travaillaient dans ces usines. C'est d'ailleurs là que ma cousine a rencontré son futur mari.

Un jour, en montrant du doigt une pièce accrochée au séchoir, j'ai dit : "Pourquoi acheter des soutiens-gorge aussi jolis si c'est pour ne pas les montrer ?"

Nos seins ne doivent être ni trop visibles ni trop invisibles ; ni trop suggestifs ni trop proéminents.

C'était un modèle balconnet appartenant à ma belle-sœur, orné de belles broderies bleues. Avec un sourire entendu, mon amie d'enfance m'a donné la réponse : "C'est parce qu'il plaît à ton frère." Une remarque peut-être liée aux romans à l'eau de rose que nous lisions à l'époque, alors que nous venions d'entrer en sixième. Mais elle avait vu juste : un soutien-gorge a des connotations sexuelles, surtout chez la gent masculine. D'où son caractère sensible.

Maturité. À l'époque, le soutien-gorge était pour moi un signe de maturité. J'étais pressée d'en avoir un, car c'était le signe que je n'étais plus une enfant, mais une jeune fille. Ma mère m'a emmenée en ville pour acheter mon premier "soutif". Les modèles pour adolescentes étaient de taille unique. Sans aucune fioriture, ils étaient proposés en blanc ou en noir. On en avait acheté deux pour 15 yuans [moins de 2 euros].

Ces soutiens-gorge me laissaient des marques rouges, mais il me semblait important, à ce moment-là, d'évoluer au même rythme que les jeunes de mon

âge. De peur d'être à la traîne, je comparais sans cesse nos tailles, je surveillais quand les autres filles commençaient à porter un soutien-gorge ou avaient leurs premières règles. C'était plus fort que moi.

J'ai aussi commencé à me demander pourquoi je n'avais pas les mêmes seins que les autres. Lors d'un job d'été à l'usine de soutiens-gorge voisine, justement, la remarque d'un jeune collègue est restée dans ma mémoire : "Une femme qui pèse moins de 50 kilos. Ça signifie qu'elle est petite et qu'elle n'a pas de poitrine." Je mesurais alors 1,60 m pour environ 45 kilos. Selon sa logique, je suis née avec

une poitrine plate que je serais destinée à garder toute ma vie. Mais au fait, ne pas avoir de poitrine, ça veut dire quoi ? En ligne, les moteurs de recherche indiquent que l'on considère généralement les bonnets en dessous du A comme adaptés à une "poitrine plate". Je suis aussi tombée sur des articles du genre : "Que faire si j'ai des seins plats ?" ou encore "Des trucs infaillibles pour avoir une poitrine généreuse". En cliquant sur les liens, j'ai découvert que la méthode la

Pourquoi personne ne fait de remarques aux hommes qui se promènent torse nu ?

plus rapide pour donner l'impression d'avoir de la poitrine était encore de s'acheter, pour un peu plus de 200 yuans [25 euros], un soutien-gorge push-up.

Sur le forum Reddit, j'ai lu un post intitulé : "Si je manque d'assurance, c'est parce que je manque de poitrine." Une jeune fille de 17 ans y raconte : "De toutes les filles de mon âge, je suis sans doute celle qui a les plus petits seins, et ça me donne l'impression d'être peu séduisante." Elle poursuit : "J'aimerais être une femme aux courbes plantureuses, pouvoir me sentir sexy de temps en temps... Je me demande si des garçons peuvent trouver une poitrine plate attirante."

Dans la section des commentaires, une femme d'une trentaine d'années évoque inversement ses désagréments liés au fait d'avoir une forte poitrine : "Mes seins sont lourds et me font transpirer. J'ai des rougeurs et des irritations causées par mon soutien-gorge qui s'enfonce dans ma peau. Courir est très inconfortable, et les gens vous regardent d'un drôle d'air. Je ne peux pas me permettre de porter

TÉMOIGNAGE

ASIE.

certains vêtements, car pour peu qu'ils laissent légèrement entrevoir ma poitrine, je risque de passer pour une pute. Elle avoue avoir un temps envisagé une mastectomie pour pouvoir vivre plus librement.

Pour ce qui est des critères d'une belle poitrine, le droit de les définir n'est jamais revenu aux femmes elles-mêmes. Ils lui sont imposés par un discours commercial axé sur le profit et par l'imaginaire érotique masculin. Sur le plan socioculturel, la femm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un objet de désir, et ne pas correspondre à cette image est source d'anxiété pour elle, étant donné qu'elle a peu à peu intériorisé ce genre de diktat.

Par ailleurs, nous devons faire attention, car nos seins peuvent nous mettre dans des situations embarrassantes : ils ne doivent être ni trop visibles ni trop invisibles ; ni trop suggestifs ni trop proéminents. Mais ce n'est jamais aux femmes de décider si une poitrine doit être "plate" ou "généreuse" pour être belle.

Quand je suis entrée à l'université, cela faisait six ans que je portais un soutien-gorge. Je suis passée un temps aux soutiens-gorge pour adulte, mais

ils ne convenaient pas bien à la forme de ma poitrine : mes seins étaient trop serrés en bas, et pas assez maintenus en haut. Porter un soutien-gorge était un peu un supplice. En cours, je supportais tant bien que mal l'inconfort, mais à peine rentrée dans ma chambre universitaire, je m'empressais de le dégrafer. Je me sentais alors comme libérée de mes chaînes, et mon corps respirait à nouveau.

Hypocrisie. En fait,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en matière de soutien-gorge, les femmes sont dans une situation paradoxale : ne pas en mettre n'est pas correct, mais montrer aux autres qu'on en porte un n'est pas bien non plus. Une telle hypocrisie a le don de m'énerver.

Quand je repense à ce qui m'a amenée à ne plus porter de "soutif", je m'aperçois qu'il n'y a pas eu véritablement d'événement décisif. J'ai juste fini par douter de sa nécessité et ne plus avoir envie de faire comme tout le monde.

Un jour, dans un salon de thé de Canton, je m'apprêtais à partir quand un serveur m'a regardée avec un air embarrassé : "Vous devriez arranger un peu votre tenue", m'a-t-il dit. J'ai d'abord eu spontanément peur d'avoir ma jupe blanche tachée par du sang menstruel, mais c'était impossible, j'avais déjà eu mes règles ce mois-là. "Qu'est-ce qu'il y a?" lui ai-je demandé. Il a commencé par bafouiller, puis à tourner autour du pot, avant de finir par lâcher : "On voit... tout!" J'ai alors compris le fond du problème : comme mon haut était assez moulant et que je ne portais pas de soutien-gorge, il laissait entrevoir les contours de ma poitrine.

"Oh ! Ça m'est égal !" Sur ces mots, j'ai tourné les talons : pourquoi en faire tout un plat ? Ce n'est pas parce que je ne mets pas de soutien-gorge que je suis toute nue ! Pourquoi personne ne fait de remarques aux hommes qui se promènent terse ou ?

J'ai l'impression que la présence de la poitrine féminine dans l'espace public est toujours régie par des règles subtiles mais strictes : on peut montrer son décolleté et les courbes de ses seins, qui peuvent susciter désir et regards fixes ; en revanche,

les mamelons doivent rester cachés, et ne pas dépasser, sans quoi cela est considéré comme inconvenant.

En dernière année de fac, j'ai effectué un stage de fin d'études au sein d'une grande entreprise à Pékin. Dans ce cadre, j'ai participé un jour à une réunion de sélection de sujets pour une émission de vulgarisation scientifique sur la vie quotidienne. J'ai proposé d'aborder la question suivante : "Ne pas porter de soutien-gorge peut-il, à la longue, entraîner un affaissement des seins ?"

C'est une crainte partagée par de nombreuses femmes, ai-je expliqué, mais qui est démentie par les études scientifiques. Toutefois, la grossesse peut effectivement provoquer une ptose mammaire [un affaissement], car elle entraîne une contraction, puis une expansion des seins, qui sollicite à l'excès les ligaments suspenseurs.

Quand j'ai terminé ma présentation, on entendait les mouches voler. Sur la vingtaine de participants, environ deux tiers étaient des hommes, et personne n'a dit un mot. Finalement, le responsable chargé de valider les sujets a pris la parole, avec un sourire embarrassé : "Euh... À vrai dire, on n'a pas beaucoup d'expérience dans ce domaine..." Après quoi, d'un commun accord, tout le monde a sauté sur le sujet suivant, et le mien est passé à la trappe.

Je peux comprendre que le thème puisse créer de la gêne

Pour moi, les seins ne sont qu'une partie du corps comme une autre, de même que le ventre ou les cuisses.

parmi la gent masculine, et j'avoue ne pas trop savoir quelle position adopter ni quel ton employer pour en parler. De même, lorsque je veux proposer des sujets liés à la sexualité devant des rédacteurs masculins, j'ai l'impression que tous les regards se focalisent sur moi. Et, instinctivement, je me mets sur la défensive, même lorsque nous communiquons par messagerie.

En réalité, c'est précisément parce que le vécu des femmes est une question absente du débat public qu'il nous est impossible

d'en parler de manière décomplexée. Les stéréotypes de genre imprègnent pourtant notre vie quotidienne, qu'on le veuille ou non.

Lors d'un séjour dans la province du Yunnan, je suis allée me promener au bord du lac Erhai avec mon voisin de chambre. Il m'a raconté l'histoire d'une jeune fille qui était allée se baigner dans une rivière, terse ou. Quelqu'un l'avait filmée et avait diffusé la vidéo sur Internet.

Alors qu'indignée, je m'étonnais que l'on puisse publier en ligne les images de quelqu'un tournées à son insu, mon interlocuteur m'a répondu que la femme avait eu tort de se baigner sans haut de maillot de bain, et qu'on ne pouvait pas en vouloir à l'auteur de la vidéo. J'ai rétorqué : "Mais pourquoi les hommes n'ont-ils pas besoin de porter de soutien-gorge, alors que les femmes y sont obligées ?"

Inégalité. Estimant sans doute que je délirais, il m'a rappelé que les hommes et les femmes n'avaient pas du tout les mêmes caractéristiques morphologiques. "C'est ton point de vue, c'est un point de vue d'homme !" Pour nous – ou en tout cas pour moi –, les seins ne sont qu'une partie du corps comme une autre, de même que le ventre ou les cuisses ; je n'en ai pas du tout une image érotisée.

Contrairement à nous, les hommes peuvent se promener terse ou sans que cela ne dérange ni ne suscite de commentaires. Or, d'un point de vue anatomique, il n'y a pas de différence fondamentale entre les seins d'un homme et ceux d'une femme. Ils se sont pourtant vus conférer une signification sociale très distincte. Ce qui fait l'objet de règles, ce n'est pas le corps lui-même, mais les droits corporels des différents genres dans l'espace public, lesquels sont très inégaux.

Lorsque je me déshabille dans la salle de bains et que je regarde ma poitrine, je ne suis pas animée par un désir sexuel, mais plutôt par un besoin irrépressible de la palper pour vérifier qu'il n'y a pas de grosseurs, et m'assurer que je n'ai pas de cancer du sein, un moyen simple que m'avait recommandé un médecin scolaire au collège. Le

DANS NOS ARCHIVES

courrierinternational.com

En Chine, le féminisme enseigné à ma mère

Un groupe de jeunes Chinoises a décidé de détourner les codes des vidéos pièges-à-clics destinées aux femmes d'âge mûr pour y instiller des messages féministes. Une invitation au dialogue intergénérationnel plutôt qu'une tentative de sermonner les mères, rapporte le média Qingnianzhi, dans un article publié sur la plateforme Weixin, et traduit en français sur notre site.

côté érotique d'une poitrine correspond simplement à une projection de l'imaginaire masculin, alors que moi, ce qui m'importe, c'est d'avoir des seins en bonne santé.

Il y a six mois, ma mère m'a envoyé le lien d'un soutien-gorge en vente à seulement 8,91 yuans [un peu plus de 1 euro], déniché sur l'application de shopping qu'elle utilise habituellement. "Ça fait quatre ans que je n'en porte plus !" lui ai-je répondu en éclatant de rire. "Tu ne te sens pas vide sans ça ? Ça ne te fait pas tout drôle ?" s'est étonnée ma mère, comme je pouvais m'y attendre. "Non, au contraire, je me sens libérée !"

Un matin d'hiver, j'étais en train de m'appliquer du lait pour le corps devant un miroir quand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en regardant mes sein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vec attention, qu'ils étaient plutôt jolis. Pas d'une beauté érotique, mais d'une beauté toute simple, comme de beaux yeux ou de belles mains.

En fait, sans le regard masculin, le corps féminin n'est somme toute qu'un simple corps comme un autre.

—Lin Yu, publié le 8 mars, traduit par Françoise Lemoine-Minaudier

ASIE

CORÉE DU NORD

Comment s'est passée ta journée au boulot?

Jin Ju-dong, un ouvrier nord-coréen qui a fait défection durant la pandémie, décrit une journée de travail type : longs trajets domicile-travail, petits chefs tyranniques et chantiers dangereux.

—NK News, extraits (Washington)

En Corée du Nord, sur les chantiers, les violations de droits humains subies par les ouvriers dépassent tout ce qu'on peut imaginer ailleurs : de douze à treize heures de travail non rémunérées, des conditions de sécurité déplorables, une violence verbale pratiquée par les contremaîtres, et j'en passe.

Quand je vivais en Corée du Nord, j'ai travaillé dans un centre de formation d'ouvriers [du bâtiment] qui dépendait du Bureau d'orientation des constructions étrangères. Autour d'octobre 2015, ce centre de formation a été chargé d'agrandir une maison d'édition relevant du ministère de la Propagande et de l'Agitation du parti, située dans le centre de Pyongyang. Tout le personnel du centre a été mobilisé pour ce projet.

Le centre ne comptait que peu de collaborateurs vivant à proximité, si bien que la plupart des ouvriers devaient venir de loin pour travailler. C'est un problème fréquent : les chantiers peuvent être à des kilomètres du domicile des ouvriers, et ils doivent s'y rendre à leurs frais, même lorsqu'il n'y a pas ou peu de transports publics.

À pied ou à vélo. Dans d'autres pays, de nombreux salariés vont au travail en voiture. Ce n'est pas possible en Corée du Nord, où la possession d'une automobile est rare. Les ouvriers doivent souvent parcourir des kilomètres à pied ou à vélo pour rejoindre les chantiers.

Pour comprendre comment fonctionne un chantier, le mieux est sans doute de décrire une

journée type dans ma vie d'ouvrier du bâtiment. À l'époque, nous avions pour mission de démolir un vieux bâtiment de deux niveaux et d'en construire un nouveau à la place, de cinq étages. Nous travaillons tous les jours de 8 heures du matin à 22 heures, avec une réunion en début de journée.

Ce jour-là, je suis arrivé au chantier à vélo vers 7h30. Le trajet m'a pris une heure et demie. À mon arrivée, tout le monde était là, hormis Kwang Chol (un pseudonyme), un ouvrier qui vivait dans le quartier de Ryokpo, dans le sud de Pyongyang. Le chef d'équipe m'a foudroyé du regard, m'ordonnant de sortir mes outils fissa pour la réunion de 8 heures, et m'invitant sèchement à venir plus tôt pour préparer le travail. Je me suis excusé platement, et j'ai promis d'arriver plus tôt le lendemain.

À 8 heures moins dix, environ 500 ouvriers du centre se sont réunis dans un coin du chantier. L'ingénieur en chef a élevé la voix au début de la réunion, annonçant à ceux qui n'avaient pas la "notion

du temps" qu'ils seraient inscrits comme retardataires s'ils n'arrivaient pas dès 8 heures. À ce moment-là, un travailleur est passé, poussant un vélo. L'ingénieur en chef l'a interpellé, lui reprochant d'être arrivé cinq minutes en retard. Il a exigé de savoir à quel lieu de travail il appartenait, puis lui a demandé d'où venait son chef de chantier.

Il se trouve que ni le chef de chantier ni son adjoint n'étaient encore arrivés. Apparemment, ils s'occupaient des "services sociaux", c'est-à-dire de l'organisation des repas, des boissons et des en-cas pour les travailleurs. L'ingénieur en chef a fulminé : "Regardez-moi ça, même le chef de chantier n'est pas encore là ! Pas la peine de chercher plus loin pourquoi ces ouvriers sont en retard comme ça."

Pas moins de 13 personnes sont arrivées en retard ce jour-là. À chaque fois qu'un de ces travailleurs faisait son apparition, l'ingénieur en chef passait son courroux sur les chefs d'équipe.

Il a poursuivi la réunion en reprochant aux ouvriers de "ramasser des morceaux de bois sur le chantier comme des rats" – les ouvriers ont en effet l'habitude de

"Hé ! Kwang Chol, espèce de salopard. Encore en retard aujourd'hui !"

L'INGÉNIEUR EN CHEF DU CHANTIER

← Dessin de Cost paru dans Le Soir, Bruxelles.

rapporter chez eux des déchets pour faire du feu ou pour les revendre comme petit bois sur le marché. Il a aussi accusé les ouvriers de voler du ciment sur le chantier, rappelant que même les débris sont des matériaux de construction à part entière.

La réunion du matin s'est terminée au bout d'une heure, et on est entrés dans le dur à 9 heures. La mission du jour consistait à fabriquer du mortier en mélangeant du sable, du ciment et de l'eau – une tâche pas si facile quand on doit le faire à la main, sans l'aide de machines.

Coups et injures. Alors que nous commencions à nous mettre au travail, le fameux Kwang Chol est enfin arrivé. Depuis le début de ce chantier, il a été en retard presque tous les jours, son domicile étant très éloigné. Le chef d'équipe l'a repéré : "Hé ! Kwang Chol, espèce de salopard. Encore en retard aujourd'hui !"

La violence des propos a saisi sur place toute l'équipe, mais chacun a été encore plus choqué quand le chef s'est mis à rouer Kwang Chol de coups de poing et de coups de pied. Il a frappé le retardataire au visage, dans les côtes et les tibias, tout en l'injuriant pour son retard. L'agression ne s'est arrêtée que lorsque Kwang Chol s'est mis à saigner du nez. Tous les autres ont commencé le travail comme si de rien n'était.

À l'heure du déjeuner, chacun a mangé la nourriture qu'il avait apportée. Mais Kwang Chol n'avait pas de repas, si bien que les autres travailleurs lui ont donné une cuillerée de riz de leurs propres gamelles.

Quand il a voulu se mettre à l'écart, le chef d'équipe l'a invité à manger avec lui. "Assieds-toi là, et ne me fais pas monter la tension", l'a-t-il prévenu. Il lui a aussi proposé à boire. "Allez, Kwang

Chol, j'ai un peu dépassé les bornes ce matin, je suis désolé. Mais c'est pour ton bien ! Si tu vis en société comme ça, tu ne vas survivre nulle part."

Kwang Chol s'est contenté de pleurer sans répondre, tout en mangeant. Nous autres étions désolés pour lui.

Dans l'après-midi, nous avons continué à mélanger le mortier, qu'il fallait ensuite transporter vers le chantier de maçonnerie,

BÉRIZ 2/4 AU PAYS DE KIM JONG-UN

●●● C'est l'un des pays les plus hermétiques du monde et celui de tous les fantasmes. Et pour cause : le régime a réussi l'improbable synthèse entre une idéologie communiste et le fonctionnement dynastique d'une monarchie absolue. Comment vivent les 26 millions de Nord-Coréens ? Que pensent-ils ? Cette série, faite de témoignages de transfuges qui ont fui à différentes époques, offre une rare plongée à l'intérieur de ce "royaume ermite".

Dans le prochain numéro : C'est le week-end, on fait quoi ?

puis jusqu'au troisième étage. À un moment, nous devions passer par une longue poutre de seulement 30 centimètres de large, ce qui obligeait deux hommes transportant 50 kilos de mortier à effectuer de sacrées acrobaties. Un travail éminemment dangereux : une chute se solderait par des jambes cassées, une fracture du crâne ou pire encore, en raison des fers à béton qui dépassaient.

J'ai ouvert les yeux en grand en avançant sur la poutre, me concentrant sur le mouvement de mes pieds... Chaque fois que j'arrivais à la traverser, une sueur froide me coulait sur l'échine.

Le travail s'est terminé à 22h30, quand l'électricité fournie à la maison d'édition fut coupée en raison des pénuries. Après une réunion de bilan, j'ai enfourché mon vélo et j'ai pédalé furieusement pour rentrer chez moi avant minuit. Dans quelques petites heures, je devrais me réveiller et repartir pour une journée de travail.

—Jin Ju-dong, publié le 22 décembre 2025, traduit par Olivier Ragasol

D'UN CONTINENT À L'AUTRE.

Colombie. Une classe politique haineuse

Le président d'extrême droite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a pris ses fonctions le 7 août dans un contexte extrêmement tendu. Pour l'écrivain Juan Gabriel Vásquez, son élection risque de lancer un nouveau cycle de haine dans le pays.

—El País América, extraits (Mexico)

Nous n'avons pas attendu de vivre des élections si tendues pour comprendre ce que tout le monde savait déjà : ce pays est fracturé [la présidentielle du 21 juin a abouti à l'élection du candidat d'extrême droite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avec 49,66 % des voix, contre 48,70 % pour le candidat de gauche, Iván Cepeda]. Jamais de toute ma vie d'adulte les Colombiens ne m'ont semblé si enclins à se faire du mal ; à tolérer ou à justifier la violence pour peu qu'elle soit infligée au camp opposé ; à penser que l'adversaire est un ennemi ; et à calomnier autrui pour nuire à sa réputation ou à son image.

Difficile de s'en étonner aujourd'hui, puisque c'est précisément ce qu'ont cherché nos dirigeants au cours des dix dernières années. Álvaro Uribe [président conservateur de 2002 à 2010] et Gustavo Petro [président de gauche de la Colombie depuis 2022] n'ont fait qu'accentuer ce problème : ils se sont tous les deux donné pour mission de semer la division, la méfiance et le mépris, car rien n'est plus efficace pour mobiliser les citoyens que de leur donner un ennemi.

C'est un problème vieux comme le monde. Sans ennemi, les gens vivent paisiblement ; et les gens paisibles ne se mobilisent pas.

Pour gagner une élection, voici la recette du succès : identifier un ennemi ; dire aux citoyens que cet ennemi est un danger mortel ; produire le discours nécessaire pour le dénoncer, le haïr et le déshumaniser ; puis persuader les citoyens que leur seule chance de survie est de trouver refuge

avec leurs pairs au sein de la tribu, sous la protection du chef.

Bien sûr, le caudillo n'est pas parfait. Il peut lui arriver de mentir ou d'être corrompu. Son

parcours est peut-être entaché de scandales qui, en temps normal, nous auraient paru inacceptables. Peu importe, il faut passer l'éponge, faire preuve de clémence ou détourner le regard. Quand c'est une question de vie ou de mort, tous les moyens sont bons : si quelqu'un nous offre sa protection face à une menace existentielle, on ne va pas faire la fine bouche. Il faut choisir : soit c'est eux, soit c'est nous.

Il y a peu d'endroits où cette méthode est aussi éprouvée qu'en Colombie, où nous vivons dans la violence et le deuil depuis quatre-vingts ans. En cause : les groupes armés, principaux instigateurs de cette violence ; les partis politiques et leur rôle dans ce qui a été, qu'on se le dise, une véritable guerre civile ; les guérilleros qui, pour faire la révolution, se sont transformés en ravisseurs et en terroristes ; les paramilitaires qui, dans leur tentative de sauver la

patrie, ont torturé et massacré notre peuple, allant jusqu'à utiliser des fours pour faire disparaître leurs victimes ; les forces gouvernementales, qui persécutent et assassinent pour "sauver la Colombie du communisme" ; les cartels de la drogue, qui banalisent des pratiques mafieuses ; ou encore les gangs criminels, qui se disputent des parts de marché de l'économie illégale. Bref, les acteurs violents, ce n'est pas ce qui manque en Colombie.

Alors, oui : en Colombie, on peut tout à fait se sentir menacé par cette violence. Il est non seulement légitime, mais aussi souhaitable, de prendre des mesures pour s'en prémunir. Le problème, c'est que ces mesures sont (au moins en partie) politiques, et que la plupart de nos élus n'ont pas été à la hauteur des immenses défis auxquels fait face notre pays.

Dans notre pays, toute discussion sur les erreurs et les

responsabilités de chacun revient à se demander "qui, de l'œuf ou de la poule"... Cette impasse est l'une des raisons pour lesquelles nous continuons de nous entretuer depuis des décennies. Si l'on regarde en arrière, toute agression a une excuse parfaite ; chaque acte de violence répond à un acte de violence antérieur, réel ou suggéré. Or, dans notre histoire politique, rares sont les candidats à une élection qui ont eu la noblesse d'esprit nécessaire pour ne pas exploiter la peur et la haine qui gangrènent le pays.

Menaces. C'est exactement ce qu'il s'est passé, plus violemment que jamais, durant la dernière élection.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a fondé toute sa campagne sur la violence et les menaces, à tel point que l'on pouvait s'interroger : à ce rythme, est-ce qu'il lui restera des personnes à menacer d'ici à son investiture ?

Une investiture sous tension

●●● Face à un parterre de chefs d'État issus de la droite populiste en Amérique latine, de religieux et d'une délégation américaine spécialisée dans la lutte contre le narcotrafic,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a été investi président de la Colombie le 7 août à Cali. Devant un bataillon militaire, il a signé la fin de la stratégie de "paix totale" de son prédécesseur, l'ex-président de gauche Gustavo Petro, qui avait tenté, sans succès, de négocier avec les groupes armés. Le nouveau président a annoncé une nouvelle stratégie axée sur la confrontation. Le 9 août, six membres de groupes armés ont été tués. La veille, un agent de police, dans le Nord, avait été tué dans une attaque de drones.

« Dessin de Bertrams paru dans De Groene Amsterdammer, Pays-Bas.

Il a d'abord attaqué la gauche dans son ensemble : tout le monde l'a entendu faire campagne sur la promesse de la "mettre en pièces". Il s'en est notamment pris aux partisans de Gustavo Petro : "Ce sont des ennemis de la République, et il faut les traiter comme tels. Nous devons les vaincre par tous les moyens et sur tous les fronts."

Rares sont ceux qui ont eu la noblesse d'esprit nécessaire pour ne pas exploiter la peur et la haine.

Il a ensuite intimidé la presse : "Certains journalistes sont biaisés politiquement. Sous mon mandat, je n'aimerais pas être à leur place."

Puis, la veille du second tour, il est allé jusqu'à menacer le Congrès si celui-ci bloque ses réformes : "Si certaines factions du Congrès fuient leurs responsabilités et trahissent le mandat des citoyens, ils feront face à un gouvernement élu par le peuple, fort du soutien populaire et en lien direct avec des millions de Colombiens qui ont bien l'intention de se faire entendre."

Mais le "petrisme" [du nom du président sortant Gustavo Petro] est moins connu pour son sens des responsabilités que pour sa tendance à tomber dans la surenchère. Gustavo Bolívar [journaliste et ex-bras droit de Petro] a ajouté de l'huile sur le feu : "Je tiens les chefs d'entreprise pour prévenus, a-t-il menacé. Que les hommes d'affaires, ceux qui détiennent le pouvoir économique, soient avertis. Si le camp violent d'extrême droite l'emporte, ce pays va s'embraser." En 2014, quand la justice a commencé à s'intéresser au cas de l'ancien président Álvaro Uribe et à la possibilité de le traduire en justice, l'ineffable Francisco Santos [lui aussi journaliste et ancien vice-président d'Uribe] y était allé de sa menace : "Nous, uribistes, n'allons pas laisser passer cela, avait-il tonné. Si jamais vous touchez à un cheveu d'Uribe, ce pays s'embrasa."

J'embrase, tu embrases, il embrase, nous embrasons le pays... Au moins, il y a bien une chose qui met tout le monde d'accord.

—Juan Gabriel Vásquez, paru le 28 juin, traduit par Lucas Testut

n° 1867 du 13 au 19 août 2026

Il est presque minuit, par une douce soirée de juin, à Starbase, le quartier général de la société SpaceX d'Elon Musk sur la côte du Texas, et Anthony Gomez est venu voir les fusées. Nous roulons sur la State Highway 4, qu'il surnomme "l'autoroute vers Mars", pour assister au transfert d'un prototype de Starship vers son site d'essai. "C'est le summum de la technologie, s'enthousiasme Gomez, 43 ans, associé gérant du Rocket Ranch, une sorte de camp de base pour passionnés de fusées. C'est ce que l'humanité a fait de mieux."

Comme d'habitude, la police de l'État a fermé à la circulation le tronçon de 8 kilomètres qui sépare l'usine de Starbase du site d'essai. Des véhicules de la patrouille aux frontières sont postés le long de la route. Le Mexique se trouve à un peu moins de 2 kilomètres, de l'autre côté du Rio Grande. Soudain, la fusée apparaît : un gigantesque cylindre d'argent transporté dans l'obscurité sur des centaines de roues. "Je ne vis que pour ça", nous confie Gomez.

Il y a quinze ans, la plage de Boca Chica était encore une étendue de littoral sauvage où les habitants du coin venaient faire des barbecues et rouler en Jeep dans les dunes. Non loin, la commune de Brownsville était un point névralgique du commerce avec le Mexique, ce qui ne l'empêchait pas d'être accablée d'une pauvreté endémique. La plage était également un site idéal pour le lancement des fusées, d'autant plus qu'elle est située dans un État [le Texas] très accueillant à l'égard des entreprises.

En 2021, un message posté par Elon Musk sur sa plateforme X invitant ses adeptes à venir s'installer à Starbase a accéléré la métamorphose des lieux. Le site est devenu une company town, une

États-Unis. Starbase, le QG de SpaceX qui grignote le Texas

Bâtie tout au sud du pays, la "ville-entreprise" d'Elon Musk accueille les salariés de SpaceX. Sa vocation ? Servir l'ambition ultime du milliardaire américain : partir à la conquête de Mars.

véritable "ville-entreprise" pour une firme d'un genre nouveau qui promet la révolution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t la démocratisation des voyages interplanétaires. L'année dernière, Starbase est d'ailleurs officiellement devenue une "ville incorporée" de 500 habitants, dont la plupart travaillent pour SpaceX. Aujourd'hui, l'endroit attire d'autres passionnés comme Gomez, venus pour avoir un aperçu de ce que réserve l'avenir.

Patrouilles militaires. Starbase est aussi le nouveau symbole de l'Amérique de Donald Trump. Si la ville de SpaceX a surgi de terre à une vitesse fulgurante, l'un des plus grands projets de terminal d'exportation de gaz naturel liquéfié du monde est également en cours de réalisation. Un énorme chantier de plus dans une région frontalière jalonnée de points de contrôle et de patrouilles, rappels visibles de la politique répressive du président à l'égard des migrants. Rares sont les endroits qui résument aussi bien les priorités de son second mandat : entre pouvoir des géants de la

tech, ambitions géopolitiques et mentalité de forteresse assiégée.

À Starbase, de nombreux habitants ont également fait fortune récemment. L'entrée fracassante de SpaceX à Wall Street a hissé le constructeur de fusées au rang des entreprises les plus valorisées de la planète, et nombre de ses employés sont devenus millionnaires, du moins sur le papier. Pourtant, les habitants de Starbase rechignent à parler de leur richesse, ou de leur employeur. Les responsables de la ville, pour la plupart salariés de SpaceX, refusent de s'exprimer. Les employés et les sous-traitants de l'entreprise sont en effet liés par des clauses de confidentialité. Et il faut même montrer patte blanche pour accéder aux quartiers résidentiels de Starbase.

Si les voyages vers d'autres planètes restent encore de la fiction pour SpaceX, ses chantiers sur Terre progressent à la vitesse de la lumière. La ville est une véritable fourmilière. Des camions et des Cybertruck Tesla circulent en continu sur la route de Brownsville, qui a été élargie

à quatre voies. Non loin de la rue Mars-a-Lago (jeu de mots évoquant la planète Mars et la célèbre propriété de Trump en Floride), des ouvriers construisent la Gigabay, le complexe où Musk compte fabriquer ses fusées à la chaîne.

Un peu plus loin sur la route se dressent les tours de lancement, hautes de plus de 120 mètres. À l'horizon, on peut apercevoir une vingtaine de grues s'activer sur le chantier du terminal de gaz naturel liquéfié (GNL) de NextDecade. Il produira 30 millions de tonnes de GNL par an, et pourra ainsi remplir l'une des

"Sur la plage de Boca Chica, les gens du coin ne sont plus les bienvenus. C'est désormais une zone ultramilitarisée."

Rebekah Hinojosa, MILITANTE ÉCOLOGISTE

autres missions de l'ère Trump : exporter les "molécules de la liberté", en l'occurrence celles du gaz.

Les fabricants d'armes de l'avenir et d'autres entreprises de la tech s'intéressent aussi de près à la région. Saronic Technologies, une entreprise d'armement technologique située à Austin, espère ainsi y construire un chantier naval de 3,2 milliards de dollars [2,8 milliards d'euros]. Des projets d'implantation de centres de données sont aussi à l'étude.

Cette croissance rapide et l'arrivée de nouveaux habitants créent des tensions. L'intégration des salariés de SpaceX dans la ville de Brownsville, qui compte une importante population hispanique, n'est pas des plus simples. La ville se remet à peine d'une vague de raids de l'ICE [la police fédérale de l'immigration], autre symbole de l'ère Trump. "La région a toujours voté démocrate et elle a complètement basculé lors des dernières élections. Vous croyez que ce sont les habitants historiques qui ont voté pour le Parti républicain?" interroge Craig Grove, propriétaire de l'agence immobilière GRT Realty.

Grove fait partie des chefs d'entreprise qui se sont enrichis grâce à l'expansion de SpaceX. "Ma vie a changé, c'est sûr. Je soutiens le projet, reconnaît-t-il. Est-ce que je suis toujours d'accord avec ce qu'ils font ? Pas vraiment. C'est un peu comme avec ma femme, je ne suis pas toujours d'accord avec elle, mais nous sommes toujours mariés."

Les habitants de Brownsville, eux, repèrent les gens de SpaceX à des kilomètres. "Ils ont un truc dans leur façon de se tenir, et pas mal d'entre eux ont beaucoup de tatouages. Ils ont un côté un peu mâle alpha, souligne un riverain. Ce sont des soudeurs, mais ils sont différents de ceux qui bossent sur le chantier du gaz naturel : eux, ils croient dur comme fer au projet SpaceX."

À Brownsville, la municipalité a accueilli à bras ouverts le projet SpaceX. Quelques entrepreneurs locaux ont même surfé sur la thématique spatiale pour ouvrir de nouveaux commerces, comme le stand de hot-dogs Space Dog Station ou la brasserie Pluton Brewing. Mais une fresque de l'artiste de Los Angeles Teddy Kelly, financée par la Fondation Musk, a été vandalisée en 2022. Les messages "Gentrification" et "Non à SpaceX" y ont été inscrits en noir à la bombe de peinture.

La militante écologiste Rebekah Hinojosa a passé une journée en prison à la suite de ces dégradations, mais elle a refusé de dire si elle en était l'autrice. Depuis ses bureaux de Brownsville, elle nous confie que son association, le Réseau pour la justice environnementale du sud du Texas, a engagé "des poursuites judiciaires pour contrer les projets de SpaceX, qui prévoient de s'étendre sur près de 300 hectares de réserve de faune sauvage".

"Sur la plage de Boca Chica, les gens du coin ne sont plus les bienvenus, explique la militante écologiste. SpaceX est en train de se l'approprier complètement, c'est désormais une zone ultramilitarisée, sous haute surveillance. C'est tragique."

Site de lancement. La trentenaire est tentée de baisser les bras. Il y a quelques jours, son association a été déboutée de sa demande auprès de la Cour suprême du Texas pour que l'accès à la plage de Boca Chica reste ouvert à tous lors des lancements de fusée. "On dirait que toutes ces multinationales viennent de découvrir la région et qu'elles essaient d'y installer leurs projets en même temps, regrette-t-elle. Les gens veulent un avenir sûr et sain, mais bon nombre d'élus n'ont d'yeux que pour les entreprises qui engrangent des milliards de dollars."

Le procureur général républicain du Texas, Ken Paxton, a salué la décision de la Cour suprême de l'État dans une publication sur X : "La législation du Texas peut restreindre l'accès à certaines zones d'une plage afin de garantir la sécurité des habitants,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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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re série : "Les ultrariches, un monde à part"

À une époque où les grandes fortunes atteignent des niveaux faramineux, les ultrariches semblent se détacher du commun des mortels, évoluant dans un espace social - et même psychologique - séparé. C'est ce que raconte cette série d'articles en six épisodes publiés tous les lundis sur notre site, du 13 juillet au 17 août 2026.

qui est précisément indispensable pour offrir à SpaceX un site de lancement à la fois sûr et opérationnel."

De l'autre côté de la baie, en face de Starbase, Barton Bickerton, propriétaire du bar Hopper Haus, dans la ville côtière de Port Isabel, raconte que les employés d'Elon Musk viennent de la base en aéro-glisseur pour siroter des Old fashioned, tout en travaillant tard dans la nuit sur leurs ordinateurs portables. Il fait ses meilleures soirées lors des lancements de fusée. "Ces lancements sont un peu notre spring break à nous", confie-t-il.

L'homme de 57 ans déplore les dégâts causés à l'écosystème de la plage et la hausse des loyers. Cependant, il a hâte de voir les bras mécaniques, surnommés les "baguettes", de la tour de lancement de SpaceX rattrape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plein vol le vaisseau Starship à son retour. "Ce sera complètement dingue", conclut-il.

—Stephanie Findlay, publié le 1er juillet, traduit par Mélanie Liffschitz

Dans le centre de Brownsville, une fresque portant l'inscription "De Boca Chica à Mars" représente Elon Musk. Photo Meridith Kohut/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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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RIER INTERNATIONAL

28.

Courrier international - n° 1867 du 13 au 19 août 2016

à la une

DOMPTER

LIEU

France, Grèce, Espagne, États-Unis... Depuis le début de l'été, de vastes incendies ravagent des régions entières. Plus tôt dans la saison et plus fort qu'auparavant. Il faut en tirer les leçons dès maintenant, martèle Die Zeit depuis l'Allemagne. Revoir notre façon de gérer la forêt, utiliser au mieux la technologie pour prédire le comportement du feu... Telles sont quelques pistes repérées par la presse étrangère.

Courrier international - n° 1867 du 13 au 19 août 2020

← Dessin de Chappatte paru dans Le Temps, Genève.

SOURCE

DIE ZEIT

Hambourg, Allemagne Hebdomadaire zeit.de

Ce grand journal d'information et d'analyse politique, créé en 1946 par la force d'occupation britannique et établi à Hambourg, appartient au groupe Holtzbrinck. Pointu et exigeant, tolérant et libéral, il paraît tous les jeudis et se distingue par sa maquette et son iconographie recherchées. Installé à Berlin, le site Zeit Online possède sa propre rédaction.

Ce que l'été français enseigne à l'Europe du Nord

Chaleur, incendies, sécheresse : dans la crise climatique, la France a une longueur d'avance, écrit cette journaliste allemande. Les mégaincendies qui la frappent révèlent ce qui attend ses voisins plus au nord... Mais aussi comment mieux se préparer aux étés à venir.

— Die Zeit (Hambourg)

Du jamais-vu. Les pompiers français l'ont répété sans cesse aux micros des chaînes de télévision : ils n'ont jamais rien connu de pareil. Un feu qui produit ses propres éclairs et ses rafales de vent, un brasier quasi incontrôlable malgré les milliers de professionnels mobilisés et les avions venus de toute l'Europe, dont la chaleur est telle qu'elle fait s'évaporer des tonnes d'eau. Qui dégage tant de fumée que plusieur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Françaises et de Français ont respiré un air chargé de monoxyde de carbone, d'oxyde d'azote et de particules fines, et ressorti les masques FFP2 pour tenter d'éviter suffocations et crises d'asthme. Qui fait pleuvoir des cendres en quantité hors norme. Du jamais-vu.*

En Allemagne non plus, nous n'avons jamais connu de tels mégafeux, ces arbres qui s'embrasent en l'espace de quelques secondes, telles d'immenses allumettes.

Nous pouvons remercier la France d'avoir toujours un temps d'avance dans la crise climatique, de subir les catastrophes avant nous. L'Hexagone est comme une boule de cristal, témoin de ce qui attend ses voisins du Nord dans un avenir proche – peut-être même dès cet été ou cet automne.

Réchauffement rapide. Inondations, sécheresses, pénuries d'eau, virus – chikungunya et dengue, entre autres –, canicules mortelles... La France est plus durement touchée que jamais. Et les prévisions des scientifiques, notamment ceux de l'Agence européenne pour l'environnement, sont unanimes : la plupart de ces événements extrêmes se propagent vers le nord. Pas depuis le Sud global, mais depuis le sud de l'Europe.

Si l'on déplorait autrefois le sort des Bangladais, qu'on disait les plus vulnérables à la crise climatique, il est désormais indéniable que l'Europe est le continent qui se réchauffe le plus vite – environ deux fois plus vite que le reste de la planète. D'après le programme

d'observation européen Copernicus, la température moyenne en Europe a déjà augmenté de 2,5 degrés par rapport à l'ère préindustrielle. Et les raisons sont multiples : des variations de la circulation atmosphérique, notamment, ou encore la disparition progressive de la couverture neigeuse, qui réfléchissait le rayonnement solaire. Notre destin climatique se dessine donc, désormais, à quelques centaines de kilomètres au sud, pas au Bangladesh ni à Porto Rico, mais à Bordeaux ou Perpignan.

Pour l'heure, l'Allemagne reste relativement épargnée par les feux de forêt. L'an dernier, quelque 2600 hectares ont été ravagés par les flammes, la plupart dans l'est du pays, et les chiffres étaient sensiblement identiques, voire

Les odeurs de fumée des feux de Gironde ont porté jusqu'à Fribourg-en-Brisgau – au point que certains habitants, inquiets, ont appelé les pompiers.

inférieurs, les années précédentes. En France, plus de 120 000 hectares sont partis en fumée rien qu'entre janvier et juillet, soit près de cinquante fois plus. Mais [en Allemagne] aussi, tous les ingrédients propices aux incendies sont réunis : chaleurs extrêmes, végétation desséchée, vents violents.

Quelles leçons tirer des drames vécus par nos voisins ? Les incendies dans l'Hexagone témoignent des dangers de l'inaction. Les odeurs de fumée des feux de Gironde ont porté jusqu'à Fribourg-en-Brisgau – au point que certains habitants, inquiets, ont appelé les pompiers. Espérons que les retombées de l'incendie finiront par atteindre aussi Berlin, au moins politiquement parlant. Car jusqu'à présent, la prévention des phénomènes climatiques extrêmes n'est pas un sujet très populaire : les électeurs préfèrent le confort, l'essence pas chère, les réformes fiscales et les personnalités fortes aux plans de prévention des incendies.

À LA UNE

Courrier international – n° 1867 du 13 au 19 août 2016

Proclamer l’urgence de la crise climatique n’est pas très vendeur. Au contraire, ceux qui prônent l’action se voient vite accusés de perturber l’économie, les consommateurs, les habitudes et l’équilibre de la société.

Les Français voient, entendent et sentent désormais les conséquences directes de cette torpeur passée. L’inaction qui a suivi les précédentes catastrophes, comme les inondations dans la vallée de l’Ahr [en 2021] et les étés caniculaires de 2020 et 2021, a de quoi décourager. Mais la multiplication des catastrophes climatiques peut faire office d’électrochoc.

Marine Le Pen est un excellent baromètre de la prise de conscience : en bonne opportuniste, elle s’empare invariablement des thèmes de campagne qui préoccupent les Français. Alors que [son parti minimisait] autrefois la crise climatique, elle reconnaît aujourd’hui la gravité de la situation, et va même jusqu’à réclamer des mesures de prévention – non sans un certain populisme, comme en attestent ses promesses de climatiseurs à tout-va. Car ses électeurs subissent désormais les nuits tropicales et les fumées d’incendie.

Les Allemands n’échappent pas non plus aux répercussions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 températures extrêmes, projets de vacances avortés, odeurs de brûlé dans le sud-ouest du pays. Voilà qui devrait réveiller no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Nous pouvons sauver des vies – des habitations, des forêts, des champs, des campings, des espaces de travail, des maisons de retraite. C’est l’autre bilan des incendies de l’été.

Monoculture de conifères. Déjà touchée par un gigantesque brasier dans la forêt des Landes en 2022, la France n’avait guère pris de mesures pour éviter que le drame ne se reproduise. Cet été-là, déjà, les pins étaient partis en fumée après un début d’année extrêmement sec. Du jamais-vu, disait-on. Pourtant, rien n’a changé, ou presque, et les forêts sont restées toujours aussi vulnérables : une monoculture de conifères soigneusement alignés à perte de vue. Cette année, quelque 42 000 hectares ont été réduits en cendres, soit deux fois plus qu’il y a quatre ans. Du jamais-vu.

Il faut dire que la France était bien mal préparée. Le gouvernement n’a pas renouvelé ni étoffé sa flotte de Canadair vieillissants. Plusieurs d’entre eux sont actuellement en réparation, alors que plus de 200 000 Français ont dû être évacués des zones sinistrées. Il faut désormais prendre des mesures d’urgence, commander de nouveaux avions bombardiers et former de nouveaux pompiers. Pendant ce temps-là, les travailleurs forestiers s’activent pour creuser des pare-feu dans la chaleur de la nuit.

L’Allemagne peut s’épargner ces interventions nocturnes en agissant dès maintenant. Pas parce qu’elle se trouve au pied du mur, mais parce qu’elle a conscience de la situation en France. L’État ne possède aucun avion bombardier d’eau à l’heure actuelle, seul l’arrondissement de Harz [en Saxe-Anhalt] dispose d’un appareil, loué auprès d’une entreprise polonaise. En cas d’extrême nécessité, Berlin peut solliciter resCEU,

la réserve de crise de l’Union européenne, mais cela prend du temps. Quelques Canadair seraient les bienvenus, et mieux encore, des mesures de prévention pour contrer les incendies. Car tous les spécialistes vous le diront : c’est l’hiver que se joue la lutte contre les grands feux de forêt. C’est à ce moment-là qu’il faut creuser des tranchées dans les bois, et prévoir l’aménagement de parcelles moins inflammables – vignobles, vergers, terrains de sport.

C’est en hiver qu’il faut creuser des tranchées dans les bois, et prévoir l’aménagement de parcelles moins inflammables.

Les Français, en revanche, s’en sortent mieux face aux vagues de chaleur. Ils ont su tirer les leçons d’une terrible canicule survenue en août 2003 – une fois de plus, ils ont connu l’horreur avant nous –, qui a fait au moins 15 000 morts. De nombreuses victimes ont péri seules chez elles, et les secours n’ont découvert leur corps que lorsque les odeurs de putréfaction ont alerté les voisins. Un traumatisme pour tout le pays. Du jamais-vu.

Depuis, chaque commune doit établir une liste des personnes vulnérables résidant sur son territoire – personnes âgées, malades, isolées. En période de forte chaleur, des travailleurs sociaux les appellent régulièrement pour leur rappeler de s’hydrater et d’aérer le soir, leur livrent des bouteilles d’eau et des ventilateurs, ou les emmènent se réfugier dans des espaces climatisés.

Cette année, la canicule a frappé l’Hexagone dès le mois de juin, suivi de deux autres épisodes en juillet – un nouveau record. De nouveau, des Français ont trouvé la mort dans la touffeur de leur appartement sous les combles à Paris ou à Marseille. Car de nombreux logements sont encore mal isolés, et les villes trop bétonnées. Le nombre de morts, estimé pour l’instant à plus de 5 000, reste néanmoins très inférieur à celui d’il y a quelques années.

L’Allemagne, elle, ne dispose toujours pas de plan national de lutte contre la canicule. Même au niveau local, de tels dispositifs manquent encore bien souvent à l’appel. Certaines grandes villes se contentent de notices informatives, d’autres, comme Cologne, listent en détail les modalités d’information des services de santé ou les points d’approvisionnement gratuits en eau potable.

L’avantage de cette boule de cristal française, c’est qu’elle nous montre clairement ce qui fonctionne, et ce qui ne fonctionne pas. Elle révèle les succès des plans de lutte contre la canicule, les lacunes dans la prévention des incendies et l’échec, jusqu’à présent du moins, de la prévention des sécheresses.

L’Hexagone est encore plus sec aujourd’hui que lors des étés extrêmes de 2021 et 2022, mais n’a toujours pas trouvé comment répartir judicieusement les ressources hydriques, de plus en plus maigres. Faut-il donner la priorité au tourisme,

Un été à haut risque pour la planète

Niveau de risque incendie

Prévisions pour la période du 10 au 11 août 2026

Faible Très extrême

SOURCE : GLOBAL WILDLIFE INFORMATION SYSTEM, ECMWF FIRE WEATHER INDEX (FWI) 1 DAY FORECAST (10 AUG 2026-11 AUG 2026)

à l’agriculture, au refroidissement des centrales nucléaires ? Le pays est désemparé, et seuls les incendies sont venus occulter momentanément cette faille. Durant la sécheresse de 2022, les Français parlaient déjà d’une situation jamais vue. Cette année-là, plus de 500 communes du sud de l’Hexagone ont connu des ruptures d’approvisionnement en eau potable : plus une goutte aux robinets ni dans les douches, ou alors trop impure pour être consommée. Des camions-citernes venaient ravitailler les villages, d’autres livraient des palettes entières d’eau minérale, un à deux packs de six par jour et par famille.

Guerres de l’eau. Au même moment, des citoyens se mobilisaient contre la construction de mégabassines, des retenues d’eau destinée à l’irrigation et puisée dans les nappes phréatiques. La situation s’est envenimée jusqu’à de violents affrontements entre manifestants et forces de l’ordre – des militants pour l’environnement ont fini devant les tribunaux, des policiers ont été sanctionnés pour propos inadaptés et tirs délibérés [l’enquête est toujours en cours].

La boule de cristal française nous montre peut-être comment naissent les guerres de l’eau : quand un gouvernement régule un bien vital sans aucun échange, sans impliquer les citoyennes et les citoyens. De quoi déclencher l’inquiétude des riverains, des manifestations virulentes, des occupations de chantiers et parfois même des violences envers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les agriculteurs, les défenseurs de l’environnement. Comme un signal d’alerte lancé

Courrier international - N° 1867 du 15 au 19 août 2006

INCENDIES : COMMENT DOMPTER LE FEU. 31

Europe

En juillet, plusieurs pays ont été touchés par d'importants incendies entraînant des déplacements de populations, notamment en Espagne, en France, et en Grèce

Australie

Annoncé comme dévastateur, le prochain épisode d'El Niño fait craindre un été austral (novembre-avril) particulièrement propice aux incendies

par nos voisins : la pénurie d'eau va s'aggraver, et pourrait bien tourner à la violence.

De belles choses naissent toutefois au milieu des rideaux de flammes. De nombreux Français se sont battus contre le feu jusqu'à l'épuisement, ont cuisiné pour des régiments entiers de pompiers, accueilli des voisins évacués. L'inaction cesse quand nos amis, nos familles et notre environnement proche sont menacés. Face à cet élan de solidarité, le chercheur Éric Rigolot, de l'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pour l'agriculture, l'alimentation et l'environnement (Inrae) d'Avignon, n'espère qu'une chose : que tous ces gens qui se dévouent aujourd'hui pour venir en aide se montrent tout aussi combatifs face aux causes de la crise climatique.

Paradoxalement, ces causes ont à voir avec le feu, elles aussi – plus précisément la combustion du pétrole, du charbon et du gaz. La première leçon à tirer de la catastrophe française serait donc de limiter ces combustions. Car les drames n'ont pas tous de solution. Même les meilleurs professionnels du monde seraient impuissants face à un incendie comme celui de Gironde.

Et s'il y a bien une chose à retenir, c'est que les Allemands connaîtront bientôt leur propre lot de menaces sans précédent. Espérons qu'ils ne diront pas, le moment venu : "C'est du jamais-vu*", mais : "On l'avait vu venir." Et l'on s'y était préparés.

—Annika Joeres, publié le 2 août, traduit par Manon Delfour

En français dans le texte.

À la une

FEUX DE FORÊT : AU TOUR DES PAYS-BAS DE S'ENFLAMMER

Le 3 août, le feu a pris dans un domaine naturel du sud-est des Pays-Bas. Il s'est rapidement propagé, aidé par un contexte favorable : vent, températures élevées et surtout sécheresse persistante. Des conditions causées pa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qui vont aller en s'aggravant, prévient le quotidien néerlandais

De Volkskrant.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ne doit pas justifier l'inaction

Imputer l'ampleur des feux qui ravagent le sud de l'Europe aux bouleversements climatiques n'est pas une raison pour passer sous silence les manquements des autorités, s'insurge ABC.

—ABC (Madrid)

Il faut arrêter d'imputer la responsabilité des incendies et autres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au seul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Ce phénomène est devenu l'alibi idéal de certaines administrations qui cherchent à échapper à leurs responsabilités, après avoir délaissé pendant des années la protection et la gestion de nos forêts, désormais livrées sans défense aux incendies qui, comme chaque été, ravagent de vastes régions d'Espagne.

Faire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l'unique explication des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est aussi très tentant pour ne pas reconnaître ses erreurs. Personne ne conteste que le climat puisse accentuer l'intensité et la fréquence de certains événements extrêmes. Mais on sait aussi depuis des décennies que, s'il est impossible d'éviter tous les départs de feu, on peut en freiner la propagation et en limiter la portée grâce à une vraie gestion forestière. Une gestion qui brille aujourd'hui par son absence.

Gestion hors-sol. La présence de patrouilles permanentes de surveillance, le nettoyage des sous-bois, le débroussaillage, le pâturage ou encore la création et l'entretien des coupe-feu : toutes ces pratiques s'appuient sur des savoir-faire mis au point depuis des générations. Pourtant, ces mesures ont bien trop souvent été empêchées par des réglementations rigides et une bureaucratie qui complique les travaux de préservation traditionnels des écosystèmes forestiers.

Pendant des années, une vision profondément hors-sol de la nature s'est imposée, selon laquelle la meilleure façon de la protéger consistait à réduire au minimum l'intervention humaine. Pourtant, une grande partie des paysages que nous admirons aujourd'hui sont le fruit de siècles de dialogues entre les agriculteurs, les éleveurs, les propriétaires forestiers et la nature.

Chasser progressivement cette présence humaine, asphyxier la rentabilité du monde agricole et abandonner la gestion quotidienne des forêts a favorisé l'accumulation d'une quantité colossale de végétation sèche, transformant le moindre départ de feu en un phénomène encore plus ravageur.

De plus, certaines politiques environnementales sont contradictoires. Si l'on affirme que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augmente le risque d'incendie, la réaction logique devrait être d'adapter les forêts à cette nouvelle réalité par une intervention plus intense, et non le contraire. On a pourtant préféré, dans bien des cas, restreindre ces mesures préventives qui permettaient autrefois de réduire cette végétation inflammable et ainsi de freiner la progression des incendies.

Bien sûr, il est toujours possible d'améliorer la prévention. Les nouvelles technologies, la surveillance par satellite et par dron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ou encore les systèmes de détection doivent être pleinement intégrés à la lutte contre les incendies. Mais aucune innovation ne remplacera jamais une gestion forestière régulière et traditionnelle. La prévention repose, comme cela l'a toujours été, sur l'entretien quotidien des parcelles.

Faire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la seule et unique explication des incendies, comme le fait une partie de la classe politique, n'est qu'un moyen de se laver les mains des erreurs commises, des erreurs dont l'ensemble des citoyens finissent par payer le prix.—

Publié le 24 juillet, traduit par Mélanie Liffschitz

SUR NOTRE SITE

courrierinternational.com

"Le plus terrifiant, c'est l'absence de colère"

Les catastrophes environnementales qui se multiplient ne doivent rien au hasard : elles étaient annoncées en raison du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rappelle la presse européenne. Du belge

De Morgen à l'espagnol El País, plusieurs titres appellent à "politiser les incendies".

À LA UNE

Courrier international — n° 1867 du 13 au 19 août 2016

Rendre les paysages européens plus résilients

Un avion va voler dans les "orages de feu" pour mieux les comprendre. On en sait bien peu sur les pyrocumulonimbus, ces imposants nuages qui se sont développés au-dessus des incendies violents en France, mais aussi dans le nord-ouest des États-Unis. Pour mieux en appréhender les conséquences à l'échelle mondiale, un projet de recherche prévoit de prélever et d'analyser des échantillons de fumée. La saison – malheureusement – s'y prête, raconte Nature.

En Europe, le nombre de feux a diminué ces dernières années, mais ils sont bien plus intenses, à l'exemple des gigantesques incendies qui ravagent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 et de l'Espagne. Il est temps de changer de stratégie et de miser sur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et la prévention.

—New Scientist (Londres)

Alors que des incendies d'une ampleur sans précédent continuent de ravager la France et l'Espagne, le feu des critiques repart lui aussi de plus belle. De part et d'autre des Pyrénées, l'extrême droite reproche aux gouvernements leur manque d'investissements dans les Canadairs, près de la moitié étant de plus actuellement hors service. Certain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accusent par ailleurs les régions dirigées par les conservateurs, comme celle de Madrid, où le service de prévention et de lutte contre les feux de forêts tourne à cinquante pour cent de ses effectifs, de compromettre la maîtrise des incendies.

Mais ces polémiques se cristallisent autour des symptômes plutôt que de la maladie, déplorent les spécialistes. L'Europe ferait mieux d'investir davantage dans la prévention des incendies, notamment via des opérations de brûlage dirigé, et même d'en laisser quelques-uns se consumer librement. Cela vaut aussi pour le Royaume-Uni, où les flammes se sont approchées à 5 kilomètres de la centrale nucléaire de Sizewell, dans le Suffolk, et ont détruit 25 kilomètres carrés de landes et de forêts dans le parc national de Cairngorms, en Écosse. "Vous pouvez doubler, tripler le nombre d'avions, cela coûtera

très, très cher, et chaque euro dépensé sera un euro de moins investi dans la prévention, résume Sébastien Lahaye du cabinet d'étude spécialisé français Warucene. Vous aurez quand même un ou plusieurs feux qui s'échapperont et donneront un énorme incendie." Ces phénomènes catastrophiques se nourrissent de la sécheresse, de la chaleur et de l'accumulation de combustible, et cette année, tous les ingrédients étaient réunis en grande quantité.

Le printemps humide dans certaines régions européennes a favorisé la pousse de la végétation, qui a ensuite séché sous l'effet d'une sécheresse estivale généralisée. Le tout sur fond de canicule – le Vieux Continent en est déjà à sa quatrième vague de chaleur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Au 30 juillet] plus de 4300 kilomètres carrés sont déjà partis en fumée à travers l'Union européenne (UE) qui semble bien partie, à ce rythme-là, pour battre le triste record de 10800 kilomètres carrés établi l'an dernier. Près de Bordeaux et de Madrid, les incendies d'une envergure sans précédent ont entraîné des évacuations massives, parmi les plus importantes depui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Dans le sud du continent, le nombre annuel moyen de feux de forêts et les superficies ravagées par les flammes ont pourtant diminué depuis 1981, d'après une étude publiée

[le 30 juillet] par Raúl Cordero et ses collègues de l'université de Groningue, aux Pays-Bas. Les pays du pourtour méditerranéen ont sensibilisé le grand public aux risques posés par les feux de camp et les cigarettes dans les zones boisées, et ont progressé dans l'extinction rapide des brasiers grâce à une meilleure formation de leurs sapeurs-pompiers et à l'extension de leur flotte d'avions et d'hélicoptères.

Mauvaises herbes. Mais l'intensification de la lutte contre les feux a créé une véritable poudrière. Les arbustes et les broussailles ont proliféré, si bien que les brasiers qui finissent par échapper à tout contrôle ont davantage de risques d'évoluer en mégafieux. Un paradoxe par ailleurs aggravé par l'exode rural, qui laisse d'anciennes exploitations agricoles et des pâturages envahis par les mauvaises herbes. Pendant ce temps-là, de nouvelles habitations voient le jour dans les forêts entourant certaines villes comme Barcelone, avec à la clé une augmentation du risque d'incendies, la plupart des départs de feu étant d'origine humaine.

D'autant que la progression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vient rattraper celle de la lutte contre les feux de forêt. Toujours selon cette étude, le nombre de journées [estivales] chaudes, sèches et ventées – autant de conditions favorables aux

▷ Dessin de Tjeerd Royaards, Pays-Bas.

INCENDIES : COMMENT DOMPTER LE FEU. 33

incendies – a plus que doublé dans une bonne partie de l'Europe [depuis 1981]. “Les événements de cet été semblent venir confirmer notre hypothèse, constate le chercheur. Nous sommes sur le point d'aborder une nouvelle ère de gigantesques incendies que l'Europe n'avait jamais connus jusque-là en raison de l'efficacité de ses méthodes de lutte et de prévention.”

Au lieu de vouloir supprimer les feux, l'Europe doit s'engager sur une autre voie, souvent difficile :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pour le rendre plus résilient face aux flammes. À l'heure actuelle, de nombreux pays consacrent encore quelque 90 % de leur budget incendies à la lutte contre les feux, et à peine 10 % à leur prévention, rappelle Johann Goldammer de l'institut Max-Planck de chimie, en Allemagne. “Mieux vaudrait faire l'inverse, et investir 90 % des moyens disponibles dans la prévention et diverses mesures proactives, de sorte qu'au final, il n'y ait plus besoin que des 10 % restants pour éteindre les incendies.”

L'UE s'est fixé un objectif de 20 % de restauration de ses terres d'ici 2030 pour lutter contre la crise climatique et préserver la biodiversité. Mais bien souvent, les zones forestières ont besoin d'une attention particulière, notamment d'une exploitation durable, souligne Johann Goldammer. Les simples coupes d'arbres ne suffisent pas. L'incendie en Gironde a frappé la plus

vaste forêt plantée par l'homme d'Europe, 10 000 kilomètres carrés de parcelles autrefois si marécageuses que les bergers devaient les parcourir juchés sur des échasses. C'est Napoléon III, qui [au XIXe siècle] a ordonné l'assainissement des marais et la plantation de pins maritimes, encore exploités aujourd'hui pour produire du papier et du bois de construction. Depuis les terribles feux de 2022, les exploitants ont aménagé pistes d'accès, fossés remplis d'eau et pare-feu. Mais ils ont aussi replanté des pins, et cette monoculture [d'une espèce hautement inflammable] augmente le risque d'incendie.

Méfiance et controverse. Comme au Portugal, où de terribles feux ont ravagé les forêts d'eucalyptus de Pedrógão Grande en 2017, faisant 66 morts. Et s'il n'est peut-être pas facile de diversifier les essences de la forêt des Landes, il faut au moins élargir et multiplier les pare-feu, souligne Sébastien Lahaye. Même en l'absence de pare-feu parfaitement entretenus, il reste possible d'élaguer et de débroussailler pour limiter la propagation des flammes. La réhabilitation des vergers, des vignobles, des pâturages et des terres agricoles peut également contribuer à créer une “mosaïque” de matières combustibles de hauteurs variées, au lieu des surfaces boisées uniformes qui ont permis la propagation incontrôlable des flammes autour de Bordeaux et de Madrid.

Certaines régions espagnoles ont installé des troupeaux de chèvres, de vaches et de moutons dans les zones sensibles pour brouter les broussailles inflammables. Mais en France, seules 30 % ont été arrachées, en raison de frictions entre les mesures de lutte contre les incendies et celles de protection de la biodiversité. Le meilleur moyen de nettoyer les sous-bois reste bien souvent l'écobuage. Sur la côte ouest des États-Unis, en 2020, ces incendies, déclenchés de façon préventive pour éliminer une partie de la végétation, ont permis de réduire de 16 % la gravité des feux survenus par la suite, avec à la clé une baisse de 14 % des émissions de particules polluantes.

Mais en Europe, où la densité de population est bien plus élevée, les riverains se méfient souvent de ces techniques de prévention, qui restent d'ailleurs interdites dans de nombreux cas. Dans les Landes, par exemple, de telles opérations ont été menées le long des routes, mais pas au sein des parcelles exploitées. Parfois, mieux vaudrait même ne pas lutter du tout contre les incendies, en particulier l'hiver, fait remarquer Stefan Doerr de l'université de Swansea, au pays de Galles. Mais cette stratégie est encore plus controversée. “Les pompiers de la région de Barcelone vous diraient que si un feu se déclenche dans une forêt et que le vent n'est pas particulièrement fort, il faut le laisser brûler, ce qui permet d'éviter pendant un bon moment le déclenchement d'un nouvel incendie au même endroit dans des conditions moins favorables, détaille-t-il. Qui n'aime pas les forêts de pin? Mais ce sont de véritables bombes à retardement.”

—Alec Luhn, publié le 31 juillet, traduit par Manon Delfour

Vu d'ailleurs

Espagne. Miser sur l'innovation

●●●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l'Espagne a connu 29 incendies majeurs qui ont ravagé environ 114 796 hectares de forêt. Parmi ces incendies, 17 se sont déclarés durant les vingt-quatre premiers jours de juillet”, notait la version espagnole de Wired le 24 juillet. De fait, l'Espagne se situe parmi les pays européens les plus confrontés aux incendies récurrents, ce qui l'incite à développer de nouvelles solutions technologiques pour aider à prévenir ou à combattre les incendies. Par exemple, un liquide biodégradable utilisé à la place de l'eau, et dont l'efficacité et le temps d'action sont bien plus importants. Il peut également être appliqué sur la végétation pour prévenir la propagation des flammes. Wired décrit aussi un système de détection précoce des feux de forêt, qui combine IA, capteurs et drones autonomes pour identifier et vérifier en quelques secondes les départs de feu de moins d'un hectare. L'objectif : réduire les délais d'intervention. Et enfin, un modèle IA d'évaluation des feux de forêt a été développé par des chercheurs espagnols : à partir d'images satellite et des variables atmosphériques, il estime la distance de propagation potentielle d'un incendie, le temps nécessaire pour le maîtriser et les ressources terrestres, humaines et aériennes requises.

Grèce. Il faut plus d'hommes de terrain

●●● La Grèce compte elle aussi ses plaies brûlantes. Depuis la fin juillet, de multiples incendies embrasent le pays, de la Crète au Peloponnèse, de Kefalonia à Lesbos, en passant par l'Attique et la Béotie. Et la colère gronde. “Un État qui respecte son peuple, prend soin de lui et de ses biens, et surtout des richesses naturelles du pays, veille à se préparer. En temps voulu. Efficacement. Et surtout, de manière dissuasive.

Le gouvernement Mitsotakis peut-il prétendre à cela ? Absolument pas !” écrit le quotidien de centre droit Ta Nea. Malgré la création d'un ministère de la Crise climatique et de la Protection civile en 2021 et 2,5 milliards d'euros d'investissement dans un arsenal technologique, l'efficacité n'est pas au rendez-vous. Depuis 2021, 500 000 hectares de forêt ont brûlé dans le pays, selon les système européen d'information sur les feux de forêt. Ce qui manque, ce sont les hommes... “Le service des pompiers est déconsidéré comme toujours”, tance le journal de gauche Efsyn. Cinq soldats du feu sont décédés cet été. La Grèce compte aujourd'hui 18 800 pompiers en activité, un record... qui reste insuffisant.

États-Unis. Apprendre à aimer le feu

●●● Le salut des pins de Gironde et des bouleaux de Seine-et-Marne se trouve-t-il au pied d'un séquoia de Californie ? Le magazine américain Anthropocene rapporte les conclusions d'une étude publiée en juillet dans la revue Nature. En 2020 et 2021, des incendies ont détruit quelque 13 000 séquoias dans des parcs nationaux de la Sierra Nevada. Pour les scientifiques, il s'agissait d'une “occasion exceptionnelle” d'étudier les effets des brûlages dirigés, des feux de faible intensité déclenchés par les gestionnaires des parcs pour détruire la végétation basse et priver de combustible les futures incendies. Combinant images satellite et faisceaux laser, les chercheurs ont établi que le risque de mortalité des séquoias due aux incendies était réduit de 77 % dans les zones brûlées intentionnellement au cours des dix dernières années. Près de 3 900 de ces arbres géants auraient pu être sauvés si toutes les zones avaient fait l'objet de brûlages dirigés, selon l'étude. Pour aider les séquoias, “il va falloir apprendre à aimer le feu”, conclut le magazine.

À LA UNE

Des stratégies repensées

Sous l'effet du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les incendies se multiplient et s'intensifient. De l'Australie à la Californie, en passant par la Chine ou l'Union européenne, on mêle avancées technologiques et expérience de terrain pour prévenir et lutter contre le feu.

Australie. Prédire le comportement du feu

● Combiner science occidentale et expertises aborigènes... C'est le cœur de la méthode australienne de prévention et de lutte contre les feux de brousse, toujours plus puissants, qui embrasent l'île-continent, résume un article du bureau de la BBC à Sydney. Une méthode qui a été forgée après les feux du Black Summer (l'«Été noir») de 2019-2020, lesquels ont ravagé une superficie équivalente à celle du Royaume-Uni.

C'est ainsi qu'un 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es feux de brousse a été créé à Canberra. «Son équipe étudie comment des technologies telles que les satellites, les drones et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peuvent être utilisées pour mieux détecter les incendies», explique le média anglais. Les images satellitaires, par exemple, permettent de détecter la teneur en humidité des sols ou d'indiquer les zones susceptibles de contenir d'importantes quantités de combustible, comme les feuilles mortes, les arbustes ou les fragments d'écorce.

Mais ces données, aussi précises soient-elles, «sont inutiles tant qu'elles ne se traduisent pas sur le terrain». Et c'est là que le savoir et l'expérience accumulés sur la terre australienne depuis des milliers d'années permettent d'agir avec précision. «En utilisant les connaissances écologiques aborigènes – la couleur et le parfum d'une plante ou l'ombre portée par les arbres, par exemple –, on peut prédire le comportement d'un feu avant même qu'il soit attisé.

Autre apport fondamental des savoirs aborigènes : combattre le feu par le feu. C'est le sens du «brûlage culturel, une pratique ancestrale visant à gérer l'environnement tout en maintenant un lien spirituel profond avec la terre», détaille la BBC. Il s'agit d'allumer des «feux contrôlés», soit de petits incendies maîtrisés qui créent un paysage fragmenté afin que le combustible ne s'accumule pas dans une seule zone.

«Les feux de brousse ont toujours fait partie du paysage australien, confirme The Guardian Australia. Les aborigènes ont utilisé le feu pendant des milliers d'années pour gérer leur environnement.» Et aujourd'hui, la menace des feux de forêt fait désormais partie du quotidien de tous les Australiens : un peu partout, des panneaux routiers permanents indiquent le risque d'incendie du jour. En amont de la saison des feux, des campagnes sont aussi menées pour nettoyer les gouttières, élaguer

les arbres, dégager les espaces autour des maisons de tout matériau inflammable et vérifier qu'il existe une source d'approvisionnement en eau fiable au cas où la maison devrait être défendue.

À force d'expériences, les autorités ont pu mettre au point un système d'alerte à quatre niveaux, précise un article de l'édition australienne de The Conversation. Chaque niveau, de «modéré» à «catastrophique», est associé à des messages clairs et à des recommandations sur les mesures à prendre avant et pendant les journées à risque. Pour autant, «le défi le plus difficile – inciter les gens à suivre ces conseils – reste un travail de longue haleine».

Indonésie. Haro sur l'agro-industrie

● «L'Indonésie pourrait se diriger vers sa pire saison d'incendies de forêt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alerte The Jakarta Post. Depuis janvier, déjà 107 000 hectares de terres et de forêts sont partis en fumée, soit une superficie près de deux fois plus grande que celle de Jakarta. Un bilan qui devrait s'alourdir avec l'arrivée d'un épisode El Niño «Godzilla», particulièrement intense, annonciateur d'une longue période de sécheresse.

Mais cette année, les incendies suivent un schéma différent, observe l'édition indonésienne de The Conversation. S'ils continuent de frapper les foyers historiques de Sumatra ou de Kalimantan, ils gagnent aussi des régions jusque-là relativement épargnées, comme la Papouasie du Sud. Pour le média, cette évolution serait directement liée au développement de concessions agro-industrielles dans le cadre d'un vaste Projet stratégique national (PSN) porté par le gouvernement. Si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accroît le risque et l'intensité des feux, «la cause profonde est la transformation des paysages résultant de la déforestation, du défrichage [et] des changements d'affectation des sols», explique The Conversation, rendant les territoires de plus en plus vulnérables aux incendies.

Une analyse qui rejoint les conclusions d'une récente étude du Forum indonésien pour l'environnement (Walhi), citée par le Jakarta Post, selon laquelle au moins 74 % des points chauds détectés à travers Kalimantan se situent à l'intérieur de concessions industrielles.

Pour The Conversation, «les incendies de forêt et de brousse ne sont pas seulement un problème

↑ Dessin de Sondron, Belgique.

technique consistant à éteindre les flammes, mais relèvent avant tout de la politique et de la gouvernance.»

Union européenne. Des moyens spécifiques contre les feux de forêt

● Soutiens aériens, terrestres et même satellitaires : lorsque l'un de ses membres est confronté à une urgence climatique, l'Union européenne (UE) sait se montrer utile, saluait la presse espagnole à la fin de juillet, alors que l'aide européenne affluait en France. Les Vingt-Sept ne sont pas tous voisins, ils ne parlent pas tous la même langue, mais tous s'accordent sur «une vérité fondamentale», indiquait alors le site conservateur madrilène El Independiente: «Une catastrophe survenue sur un territoire européen est une catastrophe européenne.»

De fait, le fléau des incendies touche désormais presque tous les États du Vieux Continent. Raison pour laquelle «l'UE a consacré ces deux dernières années à mettre en place ce qu'elle qualifie de stratégie plus rigoureuse et plus intégrée de lutte contre les feux de forêt», note Euronews. Avec quels résultats ?

Tout d'abord, explique ce média paneuropéen, «l'UE agit à travers le Centre de coordination de réaction d'urgence (ERCC), installé à Bruxelles, qui met en relation les pays disposant d'avions, d'équipages et de matériel pour combattre les feux de forêt avec les pays qui en ont besoin, et contribue au financement du transport». Un

Au revoir l'été grec, je t'ai tant aimé.

Dans les colonnes du quotidien Protagon, une journaliste grecque écrit une lettre d'adieu amère et nostalgique à l'été, dont la douceur et les bienfaits disparaissent dans la violence des flammes. Une chronique à lire, traduite en français, sur notre site.

travail de coordination actif 24 heures sur 24, complété par une réserve stratégique en avions et hélicoptères de lutte contre les incendies gérée à l'échelle de l'UE et destinée à intervenir lorsque les ressources nationales et celles mises en commun s'avèrent insuffisantes. "Viennent ensuite Copernicus, le service de cartographie par satellite qui produit en temps réel des cartes des zones brûlées, et le Système européen d'information sur les feux de forêt (Effis), qui prévoit le risque d'incendie jusqu'à dix jours à l'avance et suit les incendies actifs", complète le site d'information établi à Bruxelles.

Des instruments loués par le média italien Il Foglio, européiste convaincu : "Au cours de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l'UE est intervenue en France et en Espagne en mobilisant des hommes, des moyens et des ressources. Exactement comme elle le ferait face à une menace militaire externe", explique-t-il.

États-Unis. Une "zone zéro" autour des maisons californiennes

● "Les incendies ont détruit près de 60 000 maisons et autres bâtiments à travers la Californie au cours de la dernière décennie", rappelle l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Et depuis près de six ans", le Golden State "s'employait à édicter des règles pour mieux protéger les maisons", créant notamment un périmètre "tampon" de 1,50 mètre baptisé "zone zéro", débarrassé de "tous les matériaux combustibles".

Finalement, reprend le Los Angeles Times, "après des années de vifs débats", ces règles ont été publiées en avril dernier. Il s'agit d'un compromis autorisant généralement les arbres et la pelouse (bien taillés), sauf dans une "zone de sécurité" à moins de 30 centimètres de la maison. Certaines localités californiennes vont toutefois plus loin, comme Berkeley, près de San Francisco, où les résidents des quartiers les plus exposés doivent déjà retirer tous les matériaux combustibles de la "zone zéro", plantes comprises, à quelques exceptions près.

Un effort douloureux auquel certains habitants consentent volontiers, estimant ne plus avoir le choix, raconte The Guardian dans un reportage à lire sur notre site.

Chine. Une surveillance constante

● "Mieux vaut prévenir que guérir", avance le site hongkongais Singtao Global, en référence aux incendies qui ont frappé la France, où plus de 91 000 hectares sont déjà partis en fumée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La comparaison est cruelle : en 2025, la Chine n'a enregistré que 226 feux de forêts ou de prairie, lesquels ont affecté moins de 5 000 hectares. "Ce succès n'est pas le fruit du hasard, se félicite Singtao. Il repose sur un système de gouvernance strict, axé sur la prévention."

Et surtout sur un système de contrôle des sources d'incendie dit "ciel et sol". En l'air, un "réseau ciel" centralise les données de plusieurs satellites météo, enrichies de données apportées par des drones. Mais c'est surtout le "réseau sol" qui fait la différence : "Il comprend de nombreux points de vidéosurveillance qui, associés à des algorithmes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assurent une détection continue des comportements susceptibles de provoquer des incendies."

"Cette solution chinoise mérite d'être étudiée par de nombreux pays", conclut Singtao. À condition, bien sûr, que leurs citoyens acceptent d'être espionnés en permanence.

Inde. Des leçons à tirer

● Le pyrocumulonimbus, ou "orage de feu", qui s'est formé au-dessus des forêts embrasées de Gironde, en juillet, a marqué les esprits jusqu'en Inde. "Pour l'instant, aucun pyrocumulonimbus n'a été signalé en Inde, se rassure The Times of India. Mais face à l'intensification de la sécheresse et à l'inflammabilité accrue de nos forêts, la question n'est plus de savoir si un tel nuage est probable demain, mais plutôt quelles leçons l'Inde peut tirer de l'exemple français." Les forêts denses, qui couvrent près du quart du territoire indien, sont menacées par un funeste cocktail : hausse des températures, irrégularité des moussons (les saisons des pluies) et allongement des périodes de sécheresse. Ainsi, on estime que plus du tiers de la couverture forestière est considérée comme sujette aux "incendies récurrents de forte intensit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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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trans- versales. sciences

Les vertus de la lumière rouge

Santé. Depuis quelque temps, les gens se sont mis à acheter masques, casques et même tapis émettant de la lumière rouge. Derrière cette tendance grandissante se cachent des principes biologiques intrigants. Pas forcément là où vous les attendez.

—Nature, extraits (Londres)

En 2021, le dermatologue David Ozog passait ses vacances en famille aux Bahamas lorsque son fils de 18 ans a été victime d'un grave accident vasculaire cérébral. L'adolescent a été rapatrié par avion en Floride, puis à Chicago pour y être opéré. Alors que son fils était allongé, en partie paralysé, sur un lit d'hôpital, David Ozog a reçu un appel d'un collègue qui lui a fait une suggestion étonnante.

Dermatologue à l'école de médecine de Harvard, à Boston, dans le Massachusetts, ce confrère lui a parlé des premiers résultats des travaux qu'il menait avec l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américain. Ils tendaient à prouver que l'application de lumière rouge et proche infrarouge sur le crâne pouvait protéger les tissus nerveux après une lésion cérébrale. Le chercheur lui a conseillé d'essayer ce traitement sur son fils.

Cette nuit-là, David Ozog est resté éveillé jusqu'à 4 heures du matin à lire des articles scientifiques, avant de commander plusieurs panneaux de diodes électroluminescentes (LED) émettant de la lumière rouge et proche infrarouge. *Au début, je

les ai apportés en cachette à l'hôpital*, raconte le dermatologue, qui travaille pour la chaîne de soins de santé Henry Ford Health à Grand Rapids, dans le Michigan.

Aujourd'hui, son fils marche de nouveau et a repris ses études à l'université. Même s'il n'a pas la preuve que la thérapie par lumière rouge [ou "photobiomodulation"] a joué un rôle décisif dans sa récupération, David Ozog pense qu'elle a aidé. Il fait désormais partie des convertis à une théorie considérée comme marginale à l'époque. C'était aussi ce que je pensais avant, confie-t-il. Je me demandais comment se soumettre à ce genre de lumière pouvait avoir un quelconque effet biologique.

Mais ce qui était en marge de la médecine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encore est en passe aujourd'hui de devenir la norme. Les appareils à lumière rouge sont de plus en plus présents dans les cabinets de dermatologie, les centres de bien-être, les vestiaires et les foyers. Selon certaines projections, leur

Les mitochondries, véritables centrales énergétiques de la cellule, sont une pièce centrale du puzzle.

marché mondial devrait dépasser le milliard de dollars américains [860 millions d'euros] d'ici à 2030, porté par la poussée d'entreprises promettant des bénéfices dans toutes sortes de domaines, du vieillissement cutané au trouble déficitaire de l'attention avec hyperactivité (TDAH) – des prétentions dont les réseaux sociaux se font largement l'écho.

Engouement excessif. Si les spécialistes mettent en garde contre l'engouement excessif suscité par la thérapie par lumière rouge, un nombre croissant de recherches scientifiques sérieuses sont néanmoins consacrées à ses bienfaits pour diverses pathologies. Des études cliniques font état d'améliorations chez des malades atteints de neuropathie périphérique, de dégénérescence rétinienne et de certains troubles neurologiques. Pour certaines indications, des groupes d'experts n'hésitent plus à recommander des séances de lumière rouge.

Les chercheurs sont également en train de lever le mystère sur la façon dont les lumières rouge et proche infrarouge font effet : les mitochondries, véritables centrales énergétiques de la cellule,

apparaissent comme une pièce centrale du puzzle.

Alors que la science démontrant les atouts de la lumière rouge se développe, l'être humain y est de moins en moins exposé. Les gens passent plus de temps à l'intérieur, à l'écart des rayons du soleil, et les efforts d'économie d'énergie ont abouti à un rétrécissement du spectre lumineux des lampes d'éclairage, avec l'élimination de nombreuses longueurs d'onde rouge et du proche infrarouge. Certains scientifiques se demandent si cela ne pourrait pas avoir des conséquences biologiques. David Ozog observe : Nous sommes carrément privés de quelque chose que notre évolution biologique nous a conduits à recevoir.

L'hypothèse selon laquelle la lumière jouerait un rôle sur la santé humaine n'est pas nouvelle. Depuis plus d'un siècle, les scientifiques savent que le rayonnement ultraviolet stimule la production de vitamine D. Le lauréat du prix Nobel de médecine de 1903 [le médecin danois Niels Ryberg Finsen] avait compris que la concentration de radiations lumineuses pouvait servir à soigner la tuberculose cutanée. La luminothérapie est désormais

"L'ensemble du spectre lumineux produit toute une variété d'effets bénéfiques."

Glen Jeffery, CHERCHEUR EN NEUROSCIENCES

un classique pour lutter contre la dépression saisonnière, tandis que les lampes à UVB (ultraviolet) à spectre étroit restent un pilier du traitement du psoriasis.

"L'ensemble du spectre lumineux produit toute une variété d'effets qui nous sont bénéfiques", assure Glen Jeffery, chercheur en neurosciences à l'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Ces dix dernières années, plusieurs études cliniques de niche ont confirmé ces vertus. En 2025, David Ozog a rejoint un groupe d'une bonne vingtaine de spécialistes réunis dans le cadre d'un vaste programme de recherches sur le sujet. Ils sont tombés d'accord pour conclure que ce genre de thérapie par la lumière rouge était sûr et efficace contre plusieurs types d'ulcères, ainsi que contre la neuropathie périphérique, la dermite radio-induite et l'alopécie androgénique (une forme de calvitie).

TRANSVERSALES.

← Dessin de Nick Shepherd, Royaume-Uni.

zones profondes du cerveau des souris, des cellules dont la perte est à l'origine de la progression de la maladie.

Des premiers essais sont en cours chez l'humain. Les cher- cheurs utilisent des fibres optiques pour appliquer le rayonnement au plus près des cellules malades. "Le rêve pour les neuroscientifiques est de trouver un traitement neuropro- tecteur efficace qui empêcherait les cellules de mourir", explique John Mitrofanis, spécialiste des neuros- ciences qui travaille à l'université Grenoble-Alpes.

Enzyme clé. Néanmoins, de nombreux points d'interroga- tion demeurent à propos des lon- gueurs d'onde, de leur intensité, du meilleur moment des séances, du mode d'administration et même de la fréquence d'impul- sion idéale selon les indications. On ignore également s'il faut ajuster les doses en fonction de l'âge ou de la couleur de peau du patient. Enfin, derrière tout cela se cache une question plus fon- damentale : comment la lumière peut-elle produire une gamme si large d'effets biologiques ?

Les longueurs d'onde allant du rouge au proche infrarouge se dif- fusent beaucoup moins que les longueurs d'onde plus courtes du bleu et de l'ultraviolet. Par consé- quent, certains photons (surtout ceux de la zone du proche infra- rouge) ont le pouvoir de traver- ser les vêtements, et une fraction d'entre eux peut pénétrer à l'in- térieur des tissus sur une épais- seur de plusieurs centimètres, d'où leur action possible sur des cellules situées très en profondeur sous la peau.

Des études ont montré que les longueurs d'onde de la lumière rouge et proche infrarouge engendrent des réactions biolo- giques. Elles sont les plus facile- ment absorbées par une enzyme clé qui contribue à la formation du carburant cellulaire, l'adéno- sine-triphosphate (ATP). Certains éléments semblent montrer que les cellules sont capables d'absor- ber ce type de longueurs d'onde et que la lumière contribue à pro- duire davantage d'ATP.

En aval, on observe notam- ment une amélioration de la cir- culation sanguine ainsi que des modifications au niveau de l'in- flammation et du stress oxydant. Certains chercheurs vont plus

loin : selon eux, la lumière rouge et proche infrarouge réduirait la viscosité de l'eau, ce qui per- mettrait un meilleur déplace- ment des machines productrices d'énergie. Robert Fosbury, ancien astronome qui fait désormais des recherches sur la photobiomodu- lation à l'UCL, explique : "Pour que le moteur mitochondrial fonc- tionne correctement, il a besoin d'un lubrifiant."

Le laboratoire de Glen Jeffery étudie le vieillissement de la rétine, pour lequel une corrélation a été établie entre le déclin fonc- tionnel et la détérioration mito- chondriale. Les travaux de son groupe de recherche et d'autres équipes semblent montrer que la photobiomodulation pourrait aider à garder une rétine en bonne santé, et même qu'il n'est peut- être pas nécessaire d'appliquer la lumière directement sur les yeux pour obtenir un résultat.

Malgré l'enthousiasme qu'ils suscitent, les travaux sur ces thérapies prêtent aussi à débat. Chercheuse en photobiomodu- lation à l'Uniformed Services University, à Bethesda, dans le Maryland, Juanita Anders estime que des études à plus grande échelle et mieux contrôlées sont nécessaires (en particulier pour confirmer les résultats d'une étude qui a conclu que quinze minutes d'exposition du dos à la lumière rouge atténuaient les pics de glycémie après le repas).

Une chose semble à peu près sûre en revanche : lorsque les cel- les sont en bonne santé, l'apport de lumière externe a souvent peu d'effet, mais en cas de maladie ou

Lorsque les cellules sont en bonne santé, l'apport de lumière externe a souvent peu d'effet.

de stress métabolique souvent à l'origine d'un dysfonctionne- ment mitochondrial, son influence semble plus forte. Cette distinc- tion pourrait expliquer les diffé- rences de résultats d'une étude à l'autre. Quoi qu'il en soit, les mitochondries n'expliquent sans doute pas tout. Le dosage appa- raît comme un élément crucial. De nombreux chercheurs mettent en avant la nécessité d'atteindre un "juste milieu" biologique entre trop et pas assez de lumière.

SUR NOTRE SITE

courrierinternational.com

Voir rouge et s'en porter mieux. "La thérapie par la lumière rouge améliore la vue", signalait New Scientist en 2021. Cette année-là, l'équipe de Glen Jeffery à l'University College de Londres avait testé un traitement expérimental qui consistait à projeter pendant quelques minutes dans les yeux des participants un faisceau de lumière proche de l'infrarouge. Ce qui s'est traduit par une amélioration durable de la vision des couleurs, qui décline généralement avec l'âge.[{"box_2d": [597, 737, 754, 909], "label": "[}][[[[{"box_2d": [597, 909, 754, 958], "lab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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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VERSALES

ÉCONOMIE

Et les compagnies pétrolières continuent de forer, obstinément

Pétrole. Malgré les signes évidents d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les plus grandes compagnies pétrolières augmentent leur production. C'est que leurs dirigeants vivent dans une réalité parallèle, fustige ce quotidien britannique.

—The Guardian (Londres)

A lors que la planète chauffe de plus en plus dangereusement, comment se fait-il que les compagnies pétrolières soient autorisées à pousser les gaz au lieu de payer pour leurs méfaits ? Telle est la question que nous devrions tous nous poser sous les dômes de chaleur qui se sont installés sur une grande partie de l'hémisphère Nord, tandis que chaque jour amène son nouveau record de températures, que des enfants meurent piégés dans des voitures, que les victimes de crise cardiaque affluent dans les hôpitaux et que les pompiers bataillent face aux feux de forêt [lire p. 28-35].

Il ne fait aucun doute que l'industrie du pétrole, du gaz et du charbon porte déjà une immense responsabilité dans le dérèglement du climat, tout en ayant un intérêt financier à poursuivre. Et elle continuera d'y trouver son compte tant que les généreuses aides publiques ne seront pas remplacées par des taxes exceptionnelles. Le consensus dans la communauté scientifique est écrasant : plus on brûle de combustibles fossiles, plus la planète se réchauffe. La dernière étude d'attribution [parue le 26 juin] conclut que "la vague de chaleur la plus intense et la plus étendue qu'ait connue une aussi vaste région en Europe" n'aurait pas pu se produire sans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d'origine humaine.

Nouveaux forages. Pourtant, les compagnies pétrolières et gazières ont bel et bien l'intention d'aggraver encore les choses, car plus on utilise de carburant, plus ça rapporte. L'envolée récente des bénéfices portée par la hausse du cours du pétrole entraînée par les guerres en Iran et au Moyen-Orient va se traduire par des investissements massifs dans de nouveaux forages.

Une nouvelle analyse montre la course à laquelle se livrent les compagnies pétrolières pour extraire toujours plus

de pétrole et de gaz du sous-sol. Shell, ExxonMobil, Chevron et sept autres grandes sociétés cotées en Bourse ont en moyenne pour objectif d'augmenter leur production de 14 % entre 2024 et 2030, selon le TPI Global Climate Transition Centre de la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Davantage de combustibles fossiles ? Voilà bien la dernière chose dont a besoin ce monde en surchauffe. Car cela éloigne la planète des objectifs fixés par l'accord de Paris sur le climat [2015], que bon nombre de ces entreprises se sont pourtant engagées à respecter.

Ces dirigeants privilégient la maximisation de valeur pour les actionnaires plutôt que l'habitabilité de notre planète.

Pour contenir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ntre 1,5 °C et 2 °C [par rapport aux niveaux préindustriels] à l'horizon 2100, la production de pétrole doit amorcer sa décrue au cours de cette décennie. Son expansion planifiée est bien pire que le scénario, déjà sombre, du statu quo qu'envisag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AIE) : une croissance de 5,9 % de la production de pétrole et de gaz durant cette décennie conduirait à une hausse mondiale des températures catastrophiques de 2,9 °C d'ici à la fin du siècle.

L'AIE n'aurait pas pu faire plus clair : pour s'aligner sur l'objectif de l'accord de Paris de maintien de la hausse des températures sous la barre de 2 °C, il ne doit plus y avoir de nouveaux projets d'exploration ou d'extraction d'hydrocarbures.

Mais alors pourquoi le secteur des fossiles envisage-t-il de forer plus que jamais ? Parce que ses dirigeants sont contraints d'évoluer dans un univers parallèle, où la boussole éthique est orientée vers la maximisation de valeur pour les actionnaires plutôt que vers l'habitabilité de

notre planète. Et pour maintenir cet ordre perverti, les investisseurs et leurs partisans dans les médias ont pris la main pour changer le débat mondial sur le climat.

De belles promesses. Il y a six ans, le secteur pétrolier était sur la défensive. Partout dans le monde, Greta Thunberg et les grévistes pour le climat manifestaient contre les énergies fossiles. L'Organisation des pays exportateurs de pétrole considérait ce mouvement comme la "plus grande menace" qu'ait jamais connue la filière – les dirigeants se retrouvaient contestés par leurs propres enfants, jusque chez eux. La dynamique du changement prenait de la vitesse. De nombreux États s'étaient fixés des objectifs de neutralité carbone. Les institutions financières s'engageaient à atteindre des buts plus ambitieux en matière de gouvernance environnementale.

Certaines compagnies pétrolières, en Europe principalement, s'étaient alignées sur l'accord de Paris. BP, qui comptait alors parmi les plus ambitieuses, s'était engagée à diminuer de 40 % sa production de pétrole et de gaz, mais aussi à multiplier par dix ses investissements dans les renouvelables. Son PDG de l'époque, Bernard Looney, promettait de faire de BP "une force du bien tout autant qu'une machine à bénéfices".

distances avec la frénésie commerciale qui entoure la photobiomodulation. L'industrie du bien-être, peu réglementée, brûle les étapes, et les scientifiques craignent que cela ne jette de l'ombre sur les vraies avancées scientifiques.

Les consommateurs peuvent désormais acheter toutes sortes d'articles émettant de la lumière rouge : bâtons lumineux, masques, panneaux, tapis, et même des appareils ressemblant à des lits de bronzage. Des dispositifs souvent accompagnés de belles promesses sans grand fondement. De fait, les premiers tests effectués par des chercheurs sur ces appareils commerciaux montrent qu'ils sont loin de présenter les qualités annoncées, à quelques exceptions près.

Prudence ! Dans une optique plus lointaine, les chercheurs se penchent sur des dispositifs LED portables ou implantables, qui, associés à des algorithmes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pourraient optimiser les traitements en temps réel. De son côté, la Nasa s'intéresse à la thérapie par lumière proche infrarouge dans le but d'améliorer la fonction mitochondriale des astronautes pendant les vols spatiaux.

D'autres soutiennent que les changements les plus significatifs pourraient être bien moins high-tech : il suffirait de revoir l'éclairage des lieux où la plupart des gens passent leur vie.

Glen Jeffery et Robert Fosbury ont rajouté chez eux quelques ampoules à incandescence. Ils ne sont pas les seuls à expérimenter sur eux-mêmes les effets de la photobiomodulation : David Ozog s'est mis à utiliser des panneaux de lumière rouge pour lui-même durant la convalescence de son fils, John Mitrofanis porte chaque jour un casque LED dans l'espoir d'une action préventive, Juanita Anders teste un masque à lumière rouge.

Elke Buschbeck préfère rester prudente : "Cela m'inquiète, car nous ne comprenons toujours pas complètement ce que nous faisons." À ceux qui cherchent à accroître leur exposition quotidienne à la lumière, elle donne un conseil tout simple : allez prendre l'air !

—Lynne Peeples,

publié le 25 mars, traduit par Françoise Lemoine-Minaudier

TRANSVERSALES.

Dessin de Schot, Pays Bas.

Les belles promesses reléguées à un avenir lointain n'ont jamais été à la hauteur des objectifs fixés par l'accord de Paris de limiter le réchauffement planétaire à 1,5 °C, car elles reposaient sur des solutions non vérifiées, comme le captage et le stockage de CO₂.

En revanche, elles ont servi à apaiser l'opinion publique jusqu'à ce qu'il n'y ait plus de manifestations pour le climat dans la rue. Et alors, au moment d'agir pour concrétiser ces objectifs flous, de nombreuses compagnies pétrolières ont commencé à rétropédaler.

BP en est le parfait exemple. Bernard Looney a été limogé en 2023, l'année où l'entreprise a décidé qu'elle ne baisserait pas sa production de combustibles fossiles de 40 % mais de 25 %. Deux ans plus tard, elle annonçait une réorientation stratégique, en réduisant ses investissements dans les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de 3 milliards de dollars et en augmentant de 10 milliards de dollars par an ses budgets pour le pétrole et le gaz.

L'actuelle PDG, Meg O'Neill, poursuit le désengagement des investissements bas-carbone au moyen d'une stratégie dite "plus simple et plus robuste", c'est-à-dire un retour aux vieilles habitudes du secteur. La priorité du géant pétrolier est aujourd'hui les actionnaires et non plus la responsabilité sociale et

Presque tous les pays et toutes les entreprises semblent s'empresser de produire le dernier baril.

environnementale. Alors que le monde brûlait et que les guerres faisaient rage, les bénéfices de BP ont plus que doublé au premier trimestre de 2026 [atteignant 3,2 milliards de dollars].

L'histoire est la même ailleurs. Sur la même période, les six plus grandes compagnies pétrolières européennes ont vu bondir leurs bénéfices cumulés de 43 % : ils ont atteint 22 milliards de dollars, leur plus haut niveau depuis 2022. La plupart sont revenues sur leurs engagements en matière d'énergies vertes et ont dopé leurs projets de production. Equinor, le pétrolier public de Norvège, a relevé de 6 % son objectif de production pétrolière et gazière pour 2030.

Presque tous les pays et toutes les entreprises semblent s'empresser de produire le dernier baril. Aux États-Unis, de loin la nation qui produit le plus de pétrole et de gaz à l'échelle mondiale – davantage que l'Arabie saoudite et la Russie réunies –, nombre des entreprises du secteur ne se sont jamais embarrassées de promesses de réduction des émissions de CO₂. Comme le gouvernement

de Donald Trump œuvre dans leur sens, elles bénéficient de l'appui politique nécessaire pour augmenter la production (Exxon d'un taux ahurissant de 25 %, et Chevron de 15 % d'ici à 2030) et pour développer leurs marchés par tous les moyens nécessaires.

Pendant ce temps, leurs investisseurs et sympathisants poussent l'Europe dans la même direction en versant dans l'actionnariat interventionniste ou en finançant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d'extrême droite et des groupes de réflexion qui militent contre la neutralité carbone.

Cocktail explosif. Conjuguez tous ces facteurs – la hausse des cours pétroliers, les nouvelles priorités des conseils d'administration, la captation de l'État par des intérêts privés, l'appui des milieux politiques et l'argent distribué de manière à faire descendre dans la rue des militants d'extrême droite anti-neutralité carbone au lieu d'une jeunesse qui fait grève pour le climat –, et vous obtenez une industrie pétrolière qui jette encore plus d'huile sur le feu qui consume la planète. C'est un cocktail explosif qui ne fera que multiplier les explosions.

C'est de la folie pure aux conséquences catastrophiques à l'échelle mondiale, encore plus avec le nouvel épisode d'El Niño, annoncé comme l'un des plus extrêmes depuis plusieurs décennies. L'Amazonie se prépare à plus d'incendies et de sécheresses sans avoir eu le temps de se relever du dernier passage d'El Niño, quand le ciel habituellement dégagé de la forêt était devenu aussi gris que celui d'une ville industrielle. Entraînant l'assèchement de certains des plus grands fleuves du monde, mais aussi la mort en masse de dauphins et d'autres animaux.

Les régions polaires seront confrontées à une fonte plus importante de la neige et de la glace qui renvoient habituellement la chaleur du soleil vers l'espace. Et d'autres éléments vitaux du système Terre s'approcheront dangereusement de leur point de bascule. La probabilité de conséquences catastrophiques est de plus en plus élevée. Ce n'était pas une fatalité et ça ne l'est toujours pas. Les valeurs doivent changer. Les incitations doivent évoluer.

Les carburants fossiles, qui ont longtemps été très bénéfiques à l'humanité, doivent être reconnus comme le poison qu'ils sont. Et les entreprises pétrolières doivent payer pour avoir choisi de revenir sur leurs engagements et avoir fait primer les dividendes des actionnaires sur la santé de la planète et le bien-être de l'humanité.

— Jonathan Watts, publié le 7 juillet, traduit par Julie Marcot et Leslie Talaga

En bref

Les leçons de quarante ans d'"indice Big Mac"

ÉCONOMIE — Imaginé en 1986 comme "une expérience de pensée ludique", l'"indice Big Mac", qui vise à comparer le coût de la vie entre plusieurs pays, est devenu une référence.

Depuis, il est actualisé tous les six mois, avec le plus grand sérieux, par The Economist. Son édition du 1er août en célèbre les 40 ans. Ce qui lui permet de souligner les déséquilibres monétaires mondiaux qui n'en finissent pas de s'accentuer.

Commercialisé dans plus d'une centaine de pays, le burger Big Mac de McDonald's est composé partout des mêmes ingrédients, et son goût est partout le même. "On pourrait donc s'attendre à ce que son prix soit également partout le même. Or ce n'est pas le cas, et cela révèle quelque chose sur la valeur véritable des devises", explique le journal britannique. Ainsi, aux États-Unis, un Big Mac coûte actuellement 6,22 dollars. C'est l'équivalent de 200 nouveaux dollars de Taiwan, où, avec une telle somme, on peut s'en acheter deux et demi. Pour The Economist "cela signifie que le nouveau dollar taïwanais est sous-évalué : il est moins cher qu'il ne devrait l'être, compte tenu de son pouvoir d'achat".

Succès en Bourse des puces mémoire CXMT

TECHNOLOGIE — À son tour, la Bourse de Shanghai a été gagnée par la fièvr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e 27 juillet, lors d'une séance de transactions "frénétiques", selon le Financial Times, les investisseurs se sont précipités pour investir dans ChangXin Memory Technologies (CXMT), l'un des principaux fabricants mondiaux de puces mémoire, au point de propulser brièvement ses actions à plus de 500 % de son prix d'introduction, soit un cours multiplié par six. L'action du groupe a finalement clôturé à 49 yuans (6,29 euros), pour un prix d'entrée fixé à 8,66 yuans (1,11 euro), soit une augmentation de 466 % tout de même. CXMT a levé l'équivalent de 8,5 milliards de dollars grâce à la vente de 6,7 milliards d'actions, "ce qui en fait la plus importante introduction en Bourse de Chine continentale depuis celle de la Banque agricole de Chine, en 2010", note le quotidien. Avec une capitalisation boursière à près de 3500 milliards de yuans [449 milliards d'euros], c'est aussi la plus valorisée de Chine continentale.

40.

360

MAGAZINE

La magie des livres de l'enfance • Littérature... 44 L'émergence du surf en Côte d'Ivoire • Sports... 46

Casablanca, entre espo

360°

Le photographe

L'imposante mosquée Hassan-II. Au premier plan, de nouveaux immeubles de luxe.

Au Vanity Club, dans le quartier animé et huppé d'Aïn Diab. Photos Alessandro Gandolfi

Né en 1970 à Parme, en Italie, Alessandro Gandolfi a longtemps travaillé comme journaliste au quotidien La Repubblica avant de devenir photographe, suivant

une passion qu'il cultive depuis l'enfance. Autodidacte, l'italien a réalisé nombre de photoreportages, surtout en Europe, dans lesquels il s'intéresse

aux enjeux sociaux majeurs du continent,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aux perspectives pour la jeunesse, en passant par les tendances culturelles.

oirs et mirages

PORTFOLIO

C'est une ville jeune, créative et vibrante que l'Italien Alessandro

Gandolfi dépeint dans sa série "Casablanca Calling". La capitale économique du Maroc recèle toutefois bien des failles et des contradictions.

CARTE : COURRIER INTERNATIONAL

360°

PHOTOS: ALESSANDRO GANDOLFI

↑ Les terrains du club de tennis CMC, devant le parc de la Ligue arabe.

●●● Chaque semaine pendant l'été, Courrier international vous propose le portrait d'une ville étrangère, sélectionné dans la presse internationale, qui raconte notre époque et ses défis.

Dans le prochain épisode Au Cambodge, Phnom Penh se réinvente. Un article du quotidien britannique Financia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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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une métropole où l'on pourrait rêver en grand. Désigné pour accueillir la Coupe d'Afrique des nations, en janvier 2026, et la Coupe du monde de football, en 2030, aux côtés de l'Espagne et du Portugal, le Maroc a fait de Casablanca la vitrine de ses ambitions pour l'avenir. Et le lieu de chantiers importants, parmi lesquels sa jeunesse tente de trouver sa place.

Une jeunesse qu'Alessandro Gandolfi a voulu célébrer dans sa série Casablanca Calling. C'est en 2000, lors d'un premier voyage marquant, que le photographe italien s'est épris de la ville. Avant d'y retourner à plusieurs reprises. Il a ainsi observé la transformation d'une ville en pleine expansion, au cœur d'un boom économique et financier.

Sur ses images, la capitale économique du royaume apparaît dynamique, contradictoire, aussi portée vers l'avenir qu'ancrée dans le passé. Des portraits de jeunes qui dansent, chantent ou font du sport se mêlent à des photos d'infrastructures neuves – transports publics, centres commerciaux, terrains de sport – et de vieilles bâtisses et de mosquées.

'J'ai découvert une ville vibrante et dynamique, parfois un peu décadente, mais toujours à la recherche de l'excellence, confie l'Italien. J'ai notamment constaté un fort intérêt pour l'architecture coloniale, un héritage certes parfois perçu comme négatif, mais auquel les Marocains sont très attachés; un patrimoine que certains d'entre eux, regroupés en associations, s'efforcent de préserver et de protéger.'

Il a aussi voulu mettre en avant des artistes locaux. 'L'art est le vecteur d'une vision pour l'avenir, d'une critique du statu quo et d'une défense des droits humains.' D'autant que c'est à Casablanca qu'une partie de la jeunesse s'est soulevée lors du mouvement Gen Z 212, durement réprimé à l'automne dernier.

Et c'est aussi de là que sont originaires nombre des milliers de jeunes qui ont cherché à rejoindre fin juillet l'enclave espagnole de Ceuta, rêvant d'un avenir meilleur en Europe (lire p. 8-11). Beaucoup viennent des quartiers pauvres tels que la médina, où les inégalités continuent de se creuser, comme dans tout le pays.

Aujourd'hui, Casablanca est l'une des métropoles les plus importantes d'Afrique, mais sans que cela profite à tous ses habitants.

↑ À bord de l'une des quatre lignes de tramway qui, en plus du réseau de bus, sillonnent les rues de Casablanca.

'Je voulais capturer plusieurs facettes de la ville – une métropole loyale au gouvernement d'Aziz Akhannouch, mais qui contient dans le même temps les graines de la critique et de la protestation contre le régime', explique Alessandro Gandolfi.

Pleine de contradictions, la ville l'émerveille toutefois par 'ses vieux bâtiments en désuétude, mais aussi ses banlieues, qui connaissent un boom de la construction et qui font de Casablanca, et de sa vibrante scène culturelle, le lieu parfait pour un projet photographique'.

—Oumeïma Nechi

De gauche à droite : sur le rooftop du bar-restaurant Bliss, au 11$^{e}$ et dernier étage du Radisson Hotel.

Des skateurs sur la place Nevada.

Sur la place Mohammed-V, conçue en 1916, durant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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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érature.

Tous les premiers numéros de chaque mois, rendez-vous avec l'actualité littéraire internationale.

—The Atlantic, extraits (Washington)

Ne me jugez pas, mais en mars 2020, quand j'ai déménagé à l'autre bout du pays, je me suis débarrassée de six caisses de livres, parmi lesquels de nombreux essais et classiques de la littérature. Je me suis séparée de Jane Austen (L'Abbaye de Northanger, je préfère relire Orgueil et préjugés) et de Charles Dickens (Le Conte de deux cités, qui m'a laissée parfaitement indifférente). J'ai dit au revoir à Moby Dick (après des années à l'entamer sans jamais le finir).

Et puis, il y a ceux que je n'ai pas jetés – et que je ne jetterai jamais : Jour de neige [par Ezra Jack Keats, traduit aux éditions Des Éléphants], La Demoiselle aux lupins [de Barbara Cooney, chez Père Castor Flammarion], La Petite Maison [de Virginia Lee Burton, traduit chez Circonflexe], Le Grand Livre des transports [de Richard Scarry, chez Albin Michel Jeunesse], Des myrtilles pour Lily [de Robert McCloskey, chez Le Genevrier] et une cinquantaine d'autres livres pour enfants.

Ces livres m'accompagnent depuis les années 1970 et 1980. Ils trônent, toujours à la place d'honneur, à côté de catalogues d'exposition et autres monographies d'artistes. En 1991, quand je suis partie pour l'université, ils m'ont suivie de Davis, en Californie, jusqu'à New York. De l'East Village, ils ont transité jusqu'à Brooklyn, puis le Queens, puis de nouveau Brooklyn, suivant pas à pas ma trajectoire professionnelle (soit une demi-douzaine d'emplois) et personnelle (un mariage, un divorce).

Lors de mon dernier déménagement, la purge de ma bibliothèque a libéré de l'espace pour les livres de mon enfant, mais ce tri a surtout été l'occasion de rendre évidentes les priorités. Et les livres pour enfants sont arrivés en tête.

Snobisme. Une fois encore, je vous demande de ne pas me juger. Si j'adopte cette attitude défensive, c'est par expérience : combien de fois ai-je entendu dire que la littérature pour enfants ne pouvait en aucun cas rivaliser avec celle destinée aux adultes ? Un des contemporains de Margaret Wise Brown [1910-1952], l'autrice de Bonsoir Lune et de La Petite Famille à fourrure [traduits chez L'École des loisirs et Memo Eds], avait jugé son œuvre géniale avec mépris, la qualifiant de "livres pour bébés".

Pour Mac Barnett, auteur de nombreux livres pour enfants, ce snobisme est une sorte de "faute littéraire". Dans son dernier ouvrage, Make Believe : On Telling Stories to Children [inédit en français], destiné aux adultes, il déclare : "Mépenser les livres pour enfants, c'est ignorer le potentiel des enfants". Ce à quoi j'ajouterais qu'en faisant cela, on ne reconnaît pas le potentiel des gens en général.

Retrouver la magie des lectures d'enfance

Les adultes ont tendance à juger naïfs, sinon puérils, les albums jeunesse. Pourtant, ceux-ci pourraient les aider à garder un regard neuf et créatif sur le monde.

Lire ces livres à l'âge adulte n'est pas seulement l'expression d'une poussée de nostalgie ou un exercice réservé au moment de lire une histoire à ses enfants. Ajoutés à vos lectures habituelles, que vous soyez parent ou non, ces livres peuvent vous aider à porter un regard neuf sur les choses, à retrouver une forme d'émerveillement dans ce qu'il y a de plus grand (les montagnes, la Lune) ou de plus petit (un colibri, un sourire, un carré).

Chez moi, dans mon bureau, le voisinage des livres pour enfants me plonge dans un état d'esprit qui enrichit ma pensée.

Ces ouvrages m'ont inspiré mes idées les plus originales. Je me suis par exemple récemment lancée dans un tour des coulisses de l'aéroport de Los Angeles, juste parce que je voulais écrire sur certains aspects du fonctionnement d'un grand aéroport – merci Richard Scarry [auteur de A Day at The Airport, non traduit].

Alison Waller, autrice de Rereading Children Books : A Poetics, paru en 2019 [et pour l'instant inédit en français], m'explique qu'en anglais, le concept de "childness" [qu'on pourrait traduire par "enfantinage"] permet d'exprimer cette

façon de voir le monde. Ce terme est l'invention du critique littéraire Peter Hollindale, pour qui il existe "un espace où l'adulte qui se souvient et l'enfant remémoré peuvent entrer en contact, précise Alison Waller. Là, ils peuvent trouver quelque chose à partager à travers ces expériences d'enfant."

Dans notre discussion, Alison Waller souligne que l'"enfantinage" n'est pas l'"enfantillage". Là où le second comporte un jugement, le premier terme exprime simplement l'idée que bon nombre de gens conservent des aspects de leur enfance, parfois marqués, durant toute leur vie. Ainsi que le rappelait la célèbre éditrice de littérature jeunesse Ursula Nordstrom, "je suis une ancienne petite fille, et je n'ai rien oublié". Relire des livres pour enfants, résume Waller, peut être une manière de reconnaître que l'enfant que nous avons été fait partie "du continuum de notre identité".

Dans Make Believe, Mac Barnett évoque avec sensibilité "la perspicacité, la souplesse et l'ouverture d'esprit" des enfants. Pour lui, les enfants savent bien mieux faire semblant que les adultes. Ils savent aussi mieux que les adultes s'absorber dans les histoires, parce qu'ils n'ont pas

360°.

paru dans El País, Madrid.

d'autre choix. Le monde qui les entoure est tellement nouveau pour eux, il y a tant de choses possibles : l'enfance est "une longue série d'expérimentations, consistant à tester des hypothèses et à ajuster sa vision".

Lors d'une récente conversation avec Barnett, je me suis demandé si le fait de relire des livres d'images pouvait stimuler la plasticité créative chez l'adulte, en retournant à une approche apparemment plus simple mais peut-être plus sophistiquée de la littérature (et par extension, de la vie). Après tout, bon nombre de livres pour enfants fonctionnent par ellipses et rompent avec la logique ordinaire. Ce qui peut produire un résultat étrange, intimidant, voire terrifiant. Il faut un esprit attentif et réceptif pour intégrer ce genre de bizarreries, suivre les fils décousus d'un auteur ou d'un illustrateur et suspendre son jugement ou son incrédulité.

Excentricité. Selon Barnett, les adultes se définissent comme des "personnes plus âgées en rejetant les choses [qu'elles] adoraient peu de temps auparavant". Sauf que l'âge ne va pas toujours de pair avec la sagesse. Il souligne que la conjonction des mots et des images invite le lecteur à entrer dans un espace liminaire. "Les mots fo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les images aussi, et ensemble ils créent un espace, un entre-deux qui exige du lecteur de s'investir et d'interpréter ce qu'il voit. Le lecteur doit être actif." Autrement dit, les livres pour enfants activent une zone du cerveau que certains adultes – empêtrés dans

"Mépriser les livres pour enfants, c'est ignorer le potentiel des enfants."

AMÉRICAIN DE LIVRES JEUNESSE

leur quotidien de travail, de parent ou juste occupés à survivre – ont parfois laissée en friche.

Il y a peu, je suis entrée dans une nouvelle librairie pour enfants, Wolfcat Books, à Los Angeles, au moment des préparatifs pour son ouverture. La propriétaire, Andrea Meller, a quelque réticence à parler de "librairie pour enfants" car, dans son esprit, les livres pour enfants s'adressent à tout le monde. Sa porte est ornée d'une citation de Lewis Carroll : "Un jour viendra où tu seras suffisamment âgée pour recommencer à lire des contes."

Ensemble, nous avons discuté des livres pour enfants, surtout les livres d'images, dont la lecture s'apparente parfois à une visite dans un musée ou, pour Andrea Meller, dans un théâtre (où elle a elle-même travaillé). "Au théâtre, vous avez le droit de faire ces choses un peu folles parce que les circonstances le permettent, observe-t-elle. Quand je suis retombée sur des livres

d'images, à l'âge adulte, j'ai eu cette même sensation de liberté, l'idée que la littérature est régie par des règles qui, dans les livres d'images, n'ont plus cours. Le personnage principal peut être dévoré en plein milieu de l'histoire."

Mac Barnett évoque également une ouverture d'esprit face à l'excentricité. "Les enfants lisent sans idées préconçues sur ce que doit être une histoire, souligne-t-il dans Make Believe. Ils n'ont aucun problème à accepter une structure non conventionnelle ou une approche inédite du récit." C'est un esprit que je retrouve également chez certains de mes auteurs et journalistes préférés : des gens animés par une curiosité contagieuse et la volonté d'aborder leur travail avec un regard neuf et une exubérance qu'on pourrait juger propres à l''enfantinage".

De nombreux livres d'images rappellent aux lecteurs qu'il faut être courageux. Et les meilleurs – je pense à L'Arbre généreux [de Shel Silverstein, traduit chez L'École des loisirs] ou Max et les maximonstres [de Maurice Sendak, idem] – ne font pas l'impasse sur certains des sujets les plus difficiles de l'existence : l'amour, la mort, la perte, la peur. Ils incitent aussi les lecteurs et les auteurs à savourer la musique des mots, à utiliser la langue avec parcimonie et à faire attention au moindre minuscule détail.

Je me souviendrai toujours d'une lettre de Margaret Wise Brown destinée à ses camarades de l'université, et qui se trouve dans les archives du Hollins College [à Roanoke, en Virginie] : "Est-ce que vous saviez que si vous tendez l'oreille, en journée, sur la 5e Avenue au moment où le feu passe au rouge et que la circulation s'arrête, vous pouvez entendre un grand bruit de pas?"

Qui écrit ce genre de choses ? Qui remarque ce genre de choses ? Un ou une adulte capable de ressentir l'émerveillement d'un enfant devant l'absurdité et l'étonnement que nous apporte chaque nouveau jour.

—Anna Holmes, publié le 9 mai, traduit par Caroline Lee

SOURCE

THE ATLANTIC

Washington, États-Unis

Mensuel

theatlantic.com

L'anticipation est l'un des points forts de The Atlantic depuis sa création, en 1857. Cette vénérable revue littéraire et politique, où écrivent les plumes les plus prestigieuses du moment, a su faire de son site un très dynamique lieu de réflexion et de débat.

À LIVRES

OUVERTS

"Le Loup en slip", attention danger!

La célèbre série française de BD est en cours de traduction en Argentine. Cette journaliste de Buenos Aires la juge bien moins inoffensive qu'il n'y paraît.

—Clarín (Buenos Aires)

Le temps qui passe et la maturité nous éloignent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enfants. On se désintéresse de ces livres à la couverture cartonnée, remplis de dessins et de grands aplats de couleur. Après tout, que peuvent bien nous apprendre un lapin ou un loup sur la vie d'adulte ? En fait, il y a une bonne raison à ce détachement, même si l'on n'y réfléchit pas forcément : il n'y a rien de plus dangereux qu'un livre pour enfants.

Ainsi en est-il du Loup en slip, une série française de bandes dessinées scénarisée par Wilfrid Lupano [avec la participation de Paul Cauet] et illustrée par Mayana Itoiz. Publié depuis 2016 [aux éditions Dargaud], le livre s'est écoulé à 110 000 exemplaires au cours des deux années suivantes [il s'agit des ventes cumulées des deux premiers volumes en français, à la fin 2018, dans une série qui en comporte neuf à ce jour].

Le héros de l'histoire est un loup, mais il est un peu différent. Dans les contes pour enfants, le loup est généralement une créature féroce : il dévore les petites filles, souffle sur les maisons pour les détruire et manger les petits cochons, se fait attraper par Pierre avec l'aide de l'oiseau et du chat, ou sert de mauvaise plaisanterie à un jeune berger.

Commerce de la peur. C'est un loup dangereux, effrayant. Il est d'ailleurs là pour ça. Et celui du Loup en slip a lui aussi été doté par Wilfrid Lupano de tous les attributs traditionnels : il vit au fond des bois, il a un regard fou, et tout le monde dans le coin en a une peur bleue.

Mais c'est une peur qui rapporte, car elle a créé un véritable système socio-économique dans la forêt. Les journaux se vendent mieux s'ils parlent du redoutable carnivore, les pièges à loups partent comme des petits pains, et les alarmes, les clôtures et même les cours de karaté

anti-loup connaissent un succès similaire.

Jusqu'au jour où la bête pointe le bout de son museau au village. À la stupeur générale, cet animal si terrifiant se révèle être un individu maigrichon, dégingandé et vêtu d'un slip à rayures. "Quoi !? Un peu de sérieux, enfin ! s'indignent les habitants. On ne va quand même pas avoir peur d'un loup en culotte?"

Rien à voir, bien sûr, avec les angoisses très sérieuses de la vie d'adulte. La peur de la "submersion migratoire", la peur de tel ou tel électorat, la peur des femmes, celle des hommes, celle des personnes non binaires, la peur des grenouilles de bénitier ou celle des athées...

Comment vivre sans la peur alors qu'elle est devenue le seul moteur des gens ? C'est la question que pourront se poser les jeunes lecteurs de ce livre. Les adultes s'épargnèrent cette réflexion. Heureusement pour eux, ils ne lisent plus de livres pour enfants.

—Débora Campos, publié le 17 juin, traduit par Cyprien Emeric

SOURCE

CLARÍN

Buenos Aires, Argentine

Quotidien, 250 000 ex.

clarin.com

Né en 1947, "Le Clairon" est le titre le plus lu d'Argentine. Il couvre l'actualité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sportive à travers le journal Olé et culturelle avec le magazine N. Le titre a toujours été reconnu pour ses prises de position farouchement indépendantes, y compris pendant la période de la dictature. Clarín appartient au très puissant groupe Clarín, qui possède, en plus d'autres journaux, plusieurs chaînes de télévision et une radio.

360°

sport.

L'émergence d'une nouvelle glisse ivoirienne

Le surf commence lentement à se structurer dans le petit pays d'Afrique de l'Ouest. La discipline ouvre des horizons inédits aux jeune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Boston)

Avant, Rokia avait peur de l'eau. Elle avait entendu dire que des gens avaient été emportés par de puissants courants. On dit [dans cette région de l'Afrique] que la divinité Mami Wata vit dans ces eaux, et on apprend aux enfants à la respecter et à la craindre. Ainsi, même si la plage, le sable clair et les palmiers bercés par le vent étaient à quelques pas de chez elle, l'adolescente ne mettait pas souvent les pieds dans l'eau. "Je ne savais pas nager, confie Rokia, qui vit à Assouïndé, une petite ville côtière située à l'est de la capitale ivoirienne, Abidjan. Mes parents m'ont dit : 'Ne va pas dans l'eau, tu vas te noyer.'"

Pourtant, au début de 2025, les choses ont changé. Elle a abordé une vedette locale du surf, Souleymane Sidibé, pour lui dire qu'elle aussi voulait apprendre à surfer. Maintenant, elle va à l'eau plusieurs fois par semaine et affirme s'être trouvée une nouvelle passion.

La crainte de l'océan qui a accompagné Rokia toute son enfance est courante ici. Bien que le littoral ivoirien s'étende sur plus de 500 kilomètres, beaucoup de gens ne savent pas nager.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OMS) estime qu'environ 1800 ivoirien se sont noyés en 2021 (ces chiffres sont les plus récents).

Un nombre croissant de surfeurs ivoirien tentent aujourd'hui de changer les choses et se servent de leur sport pour faire aimer l'océan aux enfants. Parallèlement, ce milieu organise davantage de compéti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fait connaître les spots ivoirien. "Le surf en Côte d'Ivoire a longtemps été dormant, affirme Sylvain Kouao, vice-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ivoirienne de surf. Ici, les gens commencent à se rendre compte que le surf peut être un moyen de s'en sortir et offre des perspectives aux jeunes."

Gagner sa vie. S'il ne surfait pas, Souleymane Sidibé ne sait pas trop où il en serait. Il n'a jamais excellé à l'école et glisser sur les vagues à toujours été son point fort. Il dit pourtant avoir dû "beaucoup batailler" pour que ses parents acceptent qu'il construise sa vie autour du surf, raconte-t-il un matin à Badro Beach, à Assouïndé. Il est aujourd'hui à la tête de la Souley Surf School, l'une des quelques écoles ivoiriennes qui ont ouvert ces dix dernières années. "Comment s'appelle cette partie de la planche ? Qui veut montrer comment on rame ?" interroge Souleymane pendant un cours collectif. Une fillette de 10 ans en maillot rose fluo s'allonge sur une longue planche bleue pour mimer le geste à faire pour avancer dans l'eau. Le bout de ses doigts effleure le sable.

← Sur une plage d'Assouïndé (Côte d'Ivoire), le 8 avril. Le surfeur Souleymane Sidibé enseigne sa discipline à quelques enfants. Photo Melanie Stetson Freema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i Assouïndé et Assinie-Mafia, non loin, sont prisées des touristes fortunés et des habitants d'Abidjan qui viennent y passer le week-end, les petits villages le long de la côte font face à une grande pauvreté. De nombreux élèves de Souleymane viennent de familles qui peinent à payer les frais de scolarité et à leur donner suffisamment à manger. Pour cette raison, le surfeur prévoit un déjeuner gratuit pour ses élèves chaque mercredi après l'entraînement. Ils surfent sur des planches données par l'ONG suisse allemande Provide the Slide.

"La plupart des enfants ici n'ont pas une vie facile, confirme Nadi Saddy, avec qui Souleymane a créé l'ONG Surf Côte d'Ivoire en 2022. Nous leur apprenons la culture du surf et le respect de la nature, mais aussi l'idée que surfer peut les aider à gagner leur vie." L'organisation incite les enfants à voir le surf comme un moyen de découvrir le monde. S'ils sont assez doués, ils peuvent participer à des compétitions à l'étranger, ou bien rencontrer des athlètes de passage quand la Côte d'Ivoire est organisatrice. Surf Côte d'Ivoire apprend aussi à ses élèves plus âgés à enseigner la discipline pour qu'ils et elles puissent gagner leur vie en proposant des cours particuliers à des touristes.

Plusieurs facteurs entravent pourtant le développement du surf dans le pays. Il n'existe à l'échelle nationale qu'un seul fabricant de planches, The West Factory, qui n'en produit qu'une cinquantaine par an. La vaste majorité doit être importée. Par ailleurs, beaucoup restent persuadés que Mami Wata guette. Cet esprit de l'eau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de nombreuses cultures ouest-africaines ; il est souvent

représenté sous la forme d'une femme dans sa partie supérieure et d'un serpent ou d'un poisson dans sa partie inférieure. "Tout le monde a son interprétation personnelle de ce que signifie Mami Wata, mais c'est notamment pour cette raison que les gens ici ne se baignent pas, explique Nadi Saddy. On leur dit que tout ira bien et que nous sommes là pour les guider."

En février [2025], The Africa Surf Tour a eu lieu en Côte d'Ivoir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Organisée par la Confédération africaine du surf, cette compétition a fait venir dans la petite ville d'Assinie-Mafia des surfeurs de haut niveau et des visiteurs de toute l'Afrique. En mars [de cette année], la localité a accueilli le Côte d'Ivoire Surf Open, où ont concouru des athlètes de sept pays africains.

Spots prometteurs. Nadi Saddy a réalisé un documentaire, The Rising Dawn ["Un nouveau jour", projeté dans quelques festivals en France l'an dernier], qui raconte à la fois l'émergence d'une culture ivoirienne du surf, le pouvoir rassembleur de ce sport et les populations qui vivent sur le littoral ivoirien. "Quand les gens pensent au surf, ils pensent à Tahiti, à Bali, à Hawaii, commence Sylvain Kouao, de la Fédération ivoirienne de surf, mais l'Afrique de l'Ouest a d'excellents spots."

Si la Côte d'Ivoire plaît, c'est en partie parce que son littoral reste relativement inconnu des surfeurs en dehors de l'Afrique, témoigne Alexis Claustres, un surfeur français de passage à Assouïndé. "L'autre jour, on n'était que quatre dans l'eau. Pour les Européens comme nous qui sommes habitués à des sites saturés, c'était précieux."

Même en Afrique, la plupart des surfeurs pensent à l'Afrique du Sud ou au Maroc bien avant de songer à la Côte d'Ivoire. "Mais la jeune génération commence à faire évoluer les choses", affirme Badro Escobar, surfeur chevronné et gérant d'un hôtel à Assouïndé.

À Badro Beach, cet enthousiasme est palpable. Au moment où le ciel se couvre et que des gouttes de pluie commencent à consteller la surface de l'eau, une partie des élèves de Souleymane va se mettre à l'abri à l'hôtel voisin. Un instant plus tard, c'est le déluge. Mais la pluie ne dissuade pas le groupe très longtemps. Alors même que les précipitations intensifient l'écume et les embruns, Rokia file à toute allure sur sa planche, se met debout et glisse sur une vague translucide.

Au bout d'une demi-heure, deux fillettes arrivent en courant sous l'auvent de l'hôtel, grelottantes mais ravies. "Je suis heureuse quand je surfe, confie Awa en s'enroulant dans un T-shirt sec et en partageant un verre de bissab, avec son amie Sali. "Oui, moi aussi, ajoute Sali. Très heureuse."

—Colette Davidson, publié le 2 juin, traduit par Leslie Tal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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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Courrier International (2026-08-13)

▌ 本日全报思想与文化深思雷达 (Intellectual & Cultural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国际政治、社会与文化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思想史、文化政治与制度伦理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塞乌塔移民危机中的“伪君子舞会”】 [F1_27, F1_28, F1_29]
- 事件简述：大量移民抵达西班牙领土塞乌塔，摩洛哥、西班牙及欧盟在处理过程中表现出严重的责任回避，被指所有人均为输家。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主权国家在面对边界危机时，如何通过外交辞令掩盖制度性暴力，以及普遍人权承诺与地缘政治实用主义之间的伦理撕裂。
【“火灾纪元” (Pyrocène) 的技术与治理悖论】 [F1_13, F1_21, F1_23]
- 事件简述：法、西等国遭遇前所未有的特大火灾，学术界提出进入“火灾纪元”，讨论应从试图“完全消除”火灾转向通过国土规划“增强韧性”。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技术理性试图“驯服”自然的幻象破灭，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在气候灾难面前的失效，以及治理逻辑从“控制”向“共存/韧性”的范式转移。
【乌克兰防空危机与工业消耗战的残酷性】 [F2_31, F2_32]
- 事件简述：俄罗斯利用乌克兰拦截导弹短缺的机会持续轰炸民用和能源目标，被外国媒体评论为“悲剧性的转折点”。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现代战争中“技术依赖”的悖论——先进武器系统在面对工业化量产的消耗战时，其供应端的脆弱性如何直接转化为地缘政治的战略转折。

▌ 精选核心专题深度思想论证 (In-Depth Dialectical Monograph)

专题一：主权之墙与伦理之空：塞乌塔危机中“伪君子”话语的权力解构

在塞乌塔（Ceuta）这一狭小的地理空间内，上演了一场关于主权、边界与人权的政治戏剧 [F1_27 🔍]。现实困境在于，当大量移民冲击边界时，摩洛哥、西班牙与欧盟陷入了一种互不认账的责任真空：从摩洛哥到西班牙再到欧盟，在处理过程中表现出严重的政治操弄，导致所有人最终都成为输家 [F1_29 🔍]。这种困境并非简单的行政失能，而是一种深层的制度性撕裂——国家在法律上承诺维护普遍人权，但在实践中却将边界视为排除“他者”的绝对屏障。

从话语策略来看，报纸将其定义为“伪君子的舞会” [F1_28 🔍]，精准地捕捉到了权力运作中的修辞掩盖。在这种叙事中，移民的抵达被呈现为一种危机，而主权国家则通过外交辞令将责任推诿，使权力在相互指责的循环中变得不可见。这种修辞掩盖了一个事实：边界不仅是地理的，更是伦理的。

引入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关于“例外状态”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塞乌塔的移民被置于一种法律上的真空地带。主权权力通过宣布某种“紧急状态”或利用外交灰色地带，合法地暂停法律的效力，从而将人还原为纯粹的“生物生命”（bare life）。在这种状态下，人权承诺变成了装饰性的修辞，而实际运作的是一种排他性的生物政治。

塞乌塔危机证明，即便在高度制度化的欧盟体系内，主权国家依然可以通过操弄“安全”与“外交”的话语，将伦理责任转化为一种可交易的政治筹码。这揭示了当代治理的一个残酷真相：普遍人权在面对主权自保的实用主义时，往往沦为一种被选择性激活的“政治装饰”。

专题二：从“驯服”到“韧性”：火灾纪元中技术理性的黄昏与生活世界的重构

面对席卷欧洲的特大火灾，法国朗德省与吉伦特省的42,000公顷土地化为灰烬 [F1_19 🔍]，这种规模的灾难迫使人类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新词汇——“火灾纪元”（pyrocène） [F1_21 🔍]。现实的困境在于，传统的森林管理与灭火逻辑（即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完全消除火灾）在极端气候面前彻底失效。德国《时代周报》提出的“冬季挖掘战壕” [F1_22 🔍] 虽是具体对策，但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深刻的焦虑：我们是否还能通过规划来掌控自然？

这种焦虑揭示了技术理性的内在矛盾。长期以来，现代国家将自然视为可计算、可管理的资源，试图通过“消防战略”将火灾简化为一个可解决的技术问题。然而，《新科学家》的断言——欧洲不应试图完全消除火灾，而应致力于“韧性”（resilience） [F1_23 🔍]——标志着一种治理范式的根本转移。这意味着承认人类无法完全“驯服”自然，而必须在承认自然之力的前提下，重新规划人类的生存空间。

这在思想史上与马丁·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形成了共鸣。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将自然视为“持存物”（standing-reserve）。当我们试图“驯服之火” [F1_13, F1_18] 时，我们实际上是将森林视为一种需要被管理的资产，而非一个具有自身生命逻辑的生态系统。当火灾以不可控的方式爆发，实际上是自然在反抗这种将其客体化的技术理性。

当代气候危机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反向拓展。在“火灾纪元”中，韧性不再仅仅是一个生态学术语，而变成了一种新的政治伦理。它要求我们放弃那种“全知全能”的治理幻象，转向一种“共存的艺术”。这意味着国土规划必须从“防御”转向“适应”，从“消除风险”转向“管理损失”。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lifeworld）的一种重新定义：人类不再是自然的统治者，而是生态网络中一个脆弱的节点。

▌ 面向学者的开放性思想追问与研究路标 (Open Horizons for Scholarly Inquiry)

【关于主权与责任的悖论研究】：在塞乌塔这类边界地带，当多方主权实体通过协同的“责任回避”达成一种默契的治理失效时，是否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非正式的“全球排他性治理协议”？
【关于“韧性”治理的政治哲学分析】：将治理目标从“消除风险”转向“增强韧性”，在实践中是否会演变为一种新型的“认命主义”？如何区分真正的生态适应与以“韧性”为名而掩盖的制度性失职？
【消耗战中的技术依赖研究】：乌克兰防空危机的“悲剧性转折” [F2_32 🔍] 如何揭示现代高科技战争在面对工业化量产能力时的制度性脆弱？这种脆弱性如何重新定义当代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储备”概念？

理性与情感辩证深度研判：Courrier International (2026-08-13)

▌ 本日全报生活世界痛感与情感政治深思雷达 (Lifeworld & Affective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生活世界痛感、情感政治动员与制度理性冲突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塞乌塔移民危机中的“伪君子舞会”】 [F1_27, F1_28, F1_29]
- 事件简述：大量移民抵达西班牙塞乌塔领土，引发摩洛哥、西班牙及欧盟之间复杂的责任推诿与外交博弈。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探讨地缘政治的“制度理性”如何将绝望的肉身简化为外交筹码，以及官方通报的冷漠修辞与移民真实生存痛感之间的剧烈撕裂。
【“火灾纪元”下的欧洲生态焦虑】 [F1_13, F1_19, F1_21, F1_23]
- 事件简述：法国朗德省（Landes）和吉伦特省（Gironde）遭遇前所未有的高温干旱与特大火灾，导致大规模人口疏散与土地毁灭。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分析技术官僚试图通过“韧性规划”驯服自然（Logos）与当地民众面对家园被烈火暴力摧毁时的心理创伤（Pathos）之间的矛盾。
【乌克兰防空危机与“悲剧性转折点”】 [F2_31, F2_32]
- 事件简述：由于拦截导弹短缺，俄罗斯持续轰炸乌克兰的民用和能源目标，被外国媒体评论为“悲剧性的转折点”。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剖析军工生产的量化指标（导弹数量）如何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存安全感，以及在“拦截率”这一冰冷数据背后，平民面对死亡威胁时的极度无力感。

▌ 精选核心专题理性与情感辩证论证 (The Dialectic of Logos and Pathos Monograph)

专题一：【“火灾纪元”的治理悖论：技术官僚的“韧性”逻辑与生活世界的“暴力”痛感】

在面对席卷欧洲的特大火灾时，制度端的理性架构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技术官僚主义倾向。从《新科学家》到德国《时代周报》，官方治理逻辑正试图将气候灾难转化为一个可计算、可规划的工程学问题 [F1_21, F1_22]。这种“制度理性（Logos）”主张通过在冬季挖掘林间战壕、规划低易燃性地块（如葡萄园、果园、体育场）来构建一种所谓的“韧性” [F1_22, F1_23]。在这种模型中，自然被视为一个需要被“驯服”的对象，而灾难被简化为“参数”的失控。

然而，这种去情感化的治理逻辑在生活世界的真实痛感面前显得极其苍白。对于在朗德省和吉伦特省经历 42,000 公顷土地化为灰烬、200,000 人被迫疏散的民众而言 [F1_19 🔍]，火灾并非一个关于“韧性”的学术讨论，而是一种具象的、毁灭性的暴力。

此处产生了剧烈的辩证摩擦：制度理性试图通过“接受火灾不可避免”来达成一种冷峻的适应，但这种“认命”的逻辑在部分观察者看来是对管理失职的掩盖。西班牙《ABC报》的激动指责恰恰揭示了这种摩擦：当官方讨论“韧性”时，民众在质问为何基础的森林管理在数十年间严重缺失 [F1_23 🔍]。这种愤怒背后蕴含着一种“隐性理性”，即对基本生存安全权的诉求。

对比可见，制度端使用技术术语（如“国土规划”、“韧性”）构建了一道冷色调的防御墙，而生活端则面对的是“灰烬”与“疏散”的残酷现实 [F1_19 🔍]。这种话语温度差诊断出当前的社会心理状态：民众正处于一种被技术理性抛弃的异化感中，他们意识到自己被简化为了疏散名单上的一个数字，而真正触及灵魂的生态创伤在“韧性规划”的蓝图中没有被预留位置。

专题二：【地缘政治的“伪君子舞会”：主权理性对肉身生存权的符号化抹除】

塞乌塔移民危机构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伦理撕裂现场。在此事件中，摩洛哥、西班牙及欧盟构建了一套基于主权、边境管控与外交利益的制度理性架构 [F1_28 🔍]。在这种 Logos 逻辑下，移民的流动被视为一种外交博弈，其处理方式被简化为责任的相互推诿 [F1_29 🔍]。在这种权力游戏中，移民的肉身被符号化为地缘政治的筹码，其生存的紧迫性被掩盖在“伪君子”式的外交辞令之下。

与此相对的是生活世界中极端的 Pathos。对于那些抵达塞乌塔的移民而言，他们的行动并非政治博弈，而是基于生存本能的绝望冲动。然而，这种真实的生存痛感在官方叙事中被过滤。当《国家报》指出“所有人都是输家”时 [F1_29 🔍]，这种表述虽然带有批判性，但依然将移民置于一个被动的、被观察的客体位置，而非具有主体性的受难者。

这种辩证摩擦揭示了当代国际政治的一种残酷真相：制度理性通过将人“非人化”为统计数据或政治压力点，从而在心理上减轻治理者的伦理负担。移民的绝望在制度端被解读为“危机”，而这种非理性的反弹实际上是对分配正义最原始的呼唤。

从报纸的叙事空间来看，将此事件冠以“伪君子舞会”之名 [F1_28 🔍]，反映出一种深刻的社会心理诊断：公众已经意识到，在精致的外交理性掩盖下，是对人类基本尊严的系统性漠视。制度端的冷色调语言（如“外交博弈”）与移民在边境线上的血肉之躯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伦理深渊。

▌ 面向学者的伦理与社会心理开放性追问与研究路标 (Open Horizons for Ethical & Sociological Inquiry)

【关于“韧性”话语的权力解构】：在气候危机背景下，技术官僚推行的“韧性（Resilience）”概念是否已成为一种新型的治理修辞，旨在将制度性的管理失败转化为个体或社区必须承担的“适应成本”？
【地缘政治中的“肉身可见性”研究】：在塞乌塔等边境危机中，制度理性如何通过话语过滤使受难者的肉身“不可见”？在数字媒体时代，这种被抹除的痛感如何挑战传统的主权理性叙事？
【量化安全感与生存焦虑的错位】：以乌克兰防空危机为例，当生存安全被简化为“拦截导弹数量”等量化指标时 [F2_32 🔍]，这种量化逻辑如何重塑个体的心理韧性？

2026-08-16 Boosty PDF 中文极简摘要